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初形成黄老思潮的主客观条件
黄帝的思想学说见于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这《黄帝四经》虽被学界认定为战国中期之人的“伪托”，但学界同时认为，这“伪托”的《黄帝四经》不能看做“伪托”者的个人创作，而是黄帝的思想学说经世世代代的人们口耳相传，而由“伪托”者辑集并书之于帛以求流播四海。中国古代史上的“战国时期”，大略始于公元前403年，终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战国中期”大致为公元前300年。活动在早于公元前300年的慎到（约生于公元前390年，死于公元前315年），如司马迁所云早年学“黄老道德之术”[9]，可见“黄老之学”早在“战国中期”之前就已存在，流布广远。申不害生卒年也在“战国中期”之前（约前395～前337年），司马迁谓申不害之学也“本于黄老”[10]，同样证明黄帝思想并非伪托《黄帝四经》者本人的创作，而是别有来历，即学界所认定的“口口相传”。
那么，为什么黄帝思想加上老子思想在汉初会形成影响巨大的社会思潮呢？
（一）汉初形成黄老思潮的客观条件
秦乃战国七雄“逐鹿中原”残酷杀戮的胜出者。范文澜先生描述的“战国形势”是：“东周兼并战争发展，以三家分晋为标志，进入战争剧烈的战国时期。”[11]“战国时期”长达182年，秦、齐、楚、燕、韩、赵、魏合纵连横、互相恶斗，攻城略地、杀戒大开，你胜我败、尸横遍野。举其大者，如公元前331年“秦大败魏兵，斩首八万”；前317年，“秦大败韩、赵军，斩首八万二千”；前293年，“秦大将白起大破韩、魏兵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前260年，“秦将白起攻赵，赵败，坑投降的赵军四十余万人……”[12]当时七国范围内的人口不过2000万左右，战争中杀了那么多青壮男丁，可见残酷至极。因此，诚如孟子所说，人们遭受虐政的苦难，再没有比当时更厉害的了。饥饿的人见食物就要吃，渴了的人见水就要喝……，哪个国王能行仁政，人民尊敬他，就好比倒挂的人得到了解救。[13]但是秦胜之后，并未“解民于倒悬”，反而变本加厉。平心而论，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是雄心勃勃、积极有为的，“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14]的记载可为说明；在秦代，实现了货币制度、度量衡制度、车轨制度和文字形式的统一，更是有力的佐证。但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其专制统治。他笃信人性为恶，厉行法家学说，实施“唯法是行”的治国政策，甚至接受李斯的建议，“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15]他发天下百万之众修建长城、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16]还“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17]秦始皇死，其子继位，然而“二世……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18]因此，秦朝“二世而亡”，并被后世的人们众口一词地称为“暴秦”。取而代之的汉朝，老百姓自然咬牙切齿地诅咒秦之暴虐，日日夜夜地馨香祷祝继起的汉初统治者能够改弦更张，采取与民更始、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些，应看做黄老思潮在承秦之后的西汉初年得以形成并发挥巨大作用的最广大、最直接、最重要的民众基础。
但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是被剥夺了文化权利的。尤其是在“暴秦”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对和平、安宁、较轻的租赋劳役的企求，只是朦胧的向往。把这朦胧的向往表达出来，尤其是以理论主张的形式表述出来，是“士”即当时的知识分子们的事。士的这种“表达”大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的理论创新；一类是从前人的“智库”中找到有用的理论，加以宣传。
史实告诉今人：其一，前人的“智库”中，有黄帝思想，有老子思想，而他们的思想中，某些重要理论是与汉初民情要求相契，可为汉初治国理政所用的。其二，黄帝、老子思想中的这些重要理论，已引起“黄老”之后、汉初之前不少思想家的重视并进行了研究、总结与发挥。其成果见诸《吕氏春秋》《淮南子》《新语》等著作。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是秦王嬴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前后，在秦相吕不韦的主持下由其门客集体编纂而成的。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时在秦国方兴未艾、扫平六国已是势在必然之际。当时，统一天下后如何治理天下，是实际主持秦国政事的相国吕不韦面临的最大问题。他认识到秦自商鞅变法以来，“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专制统治，已到了非修正不可的地步。“吕不韦相秦十余年，此时已有必得天下之势，故大集群儒，损益先王之礼而作此书，名曰《春秋》，将欲为一代兴亡之典礼也。”[19]张国华先生等认为从内容看，“杂而不杂”的《吕氏春秋》[20]“取道家的自然观而不绝礼弃圣；取法家的变法理论而不否定道德教化；取儒家的伦理道德而不取法古守旧；取墨家节丧而不取其非攻；取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而避其‘怪迂’之谈；取人性‘好利恶害’而主张人性可以改造；取赏罚之道而反对严刑酷罚；主张尊君而反对专独；取重农而不困工贾；重‘贤士’而不轻法制……”[21]从对《吕氏春秋》内容的上述概括中可以明显看出，该书虽然几乎是“面面俱到”地顾及了先秦诸家的思想精华，但其倾向性却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吕不韦在《吕氏春秋·序意》中所说的“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如能法之，为民父母”，“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法天、法地、顺应自然，以儒为干、法为枝叶，这正是黄、老思想的精华。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汉初淮南王刘安集合门客所编著的文集。刘安生于公元前179年，正值汉文帝前元，“文景之治”之纪年，自此而始。刘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22]。他反对“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而实行“征发烦数”“禁网寝密”的内外政策[23]，力主循民性、顺民情、因人力、依天时的“无为”而治。
和《吕氏春秋》异曲同工，《淮南子》也对先秦各家的思想学说有所批判又有所继承，贯穿其间的是以黄、老思想为主干的“道法自然”的核心观念，吸收了儒、法、墨各家的部分内容而力求为时所用。后人评价《淮南子》的问世“标志着当初黄老思想理论体系的完成”。[24]这一评价有失过誉，可能是对出土不久的《黄帝四经》缺乏研究的缘故。其实，《黄帝四经》本身即为黄帝思想理论体系的体现；同样，老子《道德经》五千言，也有自身的理论体系。但是，《淮南子》对黄老思想做了深入的开掘、阐发，是功不可没的客观事实。
在《淮南子》之前，还有思想家陆贾著《新语》12篇，极言“道莫大于无为”的黄老之术。陆贾曾“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25]他常在随侍汉高帝时“说称诗书”而为汉高帝所斥：“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但陆贾从容答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于是，汉高祖令陆贾“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26]陆贾遂著“粗述存亡之征”论文12篇上奏。“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27]
如上所述，黄、老思想之所以在西汉初年成为影响巨大的社会思潮，其客观条件首先在于长期大乱为黄老思想的流播造成了广大民众欣然接受的客观的社会基础；其次在于已有文人学士从历代累积的思想宝库中经选择而写出了诸如《吕氏春秋》《新语》《淮南子》等宣扬黄老思想的著作，从而为黄老思潮的形成与流播创造了客观的文化基础。
（二）汉初形成黄老思潮的主观条件
当然，仅有社会基础与文化基础等客观条件，但掌握了政权的统治集团对黄老思想并不认同，亦即主观条件阙如，黄老“思想”能否成为“思潮”，还是未知数，甚至是不可期的。其实，上述客观条件在上承战国大乱之后的秦国，也是具备的，但如陆贾所说“已并天下”的秦始皇不愿“行仁义，法先圣”，还倒行逆施“焚书坑儒”，企图以极端野蛮苛暴的手段，把与他的峻法理国、严刑治民理念相悖的文化基础一举铲除。早在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前即已著成的《吕氏春秋》，也就只是载有黄老思想的竹帛而已，促成不了具有巨大影响的黄老思潮的形成，尤其是不可能在治国理政中发挥作用。
与秦相反，汉初则为黄老思想成为影响巨大的社会思潮创造了极为重要的主观条件。这就是汉初君臣欣然接受了黄老思想，对宣传黄老思想的士子予以重用，对排拒黄老思想者加以打击。除前文提及的陆贾与汉文帝对话、陆贾著《新语》一事外，《史记》同卷所载“郦生”郦食其与汉高祖刘邦之交往，也可说明其时形成黄老思潮的主观条件。史书记载，“沛公”刘邦本极鄙视知识分子，其近侍说他“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但刘邦会了郦食其一面，便延其为座上嘉宾，举凡军国大事，随时召见询问。郦食其对刘邦说了些什么，《史记》所记甚少，其中有：“臣闻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28]“以民人为天”，当然不可拂逆民意，要“顺天”、“顺民”，予民以利，而这正是黄老所要求的。《黄帝四经》中就有许多关于施行“德惠”的议论，例如，其《称》篇即谓：“天制寒暑，地制高下，人制取予。取予当，立为□王”。意谓：天地有寒暑高下之分，而人是司掌取与予的。只有取予得当，才能立而为王。
除陆贾、郦食其外，汉初君臣中为黄老思想所折服并进而身体力行，努力宣扬黄老思想的，还大有其人。如史书记载的，汉文帝时“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29]。其中曹参在齐国为相时“其治要用黄老术”[30]，推崇并实施“黄老之术”；后来继萧何主政汉初国事，则“萧规曹随”“举事无所变更，一遂萧何约束”。[31]汉惠帝究问曹参为何“无为”，曹参答曰：“……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天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对曹参的无为而治，“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斠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以清静，民以宁一”。[32]司马迁则评曰：“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33]而后，汉惠帝时的丞相陈平也是一个“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34]的代表人物。除这些重臣之外，更重要的是统治集团的最高主宰——皇帝与皇后也笃信黄老思想。如高后吕雉（前187～前180年在位），就以推行黄老之术著称，所以司马迁述评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35]文、景时期，汉文帝“好道家之学”[36]，皇后窦氏对黄老更笃信有加。史书记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诗》博士辕固斥老子书是“奴仆书”，窦太后大为光火，怒斥儒家的书是“罪徒书”，还下令将辕固推入猪圈与野猪搏斗。太后如此推崇黄老，其子“（景）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37]汉初君臣一反秦始皇之暴虐，欣然接受、宣扬并实行“黄老之术”，就使得黄老思想获得了通行流布的主观条件，于是得以风行天下，成为影响巨大的社会思潮。
那么，汉初君臣是如何顺应黄老思潮治国理政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