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日本对东亚投资的战略
在前面谈日本对亚洲投资的时候，曾多次注明日本对亚洲的投资主要在东亚，下面明确地谈一下日本对东亚投资的战略。对于日本对东亚投资的战略，其实并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却是一个难以证明的问题。像笔者一样，很多研究东亚经济问题的学者都认为，日本对东亚投资采取的战略是边际优势战略，然而包括提出比较优势理论的小岛清，都没有对上述结论给予实证检验。本节的任务就是运用经济计量手段对其给予验证。
一 思路与假设
谈到边际优势战略，人们自然会想到边际优势理论，这一著名的论著来自于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1977）。但笔者要强调的是，边际优势战略所代表的经济行为早已存在，只是由小岛清概括出来，这也是本节在做实证研究时采用部分1977年以前数据的原因。小岛清特别强调国际分工的重要性，将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统一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指出国际投资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管理方式和人力资本在内的总体转移。因此，对外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就是本书所谈边际优势战略的理论基础。按照小岛清的理论，国际投资一方面可以通过相近水平的技术转移把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发掘出来，另一方面可以使母国集中资源开发新的技术并形成新的产业。因此，对外投资将会扩大母国的出口，这是一种单向的正相关关系。同时，按照小岛清的分析，对边际产业的产品需求应通过向海外投资的企业进口来实现。由此看到，小岛清论述的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更多的是母国投资与进口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种单向的正相关关系。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小岛清已经清楚地描述出了边际优势战略下母国对外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而这也恰恰就是边际优势战略的特征。试想一下，如果能够证明日本在东亚的投资具有上述特征，也就可以认为日本对东亚投资的战略是边际优势战略。而这就是我们计量研究的思路。
当然，为了较好地完成计量研究，还要重新整理和明确上述特征。也就是说，将在小岛清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对日本对东亚投资和贸易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概括和推论。这就构成了下面计量检验的基本假设：①投资对出口无替代效应。因为对外投资的产业是国内的边际优势产业，如果不对外投资，其生产将会停滞，资产将会向其他产业转移，所以，即使不对外投资也不会继续生产进而出口其产品。②投资对出口有带动效应。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且由于日本企业的特殊经济战略，在日本对外投资中更具有现实性。基本的理由是，基于各种关系的存在，对外投资企业会向在母国的母公司或长期合作的公司购买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这些活动直接增加了母国的出口。③投资对进口有促进效应。在母国处于边际优势的产业对外投资，并不说明所有这些产业在国内没有需求，而只是因为在国内生产的有利条件不再具备，所以在国内减少生产或没有生产的情况下，一些对外投资企业的产品必然销往母国，这增加了母国对东道国的进口。④进口对投资有促进效应。母国向东道国的进口给母国同类产业以成本和价格的压力，激励其对外投资将产品销回以确保国内市场，而对于其他的资本所有者来说，进口给了他们投资的导向，促使他们对外投资，以在东道国生产的产品来满足国内需求，所以进口推动了对外投资。
二 日本对东亚投资和贸易的历史进程及两者关系的描述
很多人都知道，日本对东亚的投资是以边际优势战略为原则，而这主要是基于小岛清及其以后学者的论述。但正像前面所说，虽然小岛清理论的提出是在1977年，当时他出版了代表作《对外贸易论》，但他所论述的日本对外投资边际优势战略的实践在此之前很早就已开始了，小岛清不过是将这种实践予以理论的提炼。也就是说，如果日本对外投资的确采取边际优势战略的话，这种战略在1977年以前就已存在，这就消除了本书采用1977年以前数据可能产生的不必要的误解。
上面已显示，本书采用的作为日本投资和贸易对象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是东亚“四小龙”、东盟四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也称亚洲“四小虎”）和中国，这是基于东亚经济研究的惯例，而且这些国家和地区与日本有更强的经济联系，因此也具有更好的代表性。在此，不再对日本与这些国家或地区双边关系下的数据进行描述[5]，而是对日本与这些国家和地区总体之间的数据及其表示的关系进行研究。这是因为，东亚作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日本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双边经济联系往往会延伸到第三方，在此意义下，单独描述日本与一方的经济联系并不比描述日本对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总体的经济联系有更好的解释力。而且，后者让我们保持了与后面研究的连贯性。
图2-8显示了1965～2003年日本对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投资和贸易（出口和进口）的变化趋势。不难看出，无论投资、出口和进口都保持了长期快速增长的态势。同时，图2-8也显示了投资和贸易（出口和进口）之间很好的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只延续到1997年。1997年对三种数据来说都是一个波峰，相对于1997年在1998年都大幅下降。而且之后，出口和进口状况在短期内得到恢复，而投资始终（截至2003年）没有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众所周知，1997年发生了举世闻名的东亚金融危机，因此不难理解，日本的投资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使相关数据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在后面的检验中也得到了证明。所以，本研究将针对于1997年（含）以前的数据，图2-8给了我们这样做的直观的理由。
图2-8 日本对东亚投资与贸易的长期趋势和相互关系
三 数据分析和模型设定
（一）数据说明
本书中日本对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出口和进口数据均来自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网站的统计资料，这些数据是以日本与单一国家或地区的统计值列出的，基于前面谈到的理由，本书将这些数据进行了加总。对于出口和进口，1985年（含）以前的数据的单位为百万日元，之后的数据为十亿日元，为了统一单位，本书将1985年（含）以前的数据的单位转化为十亿日元，并做了四舍五入处理。对于投资，原始数据的单位为百万美元，本书将之乘以汇率并将单位转化为十亿日元，并同样做了四舍五入的处理。其中，汇率数据来源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汇率为年终值。
（二）断点检验
在上面日本对东亚投资和贸易历史进程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发生金融危机的1997年，投资和贸易的金额开始了大幅度减少，在之后的几年中，出口和进口得到了恢复，而投资却维持了下降的趋势。这似乎显示，相对于1997年（含）以前，日本对东亚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下面对此给予检验，即断点检验（Chow Breakpoint Test）。既然投资相对于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本检验依据以投资为因变量、以出口和进口为自变量的单方程模型[6]来进行。根据断点检验的原理，考察在1997年前后投资与出口和进口的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即考察出口和进口的系数是否发生了变化。表2-6是检验的结果。
表2-6 断点检验（1997年）
通过表2-6的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通过F检验法还是似然比法，都可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无断点”的原假设。也就是说，在1997年前后，投资相对于出口和进口发生了趋势变化，或者说，投资与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因此，本书的研究采用1997年（含）以前的数据。
（三）单位根检验
由于经济数据一般具有长相关性，上述三种数据可能存在单位根，也就是说它们的时间序列可能是非平稳的。为了避免由于数据的非平稳性带来的伪回归，下面对三者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根据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的要求，最优滞后结构的选择主要依据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和SIC（Schwarz Information Criterion）两个准则，如果两者一致，则选择一个最优滞后阶，不一致则选择两个。首先是对水平（level）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见表2-7）。
表2-7 水平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通过表2-7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投资、出口和进口的水平数据都存在单位根。为了确定变量的单整阶数，下面对投资、出口和进口的1阶差分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见表2-8）。
表2-8 1阶差分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续表
通过表2-8中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到，投资、出口和进口的1阶差分数据不存在单位根。由此也说明，上述投资、出口和进口的水平数据为1阶单整或I（1）过程。
（四）模型设定
由于本书研究的是日本对东亚投资与其对东亚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的关系，即要验证投资与出口之间和投资与进口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所以本书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Granger Causality Test）作为主要研究手段。
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可以认为有关投资（FDI）、出口（EX）和进口（IM）的预测信息全部包含在这些变量的时间序列中。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原理是判断某些变量的信息是否能改进对其他变量的预测，具体到本书，即为检验过去的投资、出口或进口是否会对未来的出口、进口或投资有影响。可以通过估计VAR模型来实现这一目的。对于本书的研究，有两种VAR模型可供选用：一种是直接表示投资与出口或投资与进口关系的两变量的VAR模型；另一种是在考虑到另一变量影响的条件下综合反映两变量（投资与出口或投资与进口）关系的三变量的VAR模型。笔者认为，在考虑到其他变量影响的条件下来考察两个变量的关系更加符合本书研究的实际。因此，本书模型设定为：
其中，FDI、EX、IM分别代表日本对东亚的投资、出口和进口，α、β、γ为不同变量的系数，U1t、U2t、U3t为随机扰动项，t为时间。检验投资对出口是否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检验β1i和α2i是否全不显著；检验投资对进口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是检验γ1i和α3i是否全不显著。该模型还可以检验日本对东亚出口和进口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这不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只做附带性的考察。
四 检验结果
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原理，应该首先进行上述VAR模型的参数估计，而在此之前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进行最优滞后结构的确定。本书认为，在表现本书的研究意图上，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直观意义，所以将最优滞后结构的确定过程显示为表2-9。
表2-9 VAR模型滞后结构确定
通过表2-9可知，由日本对东亚的投资、出口和进口组成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为6。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行VAR模型的参数估计，再对VAR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进行F检验，即得到表2-10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表2-10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通过表2-10可以看到：①可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投资不是出口的原因”的原假设，所以投资是出口的原因，但不能拒绝“出口不是投资的原因”的原假设，所以出口不是投资的原因，因此，投资对出口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②可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投资不是进口的原因”的原假设，所以投资是进口的原因；同时，可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进口不是投资的原因”的原假设，所以进口也是投资的原因，因此，投资与进口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这和本书第一部分以比较优势战略为条件所做的投资与出口和进口关系的理论假设的结果基本相同。而且从程度的比较来看，投资与进口的关系相对于投资与出口的关系更加密切。
另外，通过表2-10还可以发现，出口是进口的原因，但进口不是出口的原因，出口对进口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这并非是本书关注的问题，但与此相关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和解释：出口是进口的原因，进口是投资的原因，那么是否能推论出出口也是投资的原因？如果能如此推论，则和前面得出的结论相矛盾。如何对此给予解释呢？当然，答案是不能做此推论。这是因为，与日本对东亚出口相关联的进口是对一些在日本居于相对优势产业的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的进口，这部分进口构成日本出口的生产要素的需求，而与日本对东亚投资相关联的进口是对一些在日本居于边际优势（即相对劣势）产业的产品的进口，这些产业尽管在日本有需求，但由于生产成本或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而无法生产，因而构成了对外投资。所以，出口推动的进口和推动投资的进口不具有相同的内容，因此上述推论不成立。但是，这个不成立的推论更深刻地说明了本书研究的边际优势战略下日本对东亚投资与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关系。
于是可以做出总结，在日本对东亚投资的过程中，日本的投资与其出口和进口之间存在如下关系：①对外投资推动本国出口的增加，本国出口对本国对外投资没有作用或作用不明显；②对外投资推动本国进口的增加，本国进口同样推动本国对外投资的增加；③投资与进口的关系相对于投资与出口的关系更加密切。不难看到，这种母国对外投资、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关系正是本书前面描述的边际优势战略的特征。因此，可以相信，日本在对东亚投资的过程中采取的是边际优势战略。
[1] 日本经济产业省：《财政金融统计月报》，1973年9月。
[2] 事实上，1970年以前日元相对于美元的汇率在固定汇率制下长期保持在1美元兑360日元的水平。
[3] 上面曾经谈到，选择1965年做数据描述的起始点是因为1965年（或者说1960年代中期）是日本经济的转折点，也是日本对外投资的转折点。
[4] 在此，所谓民族主义即指对外国公司开发本国资源的抵制。对日本的资源开发投资来说，民族主义最严峻的地区是东南亚。参见（日本）中央大学经济研究所编《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及其评价》，第289页。
[5] 事实上笔者拥有的原始数据恰恰是日本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双边数据。
[6] 即FDI=β0+β1EX+β2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