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英语在中国的传播

2.3.1 1949年以前英语的传播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是英语学习人数最多的国家，超过3亿。仅仅根据这一点，研究英语在全球的传播就不能忽略中国（颜治强，2002：216）。教育是语言传播最重要的方式。自清朝中晚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50多年时间里，中国英语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英语在中国的传播也随着中国外语教育的起起落落，逐步发展起来，成为当前中国最重要的一门外语。

中国接受英语教育起初是被动的。鸦片战争使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中国不得不向西方列强开放大门，不得不接受西方的语言。新中国成立以后非常重视外语教育，尽管“文革”中外语教育被迫停止，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加重视与世界的交流，全球化的浪潮也让中国迎来了学习英语的热潮。英语在中国的传播150年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被动到主动，从部分人到全民学英语的过程。

中国的英语教育始于同文馆。英国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英语国家。最早在我国开展英语教育的是英美两国的传教士。中国人自己搞英语教育是从办翻译学校开始的（李良佑，1988）。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在外交事务中对英语的迫切需要，培养通晓外国语文的人才成为必须，我国第一个英语教学机构——京师同文馆（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于1862年6月11日（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在北京正式建立，它标志着中国英语教育的开始和中国官方推行外语教学的开端。

京师同文馆是中国第一所初级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的建立有着明确的目标，即培养翻译和外语工作者。因此，第一年学习基础英语；第二年做浅近的翻译；第三年翻译选编；第四年则翻译公文；第五年，除练习译书以外，还学习其他课程。学制长达八年。同文馆首开英文馆，英文教师全部从英美国家聘请英语本族语者担任。京师同文馆的成立为我国自己培养出第一批外语人才，在当时和以后的英语教育和内政外交事务中都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它使外语作为一门普通教育课程进入学校，成为中小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京师同文馆在早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中起着引领作用。

在京师同文馆的影响下，全国各地陆续兴办起一批新式学校。这些学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培养翻译人才为办学宗旨，如上海同文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另一类以培养科技、军事人才为办学目的，如天津电报学堂、南京矿物学堂、山东烟台海军学堂、贵州武备学堂等。当时绝大多数学校选英语为主要或第一外语课。其他课程也全部用英语授课。这两类学校对英语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的来说，尽管在中国早期的英语教育中出现了教会学校、京师同文馆及送幼童出国留学等英语学习和传播途径，但由于清政府封建保守，排斥外来文化，致使中国早期的英语教育规模很小，而且长期处于被动局面。英语的传播处于一个初始萌芽阶段。

至清末时期，清政府于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其中规定的中学12门课程中，外国文（实则英文）占总课时的四分之一。至此，外语被正式列入法定的中学教育课程之中。中学堂采用的教材多数是由外国传教士编写的或直接从国外引进的。1904年出版的由中国教育家伍光建编写的《帝国英文读本》曾被清朝学部列为最佳中学教科书。

1902年10月14日，京师大学堂（The Metropolitan College）正式举行速成科招生考试，英文被列为八门考试课程之一，英语在大学入学考试中的地位得以加强。同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成为其中的一个语言学院，改称翻译科。不久，翻译科又并入该校增设的译学馆，学制为5年，以研习英、俄、法、德、日语言文字为主，其中英语专业学生的周学时达24学时，英语课程多达12节，三年英语教学中每周英语学习的时数达14节。自此，英语专业开始在高等学校设置，英语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机制，英语在高等学府的专业地位开始形成。

20世纪初，随着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传播，国内盛行英语学习，大学生人数不断增加，英语的传播迅速扩大。教会学校得到了迅速发展。教会学校在教学内容上除重视宗教教育外，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英语教学。课堂上，不仅外籍教师用英语授课，中国教师也要用英文授课。学校的一切布告、往来公函、会议发言一概用英文。英语成为当时教会学校的基本教育语言。虽然，教会学校大力推广英语教学是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重要步骤之一，但就英语的传播而言，教会学校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民国时期的教育建立了新的学制系统，英语教育体制也逐渐成形。

1922年11月，民国政府颁布了“壬戌学制”，规定改学年制为学分制，英语学分在初、高中均居首位，与国文并列或超过国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教育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为适应抗战需要，教育部宣布初中英语改为选修课。自1912年至1945年30余年间，中国基础教育落后，教育发展缓慢。其间英语很受重视，其教学时数占总学时的15%～20%，成为仅次于国文的主要课程，每周少则4节，多则5～6节。这一时期的师资队伍素质高，很多县立中学的英语课由留学生担任，其中不少人拥有学士学位。当时初中英语采用的几套有影响力的教材，如《英语模范读本》（周越然编）、《开明初中英语读本》（林语堂编）、《初中英语读本》（林汉达编），都很重视口语能力的培养。除教材外，还出版了一系列字典词典，以1936年问世的《英语四用辞典》最为典型。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英语的普及和教学水平的提高。英语课程设置、教师、教材、词典等在英语的扩散中是必不可少的。[2]

综观民国时期的英语传播，整体上来看，发展缓慢。但是英语教育在外语教育中一直处于最重要的地位，英语是当时传播最广泛的一门外语。

2.3.2 1949年以来英语的传播

1949年前，全国只有高等院校205所，英语教师918人，英语专业学生7000人（胡德映，1999）。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外交“一边倒”政策导致了外语教育“一边倒”。俄语成为当时最有用的外语，也几乎成为唯一的外语。1953年，除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得以保留，其他师范院校的英语专业点均被撤销。1954年，教育部决定在初中一般不再开设外语课程。这两项决定对此后中学外语教学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两年后，教育部纠正了这一政策的偏颇，决定从1957年起在初中开始恢复外语科，并提出除俄语外，必须注意扩大和改进英语教学。高等学校中，英语专业点迅速增加，至1956年底已增至23个（胡文仲，2001；2009）。这一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严重受挫。

1958～1966年是英语教育大发展、大变化的时期，英语教学受到普遍的重视。1958年的教育改革，对传统的外语教育冲击很大。在英语教学方面，以改革课程设置、编写教材、更新教学设备为重点的教改运动蓬勃开展起来。1961年，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方案》（草案），规定了编写英语课本的进程。1962年，英语被正式列为高考科目，《全日制中学英语》课本得以在当年出版。

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国务院外办、高教部、教育部等五个单位联合上报的《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提出：“在学校教育中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学习英语的人数要大量增加。”（胡文仲，2001）根据纲要精神，高校纷纷增设英语科系，全国还新建和扩建了十多所外语院校。到1966年3月，全国开设英语专业的高校已达到74所。高校英语教师的人数也从1957年的1015人增加到1965年的4621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英语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学校中盛行“不学ABC，照样闹革命”的论调，英语教育不受重视。1971～1972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外语院系陆续恢复招生。1972年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广播英语讲座（胡文仲，2009）。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英语传播陷入瘫痪状态。

1977年以来，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学英语教育开始蓬勃发展。1978年，外语再次被定为高考的必考科目。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学习受到重视，英语师资得到加强，课程设置、专业建设和学位点建设不断加强，英语学术气氛逐渐浓厚。国家教委于1985年末成立了“大学英语四、六级标准考试设计组”，1986年开始四级考试，1989年开始六级考试。大学英语的四、六级考试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考试之一。四、六级考试姑且不论其存在的缺陷，但其对英语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目前，我国在普通高校中开设的语种有50多个，其中设有英语专业点近1000个（戴炜栋，2008）。普通高校英语专业在校生大约有40万，高职高专英专在校生约50万。2006年学习英语的初中生为5937万，高中生为2514万。小学1～6年级学生共7281万，其中绝大部分在学习英语（胡文仲，2009）。英语在中国已形成空前的学习热潮。英语传播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需求，教育规模不断扩大。

100多年来英语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以英语教育为途径。课程设置、师资等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学阶段英语的学时一直保持在跟汉语相当的数量（见表2-4），英语教师数量不断增加（见表2-5），广大的英语教师在英语传播中发挥言传身教的直接作用。

表2-4 不同时期学校英语教学课时数

表2-5 大、中学英语教师增长情况

当前，英语传播还有其他方式。比如，好莱坞原版电影、英文大碟、动画片、游戏等在中国的流行也伴随着英语的传播。互联网成为英语传播的重要媒介。谷歌（Google）搜索引擎、脸谱（Facebook）社交网站、推特（Twitter）等网站在英语传播中有重大的作用。

全球化时代的英语传播对我国语言规划，尤其是对外语教育规划提出了很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