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本对外投资的发展历程

在人们探讨日本对外投资的时候，一个最受关注的词汇和现象就是“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因为在“广场协议”的作用下，日本对外投资开始了与此前显著不同的大规模增加。在后面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投资也开始于“广场协议”发生的1985年。“广场协议”的核心是美国为了改变对日贸易逆差而迫使日元升值，它对日本的影响不仅在日本对美国的贸易上，从当前来看，它对日本的海外投资进而对整个日本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很多人将1985年作为研究日本对外投资历程的起点，至少将1985年之后的日本对外投资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本书对此给予了同样的重视，但正因为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对外投资已经存在较多的研究成果与共识，且笔者需要考察日本投资重点向东亚以及中国转移的过程与原因，所以本书对1985年之前的日本对外投资历程给予了侧重的研究。也正是基于此，本书选择了更长的时间序列数据来展现日本的对外投资历程（见图2-1），并以“广场协议”为分界点给予分别阐述。

图2-1 1951～2004年日本对外投资历程

一 “广场协议”之前的日本对外投资

对于“广场协议”之前的日本对外投资，有三个时间作为阶段性的标志非常值得关注，即日本对外投资开始的1951年，作为日本经济转折点和对东亚投资步入正轨起始点的1965年，及日本对外投资第一次大规模增长开始的1972年。但同时也注意到，由于“广场协议”之前的投资金额相对于之后的投资金额太小，在一个趋势图中很难考察“广场协议”前日本对外投资的变化，所以截取了图2-1中1951～1983年的片段来单独研究（见图2-2）。下面以此为依据给予分别描述。

图2-2 1951～1980年“广场协议”前的日本对外投资变化

一般认为，1951年日本针对印度电缆制造技术的合作是日本对外投资的开始。然而，由于当时日本仍然处于战后经济恢复阶段，发展经济的压力让日本将对外出口作为了其最主要，甚至唯一的对外经济活动。很显然，出口可以为日本带来购买技术等生产要素所必需的外汇，而对外投资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并不受重视。因此也就可以理解，随后逐渐兴起的对外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为出口提供便利。在当时，美国是日本的主要出口市场，因此日本对外投资起始阶段（主要指1950年代前半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美国建立大量综合贸易商社。尽管在此期间日本也有诸如对亚洲和欧洲的少量投资，但对美国的综合商社的投资占了日本对外投资的绝大多数，以至于从整个1950年代，日本对美国的投资超过了对除北美洲以外任何一个大洲的投资。从1950年代后半期，尤其是1958年开始，日本对外投资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开始显现出来，即取得资源。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在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大量的资源需要从国外取得。当然，取得外部资源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一是进口，二是对外投资。对日本来说两者都是重要的方式，但是随着资源输出国（一般是发展中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通过进口取得资源越来越难，而通过对外投资方式则显得更加便利。此时日本取得资源的对外投资集中在南美洲，以巴西为中心。应注意到，南美洲不仅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而且当时南美洲各国的收入水平都比较高，同样也是日本国内产品出口的重要市场。因此，就很自然地看到下面的比较数据，在1951～1960年日本对外投资的累积金额中，美国作为第一位占40%，南美洲作为第二位占37%，两者之和超过了总额的3/4。与此同时，日本对亚洲的投资占总额的21%，而对欧洲的投资仅占1.5%。从产业结构来看，在1951～1960年日本的对外投资中，矿业投资金额占投资总额的比重最大，为31%，接下来的次序是：木制品（包括纸制品）投资（18%）、商业投资（14%）、纤维制品投资（10%）、运输机械投资（5%）。尽管商业投资在投资金额上只占14%，但从投资件数看，商业投资却占据绝对地位（55%）^[1]，这反映了商业投资相对于制造业投资单位投资较少的特点。所以，此时日本对外投资的产业分布同样充分地显示了上述日本对外投资的两个目的。

进入1960年代，日本的对外投资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一个新的变化就是日本加快了对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投资步伐。当然，这一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总体趋势仍然没有改变，美国和南美洲仍然是日本对外投资的最重要地区。而且，相对而言，日本加大了对南美洲的投资扩张，使1960～1965年日本对南美洲投资的累计额超过了美国。与此同时，日本在此时期也开始了和扩大了对中东、非洲和欧洲等地区的投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此时日本对亚洲投资的增加速度在其对外投资的变化中最为显著。这是亚洲（主要是东亚）第一次在日本的对外投资战略中受到较大的重视，而基于本书研究的侧重性，对这种变化将给予更大的关注。对于这种变化的原因，作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尤为重要：首先，亚洲地区（主要是东南亚）同样资源丰富，符合了当时日本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及获取资源的要求，对此投资的产业数据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即日本这一时期对东亚的矿业投资占总投资的1/3；其次，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作为日本的邻居，日本需要将其培养成未来的出口市场和劣势产业转移的基地，这是基于长期战略的考虑；最后，一个最为实际的原因是，东亚国家或地区在此时制定和实施了一些新的外资鼓励政策，如1960年1月韩国制定了《促进外资引进法》、1960年9月中国台湾制定了《鼓励外资条例》、1960年10月泰国开始实施《鼓励产业投资法》。

1964年（或1965年），或者说1960年代中期，是日本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同时也是日本对外投资的重要转折点。很多日本学者（斋藤优，1985）认为，1960年代中期是日本经济发展中的转折点，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最为重要的特征上得到证明：①国际收支在这一时期从赤字转为盈余（1964年日本国际收支首次转为盈余，1965年猛增到10.49亿美元）；②就业状况从劳动力过剩转为劳动力不足。不难看出，国际收支和就业状况是宏观经济的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而它们表现出来的上述变化恰恰构成了对外投资的推动因素。因此，1960年代中期是日本经济的转折点，同时也是日本对外投资的转折点。当然，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因素，那就是这一时期日本对海外投资采取的种种优惠政策，其中1964年设立的海外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是这些政策的突出代表，它极大地推动了日本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而且，与之相应的是，日本对东亚的投资也在此时期步入正轨，这其中对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投资是其突出的标志，而对这两国的投资也是这一时期日本对世界投资中的亮点。除了上述日本国内的激励因素，这一时期日本与韩国签订《日韩条约》（1965年）及印尼颁布《引进合资法》（1967年）则是上述两个亮点的最直接解释。巧合的是，笔者掌握的全面资料很多都是从1965年开始的。

进入1960年代后半期，日本对外投资继续并更加以资源开发为重点。在此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日本对其早期资源开发投资对象南美洲的投资大幅度减少，使南美洲占日本对外投资的比重由1960年代前半期的40%下降到后半期的13%。当然，一个直观的原因是，日本有了资源开发投资的很好的替代对象，这就是亚洲和澳大利亚。以澳大利亚为例，日本在那里进行了旨在开发铁矿等的大型投资，使澳大利亚占日本对外投资的比重由1960年代前半期的1%上升到后半期的11%。与此同时，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升级，日本开始更多地参与发达国家间的生产分工，同时，为了更广泛地占据欧洲市场，日本在此时期对欧洲的投资开始大量增加，使欧洲占日本对外投资的比重由1960年代前半期的4%上升到后半期的21%。从产业结构来看，非制造业的矿业投资毫无疑问占据了最大比重，而在制造业投资中，与矿业相关的铁或非铁金属产业占据了最大比重，对电机产业和化学产业的投资则继续保持了上升的趋势。

1972年是日本对外投资第一次大规模增长的起点，作为日本对外投资发展进程中最为重要的时刻之一，它始终让人印象深刻。从数据上看，1972年之前的日本对外投资金额都没有超过10亿美元，如1969年、1970年、1971年的投资金额分别是6.65亿、9.04亿、8.58亿美元，而1972年日本的对外投资金额一举增加到23.38亿美元，而且此后的投资金额在此基础上保持了快速的发展，如1973年、1974年、1975年的投资金额分别是34.94亿、23.95亿、32.80亿美元。这个现象可以在图2-2中清晰地表现出来。可以看到，在经历1971年以前的缓慢增长后，日本对外投资在1972年有一个明显的增加，而且此后开始了明显不同于以前的快速增长，而这个现象同样体现在日本对美国、亚洲等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投资中。也正基于此，才说1972年是日本对外投资第一次大规模增长的起点。至于为什么日本对外投资在1972年开始大规模增加，笔者认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最值得重视：①1971年日本设立了资源开发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获取资源始终是日本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之一，在对外投资早期尤其是这样，这在前面的论述中已有非常清楚地反映，所以资源开发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的设立大大地提高了日本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②作为美国归还冲绳的代价和履行美日共同声明的承诺，日本开始了对作为美日战略伙伴的东亚国家的大规模投资。从图2-2可以看到，正是从这时起，日本对亚洲（主要是上述东亚国家）的投资开始大幅度增加，也是从这时起对亚洲的投资开始超过对美国等地区的投资。

二 “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对外投资

上面曾经提到，日本早期的对外投资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为对外出口提供便利，二是为国内发展提供能源支持。应该说，日本通过对外投资很好地实现了这两个目的。但这也给日本带来了问题，具体到对外出口方面，由于当时日本的主要出口对象是美国，日本对美国的大量出口就意味着美国的大量贸易逆差，而这就是美国推动“广场协议”签署的直接动因。也就是说，美国要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从而抑制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和扩大美国对日本的出口以减少贸易顺差。应该说，“广场协议”是行之有效的，其后日元相对于美元开始了快速而大幅度的升值。表2-1显示了1985年后日元的升值状况。从表2-1可以看到，在“广场协议”以前，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基本上在1美元兑200～300日元波动，同时也保持了一定的升值趋势。^[2]1984年，日元汇率是1美元兑251.58日元，而到签订“广场协议”的1985年末，上述汇率变成1美元兑200.60日元，升值幅度达20%以上。此后，日元在一个很高的幅度下持续升值，在10年后的1994年，上述汇率变化为1美元兑99.83日元，突破了1美元兑100日元的大关。

表2-1 日元相对美元升值过程（年终值）

尽管此后日元没再进一步升值，但其汇率维持在了1美元兑100日元左右的水平。相对于“广场协议”之前的1984年，日元的升值幅度达到了60%以上。可想而知，这样大幅度的日元升值，形成了日本对外出口的障碍并对日本对外投资形成了巨大的推动力。

图2-1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了“广场协议”后日本对外投资的迅猛发展的态势。恰如作者想要展现一个长期的完整的日本对外投资的变化历程一样，图2-1在一个长达40年的时期内显示了日本对外投资的变化。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并非随意选定的40年中^[3]，签订“广场协议”的1985年作为中点将日本对外投资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部分。1985年之前的日本对外投资金额一样有着快速的发展与变化，但由于相对于1985年之后的投资金额而言太小，所以之前的日本对外投资的曲线只能保持在接近于x轴的位置。这也反过来衬托了1985年后日本对外投资金额的急剧增加。从图2-1可以清楚地看到，1985年之后的日本对外投资曲线相对于之前的曲线高出很多。有一组数据能够和这种趋势相互印证，1965～1984年日本对外投资金额的总和是706.41亿美元，而“广场协议”之后的5年间（1985～1989年）日本对外投资金额的总和是1824.64亿美元，也就是说，日本对外投资在“广场协议”之后5年的累积额是“广场协议”之前20年累积额的2.58倍；如果将日本对外投资在“广场协议”前后两个20年的累积额进行比较，则后者是前者的12.52倍。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广场协议”构成了日本对外投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推动因素。

不妨专门考察一下“广场协议”后日本对美国的投资。尽管美国倡议签订“广场协议”的主要目的是减少相对于日本的贸易逆差，但从事实来看，“广场协议”并没有明显改变美国的贸易状况。然而，并没有被准确预料到的是，日本对美国以及一些采取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国家的直接投资开始大幅增加。后面的研究可以知道，日本对中国的投资同样在此时开始了大幅度的增加。图2-3可以清晰地看到“广场协议”对日本对美国投资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到日本对美国投资与对世界投资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图2-3中“广场协议”后日本对美国投资金额的曲线与对世界投资金额的曲线惊人的相似，由此可以相信，对于由“广场协议”激发的日本对外投资的扩张，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

图2-3 1980～2004年后日本对美国投资与对世界投资的比较

对于“广场协议”后的日本对外投资发展过程，有两个时间应该值得关注：一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1990年，二是发生东亚金融危机的1997年。这两个事件都使日本对外投资在快速发展的进程中遭遇挫折。“广场协议”推动的日元升值使日本对外投资急剧扩张，几年之内就达到了日本对外投资的最高额，即1989年的675.4亿美元，然而日元升值也给日本国内经济带来了问题。日元升值使日本国内资本以及一些国际资本流入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造成了虚拟经济的膨胀，并且与实体经济日益脱离。从经济规律上讲，这种脱离带来的经济泡沫必然崩溃或剧烈调整，而当时日本政府的一些政策失误加剧了这个过程，这就出现了所谓的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银行业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各种产业都遭到了严重打击，从此日本经济进入了“失去的十年”。当然，在这种打击下，日本的对外投资出现了急剧的减少。然而，应该想到，日本对外投资不可能像日本经济那样进入“失去的十年”，而是恰恰相反，一些国内投资者在遭受重创后反而会寻求将资本投向国外，尤其是在日本国内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所以，像在图2-1中显示的那样，尽管日本对外投资在“泡沫经济”崩溃的打击下连续三年（1990～1992年）大幅度减少，但在1993年后又开始很快地回升。应该说，1993年后的日本对外投资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这次快速发展的势头一直延续到发生金融危机的1997年。1997年是“广场协议”后日本对外投资的又一个发生转折的重要时刻。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在东亚内部，它首先使作为日本主要投资对象的东亚国家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同时也进一步恶化了日本经济，这两个原因都导致了日本对外投资的减少。在此，有必要更多地讨论一下东亚国家经济环境的破坏，这导致了日本海外投资企业的利润率降低，甚至破产。面对东亚一些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经济环境的破坏，很多日本企业减少了投资，甚至将已有的投资转移出去。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日本对东亚投资减少的同时，对欧洲等地区的投资反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当然，从总体上看，东亚金融危机导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还是使日本对外投资在总体上开始减少，尽管后来的部分年份有所反弹，但总体水平再也没有达到“泡沫经济”崩溃前和东亚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下面也不妨考察一下“广场协议”后日本对外投资产业结构的变化。正如上面描述的那样，日本早期对外投资以扩大出口和获得资源为主要目的，因而“广场协议”之前的日本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中矿业投资和商业投资占据最大的比重。上述两个产业往往被划入非制造业，而在制造业的对外投资中，与上述矿业投资密切相关的金属产业投资则占据最大比重。然而，“广场协议”后日本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是否发生变化了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下面同样在将所有产业分成两大部分的基础上给予分析。首先看包括矿业和商业的非制造业，图2-4显示了其内部各产业投资额的变化。可以看到，在“广场协议”签订前的几年，矿业投资和商业投资仍然占据着日本对外非制造业投资的最大比重。在投资总量并不很高的情况下，对它们的投资远远高于金融保险业和服务业。这种状况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图2-4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982年，曾处于第一位的矿业投资，在1985年之后相对于其他三个产业一直处于最后一位；商业投资虽然有所上升，但仅仅能和服务业投资处于相当的水平，而相对于金融保险业投资却已差距甚远。也就是说，传统的日本对外投资最多的两个产业再也不能位居首位。再来看日本的制造业对外投资。在此，我们最关心的是金属产业投资相对于其他产业投资的变化，作为与矿业密切相关的产业，日本对外金属产业的投资曾经占据制造业投资的首位。从图2-5可以看到，1980～1984年，日本对金属产业的投资连续大于对化学产业和运输机械产业的投资，事实上，在此期间日本对金属产业的海外投资的确占据了对制造业海外投资的最大比重。接下来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在签订“广场协议”的1985年，日本对外金属产业的投资就开始迅速减少，因而其投资额就已经低于仍在上升的对运输机械产业的投资额。接下来的发展趋势更加明显，1986年，日本对外投资中金属产业投资额始终低于化学产业和运输机械产业的投资额，事实上它也明显低于对电器机械产业的投资额，但由于电器机械产业投资的数据波动较大，不便绘入趋势图中而未做更多比较。综合上面日本对外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投资变化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即“广场协议”后日本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地讲，“广场协议”前以矿业、商业以及金属业为主要对象的投资产业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代之而起的是以金融保险业、服务业、化学产业、运输机械产业为主要对象的投资。

图2-4 1980～2004年日本对外投资产业结构变化（非制造业）

图2-5 1980～2004年日本对外投资产业结构变化（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