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对外投资的区域变化

正像本章开头所说的那样，研究日本对外投资为研究日本对中国投资提供了大背景，而东亚作为中国所在的并与中国联系最密切的地区，研究日本对中国的投资必须在充分认识中国与东亚国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日本对东亚地区的投资。这是本研究的一个侧重，对此，本书要通过研究日本对外投资的区域变化来体现。具体做法是将日本对亚洲（以东亚为主）的投资与日本对美国、欧洲等世界经济发展重要地区的投资进行比较，而比较的内容主要是投资总额和投资产业结构两个方面。

一 日本对亚洲、美国、欧洲投资金额的相对变化

在上一节，为了对日本早期对外投资的历程给予详细的说明，本书详细地描述了日本早期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及其投资在各地区之间的变化。概括地讲，日本早期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有两个，即扩大出口和获得资源。在此动机之下，作为最大出口市场的美国和资源丰富的南美洲成为日本早期对外投资的两个最主要的地区。然而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欧洲成了另一个日本为扩大出口而投资的重要地区，而亚洲则替代南美洲成为了日本进行矿业投资最多的地区。也正如第一节中描述的那样，这些变化经过了几个重要时刻，如1960年代，尤其是1965年左右的日本经济结构的转折。事实上，对于这一时期日本对各地区的投资，虽然没有像后面其他时期那样的详细年度数据，但幸运的是，可以用包括上述各个重要时期的累计数据给予描述。从表2-2可以看出，日本早期的对外投资以北美洲（主要是美国）和南美洲为主，截至1968年，上述两个地区占日本对外投资的比重最大，分别为28.5%和21.4%。也就是说，在当时日本对上述两个地区的投资就占到了其对整个世界投资的一半以上。但也如上一节所分析的，由于日本对其他地区投资的增加，尤其是亚洲等地区对南美洲的日本矿业投资的替代，上述两个地区占日本对外投资的比重在此期间有一个下降的趋势。从已掌握的年度数据来看，从1967年开始，日本对亚洲的投资已经超过了对南美洲的投资，而且再也没有被后者超过（见表2-3）。从表2-2中还可以看到，截至1968年的日本对外投资累计额中，欧洲占10.7%而中东占13.9%。考虑到当时美国是日本主要的出口市场而中东是日本获得资源的主要对象，对中东投资的累计额所占的比重超过欧盟也并不奇怪。而且有意思的是，在年度数据上欧洲所占的比重也是在1967年超过了中东，从此后者再也没有超过前者（见表2-3）。上面的分析让人们看到了早期日本对外投资的地区变化，同时也给了人们一个认识，即从长期来看，美国、亚洲、欧盟是日本对外投资最多的三个地区。这也是下面的研究中采取三者进行比较的理由。

表2-2 日本早期对外投资地区分布（1968年累计）

表2-3 1965～1973年日本对外投资地区分布

正如第一节所说，1960年代中期（1965年前后）是日本经济的转折点，是日本对外投资的转折点，同时也是日本对亚洲（主要是东亚）投资开始步入正轨的时刻。图2-6和图2-7看到了这样的现象，在“广场协议”（1985年）前很长的时间内，日本对东亚的投资多次超过对美国和欧洲的投资。图2-6显示的是1965年后日本对三个地区投资的全部变化历程，但由于“广场协议”后的投资额较大而使之前相对较小的投资额在趋势图中不便观察，所以我们将图2-6中“广场协议”前的片段独立出来以便观察（图2-7）。从图2-7中可以看到，在1965～1984年的20年时间里，日本对亚洲的投资有11年超过对美国和欧洲的投资；尤其是1973～1978年连续六年超过美国和欧洲排在第一位，这可谓日本对亚洲投资增长的“黄金时期”。在此，不妨从日本的角度考虑一下这个“黄金时期”背后的原因，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影响了这一时期日本对亚洲的投资。很显然，1971年日本设立资源开发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应该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上面提到，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亚洲已经成为日本资源投资的首要对象，而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日本的资源开发投资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遭遇了最严重的民族主义^[4]。所以，这一制度的实施消除了一些有意对亚洲进行资源开发投资的日本企业的后顾之忧，在整体上推动了日本对亚洲的投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应该是日本响应美国加大对东亚一些国家投资的要求，而这是日本付出的美国归还冲绳的代价和履行的美日共同声明的承诺。总的来讲，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政策和战略的变化使亚洲成了日本对外投资的最青睐对象。

图2-6 1965～2004年日本对美国、欧洲、亚洲投资的变化与比较

图2-7 1965～1984年日本对美国、欧洲、亚洲投资的变化与比较

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之年）无疑是日本对外投资规模变化的重要时刻，同样也是日本对外投资地区分布变化的重要时刻。前面已经详细讨论了“广场协议”对日本对外投资的巨大影响，而在图2-6中一样可以看到这样的态势，而且可以看到，美国在日本对外投资方面是最大的受益者，它接受的日本投资金额曲线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并且和日本投资总额曲线极其相似；而欧洲是另一个重要的受益者，它在这一时期接受日本投资金额的曲线在很多时候都大大高于亚洲。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经历了“广场协议”，日本对亚洲的投资再也没有前一时期的相对优势，而且再也没有同时超过日本对美国和对欧洲的投资。图2-6清楚地显示出，很多时候日本对亚洲的投资与日本对另外两个地区的投资相比差距甚远，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场协议”的影响力。然而也可以理解，“广场协议”是美国以及三个欧洲国家与日本签订的，因而“广场协议”所引起的日元升值会更多地带动日本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因此也可以做出总结，这一时期日本国内外政策和环境的变化使美国和欧盟成了日本对外投资的最大受益者。

上面谈到，“广场协议”后日本对亚洲的投资再也没有同时超过日本对美国和对欧洲的投资。这很明显是“广场协议”的作用，对此上面已做了清楚的分析。然而，还有一个因素在近期维持这种趋势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那就是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事实上，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同样陷入了经济衰退之中，日本对亚洲的投资曾有一段连续的增长，并在几年的时间内都超过欧洲（见图2-6）。东亚金融危机彻底扭转了日本对亚洲投资上升的势头，并且使一些潜在投资转移到了欧洲，使日本对欧洲的投资再次大大超过了亚洲。因此，对于又一个日本对外投资面临的国内外环境的重大变化，亚洲再次没有成为日本投资的青睐对象，反而遭遇了挫折。

总的来说，日本对亚洲的投资在其早期的激励政策下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在中后期的“广场协议”签订和东亚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却没有获得足够的激励，甚至遇到了一定的障碍。但无论如何，亚洲（尤其是东亚）都是日本对外投资的主要对象，而且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进程的加深和东亚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投资者对亚洲的青睐程度会越来越高。

二 日本对亚洲、美国、欧洲投资的产业变化

在本章第一节描述日本早期对外投资变化的时候，相应地描述了日本对几个主要地区投资的产业变化，给人的一个总体印象是：日本对美国和欧洲的投资以能够帮助出口的商业投资为主要内容，而对亚洲等地的投资以能够获取资源的矿业投资为主要内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条件的变化，日本对这些地区的投资产业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这是在此要研究的问题。当然，由于侧重于研究对亚洲投资产业结构的变化，所以同样采取上述三个地区比较的方式。

还是先从早期的日本投资谈起，不过不再把时间段划分得很细。如前所述，1972年是日本对外投资第一次大规模增长的开始，所以首先以1972年作为时间点来研究之前的日本对不同地区投资的产业结构。表2-4显示了相关的数据。从表2-4中可以看到，从开始到1972年的日本投资中，非制造业投资仍占据了绝对比重，达73.0%，也就是说，非制造业对外投资基本上是制造业对外投资的2.7倍。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日本的对外非制造业投资主要是在北美洲（以美国为主）和欧洲，它们这两项投资的累计额分别高达1211百万和1577百万美元，而排在第三的对亚洲的非制造业投资仅为645百万美元，其他各地区的非制造业投资则更少，均不足500百万美元。也正因为日本对亚洲的非制造业投资相对较少，反而使其得到的制造业投资高于非制造业投资，这也是一个相对于前两个地区较为特别的现象。

在非制造业投资中，矿业投资是最大的一项，它几乎占到了非制造业投资的一半。而相对于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矿业投资所占的比重为35.1%。因此，矿业无疑是早期日本对外投资的最重要产业。按照前面的分析，获得资源是日本早期对外投资的两个主要目的之一，上述数据给予了很好的证明。前面的分析也提到，日本进行矿业投资的主要对象首先是南美洲，而后逐渐被亚洲、澳大利亚等地所替代，然而表2-4中的数据却显示欧洲是最大的矿业投资对象，其投资额达到了824百万美元，是对亚洲矿业投资的约2.2倍。事实上，这是由一个特殊情况造成的：1972年，日本以取得股份的方式向英国石油开发公司进行了780百万美元的巨额投资，使日本对英国的投资累计而达到1410百万美元，超过美国成为第一投资对象国，而欧洲也成了日本矿业投资最多的地区，图2-7中日本对欧洲投资明显高于对美国和亚洲投资的状况就是由此事件引起的。如果忽略上述特殊情况，就会发现前面的分析没有错误，在三者的比较中，日本对亚洲的矿业投资高于对美国和欧洲的投资。也就是说，亚洲是早期日本矿业投资的重要地区之一，而在此期间日本对亚洲投资的快速增长都是以此产业为主要对象。在日本对外的非制造业投资中，另一个占据较大比重的是商业投资，它在日本对所有产业的投资中也排在第二的位置，其比重是11.7%。按照前面的分析，美国以及欧洲是当时日本最需要开发的市场，所以美国和欧洲也是当时日本最主要的商业投资对象，表2-4中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对北美地区（以美国为主）的商业投资达569百万美元，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对欧洲的商业投资为76百万美元，排在第二位；而对亚洲的商业投资则很少。

表2-4 日本对各地区投资产业结构（1972年以前累计）

在日本早期对外制造业投资中，占据最大比重的一项是纤维业投资，它占日本对外投资累计总额的比重是6.4%。纤维业对外投资是日本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中最突出的内容，除了矿业投资外，它是早期日本对亚洲投资的另一个主要内容，而且在后来矿业投资日益减少的时候，纤维业投资仍保持了长时间的增加。表2-4显示，1972年以前日本对亚洲纤维业投资的累计额是292百万美元，远远高于北美洲的10百万美元和欧洲的1百万美元。联想到当时亚洲的整体技术水平，这样大量的纤维业投资是被欢迎的。日本对外制造业投资中另一个亚洲占据最大比重的是电机产业投资，其投资额为101百万美元，而该产业在北美和欧洲的投资额分别为29百万和3百万美元。另外，在运输机产业、机械产业、金属产业和化学产业上，日本对亚洲的投资都超过对美国和欧洲的投资，但同时都低于对南美洲的投资。这更反映了日本当时对美国和欧洲投资的目的集中在为出口提供便利上，也反映了日本当时产业发展与美欧国家存在差距或不具有优势。而且，也正因为上述产业的投资，使得这一时期日本在亚洲的制造业投资超过了非制造业投资。同时，因为上述几个产业是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所以其对亚洲的投资是很有意义的。但遗憾的是，它们的投资额都相对较小。

下面考察“广场协议”后的日本对上述三个地区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化，这当然是由于资料上的限制，但笔者也认为，此处的研究可以在较大时间跨度上进行比较，而不像对投资变化历程研究那样对数据的连续性有严格的要求。事实上，笔者有1989～2004年日本对上述各地区及其具体国家投资的产业结构的所有数据，因受篇幅的限制，只选择了上述三个地区4个年度的数据进行对比。而且，由于侧重于比较日本对上述三个地区投资的产业状况，且对前期的考察采用的数据是累计金额，所以没有再改变表2-5中的数据的单位（即百万日元）。

首先来看1989年的状况。1989年，日本对外的非制造业投资仍然超过制造业投资，但相对差距已经缩小。具体到对美国、欧洲和亚洲的投资，一个明显不同于以前的现象是，日本对亚洲的非制造业投资也超过了制造业投资。在非制造业投资中也有明显的变化，即矿业和商业不再是最大的投资对象，代之而起的不动产业投资、服务业投资和金融保险业投资要比前两者的投资大得多。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而且对美国、欧洲和亚洲都是这样。对此，可以看几个表2-5中的具体数据：矿业作为早期日本对亚洲和欧洲投资最大的产业，在1989年日本对上述两个地区的矿业投资分别为285百万和415百万日元，分别在非制造业投资中排在第7位和第5位，分别相当于第1位产业（亚洲为不动产业，欧洲为金融保险业，见图2-5）的投资额的约1/5和1/21。对亚洲来说，这个变化更加突出和有意义。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非制造业的投资会越来越需要，至少非制造业投资要和制造业投资均衡发展。日本对三个地区的制造业投资同样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亚洲在很多原来被投资较多的产业上几乎都被美国和欧洲超过，仅仅在对纤维产业的投资上亚洲还高于美国和欧洲。但是纤维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亚洲的纤维产业投资相对较多并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亚洲来说，日本的电器产业投资保持了较快的发展趋势，但相对于美国来说仍然相差甚远。具体来说，日本对亚洲的电器产业投资从早期相当于美国的4倍左右变化为只相当于美国的1/3。所以，总的来说，在1989年的时候，日本对美国和欧洲的制造业投资已经大大超过了对亚洲的制造业投资，而前两者仍保持了来自日本的非制造业投资方面的优势。

表2-5 1989～2004年日本对美国、欧洲、亚洲投资产业结构

续表

其实，在1989年表现出来的日本对美国和欧洲多个产业的投资都超过亚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场协议”，这在前面已经分析得非常清楚。然而，1994年的情况又不同了，因为1990年后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和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衰退，日本对美国和欧洲的投资出现了大幅减少，这尤其是体现在制造业投资上，这一点能通过表2-5中1994年和1989年的数据对比看得非常清楚。尽管亚洲也受到了影响，但影响很小，且只是在非制造业的投资上。从表2-5中可以看到，日本对亚洲的制造业投资不但没有减少，而且从1989年的4345百万日元增加到1994年5396百万日元，增加了24.19%，与此同时，日本对美国和欧洲的制造业投资却分别下降了59.5%和53.3%。具体来看，对美国投资下降最多的三个制造业产业分别是电器、运输机械和金属产业，分别从3635百万、1781百万、1435百万日元下降到885百万、362百万、246百万日元；对欧洲投资下降最多的两个制造业产业分别是电器和机械产业，分别从1003百万、969百万日元下降到339百万、317百万日元，由于其总额本身就不大，其下降幅度也远小于美国；对亚洲投资增长明显的三个制造业产业分别是化学、运输机械和纤维产业，分别从390百万、190百万、260百万日元增加到963百万、416百万、519百万日元。在日本对三个地区的非制造业投资上，1994年相对于1989年的变化是非常一致的，即均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减少。具体来讲，对三个地区投资下降最多的非制造业产业主要是不动产业、服务业和金融保险业。

下面看1999年的情况。1999年，日本对亚洲的制造业投资趋势再次和对美国、欧洲的投资趋势发生背离：在1994年当日本对美国和欧洲的制造业投资出现减少的时候，亚洲的状况是增加；而1999年日本对美国和欧洲的制造业投资出现了增加，但对亚洲的制造业投资却出现减少。能想到，在此之前出现了一个更加不利于日本对亚洲投资的事件，那就是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在前面已做过分析，东亚金融危机对日本在东亚的投资影响很大，对日本在美国的投资影响很小，而对日本在欧洲的投资没有负面影响。从表2-5中1999年和1994年的数据比较可以看到，日本对美国和欧洲的制造业投资分别从4792百万、1940百万日元上升为19133百万、17484百万日元，而日本对亚洲的制造业投资却从5396百万日元下降到4962百万日元。对于美国，投资额上升最大的制造业产业是电器产业，它从1994年的885百万日元上升到16061百万日元，上升了17.15倍；日本对欧洲投资额上升最大的制造业产业分别是食品和运输机械产业，分别从137百万、465百万日元上升到12961百万、2377百万日元，分别上升了93.61倍和4.11倍；而日本对亚洲很多制造业产业的投资都略有下降。对于非制造业的投资，美国却没有像欧洲那样获得明显的增长，而是和亚洲一样基本沿袭了前一阶段的下降趋势。从表2-5中可以看出，日本对欧洲非制造业投资的大量增加来源于其对服务业和金融保险业投资的恢复；而日本对美国非制造业投资的大幅减少却主要根源于对不动产业、服务业和金融保险业投资的减少。但总的来看，1999年日本对亚洲的投资相对于对美国和欧洲的投资处于劣势，但如果考虑到投资所蕴涵的技术水平，情况则会好一些。

最后来看代表最近时期的2004年。从表2-5来看，2004年的情况对亚洲来说显得很好。总的来看，2004年相对于1999年的变化与1994年相对于1989年的变化非常相似。当然，这主要体现在日本对三个地区的制造业投资上。从具体数据来看，日本对美国的制造业投资从19133百万日元骤然下降到1909百万日元，下降幅度高达90%；日本对欧洲的制造业投资也从17484百万日元下降到4865百万日元，下降幅度也达72.2%；而日本对亚洲的制造业投资却从4962百万日元增加到6578百万日元，上升幅度达32.6%。以上这些特性都和1994年相对于1989年的变化非常相似，但不同的是，此次对美国和欧洲制造业投资的减少以及对亚洲制造业投资的增加几乎完全是由对个别产业投资的减少或增加引起的。具体来讲，对美国投资急剧减少的产业是电器产业，对欧洲投资急剧减少的产业是运输机械和食品产业，而对亚洲投资急剧增加的产业是运输机械。2004年相对于1999年非制造业投资的变化也和1994年相对于1989年的变化差不多。总的来看，日本对三个地区的非制造业投资都处于下降趋势。具体来看，主要的变化还是来自不动产业、服务业和金融保险业等产业，但具体地区的增减有所出入。然而，2004年相对于1999年非制造业投资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日本对三个地区的商业投资都出现了明显减少。

在此不妨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在研究中可以看到近年来日本的对外投资在减少，这是日本经济自身问题造成的，在此不必去做更多的研究。而在日本对外投资减少的背景下，日本对亚洲的制造业投资总体上在增加，而且投资增加的重点在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电器和运输机械产业上。这显示了日本政府和企业对投资亚洲的重视，也显示了日本对亚洲投资的良好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