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资本

近几十年，社会资本的概念在众多学科和实践领域都显示出愈加重要的作用，并且已经在跨种族、地区和国家事务等研究中被应用。事实证明，它是解释经济发展、社区建设、政治参与、教育、儿童抚养、健康照顾、社会排斥、生活质量、贫穷、志愿者活动和市民社会等议题的有效工具。许多实践项目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发展，尤其是在资源贫乏的社会，这些项目给公众和个人都带来了益处。

一 概念的起源和发展

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将（经济）资本看作公共利益的潜在推动因素（Smith，2002）。他强调，在文明社会，紧密、持久、可靠的合作是十分重要的。卡尔·马克思则批评了这一社会观，他认为资本是“由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所掌握的部分剩余价值”（cited in Lin，2001a：4-6）。因此，可以说资本这一术语最早是指诸如劳动、土地和金钱等物质和经济资源。然而，后来，“人力资本”（Becker，1975；Schultz，1971）更多地被用来指代无形的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智慧资本等概念也随即产生（Fuchs et al.，1999；Janine & Sumantra，1998）。所有这些概念都是从资本的经典理论发展而来的新资本概念，人们开始将资本定义为预期有所回报的投资。比如，教育投资能增加人力资本的价值，当地文化投资可以产生文化资本，如此等等，并且最后这些投资会使投资者受益。

在这些新建构的资本概念中，社会资本被认为具有更为优越的，或者说近乎神奇的力量，它成为实现某些目标不可替代的力量和因素。例如，它可以将人们团结起来解决社区问题，寻求共同利益，或是为公共利益作斗争。然而，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的价值会随着人们使用频率的增加而不断增值（Leung et al.，2008）。

“社会资本”这一表述可以追溯到Hannifan在其1920年出版的《社区中心》（The Community Center）一书，他在其中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和家庭之间的有形资产、善意、友谊、同情和社会交往”（cited in Woolcock，1998：192）。后来，这一术语也被用于经济学中（Jacobs，1963；Loury，1977）。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是第一个将此概念用于社会学的人（Bourdieu，1980）。他认为，个体通过有目的地利用社会资本达成目标（Bourdieu，1986）。紧接着，马克·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科尔曼（Coleman，1988，1990）、普特南（Putnam，1993b，1995）、波特斯（Portes，1998）、肯尼斯·纽顿（Newton，1997）以及林南（Lin，1982，2001a，2001c）等众多学者开始提出一些重要的修正建议。世界银行研究团队也随即采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

学者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通过过去20年间的努力使得这一概念广为流传。普特南在多个社会类型中考察了社会资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维度（大多数研究是关于意大利和美国的）。他的专著《独自去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1995）描绘了美国社会民主生活的衰落现象，这在当地引发了激烈争论。此后，社会资本成为一个成功的市民社会的核心概念，从而也成为学术和政策中的焦点，关于社会以及社会资本的研究开始大量涌现。

社会资本的概念仍在继续发展，关于其定义、因素以及维度的争论也并未减小。众多学者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在早期，研究人员大多关注社会资本在个人层面或是微观层面的运作机制，在这一层面，社会资本被认为是潜藏于个体中的大量资源和价值观念。林南把它描述为通过社会纽带和网络获取社会资源的一条渠道（Lin，Ensel & Vaughn，1981）。波特斯（Portes）和兰多尔特（Landolt）则将社会资本看作“一个优雅的学术名词，它关注社交可能带给个人和家庭的利益”（Portes & Landolt，1996：14）。科尔曼（Coleman，1990）强调社会结构和个人行动是社会资本的两大特征。一些学者认为社会结构中存在的互信、互助和互惠准则等是个人的重要资源（Coleman，1990；Putnam，1993a）。科尔曼（Coleman，1990）将社会资本看作与社会结构相关的资源，这一观点使我们能够将研究社会资本的视角转向中观和宏观层面。

在中观层面，社会资本被认为是一种个人可以从其所在的稳固的、有组织的网络关系中获得并积累的资源（Bourdieu，1980；Bourdieu & Wacquant，1992）。它似乎根植于社会关系，其功能也镶嵌在社会过程，人们可以通过社会活动和人际互动获得和维持他们的社会资本。在这一层面上，社会资本以义务、期待和信任作为集体行动的助推器，存在于许多不同的实体之中。

普特南率先在社区研究中将社会资本作为实证概念来使用。他在中观和宏观层面将其拓展为社会组织的一大特征，即他认为社会资本与社区及社会存在紧密的联系（Putnam，1995）。普特南花费了20年的时间，对意大利南部和北部地区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最终发现网络、互惠关系及信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并认为这些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最终导致了意大利局部地区的成功（Putnam，1993a）。这一发现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社区和大的实体（如区市，甚至是国家）能够通过集体合作解决问题，而另一些则无法将人们聚集起来实现共同的目标。此后不久，他关于美国社会的多项研究引起了学术界关于宏观社会资本的浓厚兴趣（Couto & Guthrie，1999；Dasgupta & Serageldin，2000；DeFilippis，2001；Duncan，2001；Fukuyama，1997）。

世界银行的一支研究团队从网络、群体、信任和社会规范等维度发展了社会资本的概念（Grootaert & Bastelaer，2001，2002；Grootaert et al.，2004）。他们在家庭和社区层面实施了多项研究，并发展了一系列测量工具。这些项目包括评估印度尼西亚省一级和家庭层面社会资本的特性（Grootaert et al.，2004），分析加纳、乌干达和印度的结构与认知社会资本的要素，从家庭层面探索了孟加拉国社会资本回归分析的决定系数，等等。中观和宏观水平上的社会资本，被认为是实有资产和虚拟资产的联结点。

总而言之，社会资本仍然是一个具有广泛内涵，同时也缺乏统一定义的概念（见表3-1）。个人研究者倾向于灵活运用这一术语，他们根据研究的重点对其进行修订。尽管关于社会资本的学术讨论不断催生许多新术语，但有几个概念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

社会资本的概念在质性研究中运用较多（Putnam & Goss，2002）。在早期的学术研究中，社会资本的分类主要包括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正式社会资本和非正式社会资本、接受型社会资本和创造型社会资本三种。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渗透，例如，结构性社会资本可能是正式或非正式的，或是兼而有之，而正式的社会资本有可能是接受型的或创造型的，依此类推。

表3-1 社会资本概念汇总及其不同层次的特征

二 社会资本的基本类别

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是关于社会资本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分类。

结构性社会资本包括粘黏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同质性群体内的网络）、联合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异质性群体内的网络）以及链接型社会资本（linking social capital，社会地位不同的人群之间的网络）（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Forum [NESF]，2003）。

粘黏型社会资本是指具有紧密的纽带关系，因此可以为团结在一起的群体成员提供重要的情感和私人支持的社会关系。粘黏型社会资本更常出现于家庭、种族群体、家族团体和其他相对“相似的”群体中（Field，2008）。它也常常存在于由共同身份、利益和居住地而形成的特定类型的社会群体中。然而，粘黏型社会资本也可能会给群体成员带来负面的影响，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它排斥“信任圈”和“互助组”之外的人（Warren，2008；Rossi & Rossi，1990）。

联合型社会资本可以将不同种族、社会、性别、政治或宗教团体的人联合起来。它对于那些在其直属群体外寻求社会和经济效益的人的影响更为显著（NESF，2003）。这是跨越既有身份而形成的群体间关系，对于那些想从更广泛的资源中获得新信息和机遇的人来说极为重要（Burt，1992）。

链接型社会资本是指基于权力、社会地位或某种优势建立的等级制社会中的社会联结和社会规范（Lowndes & Pratchett，2008；NESF，2003）。不同社会级别人群间社会资本的差异被认为与其社会地位和社会网络的异质程度、网络多少显著相关。那些拥有充足社会关系的个人或群体，往往得到更丰富的资源以及更易获取关于链接型社会资本的知识（Bourdieu，1980；Bourdieu & Wacquant，1992；Burt，1992）。

这三种形式的结构性社会资本最大的不同在于其网络和信任水平：粘黏型社会资本体现了紧密而强烈的联系和地域化的信任，而联合型和链接型社会资本则意味着较弱的关系（Burt，1992；Granovetter，1985）以及对陌生人（Uslaner，2001）、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较低的非个人的信任水平（Lin et al.，1981）。它们对所涉及的群体将产生不同的影响。

对于所有形式的结构性社会资本来说，社会网络这一因素显得十分关键。由于这些资本并不是总有益，摆在公众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参与类型中，适当地平衡这三种形式的结构性社会资本。这在实现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合方面就更为重要了。实现粘黏型、联合型和链接型社会资本的平衡状态是有必要的，因为若是其中一类社会资本过多，而另一类缺失，将会严重减少社会联系可能带来的益处（Halpern，2005）。

认知性社会资本通常与结构性社会资本相对而论。它表现为群体内或群体之间那些涉及社会信任和团结、互惠原则、社会凝聚力、集体行动和合作的共同规范与价值观念。与结构性社会资本不同，它描述的是非客观的领域。

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信任和互惠规范是创造社会资本最重要的因素（Field，2008；Putnam，2000）。人们也承认，社会资本的创造，总是与有无内在的社会信任有关（Coleman，1988）。信任是一种嵌在文化中的资产（Ermisch et al.，2007）。它是一种理性行动并与理性选择有关。尽管互惠所能带来的益处难以完全计量，但信任依然承载了陌生人、不同群体，或是更大实体间的对互惠关系的期待（NESF，2003）。

许多规范行为以社会资本的形式对公共利益有所贡献。群体或大机构内的互惠原则对社会资本来说尤为重要。根据这一原则，个人应当尊重机构的利益，优先考虑群体的福祉。有时个人甚至应当为实现集体利益而放弃个人利益（Halpern，2005）。与之相伴，个人也可以预期从群体或机构的利益中获得回馈。从群体或者机构的联结广度和团结程度上来说，社会凝聚力与互惠关系紧密相连。一个富有凝聚力的社会应该在精神上相互支持，从而使得人们可以共享集体能量，同时个人受挫时也可以从集体中获得支持（Durkheim，1952）。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拥有充裕的社会资本，并能为个人赋权。多种形式的互惠原则还能使诸如政治参与和公民参与等集体行动与合作的进展更加顺利（Field，2008）。

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总是共生共存、互相融合。社会网络催生了相互信任和交往的规范，催生了价值和态度，而这些规范反过来又维持和强化了关系纽带。

正式社会资本和非正式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另一种常见的传统分类。政治组织、文化团体、娱乐组织和工作单位均是正式组织，有着较正规的行政体系、责任框架、成员要求、领导者或负责人以及正式的例会制度。这些关系和网络被归为正式社会资本。非正式的关系、休闲型聚会、可随意加入的篮球比赛、临时辩论、人们聚集在同一咖啡厅，乃至普通的家庭聚餐，都是非正式社会资本。在正式和非正式网络中，都能产生信任和互惠关系，从而使个人和公众受益良多（Putnam，2002；Putnam & Goss，2002）。

由于正式的团体和组织更便于追踪，所以早期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正式社会资本。随着非正式关系的功能性效用逐渐受到认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目光转至非正式社会资本（Field，2008；Lelieveldt，2008）。

旧有的网络、完善的合作机制和群体中产生的价值观念被认为是接受型社会资本（Worms，2002）。人们，特别是新来者，在适当的时候，建立新的联系，形成新的交流网络。在融入新的网络时，他们参考并遵循旧有群体的一系列规范。这种作为承载旧有价值的新的网络关系就是创造型社会资本（Worms，2002）。与此同时，这些新来者创建的网络也应该对其隶属的群体有所贡献（Worms，2002）。举例而言，家庭和工作场所是两类基本的生活单位，新来者在这些地方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社会联系和社会规范就是创造型社会资本；反之，个体作为家庭成员或同事，随后也可能将其所激活的社会资本作为接受型社会资本，奉献给家庭和工作单位。在中国，还有另一个典型事例，党组织、工会、共青团团员以及其他政治组织中的创造型社会资本与接受型社会资本之间也明显地存在辩证关系。新加入的成员是意料之中的受益人，总能获得益处和机会，同时也可能为组织做出贡献。

在这一分类中，社会资本是这种社会交换中动态的不稳定产物，这可能产生于旧有的社会关系，但是如果满足接受者的要求，便会产生交换，这也代表新的供求关系（Worms，2002）。例如，社区服务中心如果不能为新移入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那么对于新来者而言，与社区服务中心的关系既不属于接受型社会资本，也不属于创造型社会资本。新创建的社会资本可能会取代旧有的社会资本。在当前社会，人口迁移率很高，已有的社会资本很可能因频繁迁移而遭到削弱或破坏（Moriarty & Butt，2004）。我们可以从三峡大坝的安置工程中窥其一斑。

总之，社会资本的概念由不同的要素组成（见表3-2）。在分析社会资本时，有必要全面考虑社会关系、公共机构、公民参与的形式和道德价值以及个体的特征。不同的社会资本要素可能具有不同的功能。要实现如个人、家庭、机构、社区和社会等各种层面主体的福祉，就需要整合正式和非正式社会资本、结构性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并且有效利用接受型社会资本，推动建立创造型社会资本。

表3-2 社会资本的质性描述

在行动者及与其联系的关系中，网络是提供社会资本的重要结构（Maloney，2000）。邻里社团、文化组织、体育俱乐部及志愿者协会等主体常常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潜在来源（Field，2008；Lin，2006）。参与社会行动被视为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因为其往往导致一种信任关系的建立，从而也使得个体获取社会资本成为可能（Maloney et al.，2000）。人们通过行动产生信任和社会规范，也通过集体合作巩固这些联系（Couto & Guthrie，1999）。这一过程使他们能够获得和累积社会资本，同时他们也能为建立公众社会资本做出贡献。

无论是有形的社会资本还是无形的社会资本，都存在于不同群体所建立的网络中，也存在于对集体活动的投资之中。人们能够获得的社会资本或者潜在资源的多少，取决于其所在的网络的大小，或者说其所在网络成员拥有的资源总量。家庭、组织、公共机构、当地社区和人际关系在提供互助、福利和其他形式的集体福祉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Nisbet，1962）。值得一提的是，“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形式的社会资本存量具备自我强化和自我增值的能力”（Putnam，1993a：177）。

三 社会资本的功用

“社会资本怎样实现其能效”这一问题是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焦点。社会资本早已显示出其多元的功能（OECD，2001；Onyx & Bullen，2001），它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以及其他一些实体的方方面面。社会资本对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旦缺失，就可能无法达成某些目标。

在个人或微观层面，社会资本能够给予人们情感和物质上的支持。它在健康照顾（Castiglione，2008；Wilkinson & Marmot，2003）、物质生产、经济收益（Baland & Platteau，1996；Ostrom，1990，1996；White & Runge，1994）、雇用职员（Fernandez et al.，2000）和寻求雇主（Bian & Lin，1991；Granovetter，1973；Lin et al.，1981；Marsden & Hurlbert，1988；McKay，1998；Wegener，1991）、提高个人社会地位（Hagan et al.，1995；Portes，1998）等方面有直接的益处。以上所有这些方面的益处能互相增强，互有裨益。例如，健康的身体是人们获得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前提，而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将个人、群体与获取资源、保持身体健康联系起来，也就是为其提供参加锻炼的渠道，使其获得必需的营养食品和健康照顾等。同样，健康、生活满意度和经济、政治、社会收益之间也有着循环互惠的效应（Castiglione et al.，2008；Lin，1999）。

在中观和宏观层面，社会资本作为公共资产也发挥了诸多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术研究和实践项目表明，社会资本在众多的社会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促进社区福祉，改善公共管理，巩固社会结构，维持社会稳定，再分配群体资源，提升经济利益，酝酿其他类型的“资本”等。表3-3中将社会资本的这些显著效用做了分类。

表3-3 社会资本功能的学术汇总

简而言之，社会资本将公民、不同实体和不同社会部门连接起来，并使它们能够更为有效地追求共同的目标。

基于对社会资本及其功用（尤其是干预前后的变化）的纵向评估，政策制定者便有可能理解社会资本和干预方法的实际效用，从而也能对社会资本的存量、结果以及交易政策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因此，对社会资本进行量化测量能够为后续的政策干预——使用策略性的政策手法来传递社会资本——提供一个更有力的支撑。因此，不对社会资本进行量化测量，所有这些讨论都只是纸上谈兵。

四 社会资本测量工具的发展

与经济资本不同，社会资本是非常抽象的学术概念，因而难以对其进行量化评估。研究者总是依据具体的研究目的设计社会资本维度（Putnam，1995；Putnam & Goss，2002）。

例如，澳大利亚的两位研究员主要依据“网络、信任和互惠”以及“社会关系的特性和结构”这两个维度来测量社会资本（Stone & Hughes，2002）。Quah（2003：83）在测量新加坡家庭的社会资本时将网络作为一个关键的要素，并发现“三代同堂的家庭可能会更牢固地根植在当地活动和组织的网络”。Völker（2008）在一项对荷兰城市邻里关系的研究中，用社会动机表征了社会资本。而赵延东（2002）在考察求职者的社会资本时主要聚焦于被访者的关系纽带以测量人们找工作时的社会资本。

在测量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时，研究者主要使用社会网络来衡量（Grootaert & Bastelaer，2002）。这些指标涵盖面非常广，主要描述了社区邻居（Coleman et al.，1993）、朋友和家人（Dixon & Seron，1995），甚至学生和老师之间关系的规模以及多样性（Biosjoly et al.，1995）。简单来说，无论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关系，都可以作为社会资本加以评估。因此，在评估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时，社会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Lin，2000；Portes，1998；Portes & Landolt，2000；Quah，2003）。不过，在测量这些网络时，我们必须仔细评估这些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Liu & Besser，2003）。

在中观和宏观层面，要精确测量作为集体行动的社会资本是十分困难或是近乎不切实际的。普特南设计了在个人层面测量社会资本的工具，不过在某些研究中他将这些工具进行整合，并用于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的测量。^[1]通过对政治参与、利他主义、志愿者活动、慈善、互惠、诚信和信任等问题的访谈，他评估了公民团体、工作小组、宗教团体、家族，以及其他表现出非正式社会关系的群体的社会资本。在对意大利地区的调查中，他从宏观层面对集体行动结果进行了评估（Putnam，2000）。他通过广泛收集涵盖社会资本特征的指标，逐渐发展了测量社会资本的系统性工具（Putnam，1995；2002）。

基于学者们的早期学术成果，许多世界性的研究机构，在实践中综合了大量的指标，形成了更为系统化的测量工具。这些著名的机构包括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WB）、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英国国家统计局（ONS in UK）^[2]，以及许多其他研究基金会。它们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研究和实践项目，开发了众多的不同层面社会资本的评估工具。在这些研究中，英国的《社会资本问题汇集》中（The Social Capital Question Bank）（Ruston & Akinrodoye，2002）融合了丰富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涵盖了几乎所有形式的社会资本；加拿大政策研究会（Canada Policy Initiation）发布的《社会资本测量》报告（Franke，2005），呈现了整个学术界所有的测量手段，并对其进行了细致的点评。这两类研究中的测量工具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开发的。相对而言，世界银行开发的“社会资本测量工具”（the Social Capital Assessment Tool）和“社会资本测量整合问卷”（the Integrated Questionnair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Social Capital）这两套测量工具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并且已经在印度、巴拿马（Grootaert & Bastelaer，2002）、阿尔巴尼亚和尼日利亚（Grootaert et al.，2004）等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测试。由于中国目前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因此世界银行的测量工具更具参考价值。

世界银行的测量工具，即“社会资本测量工具（SOCAT）”（Grootaert & Bastelaer，2002）和“社会资本测量整合问卷（SC-IQ）”（Grootaert et al.，2004），包含了综合性的操作性指标体系，几乎能评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关社会资本的所有维度。研究者从不同层次的分析单元入手，通过家庭问卷或者社区概况问卷调查，对社会资本进行了适当的解释。具体而言，“社会资本测量工具（SOCAT）”从以下五个关键维度对社会资本进行评估。

“群体和社会网络”——与个体相联系，或个体嵌入的正式和非正式网络，以及个体与网络相连的特征；

“信任和团结”——互动行为的要素，可以增强凝聚力，提高集体信任水平；

“集体行动与合作”——人们通过协作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

“社会凝聚力与社会融合”——减少冲突的可能性，促进获得发展性资源的公平性，包括帮助边缘人群参与社会活动的作用等；

“信息和沟通”——促进信息传播从而减少消极社会资本，促进积极社会资本（Grootaert，et al.，2004：5）。

2004年，SC-IQ中增加了第六维度，即“赋权和政治行动”，旨在评估个体在做出直接影响其福祉的决定时的自我控制感（Grootaert et al.，2004）。

世界银行使用“社会资本测量工具（SOCAT）”或“社会资本测量整合问卷（SC-IQ）”进行家庭调查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有部分问题评估了居住区“排斥”的性质和程度，这解释了居民获得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其有关“排斥”的部分，旨在揭示社区中哪些群体会感受到自己被排斥在活动和服务之外，以及他们感知到此种类型排斥的背景和原因（Grootaert et al.，2004）。了解哪些人的哪种权利被排斥，能帮助研究者确定社会资本在何种程度上有效，以及如何应对这些困境。不过这些问卷是针对极度贫困地区设计的，也许对中国并非完全适用。

总之，参考已发表的研究和专家的评论，测量和评估社会资本有两种可能的方式：①运用聚合变量（如收集社会调查中的个人反馈）；②运用整合变量（如直接的社会观察或感受到的邻里特征）。研究者应当根据研究地点的具体情况以及可利用的资源加以详细设计。

五 关于社会资本功能的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并且其未来不可预测（Paterson，2000），社会资本也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Halpern，2005；Woolcock & Narayan，2000），社会资本有时会变成排斥其他群体的工具，也会成为陌生人获取资源的障碍（Newton，2008；Warren，2008）。

在微观层面，社会资本对个体并非总有益处。例如，在一个生产实体内，既有的规范和守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阻碍先进个体进行创新，妨碍个人进一步发展与迁移。一个实体内，社会资本所包含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越强、越可靠，其限制也就越强。因此，在这一情况下，强有力的社会关系可能会给个体带来丰富的资源，但随即又会限制他们的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这种情况在那些追求经济效益和竞争性目标的实体中更为常见，例如商业联盟。它们之间的承诺与约定也可能会抑制地区经济长期深远的发展（Portes & Sensenbrenner，1993）。

同样，同质性群体（尤其是贫困的同质性群体）中的个人，很少有机会获取外部的资源。例如，对于住在贫困地区的居民，他们的街坊就成了他们主要社会关系的来源。他们通常不得不依赖与其同样缺乏信息和资源的邻居，因为他们这个群体的资源非常有限，所以贫穷可能会周而复始（Wilson，1987）。

在中观和宏观层面，利益不同的群体有时会限制其他群体的利益，甚至为了获取自身的利益而做出有损于集体利益的事情。例如，种族团体常常将其他人拒之门外（Portes，1998）。当一些组织为完成某项使命而聚集起来时，如在政治选举或商业产品竞争中，通常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若利用社会资本的动机不纯，那么原本团结的政治组织也可能会放弃正派和诚实的做法，从而滋生腐败（Rohe，2004）。如果该群体是一个反社会的组织，例如黑手党和帮派组织，那么其社会资本将危及整个社会（Warren，2008），这些群体之外的人就会被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因此社会资本本身也具有负面的性质（Portes，1998）。

在宏观和中观层面，研究者主要通过实施社区项目来进行社会资本的研究，因而，大多数对社会资本的批评也来自社区研究。例如，有学者就指出，作为减贫的重要手段之一，社会资本实际上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Middleton et al.，2005）。人们倾向于跟那些在将来对自己可能会有所裨益的人交往，而实际生活中，富裕的家庭也总是尽量避免和贫困的家庭接触，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剧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Das，2004；Leonard，2004）；反过来，持续的不平等也会对社区、地区乃至社会等更大实体的社会资本产生反作用（Das，2004；Hutchinson，2004；Leonard，2004）。同理，弱势群体也难以获得和积累链接型社会资本和联合型社会资本（Das，2004）。

另一个争议涉及对社会资本独立功能的质疑。Bourdieu（1986）称，社会资本不可能独立发挥作用，其作用的发挥依赖于经济资本或人力资本。一些学者甚至声称社会资本有时是其他福利的副产品（Coleman，1990；Putnam，1993a）。此外，Wong（2007：35）还评价社会资本对弱势群体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它的功用是不充分的。他认为即使只是维持社会关系，也会给穷人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然而，普特南（Putnam，1993a）和科尔曼（Coleman，1990）则认为社会资本对于贫困群体来说，是一项独立的资产，因此即使在其缺乏经济资本时，穷人依然可以积累社会资本。Narayan（1997）声称，在她对坦桑尼亚的一项研究中，村庄层面的社会资本每增加1%，弱势群体的家庭收入就增长近30%。

关于社会资本的另一项但并非最后一项争议在于社会资本增益过程中资源和结果的“模糊性”（Portes，1998；Woolcock，2004）。例如，社区内的公民参与被认为是建立社会资本的有效方式：越是积极参与，参与者之间就会产生越强的信任感，社会关系也越紧密。同时，信任和社会网络对积累社会资本也具有加强作用（Putnam，2000，2002）。在这一循环中，很难分辨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这就引起了争论：社会资本本身是否就是一种资源，还是说它只是获得潜在资源的一种渠道。

总而言之，无论存在多少有关社会资本理论的争论，这一概念带来了一种剖析社会问题的崭新视角。社会资本理论的一大功绩在于，它将信任、网络和公共利益等核心要素重新植入社会、政治和经济等科学话语的体系中。经过构思和定义，社会资本在多种调查研究中充当独立因素或中间因素。尽管有关社会资本的定义纷繁复杂，学者们仍对诸如信任、价值观念和其他社会规范等若干概念情有独钟。此外，无论社会资本是否被视为一种资源或是获得资源的途径，与之相伴的福祉将为个人和社会带来裨益。在任何情况下，社会服务的从业者和学者们需要注意那些限制或者促进社会资本发挥功用的具体条件。如果我们能对社会资本的本质有深入的了解，那么其消极影响也就可能无关紧要。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集概念和理论于“一身”，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引起了众多关注。作为一个社会要素，社会资本的概念具有许多社会学概念的内涵（例如社会支持、社会整合、社会凝聚力）。它兼容并包，是一个涵盖性术语，可以在多种学科中被理解和使用（Lin，2001a，2001b，2001c）。无论是将其作为因果要素还是解释工具，这些特质都激发了各界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兴趣（Castiglione et al.，2008）。

许多著名学者达成共识：拥有社会资本能在实际生活中给个人和社会中的不同实体带来福祉。社会资本理论已被证实是学术分析的一种新方法，是有说服力的实证工具。社会资本理论的学术优势之一在于它将分析焦点从关注个体行为转变为关注个人、社会单位和机构的互动关系，从而促进了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的研究。然而，长期以来，社会资本理论也在同纷繁复杂的定义、多样化的测量方法、模糊的效用以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做着激烈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