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吴简户籍文书的编制方式
从前面评述可以看出，多数学者都注意到户籍文书格式有不同的形式，而且也看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总结类简，因而出现歧异的症结也在于以“右……”和以“凡……”结尾简的理解上。如果突破这一点，那么对于户籍文书及相关问题的分歧就很容易解决了。我们通过对户籍文书的排比、分析，提出一种新的解释途径，认为这两类结尾的户籍简与文书的编制方式有关，即吴简中出现的户籍文书是由里和乡两级行政单位分别编制而成。试分析如下。
首先，我们观察两类结尾简的差别。
右类简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A.右某家口食若干人（其若干人男 若干人女）
B.右某家口食若干人（算若干）訾若干
凡类简格式则比较单一：
凡口若干事若干 算若干事若干 中訾若干
两者相较，凡类比右类多出两处“事若干”。按照张荣强先生的意见，这里的“事”是指徭役。[10]在凡类简中还有这样一支简：
訾 五 十 壹·2990
因为已经有“算一”，所以“复”所复除的是徭役。这说明，凡类简比右类简多出徭役征发内容。按照汉代的制度传统，徭役的征发主要由乡一级基层政权负责，因而我们推定凡类结尾的文书应该都是由乡级政府编制的。但是，乡级政府不可能对其管辖的所有里中居民具体情况都完全掌握，所以他们编制户籍所依据的资料还是里所提供的基本数据和凭证。而以“右……”结尾的文书基本格式只有每户人口数目，可以作为判定里中所编制户籍的依据，这也是由里的职能所限定的。
这是从户籍简结尾简格式分析出来的结论。我们在户籍文书的正文里也能够找到相关的证据。先看下面这几组简：
A.常迁里户人公乘胡豪年六十四 
叁·6985
常迁里户人公乘胡豪年六十四 壹·2913
B.常
里户人公乘何练年六十一肿两足 壹·2910
常迁里户人公乘何练年六十一 肿两足 叁·6981
C.平阳里户人公乘朱硕年卅一 訾 五 十 叁·4287
平阳里户人公乘朱硕年卅一筭一 壹·10246
D.东阳里户人公乘烝敦年卌一筭一刑左手 壹·10269
东阳里户人公乘烝敦年卌一筭一
左手 訾五十 贰·4492
E.领山里户人公乘潘象年卅七刑右手 
贰·7975
大男潘象年卅七
□
叁·6698
F.□□里户人公乘高祺年五十二筭一 中 壹·950
大成里戸人公乘高祺年五十二筭一 贰·2981
从形式看，这几组简都是处在户籍文书的户主位置，格式为某里+户人公乘某人+年纪+（算若干+身体状况+訾若干）。A组至D组简中，胡豪、何练、朱硕、烝敦几人居住在同里，姓名俱全，并且不止一例，因而重名的可能性不大。E、F两组虽然里名残缺，但为同一人的可能性也很大。[11]这几人在统计时年龄一样，因为C、F两组结尾部分不同，故可排除习字可能，而又非孤证，说明了这是同一年编制的两份文书。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的记载：“民欲别为户者，皆以八月户时，非户时勿许。”即户籍的确定在八月，即使中途发生变故，也只能在每年户籍登记时一并变更。也就是说，按照汉制，无论乡里，都没有一年进行两次编制户籍的规定，所以吴简中出现的同一年编制两份几乎相同的文书，可能的解释是户籍文书的编制是由两级行政机构编制的。
另外，安部聪一郎先生以吴简中的背书为基础研究吴简户籍文书的体式，其中一个例子值得注意，《竹简》壹·9497：“右遵家口食
人 中訾 五 十”——背面反文：“□□里户人公乘□□年十五（？）”。这说明“右类”结尾的文书和户人开头的简是连在一起，中间没有凡类，也就排除了凡类是右类的再一次总结，也就是说二者分属两份册书。
我们再从乡里户籍合计的角度观察，也可以发现这种差别。我们将比较完整的乡里户籍统计的结尾简胪列出来，先看里的合计：
·右弦里领吏民五十户口食三百卌人 贰·1947
·右富贵里领吏民卅二户口合□
贰·3212
右安阳里领
民□□
四百八十六…… 
贰·6766
右石门里领吏
十一
口食卌五人 叁·6073
右广成里领
民五十户口食二百九
□
贰·1671
·
□里领吏民五十户口食…… 贰·2320
右宜都里领吏民户□□口一百七人 壹·4848
在开头完整的里的合计简无一例外，都是以右开头，基本格式是“右某里领吏民若干户口食若干人”。而乡一级的合计简如下：
集凡乐乡领嘉禾四年吏民合一百七十三户口食七百九十五人 
壹·8482
□凡广成乡
□□五十户口
二千三百一十人 贰·2529
乡户籍总计简都是“凡”或“集凡”开头，基本格式是“集凡某乡领某年吏民若干户口食若干人”。
这种差别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理解成乡和里两级统计方式不同，另一种也可以理解为“集凡……”在“右……”基础上做出的总计，但这也需要经过乡级重新编组核对而成。不论哪一种解释，都可以看成两种编制方式。另外，我们在考察师佐籍时发现，右类和凡类两种合计简的使用有很大不同。[12]
此外，我们从汉代户籍的编制方式方面也能寻求到相应的支持。日本学者佐藤武敏根据《周礼》郑司农注中出现“乡户籍”和《汉书》卷九十《酷吏传·尹赏传》的记载，认为“编制户籍的主体可能是乡。但是各户的户主并非直接向乡的官吏提出申请，仍然是在最基层的里申请的，而里的里魁或里正则与父老和伍人一起制作资料，并根据里提供的资料由乡编制户籍”。[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