2.2 英语的全球传播
语言传播（language spread）也被称为语言扩散（language diffusion）、语言扩张（language expansion）或语言散播（language dispersal），指的是 “一个交际网络为了实现特定的交际功能而采用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范围得以扩大”（Cooper，1982：6）。简单地说，语言传播即 “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使用者的增加或用途的扩大”（Cooper，1989：33）。
李宇明（2007c）的定义更加全面：语言传播是指A民族（包括部族）的语言被B民族（包括部族）学习使用，从而使A民族（语言领属者）的语言传播到B民族（语言接纳者）。语言传播是亘古普存之现象，是民族间接触、交流乃至碰撞的方式之一种，也是民族间接触、交流乃至碰撞的先导与结果。
一种语言的使用范围总是在动态变化之中，或增大或缩小，前者可称为“积极语言传播”，后者可称为“消极语言传播”。就某种语言而言，积极语言传播的极端结果可能会使其发展成为“国际通用语”（international lingual franca），目前，英语的情况即是如此。而消极语言传播的极端结果可能是语言转用（language shift）甚至语言消亡（language death），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公元前4世纪，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拉丁语从罗马广泛传播于帝国境内，并衍生出罗曼诸语言。再如，英语从16世纪时使用人口仅500万～700万，且几乎仅限于不列颠诸岛，经过400年的传播，发展成为使用最广泛的全球通用语。
语言传播通常被看作是语言规划的一个经常性目标，因此将语言传播放在语言规划的框架下研究是非常合适的。当前，英语已成为全球使用范围最广，传播最成功的语言。据统计，英语在全球75个国家或地区有“特殊地位”。全世界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人数约为3.29亿，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数约为4.30亿；而把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的人数为5亿～10亿（见图2-1）。世界人口大约有四分之一能用英语进行交流（Crystal，2003：60-69）。
通常认为英语的全球传播跟两个因素密切相关：首先是16～19世纪英国的海外扩张，其次是“二战”后美国政治、经济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我们先梳理一下英语全球传播的历史。
在16世纪的时候，世界上说英语的人仅有500万～700万，而且几乎局限在不列颠诸岛（Crystal，2003：30）。在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统治时期，英语的对外传播有了进一步发展。1535年的《威尔士法》强制规定英语为其官方语言且在所有法律领域使用，并且不许说威尔士语的人担任公职，除非他们使用英语来行使职务。
1553年英国与西非（即今天的尼日利亚）进行海上贸易，大约10年之后奴隶贸易开始。英国遂开始了对非洲一些国家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占领。
图2-1 英语在“内圈”“外圈”和“扩展圈”国家的传播
资料来源：Crystal，D.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60。
16世纪80年代第一批英国人迁往北美洲，1583年移入加拿大。1763年英、法的七年战争后，法国战败，将加拿大割让给英国。美国的独立战争又迫使十来万效忠英国女王的人从美国迁入加拿大（颜治强，2002：45）。
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去世，接替她的是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他完成了英格兰与苏格兰的统一，这样，英语的影响便扩大到苏格兰。
1607年，由英国“伦敦公司”组织的移民，在弗吉尼亚的詹姆士城（Jamestown）登陆，建立北美第一个永久殖民地，从此引发了移入北美大陆的移民潮，也使英语的全球传播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到18世纪30年代，英国共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它们成为后来1776年美利坚合众国建国的基础。
1769～1777年，英国航海家James Cook先后五次到新西兰。此后，英国向新西兰大批移民并宣布占领。1770年，James Cook登陆地位于澳大利亚东海岸，宣布澳大利亚为英国的领地。
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开始对印度进行商业贸易和殖民扩张。1835年英国政府宣布在印度高等教育中只传授英国文化。1857年印度出现了第一批欧式大学，授课完全使用英语。到了1928年，英语已经成为印度别的语言不能替代的上层语言（颜治强，2002：144）。
到19世纪伊始，英语的传播已遍及全球，19～20世纪，说英语的人不断增多，英语地位也不断提高。以美国为例：1800年美国的人口是560万，到1900年已增长到7600万，20世纪末接近2.5亿。这跟美国的版图扩张和英国移民涌入有很大关系（Bauer，2002：15）。
而英国经过300多年的扩张，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大英帝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人口有4亿～5亿，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英语随之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归纳起来，16～19世纪英语的传播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16世纪的海外贸易（如同西非的贸易活动，奴隶贸易），18～19世纪的殖民扩张（如对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的殖民扩张），19世纪的帝国主义侵略（如对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的入侵）。Knowles（2004：139-140）指出，在第一阶段，英语的传播方式表现为与当地语言的“互动”（interact），形成了混合语；在第二阶段，英语的传播方式为“移植”（transplant），指英语为母语者直接将英语带到殖民地。在第三阶段，英语被作为官方语言进行推广。
16～19世纪英国的扩张是英语全球传播的第一步。而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迅速崛起再一次推动了英语的全球传播，使英语真正成为全球通用语。“早在19世纪末美国的人口已接近1亿，超过了任何一个西欧国家，成为工业生产总值第一、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Crystal，2003：10）。“二战”后美国在政治、经济、科技等诸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取代英国、经济取代政治成为英语全球传播的主要国家和主要驱动力。1965年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晨鸟”（Early Bird）在美国发射成功，20世纪70年代互联网在美国发明，世界性的视听产品市场形成，肥皂剧如《达拉斯》（Dallas）风靡全球，面向全球的英语电视频道开播（1989年CNN国际频道开播）（Graddol，1997：7）——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英语的全球传播。美国英语成为最重要的英语变体，在国际交往中使用日益广泛。
1989年的东欧剧变以及1991年的苏联解体加速了英语在东欧及苏联地区的传播。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英语以空前的速度在全球传播，成为虚拟空间的语言霸主。
学者对英语全球传播的原因有不同的分析视角。有学者从语言内部和外部两方面来分析。从内部因素来看，英语的接纳能力很强，对发展变化有很强的适应性。“有分析家把英语的混合特质和渗透性看做是英语的根本特征。这种特征使英语迅速延伸到新的领域；这种特征也部分地解释了英语作为世界性语言的成功所在”（Graddol，1997：6）。从外部因素来看，开始于17世纪的英国的殖民扩张、20世纪美国的经济崛起使英语迅速发展为世界通用语。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及9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加速了英语的国际传播。
综合来看，尽管英语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性，但英语背后的政治、经济力量才是英语全球传播的主要驱动力（王辉，2006a：54）。
当前，学者对英语全球传播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不同的主张。第一种可称为“语言帝国主义”，第二种为“选择主义”，第三种为“折中主义”。
2.2.1 语言帝国主义
Quirk（1988：229-230）提出了三种语言传播的模式。第一种模式为人口模式（demographic mode），将语言的传播直接归因于说某种语言的人口的迁移，如北美和澳大利亚。第二种模式为经济文化模式（econocultural mode），此模式与人口的迁移没有太大关系。比如英语作为科技和商业语言媒介的传播。第三种模式为帝国模式（imperial mode），这种模式涉及“仅以足够的人口来维持行政系统和权力结构，达到政治上的统治”，如英语在印度的传播。但是Quirk“没有提供一个把不同的模式连接成一个综合的理论阐述的基础，而Phillipson通过假设这个模式，将其他要素包含在帝国模式里”（Brutt-Griffler，2002：10）。
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的倡导者Phillipson认为：英语的全球传播是核心英语国家有意识的语言推广努力的结果。英语帝国主义是“通过在英语和其他语言之间建立和不断重建结构和文化上的不平等以确立和维系英语的主宰地位”。“文化和结构上的不平等确保了更多的物质资源持续地配给了英语而不是其他语言，使那些熟练运用英语的人受益”（Phillipson，1992：47）。
Phillipson在其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英国、美国如何通过诸如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美国新闻总署等组织机构向海外推广英语的。他在两年后的一篇名为《英语传播政策》的文章中专门探讨了英美两国的英语推广政策。
先看看英国的海外英语推广政策。
成立于1934年的英国文化委员会是英国海外推广英语的核心机构。英国文化委员会在其1940～1941年年度报告中阐明了这一组织的目标：“委员会的目标是在海外国家建立起一种对该国家人民、哲学和生活方式的友好认识和理解的基础，这将会导致其对英国外交政策的认同和欣赏，不论当前的政策是什么，来源于什么样的政治信念”（Phillipson，1992：139）。1954年的Drogheda Report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申明。该报告调查了各使馆、英国广播公司及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海外计划。其海外宣传的目的是：（1）支持英国的外交政策；（2）维护和加强英联邦国家和帝国的利益；（3）促进本国贸易并保护海外投资（Phillipson，1992：145）。
扩大英语的用途被视为实现这些目的的关键。这份报告的结果是，委员会削弱了欧洲的活动，并大规模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英国文化委员会在86个国家设有分部，在32个国家建立了55个英语教学中心，开办了116个图书馆，聘用教学专家及顾问，还组织了大量的往返英国的交流访问。在约50个国家设立了英语语言教学“援助”项目，其中70%分布在非洲和中东地区（周庆生，2001：712～713）。
1986～1987年英国文化委员会向设立在海外的31个国家和地区的教学中心派出了1176名英语教员，承担55953名学生的教学任务。学生总数中有9%（5143人）参加了专门课程的培训（许才德，1990：104）。
英国文化委员会1987～1988年年度报告称：英国拥有的黑色金属并非北海石油，而是英语。长期以来，英语一直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基础，目前正迅速变为全世界商业及信息国际语言。我们的任务就是充分发掘这种资源（周庆生，2001：708）。
英国文化委员会2005～2006年年度报告称：“British Council Anunual Report，2005～2006”在“推广英语学习”上的支出达189597英镑，在所有支出中列第二位，仅次于“增加学习机会、加强教育合作”一项支出（金额为212366英镑）。[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扛起了海外英语传播的大旗。“语言推广构成全球战略的一部分”（Phillipson，1992：156）。美国对英语的传播是不遗余力的。
至少有6个政府机构参与了英语教学活动：国务院（通过实施富布赖特项目）；国际发展处；教育处（通过国际教师交流项目）；国防部；和平队；负责国内印第安人学校及海外托管领地英语教育的内政部。此外，还有一些民间组织也资助对美国语言和文化的推广活动（Phillipson，1992：156）。以美国和平队为例，美国和平队向世界派遣了数目可观的青年志愿者，仅1964年就有7000人从事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英语教学工作。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有10万美国人加入了这一计划。
各种基金会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1952年起，福特基金会就开始资助开发海外英语教学资源。到60年代中期，福特基金会就在38个国家建立了开发项目。华盛顿的“应用语言学中心”的建立和持续发展也主要受到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通过研发、出版教材来促进已有所发展的英语作为其第二语言的教学。洛克菲勒基金会也资助了一些海外项目，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是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合作在菲律宾开展的（Phillipson，1992：161）。
2.2.2 选择主义
选择主义是一种与语言帝国主义截然相反的观点。选择主义认为：英语的全球传播是由英语传播地的机构和个人的选择和支持造成的，大多数情况下，持选择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英语是有用的、有利的，因为英语是国家融合的工具（它可以作为多语社会的共同语）；英语是财政管理的工具（与本土语言相比更划算）；英语是经济和政治参与的工具；英语还是援助、教育、科技领域的国际交际工具（Clavton，2006：242）。
持选择主义观点的学者有de Swaan（2001），Spolsky（2004）等。de Swaan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de Swaan 认为：各种语言社区之间的非任意性关联构成了全球语言系统。全球语言系统是一个有序的等级系统，大多数语言是“周边语言”只用于小范围内的交流。大约有100种语言属于“核心语言”。他进而提出了Q值理论。一种语言能够吸引使用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语群（language constellation）中的地位。正是这种或高或低的地位，决定了语言的交际价值，决定了外人是否会学习它。每种语言都有Q值。语言的Q值，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其使用者在语群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二是其使用者中的操多语者在语群所有操多语者中的比例。人们倾向于学习最能提高他们言语库（repertoire）Q值的语言。语言在其语群中的流行度和中心度越高，被选择的可能性就越大。流行度标示着该语言能与语群中其他人直接交际的机会；中心度则标示着与其他语言的联系程度，也标示着与他人交际的机会。语言的交际价值“Q值”就是根据其流行度和中心度得出的。使用人数少的语言如果中心度大，仍可能比使用人数多的语言Q值高。
Q值理论告诉我们，人们很可能会选择学习最能提高他们言语库Q值的语言，从而导致某些语言（如英语）的地位越来越高，而另外一些语言的地位越来越低，直至最终被使用者弃用。与此同时，人们也应该注意到，要想使自己的语言成为具有高交际价值的语言，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该语言的Q值。
Spolsky（2004：90）则认为“英语发展成为全球语言不是语言管理的最终结果，而是反映了地区和个人对语言学习的决策，是其对世界语言系统的复杂的生态变化的响应”。英语传播可能是个人学习需求造成的一种结果。
我们认为，英语的全球传播，既有英、美等国大力推行语言推广政策的因素，也有自下而上个体学习需求的拉动因素，这两者的结合成就了英语今天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
2.2.3 英语的国际影响
英语无疑是目前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也是最重要的语言。瑞士社会学家George Weber（1997）按照六条评价标准，即①以该语言为第一语言的人数；②以该语言为第二语言的人数；③使用该语言的国家数和人口数；④在国际上使用该语言的重要领域（科学、外交等）的数量；⑤使用该语言国家的经济实力；⑥该语言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国际声誉，排出了世界上的十大语言，其中英语位居第一（见图2-2）。
图2-2 世界十大语言
资料来源：http：//www.andaman.org/BOOK/reprints/weber/rep-weber.htm。
英语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联合国六大工作语言之一（其他五种是汉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但是联合国的原始文件80%使用的是英语（周有光，2004：180）。英语成为联合国使用最广泛的语言。
英语在国际组织中的使用也很普遍。Crystal（2003：87-88）指出，1995～1996年世界上的国际组织大约有12500个，其中约三分之一列出了它们的官方或工作语言。抽取500个国际组织作为样本调查，85%（424个）的组织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使用，远远超出其他任何语言。最重要的是这个样本中有三分之一（169个）只使用英语进行工作。英语在国际组织中有很强的语言实力（见表2-1）。
在教育领域，英语学习者为数众多。欧洲学习英语的学生占60.3%（Graddol，1997：45）。在中国学习英语的人数在3亿左右。
在网络、出版和广播媒体领域，调查显示：2000年互联网的使用者中讲英语的占51.3%，互联网上的英文网页占68.4%（Maurais & Morris，2003：22）。每年世界出版的图书中有28%是用英语写的（Graddol，1997：9）。根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2002年收集的数据，世界上57%的报纸是在英语有特殊地位的国家出版的。世界上大约四分之一的杂志是在英语国家出版的（Crystal，2003：92-93）。1996～1997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每周的听众达到1.43亿，大部分来自亚洲（Graddol，1997：46）。
表2-1 国际组织中作为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的语言实力对比（指使用该语言的组织数量）
在科学领域英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语言学文摘》（Linguistics Abstract）对世界上160多个语言学国际期刊的内容进行调查（Crystal，2003：93-113）：几乎70%的期刊是用英语出版的。1995年在《语言学文摘》所列出的1500篇论文中，将近90% 是用英语写的。在物理学领域，这个数据将会达到80%甚至更高。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这个比例更高。一项对1980年的科学期刊调查表明：85%的生物学、物理学论文，73%的医学论文，69%的数学论文以及67%的化学论文都是用英语写的，这个比例在之后的年份还在不断提高。
相比其他语言，英语总体上在自然和人文科学中的使用比例很高，从表2-2和表2-3中可以看出，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出版物，英语都占有绝对优势，而且近年来呈逐渐上升的态势，而其他主要学术语言，如俄语、日语、法语和德语均呈下降趋势。
全球通用语在世界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造成了空前的影响。以英语作为母语的科学家们将处于一种享有特权的地位。他们无须花费时间来学习该语言，因此他们研究所付出的时间成本要比英语不是母语的科学家少得多。
表2-2 自然科学出版物中主要语言所占比例（1980～1996年）
表2-3 人文科学出版物中主要语言所占比例（1974～1995年）
英语的全球传播首先造成了一些弱势语言的濒危甚至消亡。英语甚至被称为“语言杀手”，有“语言谋杀”的罪行（Mair，2003：31-52）。语言多样性遭到英语的威胁，这恐怕是英语对其他弱势语言最大的“罪行”。
除了在语言多样性方面的影响外，对英语的全球传播造成的影响，Tollefson（1991：8）指出，我们面对这样的自相矛盾的事情：当英语被广泛看作是一个国家经济成功和个人富裕的钥匙时，英语的传播也造成了显著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不平等。Graddol（2006：39）认为，英语已经成为构建不平等的主要机制。学者对英语的批评是毫不留情的。看来，英语在走向世界、风光无限的同时，也被世人所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