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回顾

一 国外研究回顾

迁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很早就引起了西方社会学家的注意。早期的社会学将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实体。滕尼斯（F.Tonnies）把社会分为社区与社会，或称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在礼俗社会（主要指乡村社会）中，人们为共同的目标而通力合作，彼此亲密无间。而在法理社会（主要指城市社会）中，个人主义横行，私利主义泛滥。涂尔干（E.Durkheim）随后又提出了社会二元论之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认为传统社会的互动是基于共同的情感信仰、风俗习惯、目标利益，而在工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这种互动被分工依赖、社会竞争、官僚体制等关系所取代。这种社会二分法使乡村与城市处在完全对立的两种极端，似乎必须对农村生活彻底扬弃，才能真正进入城市生活。但事实上，相当多的社会学家研究表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不意味着他们过去乡村生活模式的极端解组，相反，大多数人依然与他们的家族、亲友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只是他们生活中的城市特性增加、农村特性减少而已^[4]。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城市化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1899年A.F.Weber发表著作《19世纪的城市发展——一项统计研究》，对19世纪世界各主要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及其城市化状况进行了详细论述。1926年，A.Redford发表《英格兰的劳工流动：1800年～1850年》一书，详细描述了英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原因、流动方式与国内外移民情况，成为早期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二战”以后，欧美各国出现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研究热，从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地理学等角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了大量研究，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Rains G.and Fei C.H.，1961；Todaro，M.P.，1969；Lewis，W.A.，1972）、发展过程（Redford A.，1964；Miller，Z.，1987）、历史作用（Thomas B.，1973；Deane P.and Cole，1964）、社会结构变动（Tonnies，1931；Macunovich，Diane J.，1997）、社会网络重构（Abu-Lughod，1969；Messeri P.，Silverstein M.and Litwak E.，1993；Gans H.，1962；Fischer，1972，1977）、社会制度建设（Walter I，1984；David R.G.，Blaine A.B.，1990；Philip R.P.，Leslie L.1999.）、市民化与公民权利（Xu Jianling，Liu Chuanjiang，2008；Auvachez，Elise，2009；Cohen，Elizabeth F.，2011）等方面。

20世纪70～80年代，学者们开始逐步关注包括迁移人口市民化在内的城市化的成本问题。如Lewis早在1972年就探讨了城市化的成本问题，指出“城市化之所以具有决定性意义是因为它是昂贵的”，并比较了城乡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屋建设等方面的成本差异。Linn（1982）提出，发展中国家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使城市化成本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并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各类成本进行了总括性的描述。Richardson（1987）比较了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国四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成本，提出增加国内储蓄以提高城市化成本的承受力，并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降低创造劳动力就业岗位的成本。而拉美城市化过程中普遍出现贫民窟现象，背后折射出的也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支付快速城市化所需成本的问题。

二 国内研究回顾

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市民化既是城市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提升城市化质量的重要路径。近年来，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较多，其研究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五个方向。

（一）农民市民化的概念与内涵研究

目前学术界有关农民市民化的概念界定，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一般意义上对农民市民化进行概念定义，另一类则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对农民市民化进行内涵梳理。

一般意义上对农民市民化的概念界定，主要以人口转移、职业转换以及素质发展为切入点。如姜作培（2002）认为，农民市民化是指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让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非农产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以及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等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黄泰岩、张培丽（2004）认为，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变，但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身份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上的本质变化。袁小燕（2005）认为，农民市民化泛指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过程，它不仅是指农民由居住在农村转变为居住在城市，由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由从事农业生产转变为从事非农业生产，更重要的是其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社会组织形态等由农村范式向城市范式转变，最终成为一个符合城市文明要求、具有现代市民素质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概括说来，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内在素质的市民化，二是外在资格的市民化。许峰（2004）认为，内在素质市民化是指有关市民生活意识、权利意识的发育以及生活行为方式的变化等，是农民市民化转化过程；而外在资格市民化更多的是指职业和身份的非农化，包括户口及其附带的福利保障等，是农民市民化的结果。但也有学者质疑，当内在素质市民化与外在资格市民化二者不能并驾齐驱时，究竟是先有内在素质的市民化再有外在资格的市民化？抑或相反？（杨风，2009）

还有一部分学者主张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认识和梳理农民市民化的概念及内涵。如狭义的“市民化”是指农民、外来移民等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利，即取得市民权（citizenship）的过程，包括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福利保障权等，在中国首先涉及城市户籍。而广义的“市民化”还应包含市民意识的普及以及居民成为城市权利主体的过程（陈映芳，2003；Auvachez，Elise，2009；Cohen，Elizabeth F.，2011）。因此，广义的农民市民化是指，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念、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向城市市民全面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杨风，2009）。它包括农民生产方式和职业身份的转变（非农化），居住生活空间的转移（城镇化），文化、素质以及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社会文化属性的变化（市民化），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结构化）与城市社会生活再适应的过程（再社会化）（文军，2004；李建兴，2006）。

（二）农民市民化的现状与问题研究

大量研究表明，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仍然处于一种“半城市化”或“不完全城市化”状态，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程度较低（王春光，2005；单菁菁，2006；陈丰，2007）。如周晓虹（1998）对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进行的个案比较研究，朱考金（2003）对南京市600例样本的分析，徐志旻（2004）对福州市五区132户进城农民工家庭的调查分析，以及张时玲（2006）对安徽农民工的调查研究都得出，当前我国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完成其市民化过程。

马广海（2000）认为，当前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还仅限于经济上的交换关系，即农民工付出劳动并获得相应报酬，而在其他方面仍然被城市社会拒于大门之外，城市对于农民工而言是“经济吸纳，社会拒入”。也有学者认为，至今为止多数农民工都集中在城市的边缘性领域和空间，得不到应有的国民地位，对城市社会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事实上处于城市的“边缘化”地位，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王春光，2003，2006；刘传江，2004）。其具体表现为：就业非正规化、居住边缘化、生活孤岛化、社会名声污名化、发展能力弱化、社会认同内卷化（王春光，2005）。

（三）农民市民化的制约因素研究

当前，我国农民市民化依然篱栅重重（郑杭生，2005；颜秀金，2006）。从国内外已有研究看，影响农民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主体性障碍、制度性障碍、社会性障碍和经济性障碍。

首先，影响农民市民化的制约因素来自作为市民化主体的农民自身，主要表现为：一是素质障碍，即农民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不高、职业技能缺乏，在城市社会竞争中特别是就业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只能从事高强度、低报酬的“三D”工作（dirty，dangerous，demeaning，即脏、险、累的工作）（Roberts K.D.，2001），市民化的自我发展能力严重不足（张世友，2004；高华，2007；单菁菁、牛凤瑞等，2009）。二是文化障碍，即进城农民由于受到城市社会的歧视性对待，产生自卑心理及对城市的“文化抗拒”，并因而形成自我封闭的“亚文化”（Sub-culture）圈，自觉选择与城市文化、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的隔离（甘满堂，2005；叶鹏飞，2012），缺乏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米庆成，2004；李艳、孔德永，2008；郭聪惠，2008；史溪源，2011）。三是认识障碍，即农民由于自身观念陈旧，“小农意识”浓厚，而与现代城市社会脱节（裘涵等，2004；杨东，2003）。

其次，农民市民化也面临着许多制度性障碍，在中国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其后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差别化制度，使转移农民很难享有与城市市民平等的权利与福利，在事实上被排斥在城市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之外，从而不得不继续依赖农村土地作为保障，难以割断与农村土地的纽带关系（卢海元，2005；陆林，2007；陈丰，2007）。二是城乡割裂的二元劳动力市场，迫使大多数转移农民不得不通过次属劳动力市场，进入那些劳动强度大、收入低、稳定性差的非正规性和边缘性就业岗位，从而很难实现与城市主流社会的融合（闫文秀，2005；李涛；2005；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三是僵化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和宅基地制度，前者缺乏流动性和经营权转让市场，后者缺乏合理的退出机制，使农民始终无法彻底脱离土地到城镇生活，从而很难实现完全的市民化（卢海元，2002；刘传江，1999；杨浩，2009）。

再次，农民市民化还面临着一些社会性障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来自城市政府，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偏见，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政策，普遍存在着重管理而轻服务、重义务而轻权益、重城市而轻农村的取向，城市管理更多的是在现有框架中寻找消减人口流动负面效应的途径（如以公安局为主的防范式管理），在维护城市人口特权方面的努力远远大于给予转移农民以公平待遇的探索。这种管理上的错位，客观上加剧了转移农民边缘化的倾向（彭希哲，2001；单菁菁，2006）。二是来自城市居民，由于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居民长期享有远高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并因而形成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对转移农民普遍持轻视和排斥的心理，成为阻碍农民融入城市社会的又一重要原因（胡苏云、赵敏，1997；黄晨熹，1999；钱正武，2006）。三是来自转移农民的社会资本，转移农民进入城市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他们社会网络重构的过程，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底层性、在城市居住的边缘性以及与城市居民交往的局限性，转移农民往往更倾向于构建小范围的以地缘、亲缘、血缘等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与整个城市社会的联系较少。这种同质性强、异质性差的社会资本很难为这些迁移人口提供在城市向上流动的机会（李培林，1996；李汉林、王琦，2001）。

最后，农民市民化还面临着一些经济性障碍，突出表现为农民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巨大。Linn早在1982年就指出发展中国家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正在使其面临如何支付城市化成本的棘手难题。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农民市民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到农民市民化的成本问题，指出：目前农民市民化进展缓慢，表面上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土地制度等二元体制改革的滞后，但根本原因还是改革这些制度需要付出高额的社会成本（蔡昉等，2001；张国胜，2008；杨风，2009）。

（四）农民市民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针对目前我国农民市民化存在的问题，学术界提出了大量探索性的对策建议。如陆学艺（2000）、黄泰岩和张培丽（2004）等学者提出要彻底打破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为农民进城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郑杭生（2005）则强调在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过程中，除了外部“赋能”，农民自身也必须“增能”。姜作培（2003）认为只有实现对农民市民化的认知统一、大中小城市并举发展的方针统一、城乡户籍制度的统一、就业市场化机制的统一、社会保障待遇的统一、服务与管理的统一等“六个统一”，才能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快实现农民市民化。在对已有文献进行归纳梳理后发现，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可以通过三种路径来推动我国农民市民化进程。

一是通过制度化改革推进农民市民化。其重点是围绕转移农民的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环节进行制度改革和创新（王桂芳，2008）。在农村退出环节，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耕地流转制度创新和农地征用制度创新（卢海元，2002；刘传江、徐建玲，2008；杨浩，2009；唐健，2010；张蔚，2011）。在城市进入环节，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的就业制度改革等（陆学艺，2000；柯兰君、李汉林，2001；黄泰岩、张培丽，2004）。在城市融合环节，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转移农民的居住、社会保障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改革（杨东，2003；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陈丰，2007；刘传江、徐建玲，2008）。

二是通过能力建设加快农民市民化。即将政府、企业、社会的外部“赋能”与农民的自身“增能”有机结合，全面加强转移农民的素质与能力建设。重点包括转移农民的现代素质培养与积累（王正中，2006）、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张新玲、赵永乐等，2007；高华，2007；单菁菁，2010）、社会资本投资与积累（米庆成，2004；李艳、孔德永，2008；单菁菁，2010；叶鹏飞，2012）等，目标是全面提升转移农民的就业竞争能力和城市适应能力。

三是通过完善组织化管理保障农民市民化。其重点是以社区为主体、以服务为导向建立城市外来人口管理新模式，将进城农民视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按照常住地原则将他们纳入当地社区的管理和服务，给予他们平等的市民待遇，更好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鼓励、引导进城农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通过参与式管理和自治化管理，将他们纳入社区的民主生活中，提高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以推动转移农民更快、更好、更顺利地融入城市（胡苏云、赵敏，1997；黄晨熹，1999；彭希哲，2001；李艳、孔德永，2008）。

（五）农民市民化的成本及其分担机制研究^[5]

长期以来，户籍制度一直被认为是阻碍我国农民市民化的首要障碍。但近年来，随着各省户籍制度改革的加快，户籍门槛的影响已明显弱化，而较高的成本成为影响农民市民化的又一重要门槛。如Zhao Yaohui（1999）指出即使没有户籍等各种人为因素的障碍，单就解决住房问题就已构成农民迁移的严重障碍。蔡昉等人（2001）也强调，我国农民市民化滞后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对户籍制度背后大量福利因素所构成的市民化高成本门槛的反映。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农民市民化成本的分析研究尚不多见，由于缺少有效的估计方法和所需要的数据，对农民市民化成本的具体测算更是少之又少。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如下（见表1-2-1）。

上述关于农民市民化成本的测算方法和测算结果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成本，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支出。二是公共服务成本，主要包括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投入。三是住房成本。因此，农民市民化的最终实现，除了需要进行相关的制度创新外，还必须加大相应投入，以解决农民市民化过程中住房、公共服务及基本权利保障的资金需要。

表1-2-1 国内关于农民市民化的成本测算

近年来，随着物价上涨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标准的提高，农民市民化成本呈现出快速上涨的趋势。要有效解决数亿农民市民化的高额成本问题，单纯依靠政府或农民工自身都是难以承受的（简新华、黄锟，2008），关键是要建立一个长效的多元化成本分摊机制。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此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以政府财力负担为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认为如果不考虑养老保险的远期支出，则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短期支付一次性成本平均为2.4万元，并提出可以主要依托政府财力来解决农民市民化成本问题。然而，这与观察到的现实相去甚远，很难作为依据。如在北京市城乡接合部改造，平均每个农民实现农转居需要支付100万元左右的成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市民化的高成本问题。

二是政府、企业和农民三元分担模式。张国胜（2008）主张通过政府财政、企业收入和农民工收入的三元分担方式来分摊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但这种分担方式并没有给出一条具有可操作性的实现路径，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民市民化的成本问题。如2010年，我国外出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仅为1690元，除去住房和日常生活开销几乎所剩无几，仅处于生存水平；甚至还有20%的低收入家庭其收入与消费支出比为1∶1.12，常年处于收不抵支、入不敷出的状态（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1）。以这样的工资收入再要农民工负担实现市民化的成本是完全不可能的。

三是让农民“带资”进城。自2002年中央十六大提出城乡统筹战略以来，各地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多种消化市民化成本、推进农民市民化的方法。总结这些方法，其核心内容就是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进行农村产权的管理改革。如北京全面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天津以宅基地换房、苏州“三合作三置换”、嘉兴“两分两换”、莱芜“两股两建”以及各地农村产权交易所的纷纷建立等。学术界也提出了让农民“带资”进城的观点（厉以宁，2008；唐健，2010；魏后凯、陈雪原，2012）。

三 研究评述

目前学术界关于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研究已经充分展开，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从研究视野及理论深度来看，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

首先，在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方面，已有研究大多是通过案例观察和现象描述来进行定性分析，缺少对农民工市民化状况的定量分析和比较研究，这使得目前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情况、内在规律和发展前景了解得尚不够深入。

其次，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约因素方面，已有研究虽然从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制度学等多种角度、多种视野展开，具有点多、面广、内容丰富的特点，但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和综合性研究仍显不足。特别是从经济学角度，以往研究主要和传统的劳动力转移研究惯性相关，属于一种局部均衡分析。而按照一般均衡的经济理论是不应存在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因为经济具有内在的调节机制，会通过多个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自动达到想要的均衡状态。中国之所以出现农民市民化滞后问题，主要是因为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与产权不清晰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分别形成了农民进城过程中的两大市场分割，导致劳动力市场和土地、资金等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农民一方面要求享受市民待遇，另一方面又因为无法处置在农村的资产而无力承担市民化的高成本。因此当前研究亟须跳出既有框架，对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系统性分析。

再次，在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路径方面，已有研究或是偏重于强调宏观结构的制度变迁，而忽略了变迁中农民工的能动性实践；或是偏重于强调农民工自身的资本积累和社会适应，而忽视了个体适应所需要的整体环境和宏观结构背景。因此，在发展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中常常出现微观与宏观、个体与整体、行动与结构之间的断裂。

最后，在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方面，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政策层面，缺乏对农民市民化成本问题的深入分析，更缺乏对农民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深入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制度都是内生的，户籍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消亡也是一个内生的过程。1958年建立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主要是在当时的国力下尽可能降低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本。而目前，时代发展要求打破户籍制度的障碍，让进城农民也能够享受到市民待遇，这就需要从社会成本的视角而不能单纯从政策制度本身来分析农民市民化问题，更不能将农民市民化进程滞后简单地归咎于政府及政策，因为政策本身也是内生的。只有深入分析农民市民化的成本问题，提出合理可行的成本分担机制，才能找到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