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怎样走入经济学的
1958年5月我出生在北京。家母初中毕业，家父读过大专，虽然都是工人，但崇尚文化，倾全力为孩子学习创造最优条件是他们的最大偏好。所以，即使是在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极“左”年代，父母在我幼小心灵里注入的却还是“上大学”和“成名成家”的理想和信念。
小学一年级快结束时，“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我就读的那所小学——北京市朝阳区永安里第二小学，校长被打倒，班主任被批判，接着就是停课闹革命。
由于年龄太小，才8岁，只好“猫”在家里。父母怕我放任自流走了弯路，就引导我学写字、画画儿。在彻底批判封、资、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氛围里，没人敢教我，也没地方去找老师求教。家父无奈，只好充当了我的“专业老师”，天天给我布置大量的写画“作业”。而且，他下班回家后的头等大事，就是对我的“作业”进行检查和品评，每天如此，从不间断。开始时因为新奇，有兴趣，进步比较快，出现了类似于经济学所说的“边际收益递增”现象。然而，为时不久，那可恶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就逐渐显灵，进步越来越慢，兴趣也就与日俱减，直至索然。
对书画只有喜欢看的水平的家父，很快就无法指导我继续前进了。怎么办？家父想出的招儿是颇具“时代特色”的——带着我“研读”《矛盾论》和《实践论》，说是要从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中寻找学画画儿难以继续前进的“主要矛盾”和能够继续进步的“突破口”。9岁小孩儿学“哲学”，思“辩证法”，想“破解矛盾”的事儿，恐怕只有“文化大革命”时期才能发生这种事情。当然，经济学史上有英国经济学家小穆勒（John Stuart Mill）也很早就跟随其父老穆勒（James Mill）学经济学的记载，但那也是小穆勒十几岁之后才接受理论训练。或许，正是家父这一“文化大革命”时代特色的偶然与非常之举，在我内心播种下了喜欢理论的种子。
机缘巧合，我家当时就在北京的长安街旁，成天耳闻目睹的都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长安街上的种种表演：昨天还红得发紫，今天就可能被彻底打倒，而且还要“踏上千万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政治新星如走马灯般转换，政治口号更似盛夏三伏老天爷的脸，说变就变。于是，也就渐渐产生了“为什么总是这样反复无常”的疑问。没有人能告诉我答案，可又想知道答案怎么办？只好向“书”求教。当时，可读的书主要是《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城里许多单位都免费发放的这类马列著作。所以，初中时的我——就读的中学是北京市第一一九中学——就开始接触这些书。虽然读不懂，但喜欢，因为沉浸在里面好像才能“心安”。
记得，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马列的“三十三条语录”。其中，多条语录都跟政治经济学有关。恰好，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徐禾等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1]，这是一本“文化大革命”前专为大学经济系学生编写的入门教材。而且，“文化大革命”前就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内部使用，其他高校也有内部翻印本，影响很大。见到公开出版，我就赶紧从王府井新华书店买来，如饥似渴地阅读。至今，我依然认为徐禾先生领衔编写的这本《政治经济学概论》是最忠实于《资本论》原义的马克思经济学教科书。因为它基本上是把《资本论》里的“篇”凝练为“章”，是对《资本论》阐述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提炼和浓缩，是马克思经济学最好的入门读本，是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捷径”。因而至今，我还常推荐给研究生阅读。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印了这本书。时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的张宇教授还写了热情洋溢的再版前言，指出该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的一个光辉典范”[2]。
高中一年级时，为配合学习“三十三条语录”，我曾在课堂上像模像样地专门给全班同学讲解马克思的商品和货币理论。当时的感受是现实的很多事情太不讲道理了，相比较而言，只有马克思经济学一环套一环的推理才是讲道理的，所以就要学这个讲道理的“道理”和讲道理的“方法”。马克思经济学对我的吸引力就是这么来的。当时，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内北面的大殿阅览室成为我课后和周日常去的地方。
1976年底我高中毕业。转过春节，被“分配”到北京中阿和平友好人民公社下辛堡村，成为一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插队知青”。在广阔天地的田间地头儿，人们活生生的，也是后来才知道的罗纳德·科斯所强调的“真实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利益纠葛”，使我直接体会到了“物质利益”问题的重要性，对物质利益为何物的追问之心进一步增强。因而，在繁重的农业劳动之余，进一步阅读我所能找到的中国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读物，偶尔也翻一翻从知青队图书室借来的一本白色封皮红字书名的《资本论》[3]。
当时的下辛堡知青队是北京市和全国的“样板”知青点，得到上级特殊关照，建有一个十多平方米的图书室，有近千册图书。其中唯一的一本《资本论》好像是专为我准备的，因为我是它的唯一读者。200多人的知青队，好学者有十余人，但兴趣各异，后来发展各有不同。比如与我同住一室的李唯一，兴趣在写作，好咬文嚼字，后来曾担任过国务院台办新闻发言人；同住一室的胡加方，兼任知青图书室负责人，兴趣在文史，如今是实业界颇有成就的人士。同学查建英，志趣在小说，后来是中外比较文学专家。回头看，当年的知青伙伴中仅我一人走上理论经济学之路。这或许也与胡加方给我“开后门”，允许我长期借那本《资本论》有关。当年在知青大院男生二排中间那间寝室里每晚与唯一、加方伴读到深夜的情景至今难以忘怀。
1978年7月7日、8日、9日三天，放下锄头上考场，与唯一、加方结伴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4]，报了一个专业——政治经济学，赶上扩招，被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分校政治经济学专业录取，可谓如愿以偿。[5]
早就对徐禾的《政治经济学概论》非常崇拜，现在，竟能亲耳聆听徐禾、李光宇、卫兴华、胡钧、余学本、于学儒这些《政治经济学概论》编写者抽丝剥茧的讲解和宋涛、吴树青、孟氧等名师的教诲，如沐春风之感直透灵腑。而李宗正、高鸿业、吴易风、陈孟熙、曾捷、孙健和刘淑兰等多位老师更是给我建立了历史视角，打开了国际眼界。从那时起，我就渐渐形成要在历史纵向和国际横向的综合比较中探寻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诉求。为此，从担任经济学教师起，就开始了对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现实中国经济问题的长期关注，且并行讲授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一直到现在。其间，1989～199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研究生班学习两年，主修当代外国经济思想，得到朱绍文、黄范章、俞品根、李成勋和张曙光等名师的指点，学术兴趣也就集中在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综合比较这个研究方向上。
21世纪以来，由于研究生教学的需要，我又把学术关注点聚焦到制度经济学研究、《资本论》研究和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这三个方面上来，一直在北京工业大学为研究生讲授这三门课程，这本书也是这一聚焦的结果。
[1] 徐禾等编《政治经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73年11月第1版。
[2] 徐禾等编《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前言”第4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
[4] 1977年底恢复的高考是各省市单独命题的考试。
[5] 李唯一考进北大中文系，胡加方考进北大一分校历史系，查建英因参加1977年高考成绩优异进了北大中文系77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