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明史研究
明代辽东军户制初探[1]
——明代辽东档案研究之一
明代辽东档案有一千零八十卷，是一九四九年在沈阳故宫发现的，原藏东北档案馆，现存辽宁省档案馆。
这批档案本系明代辽东各官署的文件。一六二一年三月后金国汗努尔哈齐率领八旗官兵进驻辽沈以后，一来不懂得这批档案的史料价值，二来当时极缺棉花，就将一部分明档用来代替棉花，絮入包装“信牌”的囊袋夹层。由于它被剪成信牌形状，所以现在称为“信牌档”。另一些档案被用来裱糊沈阳宫殿的屏风，因而今天被叫作“屏风档”。这批档案大多是残件，有的首尾不全，有的中间残缺；原来的顺序也被弄乱了；有重复的，有缺页的，也有前后颠倒的。据其残损程度，又被分为甲、乙、丙、丁四类。
这些文件起于洪武年间，止于崇祯末年。它详细地、具体地、比较真实地载录了明代辽东地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情况，是研究明史，特别是辽东地区历史和清初历史的珍贵资料。
我们对这批材料做了初步的研究，觉得有不少问题值得探索。本文首先介绍和论述明代辽东的军户。
军户制度是明代的一项重要制度。明初全国有二百万军户，占户口总数的五分之一。[2]弄清军户制，对研究明代的军事、政治、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等问题，都有重大的意义。
对于此事，虽然《明实录》等官方典籍和私人著述多有涉及，但不够具体，明档则有上百件专谈这个问题。现以明档为主，结合有关文献，对辽东军户制的若干侧面做些探讨。
一 明代辽东军户的来源
明太祖朱元璋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在统治和役使人民方面，因袭了元朝统治者配户当差的老办法，仍然把全国百姓分成军、民、匠、灶等不同类型的户。这些不同类型的人户，分别籍属于中央不同的部，承担不同的差役，而且不准改籍，役皆永充，世代延续。军户，就是供应军役的户，著军籍，隶兵部。
关于军户的来源，《明史》在总论明朝兵制时指出：“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3]既包括随从朱元璋起义反元的人户，归降、依附的元军和义军的人户，因罪充军的人户，又包括民户因“垛集”而一时变为军户的，元代的旧军户等。
辽东的军户，大多是谪发的。《明史》指出：“初太祖沿边设卫，惟土著兵及有罪谪戍者。”[4]这在明档中有突出的反映，因罪充军的记载很多。明档丙类五十三号、五十八号（原系一件，整理时分为两件）是各地谪发辽东都司某卫充当军士的清册，分别载明充军人的姓名、原籍、充军时间和罪名及逃故年月。比如：“一名，宋辉，系本县（浙江省武义县）在城西隅人，洪武二十五年，为不应事，充本卫左所百户赵文所总[旗□□]……小甲缺下军，本年六月内故。”由于该档记录了二百六十五名军犯的情况，约有一万六、七千字，不便全引，仅选录若干条，列表如下，以观其一斑（见表1）。
表1 各地谪发辽东都司某卫充当军士情况
续表
根据表1所示，我们可以看出六个问题：第一，因罪充军的名目繁多，统治人民的法网细密。表1载录的充军罪名有二十二种：为剁指事、为不应事、为违法事、为不法事、为党送事、为马草事、为马匹事、为私盐事、为盐法事、为钱粮事、为粮草事、为法除民害事、为起宗事、为黄册事、为钞法事、为钱法事、为未完勘合事、为不举事、为巡补事、为力士事、为起送老人事、为说事过钱事。若不是档案残缺，名目一定还会更多。不过就是这些名目，已经清楚地表明，大到国家粮赋，小至个人一言一行，处处有禁，动辄得咎。人民已经像被网起来的鱼儿一样，根本没有行动自由。
第二，这些充军的罪名，大大超过了明廷正式规定的条文。洪武时，明王朝曾明确规定了“合编充军”的二十二条，即“贩卖私盐。诡寄田粮。私充牙行。私自下海。闲吏。土豪。应合抄剳家属。积年民害官吏。诬告人充军。无籍户。揽纳户。旧日山寨头目。更名易姓家属。不务生理。游食。断指诽谤。小书生。主文。野牢子。帮虎。伴当。直司。”[5]上述档案记录的二十二种充军罪名中，只有私盐、钱粮、剁指三项符合这项正式规定，盐法、粮草、法除民害三项，可能与此项规定也有些关系。其余如不应事、黄册事、起宗事、党送事等十多种充军罪名，虽皆与“合编充军”的律令无关，但照样被强行解到辽东卫所充军。[6]
第三，轻罪重惩，滥施刑罚。既然档案记录的二十二种充军罪名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罪名不符合明廷充军的律令，那么明王朝各级政权滥施刑罚的情况，就显而易见了。比如，在明档丙类五十三号和五十八号记录充军的二百六十五人中，“为不应事”有八十九人，占总数的33.6%。什么是“不应事”？就是“不应为而为之之事”。这个“不应事”伸缩性很大，凡是封建政权认为不应该的，看着不顺眼的，都可以诬为“不应事”。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仅是“滥”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按照刑律，“不应事”本非什么大罪，一般是“杖八十”即可了结，可是反倒变成了只比死罪低一等的充军大罪。这是“滥”的另一方面，即轻罪重惩的一面。又如“为马草事”、“为黄册事”等条，都不属大罪，可是都要充军。
这种滥施刑罚，大量逼民充军的情况，在明廷大臣的奏疏中也有所披露：“而所谓罪者（指充军之罪），或粮赋违限，或工作误式，甚而至于洪、永之际，奏请小有不合，僚属偶尔不和，又甚而死事逮于群众，诖误累及亲友，纵其身罪合，而今应补者日以远也。”[7]
第四，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档案记录“为剁指事”而充军的达九十九人，占总数的37%，为犯罪充军中人数最多的一种。所谓“剁指”，不是剁别人之指，而是剁自己之指。这是劳动人民困于苛敛重赋，苦于当兵远戍，而被迫采取的自身致残的办法。这种现象在明代相当普遍，它是抵制、反对封建国家剥削奴役的一种消极手段。但是，统治阶级对人民的镇压是全面的，无论是积极反抗，还是消极反抗，它都要镇压。《大诰》把“断指诽谤”定为“杂犯死罪”[8]，因为皇帝“恩赦”，减免一等，才改为充军。
“合编充军”条例中的“不务生理”、“游食”等条，亦是明廷针对贫民的反抗而规定的。所谓“不务生理”，就是穷到了没法“务生理”的地步，不是无土地，便是无牛具，因而再不能够为封建国家种田、纳粮、当差了。所谓“游食”，就是企图摆脱国家户籍，不愿纳粮当差的游食之民，也即朱元璋说的“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9]因为“不务生理”、“游食”之人，已经不对封建国家尽“民”的“本分”了，所以要逮捕他们问“罪”，强迫他们从军，这是对人民哪怕是一点点微小反抗的残酷镇压。至于“合编充军”中的“旧日山寨头目”一条，更是赤裸裸针对元末反抗暴政的农民义军。
第五，充军的人来自天南海北，地域十分广泛。档案丙类五十三号和五十八号，记录的是一个卫的情况。充军到这一卫的人，来自许多不同的地方。仅可查出地名的，就有浙江省的武义县、龙游县、丽水县、送安县、龙泉县；山东省的寇城县、福山县、文登县、栖霞县、夏津县、日远县；山西省的泰原县、静乐县、徐沟县、
十六个州、县。每一县又分若干乡、里、都，不少乡、里都有充军之人。例如丽水县下就有六都、七都、十都、十一都、十三都、十九都、二十都、四十九都等处之人充军。有的都甚至有好几个人充军的，如丽水县的十一都，就有张仲新、肖伍朝、叶在善、梅仲机、叶幼等五人同时充军到该卫。[10]
第六，因罪充军的人很多。按明制，每百户所设总旗（或名总甲）二，各辖军士五十六名。而明档丙类53号、58号载明，在洪武二十五年一年内，充军到该卫后所百户薛方所总甲某名下的，就有陈佛受、叶官保、于子祥、陈显、许孟、查荣、张善、倪安保、陆阿三等二十一人。[11]这还是根据残档做出的不完全统计，可见因罪充军的比重是多么的大。
这些档案的记载，并不是孤立的、局部的现象，而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与其他文献的叙述也完全吻合。据《明史》载：“明初法严，（充军之人）县以千数，数传之后，以万计矣。”[12]
自从洪武四年（1371）明都指挥叶旺、马云率兵入辽，陆续设立卫所以后，明王朝就不断遣发罪犯充军辽东。洪武十八年（1385），明太祖朱元璋命令赏赐辽东军士，因为这时“谪发者”已是辽东军士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不得不打破“例不赏赐”的旧规，特意指明对“谪发者”也要赏赐。[13]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还专门对谪戍辽东之人下诏说：“凡吏民谪发辽东戍守者，各以时力田讲武，不得更上封事，论诉是非，违者罪之。”[14]遣发罪犯充军辽东的直接记录也时有出现，例如：洪武二十九年（1396）三月，清水江中平等寨“群蛮聚众为乱，贵州守御官军捕之，获从乱蛮人五百，械至京师，俱宥死给衣，谪戍三万卫”。[15]同年六月，因会同县所辖上下十八洞的“蛮民”不遵约束，各立栅寨，“置标枪刀弩，拒命不供赋役”，明廷发兵攻剿。以所获“顽民”械送京师，“谪戍三万卫”。[16]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所以，管领辽东的山东巡按张聪，在论及辽东的军兵情形时，得出“辽东军士，多以罪谪戍”[17]的结论。
辽东的军户，除了因罪谪戍的以外，还有从征兵士留戍辽东的，[18]佥女真为兵的，[19]因为所占比重不大，这里就不详细论述了。
以上情况表明，封建国家的专制权力，人丁对国家的封建人身依附，是建立军户制的基础。明王朝统治集团正是运用封建国家的这种专制权力，利用全国人丁隶属于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施行暴力，镇压反抗，强迫佥发大批贫民当兵，建立了军户制度，从而形成了辽东的军户。
二 军户制对军户、兵丁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据明档丙类53号和58号各地谪发辽东都司某卫充当军丁清册的统计，在洪武二十五年充军的约有二百五十四人，死亡的约有二百一十五人，占84.6%。其中洪武年间，即在头七年内死亡的，约有一百七十八人，占充军总数的70%。而在洪武二十五年当年死亡的竟有六十八名，占充军总数的26.8%；第二年死亡的二十九名，占11.4%。充军之人，多系壮丁，为什么会死得这么多、这样快？原因不难理解，那就是封建专制国家对军户、兵丁残酷压迫和剥削所造成的。明王朝要对军户、兵丁进行剥削，就必须先把他们束缚起来，实行严格的军事编制。这种军事编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军户单独成籍，二是兵丁固定卫所，这都是具有强制性的。
关于军户单独成籍，上面已经提到。明王朝统治者的根本目的是：“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20]因此，对于保持军户的军籍极为注意。明宣宗朱瞻基曾谕示兵部：“朝廷与军民，如舟车任载，不可偏重。有司宜审实，毋混。”[21]为“军”者世代为“军”，为“民”者世代为“民”，严禁军籍改入民籍。只有两种例外的情况：或皇帝亲自恩准，或官至兵部尚书，才能除去军籍。但这种机会都是绝少的。《明史》兵志曾记述一例：“宣德四年，上虞人李志道充楚雄卫军，死，有孙宗皋宜继。时已中乡试，尚书张本言于帝，得免。如此者绝少。户有军籍，必仕至兵部尚书始得除。”[22]军户只有这样永远固定起来，才可能“永充”统治者“任载”之“舟车”，供其驱使。
有了固定的军户，可以保证兵源不枯竭，而要想任意役使兵丁，还需把兵丁编置起来，这就是卫所编制。其法大体是“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23]总旗即总甲，小旗即小甲。洪武二十一年（1388）秋，明廷更“令卫所著军士姓名、乡贯为籍，具载丁口，以便取补”。[24]其具体做法是：“一样造册二本，将各总小甲军人姓名、年籍、乡贯、住址，并该管百户姓名、充军卫分，注写明白。一本进赴内府收照，一本同总小甲军人付该管百户，领去充军，仍咨呈该付作数。”[25]这样，对兵丁的控制就更严了。军丁充军的地方，大体上也是一定的，基本上是南方人谪戍北方，北方人谪戍南方。“如浙江、河南、山东、陕西、北平、福建并直隶应天、庐州、凤阳、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人，发云南、四川属卫；江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并直隶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安庆人，发北平、大宁、辽东属卫。”[26]这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如上引明档记录，充军到辽东的，就有山西和山东之人。统治者的用意是：路程遥远，防止军丁逃亡。
对于军丁的逃亡，明廷是严行禁止的。明律将“从军征讨私逃再犯”和“三犯逃军”，都定为“真犯死罪”。[27]对于“一次、二次在逃囚军”，处理稍轻一点，兵部要“照例刺字，依律杖断原伍旧军”。“若系在京军人，调发外卫”。[28]法律不仅规定了对逃军的惩处条例，同时也对“两邻里甲”、“众百姓”发出了严厉警告：“毋得隐藏逃军，虽是至亲，必须首告”，否则，“两邻并影射之家，尽行拿充军役”。对于“隐藏逃军之家”，则“全家拿赴京来，迁居化外”，“家私就赏捉拿之人”，[29]惩处是够狠的了。
卫所的军丁一旦逃亡、老疾或病故，则必须勾取原户壮丁补充，是谓清军。明律规定：“凡各卫所开报逃故并老疾勾丁代役军人，先须查对乡贯住址明白，具手本赴内府给批，差人前去，着落有司官吏，逃军，根捉正身。如正身未获，先将户丁起解补役，仍根捉正身补替。其故军，勾取户内壮丁补役……老疾军人，就留原籍住坐，将户下壮丁起解替役。”[30]军士若被少数民族统治者掳去，亦勾原户壮丁充补。[31]总之，只要籍为军户，不管遇到什么严重情况（老疾、被虏、死亡等等），都还得为封建国家供军丁，服军役。
清军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极为沉重。宣德时，有些地区因此而“株累族党，动以千计”。[32]到“嘉靖初，捕亡令愈苛，有株累数十家，勾摄经数十年者，丁口已尽，犹移覆纷纭不已”。[33]“每当勾丁，逮捕族属、里长，延及他甲，鸡犬为之不宁”。[34]清军如此害民，以至《明史》的作者也借他人之口议论说：“论者谓（充军）既减死罪一等，而法反加于刀锯之上，如革除所遣谪，至国亡，戍籍犹有存者，刑莫惨于此矣！”[35]
明王朝正是通过这些手段，来保证兵源，对军士进行残酷剥削。
在军户的差役里边，最根本的一项是服兵役。明初规定，每一军户必须出一丁，到指定的卫所当兵。到永乐时期，由于军事行动增加，竟强令一个军户出数丁当兵。有多达三丁、五丁为兵的，简直是全家壮丁都为军了。这种“重役”，在宣宗以后虽有所减轻，但一直未能彻底改变。一家数人当兵的事情，在档案里面也有反映。例如，成化十七年（1481），记录有王秀祖父共垛一军的事情：
旧军王英儿捏作故军，原籍清勾，蒙本县将秀同妻□……瘦子帮军不缺。今来若不状告，切思祖父共垛一军，见有军余不缺，带回原籍，听继军伍便益，有此具状来告山东监察御史大人处，详状施行。成化十七年正月十八日告。[36]
这种情况，其他史籍也不乏记载。比如，正德年间，有一家二名壮丁同时当操守旗军的。[37]隆庆年间，有一户四丁而三丁当兵的，也有一户二丁全部当兵的。[38]
军户要给军士置办军装，筹备路费，费用相当浩大，常常因此倾家荡产。这几乎成了普遍的情况，以至不能隐瞒。管理清军的给事中徐贞明曾言：“勾军东南，资装出于户丁，解送出于里递，每军不下百金。大困东南之民……”[39]这些费用，有时还要强加在军丁的亲族头上，即“亲族有科敛军装之费”。[40]为了羁绊军丁不致逃亡，明廷允许甚至提倡军丁携带家属。如果出军役时加上办婚事，那情况就更不堪设想了，“民间娶妻、佥解路费、军装，无虑百金，故一军出，则一家敝，一伍出，则一里敝……往往见新军殊死，号泣道路”。[41]
军丁被押解到卫以后，须向卫官行贿，交“见面钱”或“拜见钱”，这竟然成了常例。明档记有：
管队张春“索要见面钱，张玉银八钱、崔祥银□……罗中拜见钱铜壶一把，入□□□□□□□将黑漆纸鬀髻四十个，共值银四钱……”[42]
连《明史》这种官修“正史”，也不得不承认，军丁每“至所充之卫，卫官必索常例”。[43]需要行贿的事情很多，例如，军丁不许外出，因故外出，就得行贿，甚至回原籍扫墓，还需交银一两。[44]
军户的另一项经常性的差役，就是被迫耕种屯田。谪发辽东的军兵，绝大部分被用来屯耕，要缴纳高额屯粮，受很重的剥削。明初，辽东军屯的情况大体是，“八分屯种，二分戍逻。每军限田五十亩，租十五石”。[45]对于屯军的全面情况，将另文专述，这里就不细说了。
此外，军户还要承担各种官役。明代的徭役，大致有三种：里甲、均徭、杂泛差役。按照法令规定，军户的军田可以免除杂役。事实上，军户除负担“里甲”、“均徭”之役外，还是要应承各种杂役的，即“正军领马操备，余丁各有差役”。[46]这种情况在屯军里最为突出。屯田的正军和军余，往往要承担养马、打柴、打草、修建、筑堤、运粮、烧炭等差役，甚至还要为官府运送与己毫不相干的铜铁。[47]因此，“总理屯盐都御史”庞尚鹏在总论屯田之弊时指出：“若论其大端，则虏患不时，科差无度，最为屯田之梗，而侵盗克剥次之。”[48]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科差无度”。
军户、军丁还遭到各级官吏非法的盘剥奴役，有的甚至被逼勒致死。这在明档里有大量的记录。请看镇抚张春对军丁崔祥等人科索的情况：
……被害不过，脱走回屯，差管事军人李旺拘催得户丁崔祥，前来更替□……布一匹。本年闰三月内，军人张洪年老，告将户丁张玉代役，要银八钱。弘治十年五月，有军人罗五十病故，将户丁罗中代役，要银七钱，铜壶一把。本年九月内，散在军人董俊、周文、余能、金全等四名，每名黑漆纸鬀髻十斤（个），要谷草一车。鬀髻四十斤（个），要草四车。弘治十一年正月内，有军人周文老疾，告将余丁周芳替军，要银一两。替后又要银五钱，送周芳跟都指挥张俊作识字吏，俱是贪赃。
十月内，每军科要狐狸皮一个，做皮袄备寒，每个用银三钱买交。内有军人线林、王原……狐狸皮不堪，退出要换。今弘治十一年四月内，存留军人白二汗在家熟皮，不去防护。
去迤西防护人夫修边，本官令军人韩能、崔得、罗五十、王祥、徐敬同洪□……打柳木杆，着各军官马连芦席、干鱼驮送辽阳城西地名三里庄（家里）。[49]
可以看出，军丁代役时要勒索，安排好差事要勒索，变季节的时候也要勒索。勒索的东西有白银、布匹、谷草、狐狸皮、柳木杆、芦席、干鱼，应有尽有。甚至在防边吃紧之时，这个张春还不忘损“公”肥私，留下军人为自己熟皮子，即使到边防的，也要抽出一些人为自己搞“副业”，捞外快。
再看王瓒、戴英揭发老吏周祥虐待余丁一例：
今弘治九□五月，有本百户所老吏余丁周祥妻李氏在家倚大，要行见害，是瓒不从，（就）被本妇串同伊亲孟广、孟位住、周和尚、周升、周山马同男妇韩氏，上瓒门首欺侮，将家产毁坏缸二个、盆二个。是瓒含忍不过，要行告理。后周祥回家，带领周和尚等十数余名，将瓒踩打肿，抢去绒帽一顶、三梭布衫一领、褶儿一腰，抢去无存。不期老吏周祥在卫谋干，弘治六年管收三年，每年椿木二百五十车、芦苇三百车，尽数卖放，讨钱肥己。……不期先年迎承管事，要英青儿马一匹，算银五两，凭中见人张昂，至今拖欠，累讨不还。又得本丁将男妇韩氏欺奸，有妇前到瓒窗下敢叫，瓒得知。又将役占本百户所余丁丘全等十数余名牛马人力，俱无远近差役，讨钱肥己。……老吏周祥不守公道，假公干私科害等情，将椿木、芦苇、砖瓦装运地名郎均在，起盖房三间住坐。[50]
一个小小的管收旧吏，对余丁可以毒打、抄家，可以私收实物上千车，可以役占余丁十数名，盖起三间“别墅”，其他卫官势要盘剥役使余丁的情况也可推想而知了。
有些军士余丁，不堪盘剥奴役，竟有被逼勒致死者。请看明档记录招头杨景时逼死林秀等人的案卷：
……早辰，守堡镇抚刘谦在演武厅内点□□□□器听候阅时。彼有林秀军器不堪，令未到□……通点已毕，本官将各军亲管招首、管队旗器数比较，景时与小甲王英每名责打二十棍，严□……景时就不合用言威逼林秀：你的军器不堪，将我
等语。至巳时分，林秀恐累时责打，密用白麻兀刺袋□□□去演武厅房梁上自缢身死……比时，王英与辛淮等九名各不合将尸坑浅挖坵埋，以致狼狗（刨）开，将尸拖拽，食残无存。本月内，有伊父林聚才得知，到堡探望。景时因见林秀缢死，缺人当军，又兼听候问实，就将林[聚才]捉拿应役。比伊不从，景时将伊责打二十棍，锁项交□□□□□□在官军人许英不合手拿铁锁，将伊下牙打落……
添[杨景]时先撒派本招军士七十三名，每军兀刺[一双银二钱，弓弦一条银一钱]，共勒要银二十一两六钱，因男家窘口口口责打四十棍，棒疮举发，气绝身死等项实……[51]
因家贫，没有好军器，就要挨打。被逼死了，尸体让狗吃了，还不罢休，探视的家属还要挨棒打，被充军。家寒窘，不堪勒索，也要被毒打而致死亡。卫官贪婪残暴的形象，真是跃然于档案之中。
除此之外，还有些狡猾的官吏，在勒索军士、余丁时，常常搞点伪装，“设计套银”。兹举嘉靖二十五年（1546）铁岭卫军犯董朝用告发掌案积吏罗通一例：
……问拟朝用徒三年，发本城边墩夏洼空守哨，满日踈放，照旧充军。押□到堡，当有掌案积吏罗通设计套银，故称守堡用刑时锁，你可凑些银物送他。将红赤骒马一匹变卖与客人赵三，改机一桶，银二两交付本丁，收送了讫着役。至本年七月内，遇蒙恩宥，例该释放，照旧回卫应役。今本年五月内，不料污吏罗通假捏批文，随带军人马镗，不知何处差遣，到朝用家说称，各处查点徒夫，替你使银打点，二人又索银物一两二钱，本丁收存。[52]
有时候，贪官们勒索不均，以致互相告发，出现狗咬狗的局面。请看嘉靖二十一年（1542）海州卫指挥佥事林相与李春的互相揭发。林相揭发李春：
……指挥李春栏挡，军夫停止，不行做工，差令管队秦端、管工董杲、写字李振等，将做工军余高也儿、赵杲、王堂等四十队共一千名，每名科收银一钱，共银一百两，不知何用。[53]
李春揭发林相：
……指挥林相谋干前来督修东胜并本堡工程，在彼住扎，□思军苦，每日科逼队伍军甲王付等管办，各日不等，共要烧酒四十壶、鸡四十只、肉四十斤，粳米八斗、青酱二十碗，同伊弟林二并亲识等十余人往来吃用。仍科要军余曹隆、魏住、宁景、刘春及五百户所黄青甫等各鹅不等，共鹅九十三只。台军王成、铺司兵丁那海等共银二两、马尾网巾一十六顶，俱本官科要入己。仍将做工夫丁李序、汪钦等每队二名，共夫四十二名，私役割田使用一十余日，不修边工。贪心不足……[54]
明档中有关官吏盘剥军丁的记录是举不胜举的，并且都如一幅幅历史画卷那样，非常细腻逼真，与《明实录》的记载可以互为印证。兹引成化和弘治时的几条材料加以比较。成化十年，“辽东都司都指挥吴俊，私役军卒或致死者。有卒妇色美，逼通之。为其夫所奏。并发诸受贿不法事。下巡按御史按问得实”。[55]弘治时，“海州卫备御都指挥佥事李杲与布商谋，伪称中官之布，分散军士，约以米偿之，取利倍常”。[56]“辽东都司都指挥同知宋溥，役军士耕私田，私乘官马致死，又索贿于军士。”[57]分守辽阳的太监刘恭，“在辽阳私役军余千余人”。[58]镇守太监梁圮，“倚势为害，……闻民有良马，必贱市之。多夺民田至二百八十余顷，以军余佃之。又占军余二百七十余人，纳钱而免其役”，且“私役军士……樵采，为虏所杀”。[59]辽东巡抚张鼐指出，这种役占军丁的行为并非个别现象，而是通病：“辽东总兵、副总兵、参将、都指挥、指挥、千户等官……隐占军丁从而使令者，见今一家多者有二三百丁，俱称舍余。”[60]因此，当时有人曾概括说：“旗军精壮富实者，役占于私门；老弱贫难者，疲困于征役。”[61]可见，在官吏对军丁的盘剥苛索、役使占有，以及奸污军卒妇女、驱逼军卒致死等基本方面，明档的记载和实录的叙述是完全一致的。
军丁和军户在各级官吏的盘剥压榨之下，生活异常贫穷困苦。老疾无依的人，更是难以维生。且举几例档案：
告状人刘常一，年六十一岁，□……难以屯种，户下又无人丁替役，实切□……[62]
状据江文四代役孙江宁宽告，年七十二岁，……[不]勘应役……[63]
[曹民]年六十五岁，系定辽后卫前所百户陈昂所屯军。状告：先于成化……得患痨祛病症，又兼两腿麻痹，时常举发，不堪辩（办）纳粮差……[64]
六七十岁了，还要应役纳粮，不能除豁，其生活艰难之状是可以想见的。
因为贫穷，回不起故乡，有的军丁只好世代流落异乡：
……□同可才等供送祖，一向随住，续生子孙，不能回乡。正德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是可才因贫□……见丁纳粮，若不具告，委的亏损老幼等项余丁，衣食不能度生，如蒙可怜分□……[65]
既不能免役，又无力返乡，有的军丁竟致乞讨度日：
状据于仲礼告称：幼年在所，办当王差，家产变卖尽绝，即今年迈绝嗣，两眼昏花，不能行走，寻讨度日。有妻魏氏年过六十五岁，无处投生，命在朝夕，望乞青天老爷悯恤蚁命，九死一生，投天等情……随唤于仲礼到官：供系本卫后所已故百户俞承尧所老疾余丁，见年八十二岁，先年在所，应当屯军，每年办纳谷豆一十一石、草银五钱，仓库票存。后因无力，家□□□尽绝，遗下屯军更替本所余丁于六汉领纳。即今与妻□□□各年老贫窘，又无弟男子侄，朝夕无所仰赖，乞丐无门。[66]
因此，军丁大量死亡，如本段开头统计所表明的，许多军卒在短短的几年内即被逼迫致死。
对于辽东军士、余丁的普遍贫困及其对社会经济和“边防”带来的影响，明廷不少大臣一再上疏，指出其严重性：“比者岁凶寇虐，不殍则殇，宅无人居，泽量野胔，盖七年，往矣……重以终岁露师，丁壮悉皆受甲，幸而一生九死，犹或不餍糟糠”，“辽东年饥役重，军民窜伏”；[67]“该镇行伍空虚，屯田荒秽，多由数年来，或杀虏于强寇，或冻馁于荒年，户口消沉，日益月甚”；[68]“或厄于旱荒，衣食不给；或苦于掊克，启处弗遑。老者以死，壮者以逃。遂致敌忾乏人，捍御就废”。[69]
这种情况，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三十八年（1559）闹饥荒的时候，尤为突出。当时辽东“斗米至银八钱”，[70]比正统时陡涨五十至八十倍，[71]以至境内“母弃生儿，父食死子”，“巷无炊烟，野多暴骨”，其“萧条惨楚”之状，使得当时巡抚辽东的都御史侯汝谅“目不忍视”，“计无所出”，无限“忧惶”。[72]
这种积重难返的局面，当然不是封建统治者，哪怕是其中的有识之士所能解决的。它只能通过人民的斗争来解决。
三 军户、兵丁的反抗斗争与辽东军户制的崩溃
对封建国家的暴政和各级官吏的剥削，辽东的军户和兵丁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包括消极怠工、大量逃亡和直接反抗。
我们着重谈谈军丁的逃亡和直接反抗。
从明档丙类53号和58号的逃故军丁清册来看，有关个人逃亡的记录有二十四条，即：在充军当年（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名，洪武二十六年（1393）一名，二十七年（1394）二名，二十八年（1395）二名，二十九年（1396）一名，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1402）二名，永乐十□年一名，十九年（1421）一名，永乐二十年（1422）一名，宣德三年（1428）一名，正统九年（1444）二名，其他两名年代不详。虽然这是残档，记录并不完全，但还是能够说明两点：一是充军的当年即有逃亡，而且数量较多；二是以后仍有逃亡。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丙类1～3号和29号档案。这是嘉靖三十七年（1558）开原属下城堡原额和见在兵丁、马匹数目的清册，有总的数字，而且还有十一城堡的完整记录，可看出逃故军士占原额军士的比例。兹引录其总数，并将十城堡的情况列表如下（见表2）。
总数：“开原等五城并二十边堡军马：原额军舍余丁共该一万五千五百一十六员名，见在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二员名，逃故三千五百四十四员名。”[73]
表2 开原城下属十个城堡逃故军士
表2反映出三个问题：一是各城堡都有逃故，逃故是普遍现象。二是戍堡的军丁逃故更多。城比堡条件好些，控制更严，逃故的数字小一些，例如铁岭城，逃故军士仅占原额军士的8.41%。相反，戍堡的军士逃故的就多，例如求宁堡，逃故的军士达37.88%。三是逃故的数量相当多，平均来看，约占20.63%。
但逃故并非逃亡，它包括亡故和在逃。那么在逃军士到底有多少？所占比重究竟多大？现根据明档丙类53号和58号的五处记录，列表如下（见表3），并做出分析。
表3 在逃占逃故军士比例
表3所示五条记录，都是对来自同一个地方军丁逃故情况的统计，应该说是比较完整的典型材料，因而可以据此计算、分析、判断。如表3所显示，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军丁，在逃占逃故总数的比例，少者为16.79%，多者达40%，按平均计，也在20%左右。
根据表3所示的统计比例，可以推算出，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开原等五城二十边堡约有七百余名军士外逃。这种推算当然不会十分准确，因为宣德（1426～1435）以后，兵士逃亡的问题更加严重，但这份档案对我们了解整个辽东军士逃亡的情况，还是有所帮助。
辽东军士逃亡的总的情况，其他史籍也有概括的论述。宣德八年（1433），山东巡按张聪言：“辽东军士，多以罪谪戍，往往有亡匿者，……至卫即逃。”而且逃亡的数量多，“军士在戍者少，亡匿者多”。其原因是，“皆因军官贪虐所致，”“挪移作弊，掊克军士，逼令亡匿”。[74]张聪所说与明档完全符合。到弘治年间，更是一大半都逃走了：“辽东旧额军士十八万有余，今物故逋亡过半，勾考不前”，[75]“见在止有七万之数”。[76]就全国来说，情况也一样严重，早在正统三年（1438），逃故军士竟已达一百二十余万，[77]充分证明军户制度已经濒于崩溃。
逃亡后的军士，“或逃回原籍，或潜匿东山，或为势豪隐占”。[78]他们“所至为家”，[79]或开垦边荒，或深山挖矿，或参加武装的反封建斗争。
军丁的直接反抗，首先表现为抗赋抗役。这是经常发生的。明档中有不少这类事例。先看抗赋的记载：
一名朱宝，年四十岁，系海州卫左所百户魏朝用所军人朱来住下余丁。……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内，……编审均徭，将宝编定，每年纳窑柴四千斤……宝自合照数买办本色窑柴，送窑交纳为当。不合……本年十月内……查出宝窑柴未纳……[80]
一名曾国忠，年六十三岁，系复州卫左所百户孙世荣所额伍铁军。状招：国忠每年该纳铁二百斤，递年赴本卫上纳，打造盔甲不缺。后嘉靖年间，国忠畏避军差……万历十九年九月内，复州卫掌印指挥王正名票催百户孙世荣捉拿，国忠前欠铁一百斤，并拖欠万历十一年起十九年止共该铁一千九百斤，俱未完纳。本官前往彼处，向追国忠等前项铁斤。比国忠又不合不行办纳，奸恡不□……[81]
再看抗役的记载：
一名李志良，年五十岁，系定辽右卫中所百户金国殿所军人李仲举下余丁，见在旧险山堡地名舍羊界排居住。状招：万历十[年]四月内。有靉阳堡奉明拆修……（指挥）孙遇春票差在官牢子吕永禄、高锁住并未到张二、小四、韩文德同未到百长宋钦，催调志良等各出夫一名，解赴靉阳堡修工，行间，比时志良纠同戴仲金、管一迁，各不合欺抗不服，带领未到李三、李五、戴仲美、李志敖、李二汉、管五子、左添禄、李聋子、张二、戴仲柏、李三儿、李五汉、王玉功等一十六名，各不合听从跟随，各执木棍，赶至地名韩箭儿岭，将吕永禄拘解众夫尽行夺去。比志良又不合用棍将吕永禄右手肚并左手中指连左腿□□□□□伤重倒地，今已平复□……能家煎汤食用□□□□春惟恐不的，亲诣韩能家看视，志良□管一迁、戴仲全等各又不合不论职官，用石乱打不服……[82]
还有军官仗势借东西不还，遭到军丁坚决反抗、辱骂殴打的。[83]
军丁的大规模反抗，发生于明代中叶。从正德到万历年间，先后在辽东的许多地方发生了兵变。其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有义州、锦州、辽阳、广宁、抚顺的兵变。
正德四年（1509）八月，义州、锦州爆发了高真、郭成等领导的“兵变”。这年，刘瑾遣官四出丈量屯田，其爪牙户部侍郎韩福被派到辽东。韩福“希瑾意”，“伪增田数”，[84]利用丈量之机，加重对屯军的剥削。他“所行过刻，屯卒弗堪”。“军余高真、郭成等同胁众为乱，劫诸将领及城中百姓不从者之家，焚毁廨舍，殴逐委官。守臣不能禁，发银二千五百两抚谕之，乱者始息”。[85]军丁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打击了刘瑾丈屯的苛政，横扫了封建官吏的威风，迫使统治阶级暂时做出了一定的让步。这是明代第一次兵变，在全国影响很大。
嘉靖十四年（1535），辽阳、广宁发生了大规模的兵变。当时，辽东巡抚吕经“莅政多苛，奉法太过”。[86]“故事，每军一，佐以余丁三。每马一，给牧地五十亩。经损余丁之二编入均徭册，尽收牧地还官。又役军筑边墙，督趣过当”。[87]辽阳军士忍受不了这种剥削和奴役，于这年三月，首先起来“罢工”，要求“免马田租”，接着就殴打官吏，“击毁院门，火其徭役籍”，开监狱，释放犯人。迫使明廷招回吕经，将吕经的爪牙都指挥刘尚德革职。[88]
四月，吕经灰溜溜地走到广宁，“素谄事经”的都指挥袁璘，“拟扣诸军月草价”，替吕经“饰装具”，又激怒了广宁的军士。军卒们“狃辽阳前事，鼓众倡乱”，于是打破衙门，逮捕了吕经，将其“残毁发肤，裸而置之卫狱”。并且“聚诸公牒，并经私箧，纵火爇之。延烧公署及儒学东庑，一时俱烬。遂破库劫旗纛，分其党为四部，鸣钟鼓，竟日夜。明日，取经及璘，囚首揭标，环游五门间”。军卒们数经罪行：“非尔汰我余丁征徭银耶？非尔夺我牧马田耶？而复能虐使我筑墙种树，终岁勤苦，不遑耕织耶？”[89]一时间，封疆大臣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敢打；官府衙门成了虚设之物，失去权威；受尽苦难的军丁们掌握了大权，号令一切。
五月，朝廷惮于兵变，不得不派锦衣卫官校到广宁逮捕吕经。可是，这些官校一到，也被军卒“置广宁狱”。[90]
七月，明廷派兵部侍郎林庭昻前往广宁镇压。辽阳军卒赵劓儿事先赶到广宁，与广宁军卒于蛮儿等“合谋”，[91]准备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辽阳、广宁的兵变，从三月起到七月止，历时五个月，并且彼此“合谋”，遥相呼应，搞得朝廷束手无策，官吏焦头烂额，不能不说是军丁斗争的一大胜利。
嘉靖十四年（1535）四月至七月，抚顺也发生了兵变。这几乎与辽阳、广宁兵变相始终。其原因也是军官剥削军士所致。抚顺城备御指挥刘雄，朘削军士，人心蓄怨，军卒王经等“见辽阳倡乱，乃乘机夜纠众拥入其室，尽掠其囊箧，执雄与其子勋，连颈及缚之，寘诸空馆，闭城门，鸣钟鼓，以惊众。胁指挥董震等以激变闻”。[92]
嘉靖十八年（1539）七月，广宁再次发生兵变。前几年大规模的兵变，振奋了军卒的斗争士气，他们“狃于前事，时有不逞心”。适逢这一年饥馑，广宁卫“达军”佟伏与军丁于秃子、张鉴等四十余人，乘机起来进行斗争，杀死了千户张斌。这次起义虽然当天就被镇压下去，牺牲四十人，被俘二人，无一人得脱，但是它具有武装斗争的新特点，比过去的兵变前进了一步。[93]
万历三十六年（1608），前屯等地爆发了反对税监高淮的兵变。高淮到辽东后，“万般剋剥，敲骨吸髓，年甚一年”。[94]他一次“带领家丁数百人，自前屯起，辽阳、镇江、金、复、海、盖一带大小城堡，无不迂回遍历，但有百金上下之家，尽行搜括，得银不下十数万，闾阎一空”；[95]他“恐喝将领，刻削军士”，“借税杀人，黩货无厌”。[96]因此民谣云：“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97]穷极计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前屯各军数千人，“歃血齐盟，欲挈家北投虏地”。此时“淮尚稔恶不悛，密访各军姓名于汪政。众军益惧益愤”，[98]“仍歃血摆塘，誓杀高淮而后已”[99]，把高淮派出的四名狗腿子打死两个，抓住两个。“激变之事，不数月间，一见于前屯，再见于松山，三见于广宁，四见于山海关，愈猖愈近”[100]，全辽东都沸腾了，迫使明朝皇帝不得不把他心爱的太监撤回。嚣张一时的高淮，在全辽军民的誓死反对下，不得不夹起尾巴狼狈逃走。
辽东军丁的反封建斗争，扫除了一些阻碍历史前进的障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第一，军士、余丁的大量逃亡和多次聚众公开反抗，使部分军户暂时摆脱了封建官府的束缚和赋役剥削，抵制了一些贪酷官将的横征暴敛（如取消韩福、吕经的苛政），对改善军士、余丁的处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第二，顶住了封建国家加重剥削的压力，促使屯田官赋有所降低。永乐十七年，辽东屯田二万一千多顷，征粮六十三万多石，至正德初，屯田增至二万五千多顷，征粮反降为四十五万石，[101]比永乐时少征三分之一，就是证明。这不是统治阶级的慈善表示，而是军户抗赋斗争的结果。
第三，致命地打击了残酷的军户制。以朱元璋为首的明朝统治阶级，佥派数百万人丁世隶军籍，永服兵役，以图建立和保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为巩固朱家王朝效劳。但是，广大军士、余丁长期地、不断地、大批地逃亡，千方百计抵制清军，猛烈反抗，使得各地卫所（尤其是九边各卫）“逃亡繁众，行伍空虚”，沉重地打击了军户制。这个专供兵源的制度，再也起不到保证兵源的作用了，这就迫使明廷不得不从责令军户出兵过渡到以募民当兵为主。兵制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使军费支出大增，而且严重地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成为明王朝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挫低了封建国家的威严，打击了豪横官将的威风。平时，封建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崇高的威严，官将亦权大势横，无恶不作。可是兵变之时，官府衙门被推倒焚烧，巡抚大臣为鞭责囚系。堂堂的明王朝也无可奈何，只能以计相诱，惩处官将，取消暴政，而不敢发兵镇压，不敢坚持弊政，国家威严大大降低。这就是大理寺右寺丞林希元说的“国威大损”。以至使他“愤愤不能自已”地惊呼：“诸镇奸雄，必谓朝廷果无能为，轻侮之心起于此矣！……缚执窘辱，犯顺干纪之若是，岂非侮朝廷乎！……叛卒之志，不杀而益骄；朝廷威令，不振而益削……国家体统，天下事势，不知将如何！”[102]
第五，壮大了全国人民反封建斗争潮流，促进了全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发展。军队本来是封建国家的主要支柱，是镇压人民、统治人民的主要工具，可是兵变却连续发生，这就沉重地打击了统治阶级，削弱了其镇压力量。而且不少逃亡的军士和余丁，还直接参加了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明末的农民军，就有很多“哗变”或逃亡的军丁参加。
第六，对开发辽东起了重大作用，促进了辽东地区生产的发展。不少军士、余丁逃到深山或边疆，开荒垦田，例如宽甸等六城外的八百余里地面，就是他们开拓的。该地“逼邻东虏，汉夷接壤。军民苦役，往往逃窜其中，积集六万余人，屯聚日久，生齿益繁”。[103]也有不少人逃往矿山，开发矿业，“辽东东南多金银穴，口内流民诱亡命盗矿，甚者肆出卤掠”[104]。无疑，这都促进了工农商业的发展，使明初“以猎为业，农作次之”[105]的辽东地区，到明中叶以后，变成了农业相当发达的“沃壤”[106]。嘉靖十六年修的《辽东志》总论辽东情形时说：当地“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货贿羡斥”[107]，“田人富谷，泽人富鲜，山人富材，海人富货，其得易，其值廉，民便利之”[108]。这虽然有所夸张，但由此也可看出辽东地区确实有了很大的进展。这是辽东地区百万军民长期辛勤劳动、坚持斗争的结果。
[1]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周远廉研究员合写，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2期。
[2] 《明太宗实录》卷33，永乐二年八月庚寅，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言：“以天下通计，人民不下一千万户，军官（官军）不下二百万家。”据《实录》，该年全国著籍人户是九百六十八万五千二十户。
[3] 《明史》卷90《兵二》。
[4] 《明史》卷91《兵三》。
[5] 《诸司职掌》刑部司门科，页11下-13上，载《玄览堂丛书》第48册。
[6] 《明律集解附例》载称，充军条例在弘治时增至四十六款，嘉靖时增至二百十三款，万历时又增至二百九十三款，比洪武时“合编充军”的二十二条包罗的宽得多，但这是一二百年以后的事了。
[7] 王世贞：《议处清军事宜以实营伍以苏民困疏》，《明经世文编》卷332。
[8] 见《诸司职掌》刑部都官科，页19上，载《玄览堂丛书》第48册。
[9] 《明太祖实录》卷208，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
[10] 《明代辽东档案》（以下简称《明档》，辽宁省档案馆藏），丙类53号，丽水县下载有：“一名，张仲新，系本县十一都人。洪武二十五年，为不应事，充本卫左所百户邹□……小甲缺下军。”“一名，肖伍朝，系本县十一都人。洪武二十五年，为马草事，充本卫左所邹荣所□玉小甲缺下军。”“一名，叶在善，系本县十一都人。洪武二十五年，为不应事，充本卫左所百户邹荣□□玉小甲缺下军。”“一名，梅仲机，系本县十一都人。洪武二十五年，为马草事，充本卫左所百户邹荣所蒋玉小甲缺下军。”“一名，叶幼，系本县十一都人。洪武二十五年，为剁指事，充本卫后所百户薛口……小甲缺下军。”
[11] 《明档》，丙类53号载有：“一名，陈佛受，系本县十三都人。洪武二十五年，为剁指事，充本卫后所百户薛方□成小甲缺下军。”等等，共十二条；丙类五十八号载有：“一名，倪安保，系本县十二都利字圩人。洪武二十五年，为剁指事，充本卫后所百户薛方所总甲张成小甲缺下军。”等等，共九条。
[12] 《明史》卷93《刑法一》。
[13] 《明太祖实录》卷171，洪武十八年二月戊午：“命赐辽东等处军士钞，尝从征者人三锭，谪发者人二锭。”卷240，洪武二十八年八月辛巳：“赐山东辽东诸卫恩军棉布各二匹、棉花二斤。初，以恩军为宥罪之人，比之正军例不赏赐。至是，上以边地苦寒，特命赐之。”
[14] 《明太祖实录》卷182，洪武二十年六月甲申。
[15] 《明太祖实录》卷245，洪武二十九年三月庚辰。
[16] 《明太祖实录》卷246，洪武二十九年六月辛丑。
[17] 《明宣宗实录》卷107，宣德八年十二月庚午。
[18] 《明太祖实录》卷86，洪武六年闰十一月癸酉：“置定辽右卫于辽阳城之北，立所属千户所五，命定辽都卫指挥佥事王才等，领原将山东诸卫军马屯守。”
[19] 《明太祖实录》卷178，洪武十九年秋七月戊午：“置东宁卫。初，辽东都指挥使司以辽阳高丽、女直来归官民，每五丁以一丁编为军，立东宁、南京、海洋、草河、女直五千户所分隶焉。”
[20] 《明史》卷78《食货二》。
[21] 《明史》卷92《兵四》。
[22] 《明史》卷92《兵四》。
[23] 《明史》卷90《兵二》。
[24] 《明史》卷92《兵四》。
[25] 《诸司职掌》刑部司门科，页11下-13上，载《玄览堂丛书》第48册。
[26] 《诸司职掌》刑部司门科，页11下-13上，载《玄览堂丛书》第48册。
[27] 《诸司职掌》刑部都官科，页16下-18上。载《玄览堂丛书》第48册。
[28] 《诸司职掌》兵部职方科，页23下-24上。载《玄览堂丛书》第48册。
[29] 《大诰续编》，逃军第七十一。
[30] 《诸司职掌》兵部库部，页39，载《玄览堂丛书》第48册。
[31] 《明宣宗实录》卷28，宣德二年六月丁卯：“辽东三万卫总甲张显言……盖其人被虏时，原卫已取户内壮丁补伍。”
[32] 《明史》卷92《兵四》。
[33] 《明史》卷92《兵四》。
[34] 《明史》卷93《刑法一》。
[35] 《明史》卷93《刑法一》。
[36] 《明档》，丙类11号。
[37] 《大明会典》卷155《兵部·军政·起解》。
[38] 《明穆宗实录》卷62，隆庆五年十月乙未。
[39] 《明史》卷92《兵四》。
[40] 《明史》卷93《刑法一》。
[41] 汪道昆：《辽东善后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337。
[42] 《明档》，乙类119号。
[43] 《明史》卷93《刑法一》。
[44] 《明孝宗实录》卷196，弘治十六年二月庚戌。
[45] 《明宪宗实录》卷244，成化十九年九月戊申，毛泰奏。
[46] 《明孝宗实录》卷196，弘治十六年二月庚戌。
[47] 《明神宗实录》卷222，万历十八年四月辛巳。
[48] 庞尚鹏：《答王总制论屯盐书》，《明经世文编》卷360。
[49] 《明档》，丙类25号。
[50] 《明档》，甲类41号。
[51] 《明档》，乙类153号。
[52] 《明档》，甲类55号。
[53] 《明档》，甲类44号。
[54] 《明档》，甲类44号。
[55] 《明宪宗实录》卷135，成化十年十一月庚午。
[56] 《明孝宗实录》卷13，弘治元年四月乙巳。
[57] 《明孝宗实录》卷73，弘治六年三月戊子。
[58] 《明孝宗实录》卷192，弘治十五年十月乙巳。
[59] 《明孝宗实录》卷194，弘治十五年十二月辛酉。
[60] 《明孝宗实录》卷196，弘治十六年二月庚戌。
[61] 《明孝宗实录》卷76，弘治六年闰五月戊午，平江伯陈锐言。
[62] 《明档》，乙类36号。
[63] 《明档》，乙类38号。
[64] 《明档》，乙类37号。
[65] 《明档》，丙类52号。
[66] 《明档》，甲类72号。
[67] 汪道昆：《辽东善后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337。
[68] 庞尚鹏：《清理辽东屯田疏》，《明经世文编》卷358。
[69] 杨博：《奉旨会议勾补军丁责成抚臣管理疏》，《明经世文编》卷277。
[70] 《明世宗实录》卷475，嘉靖三十八年八月甲子。
[71] 据《明英宗实录》卷63，正统五年正月辛酉，当时辽东“银一两买米六石至十石”，可推知。
[72] 《明世宗实录》卷475，嘉靖三十八年八月甲子。
[73] 《明档》，丙类1～3号。
[74] 《明宣宗实录》卷107，宣德八年十二月庚午。
[75] 《明孝宗实录》卷182，弘治十四年十二月辛未。
[76] 《明孝宗实录》卷195，弘治十六年正月甲午。
[77] 《明英宗实录》卷46，正统三年九月丙戌。
[78] 《明孝宗实录》卷195，弘治十六年正月甲午。
[79] 庞尚鹏：《清理辽东屯田疏》，《明经世文编》卷358。
[80] 《明档》，甲类46号。
[81] 《明档》，乙类127号。
[82] 《明档》，甲类62号。
[83] 《明档》，乙类139号载：百户赵雄借军丁林广布匹，一向推调未还，遭到林广的辱骂殴打。
[84] 《明史》卷77《食货一》。
[85] 《明武宗实录》卷53，正德四年八月辛酉。
[86] 《明世宗实录》卷173，嘉靖十四年三月己丑。
[87] 《明史》卷203《吕经传》。
[88] 《明世宗实录》卷173，嘉靖十四年三月己丑。
[89] 《明世宗实录》卷174，嘉靖十四年四月丙午。
[90] 《明世宗实录》卷175，嘉靖十四年五月癸酉。
[91] 《明世宗实录》卷177，嘉靖十四年七月甲申。
[92] 《明世宗实录》卷174，嘉靖十四年四月丙午。
[93] 事见《明世宗实录》卷227，嘉靖十八年闰七月己亥。
[94] 《明神宗实录》卷445，万历三十六年四月丁丑，朱赓等言。
[95] 朱赓：《论辽东税监高淮揭》，《明经世文编》卷436。
[96] 宋一韩：《直陈辽左受病之原疏》，《明经世文编》卷467。
[97] 宋一韩：《直陈辽左受病之原疏》，《明经世文编》卷467。
[98] 《明神宗实录》卷445，万历三十六年四月乙酉。
[99] 《明神宗实录》卷445，万历三十六年四月丁丑。
[100] 《明神宗实录》卷446，万历三十六年五月甲寅。
[101] 《明武宗实录》卷39，正德三年六月己卯，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周熊奏。
[102] 林希元：《辽东兵变疏》，《明经世文编》卷164。
[103] 《明神宗实录》卷424，万历三十四年八月癸亥。
[104] 《明世宗实录》卷133，嘉靖十年十二月辛丑，御史谢兰奏。
[105] 《明太祖实录》卷144，洪武十五年四月丙午。
[106] 《辽东志》卷7《翰林院修撰龚用卿户科给事中吴希孟会陈边条疏》。
[107] 《辽东志》卷3，“薛子曰”。
[108] 《辽东志》卷1，“薛子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