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向中央摊牌，坚持“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分割出来”

关东军的行动没有也无法保密，坐卧不宁的日本陆军中央，当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刚刚回来，接着又以“联络者”的名义，把第二部长桥本虎之助少将打发到关东军。桥本向关东军表白，其任务是“国策、政策”联络和宣传方面的“联系调和”，同时还表示想了解“新政权”建立经过、“疏通意志”，“在可能范围内从侧面给予援助”。

面对桥本，关东军方面由板垣出头，他明确表态称：“在目前形势下，一举占领的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先要建立新的中国政权，别无他策。此刻，以中国人为盟主，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分割出来，谋求满蒙统一，表面上归中国人，实质上政权掌握在我方手中，相信这三点是绝对条件。”^[10]在这里，板垣直言不讳，点破了前述9月22日方案中并未明朗的建立“新政权”的要害，即“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分割出来”。当时，关东军与陆军中央在政策上已趋于一致，即中央事实上已经默认了事变的军事行动，对所谓“新政权”也未表示公然的反对。但是，前景也不乐观。桥本向关东军传达的陆军中央关于事变的方针是：“所谓不扩大事态是政治上的意义，军事上可以考虑向用兵上需要的地点进入。”^[11]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行动上本来就落后于关东军的陆军中央，比起军事行动在政治上更为踌躇，是因为事变及事变发展导致微妙复杂的政治局面。特别是，第一，由于张学良锦州政权业已出现，尽管其力量有限，但是对于关东军制造的“独立运动”不无影响；第二，关东军向北满进兵，导致日苏关系紧张，日本特别惧怕苏联越境出兵。在这种形势下，日本陆军中央不能不忧心于关东军的态度与动向。而一贯独断专行的关东军是不理会陆军中央的这一套顾忌的，强硬地坚持按既定的侵略方针行事。桥本传达陆军中央的方针后，关东军向陆军中央反馈，直接致电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称：即使锦州政府业已建立，“对满洲大部也无法发号施令”，“现在是……政权建立的时机”；对苏联，应“先发制人”，“苏方绝不敢行动”。^[12]

1931年10月2日关东军又抛出了新版《满蒙问题解决策案》，该案是9月22日的《满蒙问题解决策案》的进一步具体化。作为方针，10月2日的“解决案”规定“将满蒙作为独立国家”，而在9月22日的“解决策案”中则规定，成立“以宣统帝为首脑的中国政权”。该案在方针项内还表示，“极力促进目前兴起的各种独立运动，特别是对军事行动坚决给予相当援助，以期形成活跃的统一运动”。对于所谓“新政权”，该案要求其承认“政治由日中（含蒙古）等数委员实行”；“将国防委任给日本”；“铁路（通信）由日本管理”；将“维护既得权之旧标语改为新满蒙建设”，等等。特别是该案在最后摆出与政府对抗到底的架势，威胁性地声称：“万一政府不采纳我们的方针，在满军人应有志气，暂时脱离日本国籍，为达到目的而前进。”^[13]竟然如此公然放出离谱之言，所以此后关东军独立之说盛传，也并非是空穴来风。特别是时值1931年10月，事变前景的不确定性，使日本政局更加动荡。日本军国主义激进派为急于实现“满蒙问题的解决”，排除阻力，加速了“国内改造”，即将此前未遂的“三月事件”，化为“十月事件”而重演。日本军部少壮派和民间右翼团体积极谋划，于1931年10月21日袭击首相官邸和警视厅，企图杀死若槻礼次郎和币原喜重郎，建立以荒木贞夫中将为首的军事法西斯政府。可是，和“三月事件”一样，“十月事件”也是未遂的政变。在这种形势下，关东军面临中国人民抗敌斗争急速兴起，苏联态度复杂莫测，特别是“无法遽然建立政权”的一筹莫展情况，变得愈加急不可耐，肆无忌惮，因而业已风传起来的“关东军闹独立”之说，甚嚣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