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怎样看马克思经济学

基于上述看法，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也就自然显现了。因为马克思经济学，特别是其《资本论》就包含了上述经济学研究的“五大视角”。马克思经济学作为经济哲学，所关注的是人类经济活动中的长程问题和更为根本的问题，其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具体分析则充满了“二重性”与“二重态”的辩证统一。虽然马克思经济学阐述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问题还有待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实践检验，但马克思经济学所揭示的人类社会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这一点无可争议。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二重态”，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经济学提升到了经济哲学的高度。当然，人们可以对马克思的这种经济哲学进行质疑，目前学界和互联网上也经常出现各种怀疑之声，那就请这些怀疑者在理论的逻辑层面和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层面将马克思的“二重态”分析法证伪好了。客观地看，今天还没有人做到这一点，那也就只有遵循科学领域的规矩，即若没能在学理层面将其证伪，就只有尊重其学术价值，尊重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地位，并从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

百余年来，几代中国学者为《资本论》的研究而不懈努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前，学习和研究经济学主要都是围绕《资本论》来进行的。已有的研究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来研究？换言之，笔者再来增添这方面的一本书意义何在？

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过去长期意识形态的需要，《资本论》一直被宣传为是打碎旧世界的武器，是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著作。《资本论》的确具有这些意识形态的特点，然而，《资本论》并不仅仅限于这样的功能。《资本论》首先是经济哲学著作，它所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是迄今为止市场经济的典型形态，所以，马克思在对这一典型形态的分析中也就必然同时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运动规律。中国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中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并且已经冲破种种思想阻力和体制禁锢，逐渐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因而，深刻认识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也就成为强烈的现实需求，以描述市场经济运行相对见长的西方经济学日益占领中国经济理论市场的状态就是这一强烈需求的反映。

然而，从认识市场经济规律的角度来说，《资本论》无疑代表着研究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的经济学的一个发展阶段，其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深刻阐释却因意识形态层面的遮蔽而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本书的写作，就是试图唤起学界对《资本论》之市场经济学的本来面目的关注。记得孩子选择读理论经济学的研究生时我曾对他说过：“马克思经济学是经济学中的重要内容，无论你对马克思经济学是什么态度，如果真搞理论经济学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是绕不过去的。所以，希望你关注马克思经济学，了解马克思经济学，客观地看待马克思经济学，科学地对待马克思经济学，这是一个把经济学作为科学来研究的学者应有的基本素质。”

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上，我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经济学是经济学发展史中的重要篇章，探讨了理论经济学理应探讨的诸多方面，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更是有着巨大的启发性。一句话，马克思经济学是今天人们研究经济学的重要学术思想基础和出发点。客观地看，马克思经济学是人类社会经济学发展的“阶段性成果”，马克思经济学当然没有穷尽理论经济学的真理，但这并不妨碍马克思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从而，马克思经济学也就具有一定的相对真理性。所谓马克思经济学绕不过去的道理就在这里。实际上，如何全面、科学和历史地，而不是机械、片面、形而上学地、极“左”或极右地、盲目地和虚无地对待马克思经济学是经济学界至今还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研究立场，也都可以有自己的主观好恶和理论偏好，但科学对待马克思经济学，而不是简单贴标签式地、情绪化地对待马克思经济学应是以研究经济学为职业的专业人士的职业操守和治学原则。

多年来，在并行讲授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马克思经济学特有的理论魅力和学术价值，这种长期“一仆二主”的教学工作使我对马克思经济学产生了更为理性的崇敬。经济学中的“一仆二主”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说法。他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曾经讲过他能做到“一仆二主”，每星期一、三、五，他可以是一名萨伊定律的侍从，而二、四、六，他又可以是一名凯恩斯派的侍从，于是他就尝试把两种理论融合在一起，走综合之路，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我在长期的“一仆二主”中，不仅看到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差异和对立，还看到了它们之间的互补。“求同存异”是我的治学态度，也是我的学术兴趣之所在，写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来整理自己多年来“求同存异”的一些思考。

人们愿意追问马克思经济学在今天到底有何意义？搞《资本论》研究到底有何意义？在一些人看来，即使马克思经济学讲的一些道理是对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的确也很精彩，但是，如果所论之内容过于宏观、过于抽象、过于长期——凯恩斯曾调侃说“长期中我们都死了”。言外之意，关注“长期”无异于“扯淡”——那我们今天还是用不上。理论是解释现象的工具，人们对理论的要求不仅要能“用得上”，而且还要“好用”。例如，在说明价格变动时，用“供求”去解释就好理解，也很方便，供求曲线图的描述还很直观。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去讲什么价值论？而且说者说不清，听者也难以明白。再者说，马克思的那一套即使正确，但如果仅有思想史上的价值而缺乏现实价值的话，那还不是白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立足现在而面向未来的呀。

说实话，我非常理解这类质疑者的心情，也很钦佩这种务实的质疑精神。但问题是，首先，马克思是研究了供求问题的。而且一定要清楚，若只是抽象地研究供求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供求要能具体地发挥解释力，就要放入具体的时空中，而这个具体的时空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特定的“制度环境”，或如科斯所言“生产的制度结构”。因为，经济学是“社会的”经济学，而不是“纯自然界的”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供求分析脱离制度环境正是其不足之处。相对而言，马克思对供求的分析须臾也没有离开制度环境的制约。科斯强调关注“生产的制度结构”这一向马克思经济学复归的现象，佐证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现实价值。

其次，理论经济学的研究绝不能满足于现象描述而止步不前，看经济学的现实价值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要知道，对社会经济活动本质层面的逻辑认识同样有意义，而且更有现实价值，即对现实中的相应问题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不仅知其然，而且还能洞悉其所以然，从而可以举一反三，以增强对现实问题的推断力。缺乏对“所以然”之逻辑的陈述的所谓理论表达，在许多学者看来根本就不具有科学命题的资格。

再次，马克思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揭示并不只是“剥削”和“不公正”的问题——虽然这是其经济学的价值取向。同时，马克思也并不是从抽象的“公平正义”，而是从具体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身的必然规律与内在逻辑来谈这个问题的，因而才增强了思辨的深刻性和历史的穿透力，减少了空洞说教的色彩——至于说，一些人往往感觉到是说教，那恰恰是因为脱离了《资本论》的文本本身。如果一个人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主要来自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难免把马克思经济学视为说教，因为一般而言，教科书更容易成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不读《资本论》，只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来了解马克思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当然不可能深切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现实价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欲识庐山真面目，不进庐山还不行，只进庐山也不行。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不游遍名山大川，难以深刻理解庐山的独特性。同样，越是有丰厚的理论经济学流派方面的修养，并在此基础上反复深入研读《资本论》，才越能见识《资本论》的现实价值。恩师朱绍文先生当年对我多次提到《资本论》要读十遍，随着我在经济思想史长河中浸泡的时间越长，对先生的提醒体会越深。

在今天关注经济学的人当中，一部分对马克思经济学知之不多，知之不深，且不能静下心来品读与追索，这属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方面的问题；还有一部分不能从理论经济学的长河去辨识马克思经济学的长短，这在很大程度上则属治学能力问题。至于有的人见马克思经济学就反感，则是学问之外的问题了。认识《资本论》及马克思经济学的现实价值，要尽量消除这三种现象。

最后，问题还在于，现象和本质、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历史和逻辑、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以及发展和演化等问题在理论经济学中该不该研究？从严谨的科学立场来说，当然应该研究。而且，将现象和本质、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历史和逻辑、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以及发展和演化等相统一的这种“经济哲学”，既是当今理论经济学的短板，又是理论经济学进一步发展所必须突破的地方。回望经济思想史的长河，只有《资本论》作为经济哲学才具有这种统一性，因而关注《资本论》对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人来说就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资本论》当然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只是，一方面，其具体的现实价值作为本书将要讨论的主要内容在这里难以一言以蔽之；而且，另一方面，也如马克思所言，“预先说出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最好还是随着本书的展开而“从个别上升到一般”^[1]，因而还是留待后文慢慢道来吧。

[1]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