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对经济学的基本看法
在经济学里浸泡了几十年，对经济学究竟该怎么看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就像搞哲学的人经常受到什么是哲学的困扰一样，搞经济学的人也会不断地追问经济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
经济学自亚当·斯密以来，经过诸多前辈的努力，至今已发展为一个非常庞杂的学科体系，以至于“到底什么是经济学”好像都日益模糊了。
在我看来，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活动规律的科学。而“人”是社会的人，人的经济活动离不开“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因而，作为揭示人的经济活动规律的经济学也就必须揭示“人与人”和“人与物”这两重关系方面的规律。无论经济学怎样发展和发展得多么复杂，最终也还是要来揭示这两重关系内部和两重关系之间的规律。
人们的经济活动从抽象的角度看，无非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维持和推动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人们在从事这一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相对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来说，可供利用的资源总是不足的这样一个客观硬约束。于是，如何才能使相对稀缺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就成为经济学必须研究的一大主题。所以，西方经济学关注稀缺和选择是有道理的，虽然其仅仅关注稀缺和选择是不够的。
同时，人们的经济活动如果从具体的、现实的角度看，又都是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因为人是社会的人，只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才有所谓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然而，又正是由于满足人们需要的资源是稀缺的，于是，人们在对稀缺资源进行占有和利用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因而，要使上述抽象的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稀缺约束下的最优选择——得以具体地、现实地进行，用以控制人们的经济行为，协调人们对稀缺资源进行有目的的利用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社会经济体制”就必须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即面对稀缺而必须进行最佳选择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特殊”，即在特定社会经济制度下，在特定生产关系之中来进行的选择就必须结合起来。并且，还要以“特殊”为其“现实的”存在形式。一般是抽象，特殊才是具体，从而也才是现实。西方经济学家经过上百年对市场机制的探索，到罗纳德·科斯才又重新绕回到关注“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来，科斯因其在这方面的研究贡献而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偶然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就是专门来研究如何协调人们在对稀缺资源的占有和利用中的矛盾与冲突的经济制度，以及相应的经济体制系统的一套理论体系。所以20世纪末，我曾根据这一理解给经济学下过一个定义：“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将有限资源进行最有效的利用，以及如何协调人们在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占有与利用中的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的经济制度及其体制系统的社会科学。”[1]我觉得，这样定义经济学才能把经济学的“一般”和“特殊”结合起来，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出理论经济学应有的内涵和外延。而且，还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打开通道，而这个吸收和借鉴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必经环节。
这之前，我曾在简评魏杰先生主编的《经济学》教科书[2]的一篇短文《经济学的准确定位》[3]中阐述了我这个定义的基本观点。后来，我的这篇书评被魏杰先生“全文搬进”了他的《我国经济学发展断想》一文，构成他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更巧的是，魏杰先生这篇《我国经济学发展断想》的论文还被收进了由于光远和董辅礽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4]这一中国经济学界名流展望新世纪中国经济学发展趋势的文集当中。
当然，对经济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比如，一些学者愿意强调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科学，另一些学者愿意强调经济学是研究“资源利用”的科学。我的问题是：难道资源的最优配置就不是为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吗？而资源要被有效地利用就不需要资源实现最优配置吗？它们难道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吗？
同样，又总有些学者强调经济学是研究“人”的；也总有些学者说经济学是研究“物”的。而我同样要问的是：难道经济活动只是抽象的人的抽象的活动吗？难道人们的经济活动不包含物的内容吗？或者，难道真实世界真的存在仅有物的活动而没有人的活动的所谓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吗？那不成了独立于人类社会活动之外的纯粹自然界的演化了吗？
一些学者自恃“真理”在手，因而振振有词，但常常经不起追问。在严格的逻辑追问和独立的学术思考面前，不免要露出“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本来面目。经济学的研究当然需要抽象，但总不能抽象得没有了经济活动的物质内容，或者没有了经济活动的主体，更有甚者是连经济活动的具体方式也没有了。
由于人们的经济活动必然涉及“人与人”和“人与物”这两重关系，所以，作为揭示这两重关系的理论经济学，其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二重态”分析法，也就是既要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物质内容”，又要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社会形式”。这种“二重态”并不是故弄玄虚的人为设置，而是研究客体在研究主体，即“思维主体”中“开显”或说“呈现”出来的“二重态”。
那么，对这种“二重态”又该怎样来研究呢？当然就不能只是单一的视角，而应该有多重的视角。这是因为，研究的客体是客观世界中的客观存在，是在特定时空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具体的、历史的客观存在。对这样一种历史性客观存在的规律的揭示，就只能是研究者去“发现”，即把客观存在本身当中所固有的规律揭示出来，而绝不是去给客观存在本身“注入”所谓人为的规律。于是，承认客观存在的客观性、多维性和演化性，从而把客观对象真正放入它所处的客观时空中来对其进行客观地思考，才是研究真实世界经济学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科斯正是由于对西方经济学所奉行的简单抽象与脱离实际的研究风气不满意，才将主流经济学讽刺为“黑板经济学”，并努力倡导应该走“真实世界经济学”的研究路线。因为在科斯看来、“由于交易赖以发生的制度背景会影响对生产的激励和交易的成本，因此，对经济学家而言，如果没有对制度背景进行具体说明就来讨论交换过程，则没有任何意义。”[5]进而，科斯疾呼“我们需要研究真实世界中的缔约过程，然后才能获悉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克服它们”[6]。科斯关注产权问题源于他高度关注的是“真实世界中的缔约过程”，因为这个“真实世界中的缔约过程”才是真实世界的经济活动本身。现代经济学“日趋抽象化，似乎无需对真实经济体系进行详细了解，甚至在完全没有关于真实经济体系知识的情况下，也可以发展理论，……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存在于他们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经济体系，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7]。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兴趣是定价系统，而他们竟在研究中忽略市场——或更专业地讲，是忽略了决定交易过程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什么”[8]。因而，科斯挖苦西方主流经济学只是“黑板经济学”。当然，科斯的批评还是比较朴素的，还缺乏哲学层面的提升。
正是基于上述看法，我认为要使经济学真正成为对真实世界经济规律的“开显”，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黑板经济学”的层面，就需要有制度的、宏微观的、福利的、发展的与演化的研究视角。当然，综合这“五大视角”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至今还不存在。在大学的经济学系中，制度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还都只是作为不同课程分门别类地开设。学生要能将其统一起来，用以观察和思考现实社会经济活动还需要一定的悟性。
具体的经济理论研究者对其“学”有所偏爱，即所谓“术业有专攻”理所当然。而且，从研究分工论起家的经济学自身也难逃分工和专业化的规律。但是，一定不要忘记社会经济活动本身作为独立于研究主体之外的客观存在，是处于具体时空中的具有“质”和“量”的多维性的客观存在，是“多样性的统一”。理论研究者从“某一”视角深入进去所进行的探究，即使揭示出来的那个规律具有客观性，那也只是从你那“一维”所看到的客观世界的某一层面或某一侧面，从而也就仅仅是“某种片面”的认识。而你所研究的那个客观事物本身却是“多维的”、“立体的”、“多样性统一”的。在你这一维所看不到的，或者说被抽象掉的内容——当然也只是在你的头脑中把它们抽象掉了，并不等于它们在现实中就不存在，并不等于它们就不起作用。如果忽略了这个问题，那也就难免唯心主义盛行了。所以，马克思在正式向世人阐述其对经济学批判成果之前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才特别强调了经济学研究重要的就是要把对“感性具体”的认识上升到“理性具体”，而经过研究所得到的那个“理性具体”，则又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9]看看现实中经济学家们的许多讨论，常常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他”的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就是常常缺乏认真关注客观事物本身所蕴涵的那个“理”。
当然，这种片面化的现象也并非中国经济学界独有。早就有西方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批评。比如经济学家张五常[10]在1982年10月就任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的就职演说《经济解释：让我们做弄潮儿》中就曾批评说：“经济学者们一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论，对事实和数字漫不经心，不愿意检验他们所要指明的东西的含义。”[11]张五常还说：“人们普遍抱怨经济学家之间常常有太多的不同意见。我的观点是，他们经常太容易就未经检验的理论和未经证实的证据取得一致意见了。”[12]然而，批评归批评，由于经济学研究的“专业化”发展，实际情况愈演愈烈。尤其在我国，多数经济学者的经济学修炼还处于学习和简单照搬阶段，正如马克思当年批评落后的德国经济学界那样，“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13]，这个问题就应当更加引起我们的注意。
研究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需要懂得：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制度”是决定人的经济行为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人们从事经济活动会受到方方面面的约束，但高度概括起来，主要是“自然的”、“技术的”和“制度的”约束。经济学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当然要关注“自然”和“技术”的约束问题，但经济学本身并不是自然科学和工艺学。对自然界的奥秘与规律进行揭示是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对技术问题的解决是工程技术专家的任务。理论经济学的用武之地在“制度”和“社会”层面，人们现实的经济活动都是在某种具体的制度框架约束之下的活动。所以，研究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首先必须有制度的视角。
经济学一般把制度定义为是在多人、多次重复的情境中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或按博弈论的说法：制度是N个人博弈的均衡解。所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从制度这个视角去观察，就是不断地用导致效率水平较高的制度去替代导致效率水平较低的制度，即所谓制度变迁。其道理就在于，在现实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中，除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之外，实际上还包括制度因素，因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相互分离的情况下还只是潜在的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而把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三者组织起来，使其发挥现实生产活动的功能的则是一套“游戏规则”，即人们所称的“组织”或“制度”。也就是说，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作为现实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或者说，为一定的生产活动而“组织”起来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其实都是“特定制度”下的客观存在。并且，也只有通过特定的制度，它们才能现实地组合起来发挥作用，才能变为现实的生产要素，并得以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发挥作用。所以，经济学研究人们的经济活动就不能没有制度的视角，缺少制度视角的经济学就只能是“黑板经济学”。斯密创建经济学时暗含了制度的视角，马克思则高度关注制度的视角，马克思之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回避制度的视角，而科斯实际上又重新回到了制度的视角，而且，一生为这个经济学的“制度转向”而呼唤。所以，科斯在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说《生产的制度结构》中劈头就讲他对“经济学的高深理论方面”并没有创新，实际上他“仅有的贡献只是促使将经济体系的特征纳入我们的经济分析。经济体系的这些特征”一旦“被纳入分析，就会引起经济学理论结构的彻底变革”。而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指出生产的制度结构对于经济体系运行的重要性”。[14]科斯的这段“惊人之语”实际是对无视制度因素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敲起了“警钟”。
我们过去常讲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的能动因素是人并没有错，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又是由制度制约的。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1971年12月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的演讲中给“经济增长”下过一个经典性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15]因为在西蒙·库兹涅茨看来：“先进技术是容许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它本身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是一种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如果要有效而广泛地使用技术，并且，如果这种使用确实促进了它自己的发展，那就必须有制度的和思想意识的调整，以便有效地正确使用人类先进知识宝库之累积所产生的创造革新。”[16]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标志是生产能力的长期提高，先进技术是生产能力长期提高的基础，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环境又是基础的基础。
在人类社会变迁中，制度变迁是根本的变迁。真正的经济增长是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针对人们往往用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诺思则强调：“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17]因为在诺思看来，所谓教育的普及、出生率的降低、资本产出系数的提高等，都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现象，而并非经济发展的原因，经济发展从更根本的层面去看，其实是制度变化的结果。[18]在诺思的视野中，“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19]。这是因为：“制度的演化会创造一种合宜的环境，以有助于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完成复杂的交换，从而促成经济成长。”[20]我国学者邹东涛也曾谈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是生产力发展的潜在和必要的条件，制度才是保证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作用、实现生产力长期提高的充分条件，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石，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层次、最核心的因素。科学技术只有在相应于高效的制度上，才能成为现实的第一生产力。”[21]
经济学必须关心制度，更追求有效率的制度。实际上，能够促使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的制度才是有效率的制度。诺思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22]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提出有效率的制度有两个特征：第一是能够使每个社会成员从事生产活动的成果得到有效保护，从而使他们获得一种努力从事生产工作的激励。第二是能够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以发挥其自主才干的最充分的自由，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最充分发挥。诺思所说的这种有效率的制度，从现实来看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能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固然并不完美，然而在现实中，人们还没有找到比市场经济体制更优的经济体制。虽然人类在20世纪进行过计划经济体制的实验，苏联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也发挥过极高的效率，但在长期的和平建设与经济发展方面，市场经济体制更具比较优势。
从经济发展史去看，虽然技术变迁会导致经济的巨大发展，但往往重大的技术变革都是与制度相关的。因为技术是由人来发明创造的，所以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对创造发明技术的人的“激励问题”，而“激励问题”是个制度问题，克服激励不相容是经济体制改善的目标。
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土地面积没有变，资源总量没有变，但在人口激增的条件下（比20世纪60年代末增长了近一倍），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经济实力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制度变迁使然。
总之，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为经济发展创造空间，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现实的经济总是处在具体的制度框架中的经济，因而必须有制度分析的视角。
前文谈到自然资源的约束、人类技术的约束和社会经济制度的约束制约着人类的经济活动。这三大约束都有属人性，自然资源是人类认识和能够利用的资源，其中还包括人力资源自身；技术是人类掌握的技术；制度是构成人类社会、约束人的行为的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既不能只“见物而不见人”，也不能只“见人而不见物”。人们的经济活动就是在特定的制度约束之下，通过具体的技术手段去追求资源约束下的自身利益的极大化。当然，对于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本身的认识与把握又都是发展的和变化的，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恰恰就“灵”在这里。所谓人的本质是实践的，而人的实践活动也就体现在这里。正是在对这三大约束的不断“冲破”当中，人类使自己成为人类。
应当看到，制度只是为人们的经济活动划定了活动的规则和活动的范围，即提供了一个现实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约束空间，是对经济活动的规则层面的约束，属于经济活动的“社会形式”层面，但它还不是经济活动本身的“物质内容”。经济学的研究在进入了这个行为约束空间以后，还必须观察和探寻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本身，也就是还要关注“特定的生产的社会形式”当中的那个“社会生产活动的物质内容”。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之内，我们对经济活动的观察还必须有“宏微观”的视角，也就是要从宏观经济总量及其制约关系，如消费、投资、进出口、货币量、利率、准备率、就业量、物价水平、税收等的总量变化与相互之间的制约关系，以及微观层面的价格、供求、消费替代、生产成本、规模经营、市场结构、企业利润、要素价格、垄断与反垄断等诸多方面去观察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去探究具体的物质财富生产活动的规律，去推断宏微观经济面的未来走势。
当然，我们观察现实社会经济问题不能用机械的、僵死的眼光，而是要有发展的和演化的视角，这就需要我们必须拥有一定的发展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知识。不断发展和演化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发展和演化是人类经济活动现实的存在方式。
毋庸置疑，我们所追求的是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和演化，这就又有一个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的问题，或者说，应该怎样和不应该怎样的问题。这就又牵扯到对社会经济问题的福利评价。所以，就还必须有“社会福利”的视角。近年来，社会上对改革的批评越来越多，“社会学”空前活跃正是社会大众对福利视角的呼唤与期待之反映。福利经济学里有一个“帕累托最优”的严格表述，即当不能在不使一部分人，至少一个人的境况不变坏的条件下，就不能使另一部分人，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好时，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这个最优就是“好”的极限状态。在这个状态到来之前，则有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即向帕累托最优趋近的过程。所谓帕累托改进，是指当能在不使一部分人，至少一个人的境况不变坏的条件下，就能使另一部分人，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好。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帕累托改进的机会已经基本用尽、改革开始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时，他们就自然会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提出质疑。这就是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改革需要共识，但现在又难以达成共识，如何寻求最大公约数正在考验着我们的智慧。
总之，社会经济问题是极为复杂的，对其观察绝不能简单化。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抽象，但抽象并不等于简单化。理论经济学无疑需要有制度的、宏微观的、福利的、发展的和演化的多重视角。当然，这种多重分析视角相统一的理论经济学基本原理之框架还有待于创造。
[1] 王明友：《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几点思考》，载《开放时代》1999年第5期，第88页。
[2] 魏杰主编《经济学》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3] 王明友：《经济学的准确定位》，载《科技日报》1996年7月7日，第2版。
[4] 参见于光远、董辅礽主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第42～44页。
[5] 〔美〕罗纳德·H.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14页。
[6] 〔美〕罗纳德·H.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14页。
[7] 〔美〕罗纳德·H.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6页。
[8] 〔美〕罗纳德·H.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6页。
[9]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3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7～26页。
[10] 一位常以惊人之语批评别人，且自身又颇受争议的经济学者。
[11] 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易宪容、张卫东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2页。
[12] 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易宪容、张卫东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18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15页。
[14] 参见〔美〕罗纳德·H.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3页。
[15]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81，第21页。
[16]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81，第21页。
[17] 〔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2009，第6页。
[18] 参见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第215。
[19] 〔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47页。
[20] 〔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前言第2页。
[21] 邹东涛主编《经济中国之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第9页。
[22] 〔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2009，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