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辽东军屯制初探[1]
——明代辽东档案研究之二
关于明代辽东的军屯，特别是运用明代辽东档案来研究这个题目，至今尚为鲜见。我们想利用《明档》，结合有关文献，对这个题目做初步探讨。
一 明初辽东军屯的建立和发展
辽东军屯制度的设立，主要是由当时辽东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所决定的。
洪武四年（1371），马云、叶旺率兵入辽后，辽境并没有立刻平宁。明廷不得不派遣十万大军[2]，长期镇戍辽东。而当时辽东的经济形势是，“元季兵寇残破，居民散亡，辽阳州郡，鞠为榛莽”[3]，实在无力养活十万官兵。这就不得不依靠海运从内地运送粮谷、布匹。人力、物力都是极大的负担。且海运之时，又极不安全，沉船溺海事故屡屡发生。在这种颇为困难的情势下，明廷为了免去戍军衣食之忧，减少内地运输之累，保证辽东官军长期驻守，才在辽东地区大规模地实行军屯。
辽东军屯的最初设立，当在洪武四年（1371）明军入辽伊始。洪武五年的《实录》曾含蓄地说，辽阳的戍兵是“农战交修”的，并且“已有年矣”[4]。
辽东军屯的扩大，是在洪武十五年（1382）以后。洪武十五年五月，海运又出了事故，淹死不少人。边防粮饷不足，朱元璋再一次命群臣议屯田之法。到洪武十九年（1386），定辽九卫的屯军已增加到一万八千五十人[5]，按每人耕地五十亩计，则已垦种田地九十万亩。随着屯田地亩的不断增多，生产技术的逐步提高，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辽东定辽等二十一卫军士，已基本做到“自食”[6]。到洪武三十年（1397），辽东军饷甚至“颇有赢余”[7]。
辽东军屯实行的比较深入、全面，其另一表现是不仅各卫正规军须屯种田地，而且王府护卫军丁、马驿及递运所的旗军等亦须屯田[8]。嘉靖时共有驿、所六十九个，明初姑按五十个计算，定例每驿百人，该有五千名驿递军卒，又可屯种田地二十五万亩。
明初统治者的重视，是辽东军屯得以发展的一种政治保障。明太祖朱元璋曾要求下边“一岁三报”[9]屯田的情况。明成祖朱棣，对于“不尽心提督屯种之务”的边将，曾给以严厉的“敕责”[10]。为了“广屯田于辽东”，他还特地派人到朝鲜买“耕牛万头”，分给辽东各卫屯所[11]。
关于辽东各卫兵士守城和屯垦的比例，因时因地，多寡不同。洪武初年，是“农战交修”，“且耕且战”，好像还不分屯军和戍军。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下诏，“命辽东定辽二十一卫军士，自明年俱令屯田自食”[12]，又似乎是全部军卒都参加了屯种。但这是不可能的。为防备蒙古、女真各部入边抢掠，各卫所必须分拨部分旗军守城。《辽东志》对这种情况曾有过简单明了的记述：开始是“三分屯田，七分戍逻。既而损戍逻，益屯田，至永乐年间减戍卒而增屯夫，数至十有其八”[13]。不过也有例外，比如在广宁，这里是辽王府所在，为供给王府用度，广宁等五屯卫实行“全伍屯田”[14]。但这只是在洪武至宣德这一段时间。后来因辽王“徙国荆州’，这里也改为“二分守城，八分屯田”了[15]。成化时，“总理粮储户部郎中”毛泰，在详述辽东军屯的经过时也曾指出，明初“罢海运，置屯田，八分屯种，二分戍逻”[16]。看来，这个二八比例比较符合历史实际，可能是早期通行的比例。到了明代中叶，边事开始紧张，屯军逐渐减少，操军逐渐增多，加之屯政败废，以至出现了倒二八的比例。毛泰在成化二十年（1484）说的“辽东军士，旧以二分守城，八分屯种，而今乃反是”[17]，就是指的这种局面。
明初在辽东大规模的屯田，对巩固边防，开发边疆，繁荣边疆经济，完成国家的统一，维护明朝政权，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促进了辽东地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辽东地处边陲，原来主要是女真、蒙古等族人民居住，“土旷人稀”[18]。“民以猎为业，农作次之”[19]，生产很不发达。加之元末明初战乱频仍，山河残破，连比较发达的辽阳古郡，也“城为一空”[20]。自马云、叶旺率军入辽，相继建立二十一卫（后增为二十五卫），驻军十余万，连同家属，人口一下子增加数十万，其后人口不断增加，“寰区以四方之民来实”，形成“华人十七，高丽土著、归附女直野人十三”[21]的多民族杂居局面。明廷役使军丁，包括少数民族军丁，垦辟了许多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军屯多达二百五十多万亩[22]，使得昔日的“榛莽”之地，变成了“数千里内，阡陌相连，屯堡相望”[23]的沃野。农业的发展，推动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后来《辽东志》的编著者薛廷宠在回顾这一时期辽东的经济形势时，无限向往地写道：往时“田人富谷，泽人富鲜，山人富材，海人富货”，“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货贿羡斥，每岁终辇至京师，物价为之减半。”[24]一片繁荣景象。
第二，减轻了运粮兵民的困苦，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洪武年间，辽东二十一卫共有官兵十万余人，每人月粮一石，年需军粮百万余石。自明军入辽以来，《实录》里几乎年年都有运粮的记载，单是江南诸地运来之粮，几乎每年都在六十万石。洪武二十九年（1396）因海船增多，又增运十万石，即一年七十万石[25]。此外还要运送巨量的钞、布、棉花、战衣、军鞋等物。这种大搬运给沿海军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当时技术尚不发达，“海运之船，经涉海道，遇秋冬之时，烈风雨雪，多致覆溺”[26]。因此，“一夫有航海之行，家人怀诀别之意”[27]。这真是劳民伤财又伤人。大兴军屯以后，辽东军饷逐渐做到自给。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谕户部：“今后不须转运，止令本处军人屯田自给。”[28]从此，海运停止，沿海军民方释重负。此后除永乐元年有一次不大的例外[29]之外，《实录》里再也没见海运之事，证明确实做到了停止海运。
第三，保证了军粮的供应，达到了“足食足兵”、“实边”的目的。太祖、成祖二朝，辽东军屯发展很快，洪武末年，屯粮已能自给。永乐年间（1403～1424），更是“边有积储之饶，国无运饷之费”[30]。就是到屯政开始败坏，军屯走向下坡路的宣德年间（1426～1435），辽东卫所仍然是“且耕且守，其供不出于民”，是“诸边卫皆请仿”[31]的榜样。说明明初的军屯确实解决了九边军粮的供应问题，对九边的防御，军队的加强，起过相当大的作用。
当然，军屯之所以能起这样的作用，归根到底是广大屯田兵丁辛勤劳动的结果。正是数以万计的屯田军士和余丁被束缚在土地上，长期用血汗浇灌辽东的原野，才开发了辽东地区；每年缴纳很重的租赋，才“实”了边。所以，军屯制的本质仍是一种强制性的封建剥削制度。
二 辽东军屯的经营方式和生产关系
明王朝把大批兵丁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残酷地进行压迫和剥削，征收高额的屯粮，实际上是采取了粗暴的农奴制剥削方式。广大屯军很少有自由，其地位与农奴没有多大差别。
首先，明王朝要对屯军征收高额的屯粮和屯草。
按明制，天下官民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江浙例外）。军屯也是官田，其租赋情况又怎样呢？
据《明史》说，每亩军田的租赋，在洪武初是一斗，洪武三十五年后是二斗四升，英宗以后是一斗二升，隆庆间又是一斗[32]。这些都超过了一般官田的二倍、三倍、四倍。
《明实录》的记载比《明史》还要重些。例如《实录》记载成化年间（1465～1487），辽东所存屯军“惟一万六千七百余名，而岁征粮止一十六万七千九百石”[33]。按每军屯田五十亩计，则每亩平均征粮二斗，比《明史》上讲的英宗以后亩征一斗二升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六。又如正德三年（1508）的《实录》记载，当时辽东屯田是“一万二千七十三顷，该粮二十四万一千四百六十石”[34]，平均每亩征二斗，更高出《明史》说的弘治、正德间每亩只征几升的好几倍。
从方志的记载看，也证明比《明史》所称为重。嘉靖十六年（1537）编的《辽东志》记载：“辽东都司定辽左等二十五卫，额田三万一千六百二十顷，额粮三十六万四千九百石。”[35]此时真正是屯军或军余耕种的屯田，数量已不多，这里当包括带有民田因素的“地亩田园”，但姑以此推算，则每亩纳屯粮一斗一升五合，仍然比一般官田租赋要高出一倍多。同时也证明，至迟在隆庆以前三十年，就已经亩收一斗多了，《明史》所说“隆庆间复亩收一斗”，显然又是不对的。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明代辽东的档案，它记载了隆庆年间（1567～1572）广宁、定辽等卫征收屯粮的数字，这是当时当地的第一手材料，十分珍贵和真实。不妨举几例做一比较。定辽后卫：
原额屯田六百七十四顷，共谷豆一万四千五百五十石九斗五升：谷九千三百六十三石四斗五升，豆五千一百八十七石五斗。已承种田四百六顷七十七亩五分，共谷豆八千八百九十八石六斗二升：谷五千七百九十九石九斗二升，豆三千九十八石七斗。[36]
按永乐时定制，豆一石合谷二石[37]，照此计算，定辽后卫原额屯田平均每亩要征屯粮合谷二斗九升，其中已承种的屯田，平均每亩实际征收屯粮也合谷二斗九升。
（广）宁卫：
原额屯田二百六十三顷五十亩，共谷豆五千五百九十六石：谷三千六百六十七石，豆一千九百二十九石。今次复过召人佃种田一顷，该隆庆三年征完谷豆二十二石：谷一十四石，豆八石。[38]
则原额田平均每亩征谷二斗八升，召人佃种田平均每亩征谷三斗。
某卫：
原额屯田五百六十八顷五十八亩，共谷豆一万一千八十六石五斗：谷七千一百一十三石六斗七升，豆三千九百七十二石八斗三升。已承种田三百顷九十四亩五分，共谷豆六千五百三十五斗五升：谷四千三十三石三斗三升，豆二千五百二石二斗二升。节年承种并上年复过召人佃种田二百三十顷四亩五分，征完谷豆五千七十一石一斗六升：谷三千一百一石六斗六升，豆一千九百六十九石五斗。[39]
原额屯田平均每亩征谷二斗七升，已承种田平均每亩征谷三斗，而承种田中“节年承种并上年复过召人佃种田”，平均每亩征谷三斗六升多。
某卫：
未种、水冲、沙压、达掳、绝户荒芜无人承种田二百五十六顷一十二亩五分，共谷豆五千六百五十二石三斗三升：谷三千五百六十三石五斗三升，豆二千八十八石八斗。[40]
平均每亩征谷三斗。
以上数字虽不一致，但平均每亩都在二斗八升以上，多的亩达三斗六升，超过一般官田征收量五倍，比《明史》说隆庆间“亩收一斗”之数也多一倍多。
屯军除缴纳屯粮外，还要缴纳屯草。据《辽东志》载，辽东二十五卫每年要收额草五百九十四万零六百三十束[41]。当时辽东额田是三万一千六百二十顷，平均每亩要缴纳一束半草。但这并不是一个小数字，按成化十三年（1477）规定，每二百束合米四石[42]，米一石折谷二石[43]，则一束草合谷四升。每亩一束半草，则合谷六升，即此一项，也超过一般官田的租赋（五升三合）。
一名屯军，领分地五十亩，屯粮和屯草加起来，一年要缴纳十七石以上的租赋。这在全国也是仅有的。它强有力地说明了辽东军屯的剥削是沉重的。
其次，逼令屯军充当各种官差私役。
屯军的官役原是屯田，除耕种军田外，本不应服其他官役。永乐三年（1405）颁布的“红牌事例”曾明文规定，对屯田军士“一钱不许擅科，一夫不许擅役”[44]。但事实上，屯田军士常被佥充各种官役，或操练，或征剿，或筑城修墙。成化二十年（1484），户部郎中毛泰曾指出，“辽东军士，旧以二分守城，八分屯种，而今乃反是，其都司卫所官员又调以修筑边墙，致误农事”[45]。后来虽重申了“红牌事例”，但也没有约束效力。
除官役而外，各级将官苛索兵丁、私役兵丁、强占屯田的事情也层出不穷。连明英宗朱祁镇也承认，“近年都司卫所官往往占种膏腴，私役军士，虚报子粒，军士饥寒切身，因而逃避；亦有管军官旗，倚恃势强，欺虐良善，无所控诉”[46]。弘治时（1488～1505），单是右少监刘恭一人，就在辽阳“私役军余千余人，占种官地三百余亩，赃以千计”[47]。到嘉靖时（1522～1566），这种情况愈发严重，几乎到了普遍存在的程度。例如，“辽东镇守太监白怀、已故镇守总兵麻循、监枪少监张泰、辽阳副总兵张铭、分守监丞卢安、参将萧滓、李鉴、游击将军傅瀚，各占种军民田土，多者二百五十余顷，少者十余顷”[48]。这仅仅是辽东巡按给嘉靖皇帝的奏折中择其大者举出的，不上数的当然更多了。
最后，对屯田兵丁实行军事编制，严格控制，处处以军法从事。
明王朝之所以能够对屯田兵丁进行最残酷的剥削和奴役，除了屯地是封建国家所有这一基本原因之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屯田兵丁实行了军事编制。屯田的军士分别隶属于各个卫所，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一百户所，每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小旗、总旗、百户、千户和卫管屯指挥具体管理屯种，卫都指挥使“总督”屯种。其组织、管理都十分严密。
辽东屯军多系罪人谪充，必须世代延续，严禁逃亡。若逃亡，就要像对逃亡的操军一样，“初犯，杖八十，仍发本卫充军。再犯，并杖一百，俱发边远充军。三犯者绞”。[49]
屯军若不缴或欠缴屯粮，也要按律惩治。屯田赏罚规定：一名屯军一年要缴纳正粮、余粮各十二石，凡余粮不及十一石、十二石者，则要扣其月粮。惩治轻重依余粮多寡而定。若缴余粮十一石、十二石者，可支月粮一石；缴十石者，月粮九斗；缴九石者，月粮八斗；缴八石者，月粮七斗；缴七石者，月粮六斗[50]。对各级官将及总旗，也各依所辖兵丁纳粮多寡而分别奖惩，这样一来，他们对屯军的监督、强制就愈发严酷了。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屯田属于封建国家所有，屯军只能使用，实即佃种。既佃种，除国赋外，还必须交地租，租赋合一。兼之屯田上的农具、耕牛、种子，在初期都是由国家发给的，所以屯粮既比民田的赋税为重，也比一般官田的租赋为多。又因屯军多是因罪充军之人，或是罪人的后代，身份低贱，被严密地束缚在军事编制中，受各级屯田官将的监督和役使，所以屯军实际上是处于农奴的地位，军屯实际上是农奴制的生产方式。
三 屯田兵丁的反封建斗争和军屯制度的破坏
残酷的剥削，野蛮的奴役，逼得屯军难以生存，自正统（1436～1449）以降，《实录》里不断出现“今屯军艰难，所欠官粮宜俟秋收输纳”[51]、“往年……所负屯田子粒，上纳艰难”[52]、“屯军缺食，并乏下年种粮”[53]的记载，可以看出，屯军的苦难在逐步加深，连简单的再生产也无法维持了。灾荒之时，屯军更是遭殃，嘉靖三十七年（1558）、三十八年（1559）辽东全镇受灾，以致“母弃生儿，父食死子”，“巷无炊烟，野多暴骨”[54]，萧条惨楚之状可以想见。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屯军们纷纷起来斗争，抵制落后的军屯生产方式，反抗苛虐的边将。最初，这种斗争是以“怠耕”的形式出现的。早在永乐年间，“屯种者率怠惰不力”[55]。到英宗时，更严重到“屯田旗军军余，利在推免屯种，假罪调卫”[56]，就是说宁可故意犯罪发配别卫，也不愿继续屯种。
屯军斗争的第二步是大批逃亡。宣德年间（1426～1435），逃亡数量增多，当时“辽东之地，……军士在戍者少，亡匿者多，皆因军官贪暴所致”[57]。这种逃亡是普遍的，连各马驿、递运所的“屯田自给”的旗军，也是“逃亡者十率八九”[58]。逃军去向大概有五：其一，“潜从登州府运船及旅顺等口渡船，越海道逃还原籍”[59]；其二，“或潜匿东山”[60]，即辽东东部山区；其三，“多聚万滩等岛”[61]，即靠近辽东半岛的一些海岛；其四，“或为势豪隐占”[62]，这里有投充的成分，特别是嘉靖时，有不少人“投充蓟镇将领”名下[63]；其五，“北走投虏”[64]、“逃往海西”[65]。到正统三年（1438），李纯奏言辽东边卫利病时曾指出：“并边卫所军士逃亡者多，甚至一百户所原设旗军一百十二人者，今止存一人。”[66]就全国来说，这时逃军数目也已高达一百二十余万[67]，充分证明军屯制度已经濒于崩溃了。
屯军斗争的第三步是直接发动“兵变”。明代的兵变，开始于正德四年（1509），而且首先发生在辽东。这种短兵相接，是屯军反封建斗争白热化的表现。这时，刘瑾擅政，派官四处丈量屯田。户部侍郎韩福迎合刘瑾，到辽东后，“伪增田数，搜括惨毒……辽卒不堪”，当年八月爆发了义州、锦州军余高真、郭成等人领导的兵变[68]。这次兵变给明王朝以沉重打击，明王朝镇压不了，只好发银“抚慰”；第二年，丈量屯田的策划者刘瑾，在舆论的压力下彻底垮台；第三年，终于将因清查而虚增的粮数“改正”过来，“诏以屯田虚数既多，准暂照原额征纳”[69]，即反掉了刘瑾、韩福增加到屯军头上的赋粮。
自义州、锦州兵变以后，辽东又掀起多次兵变，如嘉靖十四年（1535）辽阳兵变[70]、广宁兵变[71]、抚顺兵变[72]，嘉靖十八年（1539）广宁兵变[73]，万历三十六年（1608）前屯、松山、广宁、山海关等地的兵变、民变[74]。其规模一次比一次大，而且各地遥相呼应，军民密切配合，是谓“饥军合于乱众”，“愈猖愈近”[75]。这一次次的斗争，使得明廷“国威大损，后患将成”[76]，为彻底摧毁军屯暴政和最终埋葬朱明王朝埋下伏笔。
在屯田兵丁长期冲击下，军屯制度严重破坏。嘉靖、隆庆年间的辽东档案，对此反映得十分清楚。先看嘉靖三十九年（1560）广宁四卫的灾荒档案，例如：
（广）宁中卫原额纳粮军余二千七百九十五名，各种不等共田一千二百七十三顷六十六亩九分三厘四毫，该粮米一万二百三十八石三斗六升四合七勺九抄。已种旱虫灾田四百八十一顷十四亩，该粮四千三百九十六石七斗五升八合九勺……有灾无收六分，田二百八十八顷八十六亩四分，该粮二千六百三十八石五升五合三勺四抄。无灾有收田四分，田一百九十二顷五十七亩六分，该粮一千七百五十八石七斗三合五勺六抄。全未种并已种荒芜田七百九十二顷二十二亩九分三厘四毫，该粮米五千八百四十一石六斗五合八勺九抄。[77]
中所原额纳粮军余一千一百二十三名，各种不等共田四百二十八顷□十八亩四分二厘七毫，粮米五千八百三十八石二斗七升三合。已种旱虫灾田八十五顷六十七亩六分八厘五毫四丝，该粮一千一百六十七石六斗五升四合六勺。有灾无收六分，田五十一顷四十亩六分一厘一毫二丝四忽，该粮七百石五斗九升二合七勺六抄。无灾有收田四分，田三十四顷二十七亩七厘四毫一丝六忽……（该粮）四百六十七石六升一合八勺四抄。（全未种并已种荒芜田三百）四十二顷七十亩……[78]
类似的记载很多，总的可以得出两点认识：第一，屯田荒芜情况十分严重，屯地所剩无几。全未种并已荒芜田，加上已种但有灾无收田，广宁中卫已达屯田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中所更达百分之九十。第二，屯粮大大减少。全未种并已种荒芜田，加上有灾无收田，该粮广宁中卫已达应纳粮米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二，中所更达百分之九十。
嘉靖三十九年档案所记是辽东发生灾荒时的情况，有些特殊。但即使在正常年景，所得屯粮也比往昔少得可怜。成化十九年（1483）毛泰奏，当时辽东岁征“不足七八万之数，较于旧制屯田之法十不及一。故辽东三十二仓，通无两月之储”[79]。这说明，屯粮减少，不光有自然上的原因，还和屯军的贫困，难以精耕细作及有意的进行怠耕斗争有关。总之，屯地的破坏，屯粮的锐减，清楚地表明了军屯制度败废的严重程度。
隆庆年间（1567～1572）定辽等卫屯田的档案，还从另外一些侧面说明了军屯制腐朽及破坏的情况。让我们从乙类13号档中举几例加以分析。
定辽后卫：
原额屯田六百七十四顷，共谷豆一万四千五百五十石九斗五升。……已承种田四百六顷七十七亩五分，共谷豆八千八百九十八石六斗二升。……节年承种并上年复过召人佃种田四百四顷七十七亩五分，征完谷豆共八千五百八十三石四斗二升。……未种、水冲、沙压、达掳绝户荒芜无人承种田共九十九顷七亩三分，共米谷豆六百五十七石四斗三升五合二勺三抄八撮。
广宁卫：
原额屯田二百六十三顷五十亩，共谷豆五千五百九十六石。……已承种田一百四十顷五十亩，共谷豆二千九百八十二石。……节年承种并上年复过召人佃种田一百二十六顷五十亩，征完谷豆二千五百九十七石。……今次复过召人佃种田一顷，该隆庆三年征完谷豆二十二石。……步军佃种营田一十三顷。已承种田并上年复过清出田三百四十八顷四□□亩四分一厘，共米谷豆一千八百五十一石一升三合八勺五撮。……未种、水冲、沙压、达掳绝户荒芜无人承种田一百一十八顷一十四亩六分四厘三毫，共米谷豆八百二十九石七斗一升四合五勺五抄。……步军佃种营田一十一顷一十亩，该正谷豆共二百四十二石二斗。
某卫：
原额屯田五百六十八顷五十八亩，共谷豆一万一千八十六石五斗。……已承种田三百顷九十四亩五分，共谷豆六千五百三十五石五斗五升。……节年承种并上年复过召人佃种田二百三十顷四亩五分，征完谷豆五千七十一石一斗六升。……今次复过召人佃种田九顷四十亩，该隆庆四年征谷豆一百一十二石三斗九升。……步军佃种营田六十一顷五十亩，该正谷豆一千三百五十二石。
某卫：
原额科田七百六十七顷三十六亩四分一毫，共米谷豆四千一百八十二石一斗一升七合六勺二抄四撮：米一千二百一十五石六斗三合八勺七抄四撮，谷二千八百一十九石四斗三升一勺九抄五撮，豆一百四十七石八升三合五勺五抄五撮。已承种并上年复过清出田四百九十三顷九十四亩八分一毫，共米谷豆二千六百三十三石九斗一升七合七勺二抄四撮。……未种、水冲、沙压、达掳绝户荒芜无人承种田二百七十三顷四十一亩六分，共米谷豆一千五百四十八石一斗九升九合九勺。
从上引四段记载，可以看出以下八个问题。
第一，“屯田”数量不大。辽东二十五卫田地，本来都是军屯，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屯不断被破坏，二十五卫的田地中，“屯田”只占了一部分。此件档案的“屯田”数目就不多。
第二，屯田数字中，包括“召人佃种”一项，说明屯军逃亡严重，无人耕种军田，只好招民佃种，可见屯田破坏之严重。
第三，在屯田的“已承种”田里，包括“步军佃种营田”一项。营田是担任防御的旗军集体耕种，费用完全由官府供给，收获也全部入官，它是为补救军屯废弛而设的。
第四，原额屯田中有不少是“未种水冲沙压达掳绝户荒芜无人承种田”。从上引材料看，定辽后卫占百分之十四，广宁卫占百分之四十四，某卫虽没记荒芜田数，但原额屯田五百六十八顷，扣除已承种田三百顷，则荒芜无人承种田为二百六十八顷，占百分之四十七。
第五，“科田”很多。科田乃是余丁民人佃种军田或开垦已荒屯田而成的，它表明了屯田向民田的转化。
第六，“科田”纳粮少于屯田。上引某卫科田七百六十七顷三十六亩，征米谷豆四千一百八十二石一斗，若把米豆也折成谷，三项共为五千五百四十三石，则每亩平均征谷七升，仅为屯田赋租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这也表明，科田具有民田的性质。
第七，即使是“科田”，也有隐占，不少是现在才“清出”的。上引某卫科田，清出田是四百九十三顷九十四亩，占科田总数七百六十七顷三十六亩的百分之六十四。
第八，即使是“科田”，也有很多已经荒芜了。上引某卫科田，“未种水冲沙压达掳绝户荒芜无人承种”共二百七十三顷四十一亩，占科田总数七百六十七顷三十六亩的百分之三十五。
总的看来，隆庆时期的军屯已经不成体统了。
军屯制度的破坏及其演变，大体上经历了如下过程。先是屯军大批逃亡，不得不以屯军的“余丁”顶补，成化时期（1465～1487），辽东军屯已大都是余丁耕种了。但这还不能完全弥补屯军逃亡的损失，大量土地还是被抛荒了，无人承种。于是，明廷又行“科田”法，即招募或遣派余丁、民人佃种屯地，或开垦已荒屯地及未曾开垦的荒地。正德时（1506～1521），正规的屯田才有一万二千零七十三顷，而科田性质之类的地亩田园等，则有二万七千四百六十七顷，超过正规屯田一倍多[80]。此后，在隆庆时（1567～1572），明廷还实行了“营田”制，以图把军屯“改营田以足额”[81]，但因一切费用全由官府开支，得不偿失，所以营田数量很少，没有推广开。在这种情况下，“总理屯盐都御史”庞尚鹏奏准，对荒芜的屯田，“无分官旗舍余，寄籍客户，听其自行认种，各照顷亩，先给牛种，待五年之后，若有收成，仍分别上中下，办纳屯粮，其有逼临虏穴及工力繁难者，永不起科”[82]。到崇祯二年（1629），给事中汪始亨又极论盗屯损饷之弊，户部尚书毕自严则承认现实，认为这种状况“相沿已久，难于核实，请无论军种民种，一照民田起科”[83]。毕自严的意见得到崇祯皇帝的同意。至此，军屯完全停止，从法律上也正式变成了“民田”。
[1]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周远廉研究员合写，原载《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
[2] 《明太祖实录》卷248，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己酉。
[3] 《辽东志》卷8，元文宗条。
[4] 《明太祖实录》卷74，洪武五年六月辛卯。
[5] 《明太祖实录》卷179，洪武十九年十月辛卯。
[6] 《明太祖实录》卷233，洪武二十七年六月戊寅：“命辽东定辽等二十一卫军士自明年俱令屯田自食，以纾海运之劳。”
[7] 《明太祖实录》卷255，洪武三十年冬十月戊子。
[8] 见《明太祖实录》卷234，洪武二十七年九月丙寅；《明宣宗实录》卷58，宣德四年九月壬戌。
[9] 《明太祖实录》卷252，洪武三十年夏四月乙酉。
[10] 《明太宗实录》卷25，永乐元年十二月甲申。
[11] 《明太宗实录》卷29，永乐二年六月辛卯。
[12] 《明太祖实录》录233，洪武二十七年六月戊寅。
[13] 《辽东志》卷8，国朝太祖条。
[14] 《明英宗实录》卷25，正统元年十二月壬申。
[15] 《明英宗实录》卷25，正统元年十二月壬申。
[16] 《明宪宗实录》卷244，成化十九年九月戊申。
[17] 《明宪宗实录》卷255，成化二十年八月庚辰。
[18] 《明太祖实录》卷145，洪武十五年五月丁丑，朱元璋屯田谕。
[19] 《明太祖实录》卷144，洪武十五年四月丙午，故元臣名祖言。
[20] 《辽东志》卷8，国朝太祖条。
[21] 《辽东志》卷1，风俗条。
[22] 《明宪宗实录》卷244，成化十九年九月戊申，毛泰言：“自洪武至永乐，为田二万五千三百余亩”。印刷有误，“亩”当为“顷”。
[23] 《辽东志》卷8，国朝太祖条。
[24] 《辽东志》卷1，物产条；卷3，财赋条。
[25] 《明太祖实录》卷245，洪武二十九年四月戊戌。
[26] 《明太祖实录》卷134，洪武十三年十二月戊午。
[27] 《明太祖实录》卷145，洪武十五年五月丁丑。
[28] 《明太祖实录》卷255，洪武三十年十月戊子。
[29] 《明太宗实录》卷21，永乐元年八月乙丑：“平江伯陈瑄总督海运粮四十九万二千六百三十七石，赴北京、辽东以备军储。”
[30] 《明宪宗实录》卷244，成化十九年九月戊申，毛泰奏。
[31] 《明宣宗实录》卷90，宣德七年五月丙戌，朱勇奏。
[32] 《明史》卷77《食货一·田制》。
[33] 《明宪宗实录》卷244，成化十九年九月戊申，毛泰奏。
[34] 《明武宗实录》卷39，正德三年六月己卯，周熊奏。
[35] 《辽东志》卷3《兵食志·财赋》。
[36] 《明代辽东档案》（以下简称《明档》，辽宁省档案馆藏），丙类13号。
[37] 《明史》卷77《食货一·田制》。
[38] 《明档》，丙类13号。
[39] 《明档》，丙类13号。
[40] 《明档》，丙类13号。
[41] 《辽东志》卷3《兵食志·财赋》。
[42] 《明宪宗实录》卷172，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丙子。
[43] 《明史》卷77《食货一·田制》。
[44] 庞尚鹏：《清理固原屯田疏》，《明经世文编》卷359。
[45] 《明宪宗实录》卷255，成化二十年八月庚辰。
[46] 《明英宗实录》卷108，正统八年九月戊寅。
[47] 《明孝宗实录》卷192，弘治十五年十月乙巳。
[48] 《明世宗实录》卷101，嘉靖八年五月丙午。
[49] 《明会典》卷166《刑部·律例》。
[50] 《明太宗实录》卷27，永乐二年正月丁巳。
[51] 《明英宗实录》卷13，正统元年正月甲戌。
[52] 《明英宗实录》卷19，正统元年闰六月壬午。
[53] 《明英宗实录》卷87，正统六年十二月甲午。
[54] 《明世宗实录》卷475，嘉靖三十八年八月乙丑。
[55] 《明太宗实录》卷95，永乐十三年二月癸酉。
[56] 《明英宗实录》卷39，正统三年二月己巳。
[57] 《明宣宗实录》卷107，宣德八年十二月庚午。
[58] 《明宣宗实录》卷58，宣德四年九月壬戌。
[59] 《明英宗实录》卷47，正统三年十月辛未。
[60] 《明孝宗实录》卷195，弘治十六年正月甲午。
[61] 《明宣宗实录》卷108，宣德九年二月戊午。
[62] 《明孝宗实录》卷195，弘治十六年正月甲午。
[63] 《明世宗实录》卷546，嘉靖四十四年五月乙丑；卷559，嘉靖四十五年六月丙寅。
[64] 《明神宗实录》卷445，万历三十六年四月丁丑。
[65] 《明宣宗实录》卷90，宣德七年五月丙寅。
[66] 《明英宗实录》卷47，正统三年十月辛未。
[67] 《明英宗实录》卷46，正统三年九月丙戌。
[68] 《明武宗实录》卷53，正德四年八月辛酉；《明史》卷77《食货一》，卷306《韩福传》。
[69] 《明武宗实录》卷74，正德六年四月庚寅。
[70] 《明世宗实录》卷173，嘉靖十四年三月乙丑。
[71] 《明世宗实录》卷174，嘉靖十四年四月丙午。
[72] 《明世宗实录》卷174，嘉靖十四年四月丙午。
[73] 《明世宗实录》卷227，嘉靖十八年闰七月己亥。
[74] 《明神宗实录》卷445，万历三十六年四月乙酉；卷446，五月甲寅。
[75] 《明神宗实录》卷446，万历三十六年五月甲寅，朱赓等言。
[76] 林希元：《辽东兵变疏》，《明经世文编》卷164。
[77] 《明档》，乙类73号。
[78] 《明档》，乙类73号。
[79] 《明宪宗实录》卷244，成化十九年九月戊申。
[80] 《明武宗实录》卷39，正德三年六月己卯，周熊奏。
[81] 《明穆宗实录》卷12，隆庆元年九月辛未。
[82] 庞尚鹏：《清理辽东屯田疏》，《明经世文编》卷358。
[83] 《明史》卷256《毕自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