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后期的矿税之祸[1]
——明代辽东档案研究之三
万历二十四年（1596），明神宗朱翊钧派遣大批太监，分赴各省，督办开采金银矿，增收新税。他们滥施刑罚，逼索民财，侵占国赋，搞得“海内贫富尽倾”，民变纷起。这个震惊全国的大事，被称为“矿税之祸”。弄清矿税之祸的基本情况，分析它的破坏性及其结束的原因，是很有必要的。
一
在论述矿税之祸之前，我们先简要摘录两件有关的明代辽东档案，并做初步分析。
（一）海盖兵备道为税监高淮催征矿税而亏损海州盐税事[2]
分守辽海东宁道带管海盖道河南布政使司右参□□为公务事。本年十一月十六日，蒙巡按山东监察御史王宪牌：前备行本道，即查海州盐税，每年额该本院公费若干，今仍该议留若干，以备新院前项公费支用，作速酌议停妥呈报，以凭施行。蒙此，随行委官制盐海州卫经历郭辅庆查议详报去后。今据本官呈称，遵依查得，海州盐税每年□该二千五百两，先尽户部题准年例军饷银，一季该银一百七十五[两]，[一]年共银七百两。又该军门供用小菜银，一季该银一百两，一年共银四百两。又该抚院马价银六十一两八钱。余银一千三百三十八两二钱，听该两院均分，抚夷助工应用。卑职自万历二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奉明文接收盐税，各处居民商客惧怕尚膳监高（淮）差人两处重收，俱各躲避，□□贩卖。卑职恐税银抽收不足额数，屡经节次申呈院道，俱蒙行岫□通判师心议准，海州盐税每车每驮背担与尚膳监高差人两处均收各一半，如税银分解不敷，另议于别项银两呈请题补缘由，通呈军门并两院详允，该前道案行。师通判于本□□□二十九日移文卑职，于本年八月初一日□照议准事例，与同尚膳监高收税人役一税平半均收。沿屯军民因惧尚膳监高委官编拿矿夫，又派大户，以致小民各处逃走。兼因各卫盐场，近被本监差人逼要锅税，有锅之家俱各惊散，不行煎熬，车驮较比往年日渐稀少。卑职自□□□日起，至本年十一月初十日止，共收[税银三]百五十余两，除户部差人催取解交广宁左库银三百两，搭放军饷，取有实收批回在卷。剩银五十余两，尚不足年例，候分解剩有余银，方得分解抚、按两院，抚夷助工应用。今蒙行查海州盐税原该本院公费若干，今仍该议留若干，无凭酌议缘由，呈报到道。据此该本道看得，海州□□原议二千五百两为额，近议与尚膳监高委官平半均收，一年止该[一]千二百五十两。今经历郭辅庆止抽收税银三百五十余两，尚不足年例军饷，其余各衙门供费无凭酌议，拟合呈请。为此，今将前项缘由，同原蒙宪牌，理合具呈，伏乞照详施行。须至呈者。
万历二十七年十一月 日
带事右参政张登云
（二）海州卫为开豁年老矿夫韩善友差役事[3]
海州卫指挥使司为孤苦□□□□□□□□□□山东监察御史康批，状□□□□□□万历年间，蒙查矿夫，不忆营房□□□□□历将善友名字诬报在册，编纳矿夫银□□□□征不起，以致妻子受害，碎骨难完。又兼家无□□亦无栖身存活，营房供报，希图摭盖，似难填塞，乞天准批，从公查豁，庶不受害，等情。蒙批：该卫查是否营房报。蒙此，遵依行拘告人韩善友到官审得，本告状：系海州参将营调操军人韩贵下除□，见年八十岁，在海州城南关赁房居住。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内，有海州掣盐复州卫李经历奉明查编矿税，将韩善友编为上等，纳银一两，每年追比，上纳不缺。今因年老，变纳不前，乞要开豁，以此将情具告。蒙批前因，审供前情。据此，看得韩善友非系营房，始因查编矿税，纳银一两，今□□□似应俯从，候详允日，移文征银管屯官□□□□□□开豁，仍令南面壮士号头另□□□□□□庶不失原额。蒙批查报，事□□□□□□□拟合呈请，为此，今将前项□□□□□□□□□伏乞照详施行。须至呈者。右呈巡抚山东监察御史康。
万历三十二年十一月 日
管屯指挥□□□
掌印指挥同知□□□
管局指挥佥事高尚义
经历吉佐
典吏缺
从这两份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六个问题。
第一，明帝是矿税之祸的根子。太监们率领属员，到各地开矿征税，都是“奉旨前来”。在此之前，各地也有商税，但均系地方官征解。各地的金银矿，亦为地方官督采。现在则不同，矿税皆由明帝派出的内监专理。
第二，矿税太监所收之新税，大部分是瓜分和占用旧税；上缴的矿银，也多来源于对民夫的摊派。海州盐税原来就有，每年定额二千五百两，分作各项费用，现却被矿税太监高淮强行占用。矿银本应是开矿所得之银，而现在韩善友既不开矿，又被编为矿夫，每年纳银一两。这就是时人所称的“矿不必穴”，“税不必商”[4]，“不市而征税，无矿而输银”[5]。
第三，矿税害民甚苦。税监“委官编拿矿夫，又派大户，以致小民各处逃走”；商民畏惧双重收税，“俱各躲避”；盐丁惧收重税，“俱各惊散”；贫穷老叟韩善友被编为上等矿夫，年纳矿银，家破人亡，孤苦无依。
第四，矿税祸国不浅。因矿税太重，煎盐者少，行商者也少，严重地破坏了农工商业的发展。同时，国赋收入也大大减少，如海州盐税，过去年额为银二千五百两，自太监高淮委官“平半均收”后，地方官府一年只收税银三百五十余两，实际减少百分之八十六。国赋减少也必然影响军费，以前盐税额数的百分之四十四要充军饷，现在盐税只剩百分之十四，因而全充军饷，“尚不足年例军饷”，国防受到削弱是可想而知了。
第五，军民怨恨，奋起反抗。《明档》里主要反映了盐丁罢工、商客罢市、军民逃亡的情况，即：“有锅之家，俱各惊散，不行煎熬”；“各处居民商客……俱各躲避，[不行]贩卖”；“沿屯军民……各处逃走”。除上引档案之外，《明档》丁类21号卷还记载了人民直接反抗的情况，辽东金州、复州地方民夫沙景元“猖率地方”，“抗违不行应当打矿夫役”。与沙景元领导的民变相配合，危希儒还乘机“诈传官言”，“明文告示免开矿场”，与矿税太监唱对台戏。甚至连地方官金州卫指挥沙守珍、红嘴守堡李逢泰、镇抚郭应奇等，也若明若暗地支持人民的正义斗争，或“擅[自]听从将沙景元等放出监禁”，或“阻违不行查拨人夫”。除了上述的斗争形式以外，在《明档》丙类341号卷、丁类20号卷和92号卷，还有三条盗矿案的记载，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斗争形式。
第六，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矿税太监的横行，既搞得民穷财尽，秩序混乱，又削弱了地方官的权力，影响了抚按军门的收入，因此，官吏们大多讨厌税监。海盖兵备道张登云的既反对而又不敢正式地公开反对，正是一部分官僚的态度。而另外一些官员，如沙守珍、李逢泰、郭应奇等，则直接地与矿税太监斗争。也有一些大臣，甚至指责明帝之过，强烈反对矿税之祸。
《明档》所表明的上述问题，大体上是万历年间矿税之祸的缩影。
下面让我们从几个不同的侧面，看一看矿税之祸的具体内容及其恶果，分析一下波澜壮阔的反矿税斗争及其作用。
二
明代的“坑冶之课”和“关市之征”，在前期并没有多大问题。明太祖朱元璋认为矿业“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因而很少开采，或“屡开屡停”。开矿既少，“坑冶之课”也就少，英宗时最多也不过“十八万（两）有奇”。明初的税制，也较“简约”。收税机构健全，“有都税，有宣课，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场局，有河泊所”。这些机构遍布全国，“京城诸门及各府州县市集多有之，凡四百余所。其后以次裁并十之七”。当时税收也不算重，“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6]。这都是正常情况，不存在矿税之祸。
矿税之祸发生在明末的万历年间。它既是明王朝腐败、衰落的一种必然结果，也是明神宗朱翊钧个人的贪婪残忍所造成的一个恶果。万历初年，朱明王朝已走向衰落，“每岁入额不敌所出”[7]，财用已呈匮乏。为了聚敛财富，明神宗一伙从万历六年（1578）起，令户部每年增进金花银二十万两，比原额增加五分之一[8]。明神宗还多次把户部官银归入私囊。但是，这并不能堵住财政的窟窿和填满明神宗一伙的欲壑。而且，明王朝后期正值多事之秋，“至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营建乏资，计臣束手”。为了搞到更多的金银，朱翊钧实行了震惊海内、祸国殃民的“矿税”政策，“矿税由此大兴矣”[9]。
派遣矿监是因为神宗贪财，而早在万历十二年（1584）就有“奸民屡以矿利中上心”[10]。二十四年六月，“府军前卫千户仲春等奏，开采以济大工（指重建乾清、坤宁二宫）。命工部查例差官”[11]。群臣力陈其弊，神宗不听。七月，“差承运库太监王虎同户部郎中戴绍科、锦衣卫佥书张懋忠，于真、保、蓟、永等开采样砂进览”[12]。至此，无地不开。“中使四出：昌平则王忠，真、保、蓟、永、房山、蔚州则王虎，昌黎则田进，河南之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则鲁坤，山东之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费、蓬莱、福山、栖霞、招远、文登则陈增，山西之太原、平阳、潞安则张忠，南直之宁国、池州则郝隆、刘朝用，湖广之德安则陈奉，浙江之杭、严、金、衢、孝丰、诸暨则曹金，后代以刘忠，陕西之西安则赵鉴、赵钦，四川则丘乘云，辽东则高淮，广东则李敬，广西则沈永寿，江西则潘相，福建则高宷，云南则杨荣。皆给以关防，并偕原奏官往”[13]。《明实录》讲，“往辽东开矿征税”的高淮，是由原奏阎大经陪同，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遣往的[14]。《明档》记录是，“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内□监丞高奉旨前来辽东开矿监收税务”[15]。一是出发时间，一是到达时间，二者完全吻合。
关于派遣榷税之使的情况，《明史》神宗本纪说，万历二十四年十月“始命中官榷税通州。是后，各省皆设税使”[16]。《食货志》讲：“榷税之使，自二十六年千户赵承勋奏请始。其后高宷于京口，暨禄于仪真，刘成于浙，李凤于广州，陈奉于荆州，马堂于临清，陈增于东昌，孙隆于苏、杭，鲁坤于河南，孙朝于山西，丘乘云于四川，梁永于陕西，李道于湖口，王忠于密云，张晔于卢沟桥，沈永寿于广西，或征市舶，或征店税，或专领税务，或兼领开采”。一时，“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17]。
明神宗谕令开矿征税的理由是：“其开矿抽税，原为济助大工，不忍加派小民，采征天地自然之利”[18]。开矿的原则是：不许动支官银，“只督百姓自行采取，不得支费公帑骚扰”[19]。征税在名义上也只是征过去遗漏之税，如，“奉旨：南直隶沿江一带往来船只，遗税每年可得银八万两，有裨国用”，著暨禄征之[20]；“奉旨：奏内遗漏船税，湖广每岁银七万两，有裨国用”，命陈奉收之[21]。这些都是所谓“舡料银”。除舡料银外，新税的名目还多得很，有什么“新增盐课银”、“租税银”、“无碍官银”、“节省银”、“额外茶盐税银”、“盐引银”、“漏税银”[22]、“遗税银”、“赃罚银”、“廪饩银”[23]、“省费银”、“盐务银”、“引价银”、“输献吴时修银（即犯法抄没银）”、“额外税银”、“节省余银”[24]、“买办方物银”[25]、“积余引课银”、“公费银”、“长芦额外增课银”[26]，等等。
可以看出，明神宗是极其伪善的。所谓不动用官银，不扰乱地方，新税只是征遗漏之税，不过是为了表明他满怀恤民为国之心，在大修宫殿的时候，仍然想到了省费用、减民苦、增国赋，似可三全其美了。然而，漂亮的言辞掩盖不了贪婪掠夺的丑恶面目。实际上，开矿征税所得银两，并未用来修建二宫三殿，当时，工科都给事中韩学信等就曾揭露：“自开采征税以来，皆以助工济用为名，乃内府之传宣，有增无减，外地之征输，有入无出。窃意陛下有此积聚，不用之于宫殿，不用之于诸皇子，将焉用之？”[27]可见矿税所得多是纳入了明神宗本人的私库。它既是对全国人民财产的掠夺，又是对国赋明目张胆地侵吞。在这场闻名中外的“矿税之祸”中，得利的仅是明神宗、矿监税使和一小撮参随、委官之类的爪牙。
三
自明神宗兴起矿税之后，矿监税使及其爪牙遍布国中，他们贪婪残忍，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给国家、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祸害。当时的次辅沈鲤在总论矿税之祸时，是这样描述的：
自矿税兴而中使遍天下矣。中使出，而四方无籍之徒随为牙爪耳目者，或分布乡村城市，或把持关津渡口，或武断于商贾凑治。所在树黄旗，揭圣旨，都舆从，张气焰，吮人之血，吸人之髓，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在在不聊其生，人人莫必其命。[28]
让我们从几个矿税太监的所作所为，具体地看一看他们是怎样残害人民、荼毒地方的。
陈增，万历二十四年到山东，在山东肆恶十年。他开益都县孟坵山矿，“日征千人凿山。多捶死。又诬富民盗矿，三日捕系五百人”[29]。他大肆敲诈勒索，仅“江北被害共二百余家，诈银共一十二万九千六百余两”，这只是直隶巡按李思孝一个人“耳目所及者”[30]，此外当会更多。对他的暴行持有异议的地方官，纷纷被诬陷劾治，“增始至山东，即劾福山知县韦国贤，帝为逮问削职。益都知县吴宗尧抗增，被陷几死诏狱。巡抚尹应元奏增二十大罪，亦罚俸”[31]。在他的指使和庇护下，其党羽、侄婿程守训，更是无法无天，“自江南北至浙江，大作奸弊。……所破灭什伯家，杀人莫敢问”，聚敛“违禁珍宝及赇银四十余万”[32]。
陈奉，万历二十七年到湖广，在湖广作恶两年。他“兼领数使，恣行威虐。每托巡历，鞭笞官吏，剽劫行旅”。他的党羽无恶不作，“至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挖不出矿，就明目张胆地逼取地方的“库金”[33]。其委官王继贤因开矿无砂，就“谋为寇盗，白昼持刀入谷城县堂，拷打署印主簿，欲开县库。不得，逾城而去”[34]。为了勒索更多的金银，陈奉甚至采取“伐冢毁屋，刳孕妇，溺婴儿”[35]等最惨毒的手段。这种高压政策，连一些地方官也不能幸免。两年中，先后被他陷害的地方官计有：襄阳知府李商畊、黄州知府赵文炜、荆州推官华钰、荆门知州高则巽、黄州经历车任重、武昌兵备佥事冯应京、枣阳知县王之翰、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等[36]。他的权势之大，甚至可以“凌逼亲藩，以恶言侮襄王妃”[37]。短短两年，他“吓诈重贿及前后赃银十五万，盗匿税银不计其数”[38]。《明史》说“奉在湖广二年，惨毒备至”[39]。
高淮，万历二十七年到辽东，三十六年被辽东军民赶走，前后为害十年。高淮的贪婪性更大。为了捞财，他“在雪深丈余，人烟几断之时，带领家丁数百人，自前屯起，辽阳、镇江、金、复、海、盖一带，大小城堡无不迂回遍历，但有百金上下之家，尽行搜括”，终于“得银不下十数万”，而使“闾阎一空”[40]。经高淮劫夺之后，不少人家“非死而徙，非徙而贫，无一家如故矣”[41]。除了榨取民财，高淮还勒索趴冰卧雪的守边军士，这也是他比别的矿税监更为突出的地方。当时有人揭发：“辽军已数年不得钱粮，凡给散钱粮，为将领扣去高淮，军士分厘皆不得沾矣。”[42]因此，《明史》也称他“又扣除军士月粮”[43]。除了赤裸裸地侵占之外，他还对军士的财物巧取豪夺，“取羸马散给军，收好马之价十倍。至于布鞭香袋米面诸货，无不派勒各营及民间者”[44]。当时辽东军民编的一首民谣，深刻地刻画了高淮的残忍：“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45]辽东巡按萧淳也指出：“自有税使以来，生命戕于鞭敲，脂膏竭于咀吮，十室九空”，“辽民极困，请撤税使”[46]。高淮的暴虐，还表现在对吏民的残酷迫害上。除“诬系诸生数十人”[47]外，对辽东的总兵、巡抚、巡按等，几乎无不攻讦、陷害、置诸死地。辽东总兵马林不顺从他，他就参劾马林，将马林罢官。给事中侯先春为救马林，也被谪为“杂职”[48]。巡按何尔健要揭发高淮，高淮更用特务绑架的手段，“遣人邀于路，责其奏事人，锢之狱，匿疏不以闻”[49]。他诬陷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于狱，获阳死狱中，邦才监五年。他甚至“无故打死指挥张汝立”[50]。至于普通百姓，被他害死的就更多了。因此《明史》说矿税监中，“最横者（陈）增及陈奉、高淮”[51]，又说“淮及梁永尤甚”[52]。
其他矿监税使，也并不比陈增、陈奉、高淮、梁永逊色多少。
这些矿税太监，互相间也争权夺利，在他们相邻的地方激烈“争税”。如陈增与马堂在山东争税[53]，李道与陈奉在湖口争税[54]，李凤与李敬在广东争税[55]，王忠与张烨在密云争税[56]。虽然这种狗咬狗的斗争很激烈，有时闹得明帝亲自出面调停，但因为后台都是明神宗，所以并没有因此而倒霉的。最终倒霉的只有老百姓，因为太监争税，常常是重征叠税，一地“两税”[57]。
这些矿税太监搜括的巨量金银财宝，“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58]，即只有一部分上缴帝库，其余则全被矿税太监及其一帮爪牙瓜分了。例如，广东巡按李时华查明：税监“李凤起解方物，用六十舡，当有三千抬。据风本三次揭，多不过三百抬。不知六十舡所盛，竟归何处？又四十木桶，每桶银八千，此外，仍将银易金，不知已进否？”[59]山东巡按黄克缵揭发：“税监马堂，每年抽取各项f税银不下二十五、六万两，而一岁所进才七万八千两耳。约计七年之内，所隐匿税银一百三十余万。”[60]陕西开矿太监赵钦，“掊克无厌，积数十万。复命之日，驿递申报，除牛负马驮外，箱九十六抬。每抬用夫四名，尚颠踣不起”[61]。陕西巡按御史余懋衡题：“据各州县驿递申报，税监梁永发牌六张，差李忠等自京兆驿起程，前往安肃、良乡，皮包十三包、销银九抬、重杠三十三抬。每抬用夫四名，骑马、包马共五十五匹。此皆狼吞所得。自臣入境甫二旬，而所见如此，他时可知。”[62]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在矿税的浩劫与矿税监的蹂躏下，全国百姓痛苦万状，走投无路。河南巡抚姚思仁当时曾以巡历所睹，逼真地“模拟”了《开采图说》二十四幅，真实地记录了河雒之民“溺河缢树，刎颈断指之状……鬻妻卖子，哀号痛苦之声”[63]。这种惨状自然不限于河南，当时全国各处都是“天下萧然，生灵涂炭”[64]，一样的惨。
明神宗实行的这种矿税政策，犹如饮鸩止渴，不仅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国家酿成了无法挽回的祸乱。
第一，国赋为之大减。矿税是在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中突然增加的一项内容，又是权力极大的太监在督办，必须完成。因此，它在给贫困已极的人民带来破产的同时，势必还要冲击国家正常的财政收入。如万历二十五年，刑部左侍郎吕坤在奏疏中讲了一事：当时开所谓文家洞“矿”，近千人开采三个月，只见砂十六眼，“银之有无，费之多寡，可概知”。但矿税是必须缴的，这就得要“矿税无利，散民间纳银。民不能支，括库银代解”。因此，“朝廷得一金，郡县费千金”[65]。再如云南给明神宗内库输金一事，虽岁额仅五千，但“公私之费”十倍于此，这需要当地“布政司岁给金值三万二千两，民间贴买亦如其数”[66]。经矿税这一“硬任务”一挤，国家的其他赋税收入大大减少。如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等钞关的关税，每年原额约银三十三万五千五百余两，万历二十五年又增加八万二千两，此为定例，共四十一万七千余两，可是以后逐年减少：“二十七年，各关征解本折银约共三十四万五百四十九两零。二十八年，各关征解本折银约共三十万六千一百三十二两零。二十九年，各关征解本折银约共二十六万二千八百两三钱零。以原额约之，岁缩一岁，几减三分之一”[67]。
这种影响国赋收入的情形，户部尚书赵世卿在《题国用匮乏有由疏》中，曾有总结性的论述：
盖国家钱粮，征收有额：曰税粮，曰马草，曰农桑，曰盐钞者，为正课；各运司者为盐课；各钞关者为关课；税契赎锾香商鱼茶屯折富户等项为杂课。内除径解边镇外，大约三百七十余万两。此外则开纳
外之课，大约五六十万不等。合此数项，方足四百余万之数，以当一岁之出。年来权宜开采之命一下，各处抚按司道有司，皆仰体皇上不忍加派小民之意，遂将一切杂课，如每年山东之香商等税一万五千五百余两，福建之屯折等银三万四千八百余两，南直隶徽宁等府之税契银六万两，江西之商税盐课等银二万六千七百余两，改归内使。而臣部之杂课失矣。其间杂课不敷，诛求无艺，百姓不得不以应征之银钱，暂免棰楚；有司不得不以见完之正税，量为那移；为上官者亦谅其爱民万不得已之衷，而曲为弥缝。以致三年之间，省直拖欠一百九十九万有奇，而臣部之正课亏矣。山东运司，每年分割去银一万五千余两；两淮运司，别立超单八万引，而臣部之盐课壅矣。原额关课三十三万五千余两，二十五年新增八万二千两，今则行旅萧条，商贾裹足，止解完二十六万二千余两，而臣部之关课夺矣。高淮开纳中书，李敬开授挥使，而臣部事例之课分矣。关中军兴撙省等银，每年七万余两，尽抵矿税，各省援请，而臣部额外之课虚矣。[68]
第二，地方为之残破。以南直隶为例，“所属上有湖口，中有芜湖，下有仪扬。旧设有部臣，新设有税监，亦云密矣”。是为两套机构，政出多门。“湖口不二百里为安庆，安庆不百里为池口，池口不百里为荻港，荻港不百里为芜湖，芜湖不数十里为采石，采石不百里为金陵，金陵不数十里为瓜埠，瓜埠不数十里为仪真，处处抽税。长江顺流扬帆，日可三四百里。今三四百里间，五、六委官拦江把截，是一日而经五、六税地，谓非重征叠税可乎”！是为小块分割，关卡林立，重征叠税。“应天诸府、徽州，夙号殷富。自程守训横行，诈骗公私何啻百万。此外各监互出，诸棍云从，投匦告密，敲骨吸髓，民间之皮毛穿、脂膏竭矣”[69]。是为恶棍横行，民不聊生。南直隶如此，处处亦如此。
第三，工商业为之摧残。由于矿税奇重，勒索无常，使得不少小业主倾家荡产，即或尚没破产，也自觉不能维持下去，因此“自愿”弃工弃商者也不在少数。短短几年间，店铺锐减，本来就发展缓慢的工商业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这种情况，在赵世卿的另一份奏疏中，曾有一段具体地记载。
在河西务，则称税使征敛，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余名，今止存三十余家矣。在临清关，则称往年伙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盘验抽罚，赀本尽折，独存两人矣。又称临清向来缎店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六十五座，今闭门四十一家。辽左布商，绝无一至矣。在淮安关，则称南河一带剥来货物，多为仪真、徐州税监差人挟捉，各商畏缩不来矣！
就这样，由税使的辛螫所造成的“畏途”，吓退了向来“不惜霜风跋涉之劳，不惮湖海波涛之险，以兢尺寸之利”[70]的商人。
第四，民族关系、国家关系被扰乱，国防被破坏。矿税在普遍造成民困国虚的同时，更给边疆带来无穷的祸患。例如辽东：居民被勒索得“十室九空”，有不少人“病税纲之残苛，乐夷法之宽假。或出而输我情形，或入而明作乡导。以故夷虏数数大举”[71]。这种情况常常是被税监及其爪牙逼出来的，《明实录》中多次记载因高淮一伙的暴行，“乡民无告，至欲顺虏逃生”[72]。不但如此，高淮还违反约束，“时时出塞射猎”[73]，给本已紧张的民族关系又造成了进一步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高淮的罪恶之手还伸向了朝鲜，他“矫中旨，檄朝鲜王”[74]，“索冠珠、貂马”[75]。这破坏了明与朝鲜的友好关系，削弱了明朝的东翼。云南：杨荣使人“往阿瓦开宝井……卒启杀属夷、拆藩篱之祸，弃内服土地人民，而使缅与我比邻剥肤”[76]。广西：这里经费本来不足，靠广东和湖广协济，可是榷臣沈永寿“必欲取盈二万，不得已，将额充兵饷盐利凑与……榷臣所征商税盐利，皆兵饷经费额内正数……本省环境皆夷，万一仓卒窃发，无饷可以养兵，无兵可以守土”[77]。福建：自高寀坏海禁，生隙海外以来，“诸夷益轻中国，以故吕宋戕杀我二万余人，日本声言袭鸡笼、淡水，门庭骚动，皆寀之为也”；“自高寀后，红夷无岁不窥彭湖矣！”[78]可以说，从东北到西南，从陆疆到海疆，民族关系、国家关系无不被税监们搞乱，边防、海防无不被税监们破坏。
四
明神宗祸国殃民的矿税政策，一开始就遭到全国上下的一致反对。直接受害的劳苦百姓自不必说，就是明王朝的各级臣僚，谏阻的激烈程度，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群臣的谏阻浪潮，表现出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普遍性。内而六部尚书、侍郎、科道舍官，外而各省督抚布按；上自内阁大学士，甚至个别掌权的太监，下至州县官员，无不反对矿税。封疆大吏如河南巡抚姚思仁、凤阳巡抚李三才、湖广巡抚尹应元、广东巡抚李时华、山东巡抚黄克赞、山西巡抚魏允贞、云南巡抚马呜鸾、保定巡抚李盛春、江西巡抚夏良心、四川巡抚庄贞一等，一再上疏，极论矿税误国害民，貂珰恶棍横行之弊。基层官员如山东益都知县吴宗尧、陕西富平知县王正志、湖广荆州推官华钰、荆门知州高则巽、枣阳知县王之翰、陕西渭南知县徐斗牛、咸阳知县守时际、咸阳知县满朝荐、江西南康知府吴宝秀、星子知县吴一元、云南寻甸知府蔡如川、赵州知州甘学书、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都千方百计地为难税监的委官、参随，极力阻挠矿税的实行。内阁大臣如六部尚书李戴、赵世卿、冯琦等，还多次联合上疏奏谏。大学士张位、赵志臯、朱赓、沈鲤、沈一贯等，也都屡次谏阻。其中言官的反对尤为激烈，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都给事中、给事中包见捷、项应祥、陈继、姚文蔚等，交章谏阻。甚至连司礼监太监田义，也参加了反对者的行列。《明实录》载称：“乃者赍捧官来，开口即说矿税各处书来，未开缄，即知其说矿税！”[79]就是这种普遍性的真实写照。
二是一致性。群臣反对矿税，理由大体相同。主要是抨击矿监税使横行霸道，敲骨吸髓，祸国殃民，警告天将大乱。群臣的奏疏举不胜举，我们只摘录了万历二十七年九月吏部尚书李戴与侍郎冯琦、三十年九月大学士沈鲤、大学士朱赓的三份奏疏，列一简表，加以比较（见表1）。
表1 三份奏疏内容比较
从表1可以看出，三份奏疏的内容竟然如此一致。
三是尖锐性。群臣的奏疏在指明矿税监暴虐、矿税危害的同时，一般都指出祸根就是明神宗贪得无厌，纵奸为恶。其言辞之尖锐，在封建专制时代是少有的。凤阳巡抚李三才直言：
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80]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明神宗“爱珠玉”，“溺志货财”，是“自古未有”。李三才在另一道奏疏中，更毫不留情地戳穿了明神宗为敛财而编造的谎言：
陛下每有征求，必曰‘内府匮乏’。……而其实不然。陛下所谓匮乏者，黄金未遍地，珠玉未际天耳。
他接着指出这种“征求”将带来的严重后果：
小民饔飧不饱，重以征求，箠楚无时，桁杨满路，官惟丐罢，民惟请死，陛下宁不惕然警悟邪！陛下毋谓臣祸乱之言为未必然也，若既已然矣，将置陛下何地哉！[81]
言外之意是将死无葬身之地，对明神宗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户科给事中田大益，在极陈矿税六害的奏疏中，几乎条条指向明神宗：第一条“敛巧必餍足”，指出内臣的“穿凿劫吓”，“丘陇阡陌皆称矿税，而官及四民皆列市贩”，“军国正供尽竭”，都是为了“餍足”明神宗。第二条“名伪必败”，指出“皇上自以矿税裕国足民，名至懿也”，是挑最好听的说。但在“军饷无给，兵荒莫备”之时，从不“以向所进收者给民佐国”，反而“日夜采榷不止”。因而“裕国足民”只不过是“以智计甘言窃天下之誉”罢了，但他是得不到“天下誉”的。第三条“贿聚必散”，第四条“怨极必乱”，第五条“祸迟必大”，均指出明神宗的倒行逆施，将酿成灭国大祸。第六条“意迷无救”，指出明神宗“沉迷不出，以豪珰奸弁为心膂，以矿砂税银为命脉。虽有苦口药石之言，听之犹如蒙耳”，因此，即使有历史上的名臣辅佐，“亦安解其徽纆而救败亡哉”[82]，即很难救药了。万历二十九年，田大益再次指出，是“陛下驱率虎狼，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83]。万历三十二年，田大益更“极陈君德缺失”，骂明神宗犹如夏桀、商纣等昏君，“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84]。这种尖锐程度，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惊人的。有些大臣虽做官有方，进言婉转，如吏部尚书李戴之“诚欲陛下翻然改悟”[85]，大学士沈一贯之“伏望皇上憬然深思，涣然省悟”[86]等，亦不失柔中寓刚，绵里藏针。
四是坚决性。对于群臣的谏阻，明神宗不是当作耳旁之风，不予理睬；便是大发雷霆，严厉惩治。而对太监则百般庇护，使他们越发放肆地推行矿税政策。然而高压吓不倒群臣，谏阻的浪潮从未间断，且一浪高过一浪。例如御史余懋衡因谏阻矿税，被罚“停俸一年”，但在巡按山西时，他与坐镇山西的税监梁永又展开了生死搏斗。梁永为害山西，“懋衡奏之。永大恨，使其党乐纲贿膳夫毒懋衡。再中毒，不死。拷膳夫，获所予贿及余蛊。遂上疏极论永罪”[87]。谢廷赞，“未授官，即极论矿税之害”，授刑部主事后，又上疏言“矿税当撤”，被明神宗褫职为民[88]。但压是压不服的，当时“中外人情汹汹，皆为矿税一事”[89]。压的结果，反而激发了人们更大的勇气和积极性，斗争更坚决了。例如，已“卧病”不起的大学士赵志臯被这种气氛感染，“不敢以将去之身，隐默而不言”，也积极行动起来，为反矿税而坚决上言[90]。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连明神宗比较宠信的司礼太监田义，后来也站到了群臣一边，为罢矿税而“力争”，“田义汇诸疏进御前，帝怒掷地。义从容拾起，复进之”[91]。可以说，在群臣的坚决斗争下，明神宗确实成了“孤家寡人”。
明神宗不是不知道矿税扰民生事，但因为矿税敛银太多，实难舍弃。据《明实录》载，“天下矿税，四百余万”[92]。一年共收五百万两，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当时，全国户部太仓银每年才四百余万[93]，仅是此数的百分之八十。贪得无厌的明神宗，当然不愿放弃这笔财富。另外，矿税太监及其爪牙暗中纳入私囊之银，更远远超过此数，他们当然要向明神宗施加影响。所以，明神宗坚持不改，拒绝谏阻，一意强制推行矿税虐政。只有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才能教训这个贪财如命的皇帝，才能取消这种虐政。
五
人民群众反对矿税虐政的斗争，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史书上记载较多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斗争是“民变”。从《明档》和《明史》等材料看，反矿税的民变斗争，在矿税兴起之初即已爆发。哪里有矿监税使，哪里就爆发民变，从东北的辽河平原，到西南的云贵高原，从长城内外，到南海之滨，从边疆“夷寨”，到京畿重地，民变烽火到处燃烧，从未间断。
现依据《明实录》、《明史》和《明档》，将有关民变情况列表如下（见表2）。
表2 反矿税民变情况
续表
续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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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看出民变的规模，我们不妨列举几起典型事件。
反陈奉。陈奉是万历二十七年到湖广的，由于他“恣行威虐”，当年即激起民变，“商民恨刺骨，伺奉自武昌抵荆州，聚数千人噪于涂，竞掷瓦石击之”。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士民公愤，万余人甘与奉同死”，由于抚按三司等地方官“护之数日”，陈奉才得以幸免。后来，陈奉派人到谷城勒索，也“为县所逐”。陈奉诬陷清官武昌兵备佥事冯应京，“民切齿恨，复相聚围奉署，誓必杀奉”。陈奉逃匿楚王府，“众乃投奉党耿文登等十六人于江”。又因为巡抚支可大保护陈奉，愤怒的群众遂焚烧了巡抚的辕门。据大学士沈一贯言，陈奉在湖广两年，“始而武昌一变，继之汉口、黄州、襄阳、武昌、宝庆、德安、湘潭等处，变经十起”。前赴后继的民变斗争，迫使明神宗将陈奉召回，并且罢了多次保护陈奉的巡抚支可大的官[94]。但是，人民的怨恨并未消除，当万历二十九年六月新任巡抚赵可怀入荆州时，本地人民还“拥车诉陈奉之恶，哭声如雷”。赵可怀事后在奏疏中承认，“方数万众汹汹时，臣亦惶悚流汗云”[95]。可见人民斗争的声势是多么巨大，力量是多么惊人。
反高淮。高淮在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入辽，六月就激起了开原民变，“比至开原，严刑激变”[96]。九月，又激起金州、复州地方民夫沙景元领导的抗拒开矿的民变。二十八年六月，其委官廖国泰，又“激变土民”[97]。到后来，高淮更是骄横跋扈，克掊百端，恶贯满盈，辽东军民反矿税的斗争因而也更激烈。高淮在辽东的最后半年，即万历三十六年上半年，反矿税斗争进入高潮。这年四月，首先爆发了有名的前屯卫兵变。其经过是，“高淮散马催价，索骑操马，拷打号头”，激怒了已经濒于绝路的前屯卫军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歃血齐盟，欲挈家北投虏地”。但高淮“尚稔恶不悛”，用特务手段“密访各军姓名于汪政”。愤怒到极点的军民，决定不再北走，而要用暴力来回答高淮的压迫。他们打死了汪政以后，再一次“歃血摆塘，誓杀高淮而后已”。参加这一斗争的是前屯卫“合营男妇数千人”，有军有民，有男有女，规模相当广泛[98]。在前屯军民的带动下，反矿税斗争便在全辽东迅猛铺开，九死一生的辽东军民与高淮展开了生死搏斗，高淮走到哪里，哪里就奋起攻之。五月，大学士朱赓在叙述当时的形势时说：“夫激变之事，不数月间，一见于前屯，再见于松山，三见于广宁，四见于山海关，愈猖愈近。”[99]除了朱赓所述这四次外，当时还有一次锦州兵变[100]。因此，那时有“横珰高淮，五番激变”[101]之说。在人民的反抗声中，猖狂十年的高淮不得不滚出辽东。当其最后逃离山海关时，关内外军民“聚众数千攻围。高淮窘急，率领夷丁劫挟管关主事、通判，护送逃回”[102]。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狼狈到了极点。
反梁永。梁永非常残暴，他到陕西后，整死不少地方官，如富平知县王正志，“瘐死诏狱中”；渭南知县徐斗牛，“愤恨自缢死”；县丞郑思颜、指挥刘应聘、诸生李洪远等，都被他“杖死”。至于一般吏卒、百姓被他箠毙的更不在少数。他“搜摸金玉，旁行劫掠”，“税额外增耗数倍”[103]。陕西人民对他极端仇恨，“思食其肉”，万历三十四年三月，他们“聚众数万，约日起手，尽杀永等”[104]。在这种情况下，明帝不得不撤回梁永。
反杨荣。杨荣在云南恣行威虐，欺压汉人和少数民族。各族人民对他恨之入骨。万历三十年三月，腾越民变，焚毁税厂，烧死税监委官张安民[105]。杨荣不但不加收敛，反而对人民实行了更残酷地镇压，“杖毙数千人”。人民对杨荣的回答则是更猛烈地反抗，万历三十四年三月，“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率冤民万人焚荣第，杀之，投火中，并杀其党三百余人”。明帝听说太监被杀，虽然不快，“不食者数日”[106]，但面对已经奋起的人民大众，他的淫威也只得收敛起来。
反孙隆。苏杭织造太监兼管税务的孙隆，在一开始实行新税时，苏州市民就“罢市”反对。万历二十九年五月，其参随黄彦节勾结苏州棍徒汤莘、徐成等十二家，“擅自加征，又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于是，人情汹汹，机户们“皆杜门罢织”，织工们“皆自分饿死”。在葛贤的带领下，人们“一呼响应，毙黄彦节于乱石之下，付汤莘等家于烈焰之中”，并“缚税官六、七人，投之于河，且焚官家之蓄税棍者”。孙隆吓得急忙逃往杭州。起义人民光明正大，纪律严明，“不挟寸刃，不掠一物，预告乡里，防其延烧。殴死窃取之人，抛弃买免之财”。这是一次有组织的民变，直到官府将棍徒汤莘等逮捕“枷示”，斗争取得胜利，变民才有秩序地散去[107]。
其他，如万历二十七年临清民变，驱逐税监马堂，参加者一万余人，“纵火焚堂署，毙其党三十七人”[108]。江西浮梁景德镇民变，焚烧厂房，驱赶矿监潘相。潘相又到上饶，邑人拒绝供应他食物，“相竟日饥渴，惫而归”[109]。福建民变，反税监高寀，“万众汹汹欲杀寀”，高寀吓得钻入巡抚署中，最后被明帝召回[110]。可以说当时是民变遍国中，哪里有税监，哪里就有民变，这种情况连京畿重地也不例外。万历三十一年，北京西山爆发民变，反对“采煤内监”王朝。参加者有挖煤的窑工、运煤的脚夫、烧煤的人家。他们联合起来，冲向北京街头。“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一时间“萧墙之祸四起……倾动畿甸”[111]。皇帝的眼皮底下出现这种严重情况，迫使明帝不得不撤回王朝，改派别人。这就是邓拓同志在《燕山夜话》里高度赞誉的北京劳动群众最早的游行。
纵观这些民变斗争，可以看出有如下一些特点：面广，遍及全国各地；持续久，几与矿税相始终，多数有组织有准备，包括利用宗教迷信；规模大，有的多至几千几万人参加，地方官往往是默许的，有的甚至还直接参与。其局限性是：基本上都是自发的斗争，只反对一件事、一个人，并没有触动明政权，取得一点让步，斗争便告结束；斗争的形式多数停留在“鼓噪”阶段，有时虽激化为流血事件，但真正的武装斗争还很少，由于革命危机还未形成，革命力量还很分散、弱小，因而斗争基本上是旋起旋灭，没有一次民变能坚持和发展下去。
但是，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在当时还是产生了巨大的作用。首先，它直接打击了矿税太监的威风，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矿税太监暴行的恶性发展。其次，它迫使明帝撤换了一些人民最痛恨的税使。如以陈永寿换回王朝，以张晔换回高淮等，这虽然是“以暴易暴”，但毕竟是明封建政府对民变群众的一个让步。最后，它最终制止了明帝的矿税虐政。这个胜利是通过不断的斗争一点一点取得的，万历三十三年，“始诏罢采矿，以税务归有司，而税使不撤”；四十二年，“减天下税额三之一，免近京畸零小税”；四十八年，神宗死，“始尽蠲天下额外税，撤回税监”[112]。这时，明神宗与他的矿税苛政，才一起被人民的斗争埋葬。此外，这些民变斗争，还为明末农民大起义、明王朝的最后崩溃，起了铺垫和准备的作用。
还值得一书的是，在历次的民变斗争中，涌现了不少人民英雄。如临清民变之后，株连甚众，有一个“织筐手”[113]王朝佐，“素仗义，慨然出曰：‘首难者，我也。’临刑，神色不变。……临清民立祠以祀”[114]。苏州民变后，民变领袖“苏州民”葛贤“挺身诣府自首，愿即常刑，不以累众”[115]。这种为了大众，牺牲自己的高贵品质，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光荣斗争传统，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从万历年间的“矿税之祸”，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五点结论。
第一，明帝朱翊钧是个极端专制、贪婪、反动的昏君。矿税之祸国殃民，众所公认，群臣苦谏，民变纷起，社会动荡，朱家王朝摇摇欲坠，这些，朱翊钧不是不知，但他却因贪恋每年矿税数百万之巨财，坚决拒谏，骂谏臣，罪言官，强制推行。这充分表明了此时君权之大，专制之甚，也充分暴露了朱翊钧贪婪、昏庸的反动面目。
第二，矿税之祸表明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和激化。历代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内部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有各派系之争，有宦官与文武群臣之争，而更多的是君权与相权、君之私利与王朝“公利”之争。矿税之祸，就是以明帝为首及矿税太监的一小撮，欲图攫取更多的民脂国赋入私囊而产生的。它危害了整个明王朝的利益，侵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削弱了官僚的权力，因而激起群臣谏阻的浪潮，内部矛盾异常尖锐和激烈。
第三，明王朝已腐朽至极，即将崩溃。矿税虐政施行之时，正是明廷多事之秋，万历二十四年，努尔哈齐已自称女真国王子、“聪睿汗”，统一了建州女真，势力蓬勃发展；日本也正侵略朝鲜，明廷出兵援朝，前后八年，所费浩繁；万历二十五年，播州杨应龙起兵，明廷又组织力量围剿多年，国用大匮。在这种生死攸关的严重关头，明帝却施行天怒人怨的矿税虐政，勒索民财国赋入私囊，并坚持推行多年，这充分显示了此时明王朝统治集团的腐朽，预示其亡期不远。《明史》指出：“识者以为明亡盖兆于此”[116]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第四，民变是取消矿税之祸的决定力量。群臣的谏阻，并未能说服朱翊钧罢免矿税，反而使“诏狱”中增加了若干名新的犯官。只有规模浩大、风起云涌的民变，才教训了这个利令智昏、残暴成性的吸血鬼和迫害狂，迫使他一点一点地做出让步，撤换税使，罢开采，直至全部招回税监，完全废止额外矿税。这一事实再次有力地证明了，在封建社会中，劳动人民反对封建剥削的阶级斗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
第五，人民不是群氓，多数人反对的事物一定不是好事物，命运一定不会长久。独夫民贼朱翊钧施行矿税虐政，不管他讲出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打着多么漂亮的旗号，也不管他给他那一小撮亲信太监多大的权力，给群臣和人民带来多大的压力，也不管他本人是个怎样不可侵犯的庞然大物，但终究眯不着人们的眼睛，压不服人们的反抗。尽管朱翊钧仗凭个人的帝王之权和任用群小，将这种矿税苛政坚持二十多年，但到头来这种苛政还是和他一起进入了历史棺材。“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朱翊钧和矿税苛政在当代就被否定，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和他所实施的政策不是好的事物，人民不是群氓，人民的选择是无情的。
[1]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周远廉研究员合写，原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2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又《历史论丛》第3辑，齐鲁书社，1983。
[2] 《明代辽东档案》（以下简称《明档》，辽宁省档案馆藏），甲类39号。
[3] 《明档》，甲类67号。
[4] 《明史》卷237《田大益传》。
[5] 《明史》卷233《杨天民传》。
[6] 以上皆引自《明史》卷81《食货五》。
[7] 《明史》卷213《张居正传》。
[8] 《明史》卷20《神宗本纪》。
[9] 《明史》卷305《陈增传》。
[10] 《明史》卷81《食货五》。
[11] 《明神宗实录》（江苏国学图书馆传钞本，下同）卷298，万历二十四年六月乙卯。
[12] 《明神宗实录》卷299，万历二十四年七月乙酉。
[13] 《明史》卷81《食货五》。
[14] 《明神宗实录》卷332，万历二十七年三月丙戌。
[15] 《明档》，丁类21号。
[16] 《明史》卷20《神宗本纪》。
[17] 《明史》卷81《食货五》。
[18] 《明神宗实录》卷416，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壬寅。
[19] 《明神宗实录》卷298，万历二十四年六月乙丑。
[20] 《明神宗实录》卷344，万历二十八年二月庚辰。
[21] 《明神宗实录》卷344，万历二十八年二月戊午。
[22] 《明神宗实录》卷355，万历二十九年正月。
[23] 《明神宗实录》卷360，万历二十九年六月。
[24] 《明神宗实录》卷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
[25] 《明神宗实录》卷365，万历二十九年十一月。
[26] 《明神宗实录》卷419，万历三十四年三月。
[27] 《明神宗实录》卷331，万历二十七年二月戊辰。
[28] 《明神宗实录》卷398，万历三十二年七月戊午。
[29] 《明史》卷237《吴宗尧传》。
[30] 《明神宗实录》386，万历三十一年七月庚午。
[31] 《明史》卷305《陈增传》。
[32] 《明史》卷305《陈增传》。
[33] 《明史》卷305《陈奉传》。
[34] 《明神宗实录》卷356，万历二十九年二月癸丑。
[35] 《明史》卷237《冯应京传》。
[36] 《明史》卷305《陈奉传》。
[37] 《明神宗实录》卷362，万历二十九年八月丁亥。
[38] 《明神宗实录》卷362，万历二十九年八月丁亥。
[39] 《明史》卷305《陈奉传》。
[40] 朱赓：《论辽东税监高淮揭》，《明经世文编》卷436。
[41] 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1，万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协理京营戍政尚书李化龙题：《为辽左危在旦夕等事疏》。
[42] 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1，万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协理京营戍政尚书李化龙题：《为辽左危在旦夕等事疏》。
[43] 《明史》卷305《高淮传》。
[44] 方孔炤：《全边略记》卷10《辽东略》。
[45] 宋一韩：《直陈辽左受病之原疏》，《明经世文编》卷467。
[46] 《明神宗实录》卷429，万历三十五年正月乙酉。
[47] 《明史》卷305《高淮传》。
[48] 《明史》卷305《高淮传》。
[49] 《明史》卷305《高淮传》。
[50] 《明史》卷305《高淮传》。
[51] 《明史》卷305《陈增传》。
[52] 《明史》卷305《高淮传》。
[53] 见《明神宗实录》卷332，万历二十七年三月庚辰。
[54] 见《明史》卷305《陈奉传》。
[55] 见《明史》卷305《宦官二》。
[56] 见《明神宗实录》卷333，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己巳。
[57] 《明神宗实录》卷330，万历二十七年正月戊戌。
[58] 《明史》卷305《陈增传》。
[59] 《明神宗实录》卷374，万历三十年七月癸未。
[60] 《明神宗实录》卷416，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壬子。
[61] 《明神宗实录》卷418，万历三十四年二月丙午。
[62] 《明神宗实录》卷421，万历三十四年五月丁丑。
[63] 《明神宗实录》卷321，万历二十六年四月丁卯。
[64] 《明史》卷305《陈增传》。
[65] 《明神宗实录》卷309，万历二十五年四月辛酉。
[66] 《明神宗实录》卷424，万历三十四年八月戊戌。
[67] 赵世卿：《关税亏减疏》，《明经世文编》卷411。
[68] 赵世卿：《题国用匮乏有由疏》，《明经世文编》卷411。
[69] 以上见《明神宗实录》卷359，万历二十九年五月甲寅。
[70] 赵世卿：《关税亏减疏》，《明经世文编》卷411。
[71] 《明神宗实录》卷429，万历三十五年正月乙酉。
[72] 见《明神宗实录》卷371，万历三十年四月丙午；卷445，三十六年四月丁丑，等。
[73] 《明史》卷305《高淮传》。
[74] 谈迁：《国榷》卷79。
[75] 《明史》卷305《高淮传》。
[76] 《明神宗实录》卷378，万历三十年十一月辛酉。
[77] 《明神宗实录》卷349，万历二十八年七月戊申。
[78] 《明神宗实录》卷440，万历三十五年十一月戊午。
[79] 《明神宗实录》卷399，万历三十二年八月庚子。
[80] 《明史》卷232《李三才传》。
[81] 《明史》卷232《李三才传》。
[82] 《明神宗实录》卷354，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庚辰。
[83] 《明史》卷237《田大益传》。
[84] 《明史》卷237《田大益传》。
[85] 《明史》卷216《冯琦传》。
[86] 《明神宗实录》卷340，万历二十七年十月癸卯。
[87] 《明史》卷232《余懋衡传》。
[88] 《明史》卷233《谢廷赞传》。
[89] 《明史》卷237《吴宝秀传》。
[90] 《明史》卷218《沈一贯传》。
[91] 《明史》卷237《吴宝秀传》。
[92] 《明神宗实录》卷359，万历二十九年五月丁未。
[93] 据赵世卿：《题国用匮乏有由疏》，《明经世文编》卷411。
[94] 以上皆见《明史》卷305《陈奉传》。
[95] 《明神宗实录》卷360，万历二十九年六月丙子。
[96] 《明神宗实录》卷336，万历二十七年六月辛巳。
[97] 《明神宗实录》卷348，万历二十八年六月辛巳。
[98] 《明神宗实录》卷445，万历三十六年四月丁丑、乙酉。
[99] 《明神宗实录》卷446，万历三十六年五月甲寅。
[100] 见《明史》卷305《高淮传》。
[101] 《明神宗实录》卷448，万历三十六年七月己酉，王邦才奏辩。
[102] 《明神宗实录》卷446，万历三十六年五月甲寅。
[103] 以上见《明史》卷305《梁永传》。
[104] 《明神宗实录》卷419，万历三十四年三月己巳。
[105] 见《明神宗实录》卷370，万历三十年三月甲申。
[106] 以上见《明史》卷305《杨荣传》。
[107] 见《明神宗实录》卷360，万历二十九年六月壬申；卷361，七月丁未。
[108] 《明史》卷305《宦官二》。
[109] 《明史》卷305《宦官二》。
[110] 《明史》卷305《宦官二》。
[111] 《明神宗实录》卷380，万历三十一年正月丙寅。
[112] 《明史》卷81《食货五》。
[113] 《临清县志》卷8。
[114] 《明史》卷305《马堂传》。
[115] 《明神宗实录》卷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
[116] 《明史》卷81《食货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