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与辽东战局[1]
明末辽东战事是加速明亡的重要因素。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发兵攻抚顺起，至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军进北京，其间20余年，战局几经变化。变化的原因与明朝几员守辽主将关系极大，特别是爱国名将袁崇焕对战局变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就袁崇焕守辽前后战局的变化作一分析，以期裨于评价袁崇焕个人的历史作用和认识明亡清兴的历史因由。
一 袁崇焕守辽前的辽东战局
袁崇焕在明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除授辽东巡抚，专主关外军事，担起守辽重任。但在这年正月，他指挥宁远之战时，虽未任全面主持辽事之职，却已负起守辽之责。因此，我把宁远之战定为他守辽之始。这样，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至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是他守辽前的时期。这期间，是辽东战事初期阶段。从现象上看，后金以破竹之势由辽河以东向山海关推进，接连取得抚顺、萨尔浒、沈阳、辽阳、广宁等战役的胜利，明军则节节败退。明廷惊慌失措，御守无方。天启二年（1622年），辽东经略王在晋说当时形势已是“弃全辽而无局”[2]。宁前守备王化贞说：“宁前不可为。”[3]这种悲观论调当时是有代表性的，说明形势很危急。但如全面分析，应该看到，这只是形势的一方面，从全局看，交战双方力量的对比，后金并不占有明显的优势。
后金的优势，一是军队战斗力强，二是统治集团内部“人心号令皆出于一”[4]。但这两点优势也受不利因素的制约。首先，其战斗力强主要是长于野战，尚缺乏攻坚的先进武器——大炮，攻城较难。攻克抚顺、沈阳、辽阳和广宁等都是强攻与用计相配合取得的，并非全凭武力取胜。后来的宁远之战正是以其所短对明之所长，暴露了本身的弱点。
其次，其内部“邦家未固”，阶级矛盾在发展，民族矛盾尖锐，冲突频仍。自努尔哈赤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兵后，女真人一直处在连年不断的征战之中，兵役、劳役负担十分沉重，一家“三四个儿子都是壮丁当差，而老子差事不去”，或者“儿子当差，孙子又当差，至于爷爷差事还不去”。[5]这虽是天聪朝皇太极时期的记载，但天命年间情形也绝不会比这好多少。物质生活又极为贫乏，国家“库中余布，尚无十匹之贮”[6]，百姓衣食之艰难可想而知，以致战场上的尸体往往被剥光衣服，每次出征，努尔哈赤都要把“勿剥人衣服”作为一条纪律郑重申明。沉重的负担与贫穷只能加深社会矛盾。
更主要的是民族矛盾。被征服的汉人沦为奴隶，不堪忍受残暴的奴役，采取暗杀、叛逃、暴动等各种形式进行反抗。据《满文老档》记载：“汗最初占领辽东后，南到旅顺口，东到镇江”，汉民“每年都有逃叛的”。[7]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辽阳人民揭竿而起，人数多达五六百人，吓得满族贵族“仓皇逃走”，暴动的群众重创后金兵之后，“结队南行，建人（满人）不敢逼”。[8]这类事例绝非仅有。反抗使后金统治者不得不下令满人禁止单独行走，务必10人以上“结伙同行”[9]，并携带武器；还不许满人和汉人交朋友，也不许到汉人家，违者“将治以重罪”[10]，甚至下达文书，要满人“注意水和盐”，“对于葱、瓜、茄子、鸭、鹅、鸡等各种东西也要注意”[11]，以防汉人投毒。这些斗争不仅直接打击了后金，削弱了他们的军事实力，也破坏了他们内部的安定，牵制了他们的力量。这种情况对于后金对外用兵显然是不利的。
再次，后金经济实力也不够强。明代女真人长期以渔猎、采集为主，社会经济对外依赖性很强，“衣食皆易诸内地”[12]，一旦与明朝的贡市贸易断绝，便“部众坐困”[13]。努尔哈赤兴起后，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大力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业得到很大发展，成为首要生产部门，开始“造仓积粮”[14]，粮食有了积储，为对外战争做了准备。但其社会经济生活仍未脱离对外依赖的状况，“以取资他国之物为生”[15]。努尔哈赤在战前的物资准备和积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财力问题。没有殷实的经济基础做军事后盾，要与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又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大邦对垒，并最终战胜它是困难的。
后金的外部形势也不利。它“四境逼处”[16]，西北是劲敌察哈尔蒙古，时有进攻它的威胁。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察哈尔林丹汗就曾致书努尔哈赤，语气十分倨傲地警告：如后金兵往取广宁，将对他们不利。朝鲜是明朝的盟友，从物资和兵力上给明朝以支持。正如努尔哈赤所说：此“二国俱未服，若释此而征明，难免内顾之忧”。[17]后顾之忧使后金不能全力对付明朝。
以上这些内部和外部的不利因素对后金形成牵制力量，影响后金在力量对比上的优势。
明朝方面看来内部矛盾重重，国力衰竭，战场上节节败退，似乎处于劣势，实际上仍具有抵御的实力。首先，在财力上，它还有潜力，迟至崇祯三年（1630年），明廷尚能一次拿出赏银18万两抚赏察哈尔蒙古。其次，在人力上，它并不乏精兵良将、谋士忠臣，虽然在几年的交战中兵力损失不小，但总的兵力还足以与后金对敌，仅孙承宗在辽四年间就练兵11万。而且，明军的精锐也并未全部丧失，辽将祖大寿所率兵马就是一支劲旅。至于谋臣义士，更可以举出很多。最后，明朝在武器上还占有优势。
从以上情况看，尽管后金兵锋凛冽，咄咄逼人，但明朝只要部署适宜，用人得当，克服内部倾轧造成的自我伤损，很好发挥忠臣良将的作用，抵挡后金的进攻还是力能从心的。
当时战局也体现了这样一个形势。努尔哈赤始终谨慎从事。每当明朝守辽主将是有胆识之士时，他就按兵不动，等待时机。萨尔浒之战后，努尔哈赤乘胜进军，连下铁岭、开原，灭叶赫，势不可遏，明廷任用熟知边事、善于用兵的熊廷弼经略辽东，“由是人心始安”。[18]短短数月，辽东“守备大固”[19]。这时，努尔哈赤便停止进攻。一年后，熊廷弼被罢职，继任袁应泰镇守失策，努尔哈赤又大举进攻，下辽、沈，破广宁。此时，“以知兵名”[20]的孙承宗主持兵部，开始筹划加强辽东防务，以图恢复，主持辽事四载，“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21]，“军声颇振”[22]。这期间，努尔哈赤就不敢贸然出兵。孙承宗被罢官，继任高第怯懦无能，努尔哈赤就又兴兵了。可见从当时战局来看，后金并不占有多少优势，导致明军败北的原因主要是明朝内部政治腐败，力量涣散。这种情况一旦稍有改善，明对辽东战局还是有可为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袁崇焕守辽前辽东战局的根本形势是交战双方势均力敌。袁崇焕就是在这艰难复杂的情况下担起守辽重任的。
二 袁崇焕守辽时的辽东战局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袁崇焕率孤军死守宁远，取得空前大捷，因功除授辽东巡抚，专主关外军事。翌年二月，罢经略王之臣，关内外军事尽属袁崇焕主持。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擢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赐尚方剑。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蒙冤下狱。袁崇焕守辽四年，其间罢职九个月，实际为三年零三个月。这期间，他主要做了如下几件大事。
第一，取得宁远之战大捷。他首先提出于宁远要害之地筑重城，与觉华岛相犄角以守关外；他拒不执行全部撤军关内的错误决策，激励将士誓死守宁远，不畏强敌，指挥有方，终于夺取胜利，使明军士气大振，这是他为扭转辽东战局立的第一大功。此前，明朝“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23]这次胜利，也是明军继续取胜的基础。后金所受的打击绝不仅是损兵折将，而且士气大挫，都惧怕“城上厉害，不敢近城”[24]。一年后，皇太极领兵再攻宁远，后金三大贝勒“皆以距城近，不可攻”[25]，极力阻止进攻，军队退而不前，皇太极只得指挥自己的亲兵冲击，只有阿济格一支兵马相随，由于力量不足，终于败北。直到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兵仍“皆怯于攻城”[26]。足见宁远之战给后金打击之沉重。
第二，取得“宁锦大捷”。天启七年（1627）五月，皇太极亲自领兵进攻锦州和宁远，遭到明军有力反击，伤亡很大，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和瓦克达负伤，一名游击、一名备御阵亡。这次胜利使明廷上下大受鼓舞，而对“妄心骄气”的皇太极来说，却是一次沉痛的教训，迫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对策。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关于这次战役中袁崇焕的作用当时有所贬抑，作为主持全局的巡抚，他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奖励，反而被加上“不救锦州”[27]的罪名，并因此而在阉党的排斥下去职。这是很不公正的。当时的形势，后金兵攻锦州，袁崇焕派祖大寿等统精兵四千绕出敌后，又另遣水师东出牵制的部署是正确的稳妥策略。作为掌握全局的主帅，他对敌我双方的情况是心中有数的，他深知：“锦州城中，火器俱备，兵马甚多，如加意防守，何能攻克？”[28]在后金兵长于野战、明军利于守城的情况下，如果尽率宁远守军贸然驰援锦州，势必与后金遭遇野战，是以己之所短击敌之所长，无异于自取灭亡，不但不能救锦州，连宁远也将不保。而“宁远四城为山海藩篱，若宁远不固，则山海必震，此天下安危所系”[29]，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他“不敢撤四城之守卒而远救”[30]锦州。但他并不是不救锦州，只是采取牵制的办法缓解锦州之围，调集援兵伺机打击敌人，迫使皇太极暂时停止进攻锦州，而分兵往攻宁远。这时，满桂等所率明援军已赶至宁远，加强了宁远兵力，利用有利地形和心理优势，打败后金。同时，锦州明军也乘机出击，取得大胜。应该说，袁崇焕做到了知己知彼，胸有全局，正确地部署兵力，克敌制胜。“宁锦大捷”的取得他是有很大作用的。
接连取得两次大捷是袁崇焕的殊勋，有力地打击了后金自兴兵以来的汹汹气焰，为扭转辽东战局创造了契机。
第三，袁崇焕在辽筹划大兴屯田，恢复疆土，积极修缮城池，整肃军伍，又抚定喀喇沁三十六部蒙古，使其“皆听命”[31]，加强了关外的防守力量。
袁崇焕的这些努力取得了成效，使皇太极对整个辽东战局有了清醒的认识，不得不改变战略，避开关外战场上的正面交锋，转而从北面长城口入内地，进行迂回进攻，逐渐消耗明朝的人力物力，同时充实和壮大自己。可见，袁崇焕守辽使辽东战局发生了变化，明朝由被动挨打转为略有主动的且守且战、以守为攻；后金则由气势汹汹的正面强攻转为谨慎的侧面迂回进攻和正面小规模骚扰相配合，总的形势出现了转机。
第四，诛毛文龙。前三件事是袁崇焕守辽立下的奇勋，而这第四件事却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失误。毛文龙据东江，对后金形成牵制，在辽东战局中是于明朝有利的一个棋子。这一点由后金对其态度可证，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出兵朝鲜时说：“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32]把征伐毛文龙作为出兵目的之一，可见他的存在使后金不安。虽然“其人本无大略，往辄败衄，且岁靡饷无算”[33]，又私通后金，关系暧昧，但于全局还是有用的，毛文龙死后，东江“势日衰弱”[34]，固人心涣散，将士叛离，完全失去了在后金后方的牵制作用。
再看，这一事件间接导致了袁崇焕本人的悲剧，这个后果尤其严重。袁崇焕以十二斩罪诛毛文龙，这十二罪虽非莫须有，但也不能构成“悖逆”死罪，不足以尽服人心。在当时明朝那样一个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里，如孙承宗之持重练达、有功无过尚且不能容身，袁崇焕这样无顾忌地“果于用法”只能是自招非议，授人以柄。他的政敌正好假此“专戮大帅”[35]的罪名攻击他，来达到他们泄私愤、图报复的卑污目的。其实，当时不除毛文龙无伤大局，设若袁崇焕慎重从事，容忍一个时期，在适当的时候以一个明显的罪名诛毛文龙，恐怕就不致以“专戮大帅”罪被人攻讦。这一失误间接导致了袁崇焕的被冤杀，而这又直接影响了辽东战局已经出现的转机。不过，尽管失误成为袁崇焕蒙冤被逮的罪状之一，但这其实不过是一个借口，而不是真正原因，可以断言，即使袁崇焕不杀毛文龙，他的悲剧结局也不可避免。因为他的勇于任事、刚毅果敢、忠心报国和明廷腐败的政局不能相容，必然成为这一政局的牺牲品。总之，失误尽管带来了令人遗憾的影响，但他为扭转战局立下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三 袁崇焕离辽后的辽东战局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袁崇焕蒙冤下狱，此后的辽东战局又如何呢？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崇祯二年十二月至四年（1631年）十一月。袁崇焕被逮下狱，使守辽将士军心严重动摇，总兵祖大寿领兵出山海关东奔。而后金兵临京师城下，蹂躏京畿，形势十分危急。赖朝中忠良如孙承宗、丘禾嘉等人力救危难、固守山海关，收复被后金占领的遵化等四城，修复大凌河城，试图“以渐进讨”。但皇太极扬长避短，充分利用野战优势，破坏了他们的恢复计划。孙承宗、丘禾嘉竟遭诬枉而被罢职回籍，自此辽东防务更加主持无人。
第二阶段：自崇祯四年十一月至十三年（1640年）二月。在这阶段，辽东战局有一个微妙的变化，看去似有缓和，其实日趋紧张，是激战前令人不安的平静日月，预伏着难以逆料的危险。这时，后金已改变对明作战策略，变辽东战场上的大规模强攻为小部队骚扰，而主力不断绕道北边迂回进掠，以消耗明朝的财力和兵力，掠取人、财以补充自己，同时又在议和声中抓紧内部建设：调整机构，加强集权；缓解阶段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农为急务”，发展独立经济；征服察哈尔蒙古、朝鲜和黑龙江诸部，巩固后方；扩军造炮，加强军事实力；等。创造优势，等待时机，准备一举取得辽东战场上的最后胜利。而明朝此时只是被动地应付后金一次次的进攻和骚扰，毫无御守长策，更无恢复辽东之良谋。这样，一边是明朝的日益衰弱，另一边是后金的不断强盛，敌对双方力量的对比差距在日益增大。
第三阶段：自崇祯十三年至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这是明清（后金已于1636年改称清）双方在辽东战场上进行最后决战的时期。这时，清经过一个时期的准备，内部矛盾缓解，政权巩固；经济有所发展，财力增强；并且自己能够铸造大炮，成立了以使用火器为主的重兵——汉军，打破了明朝的武器优势；在外部，察哈尔蒙古归附，朝鲜臣服，黑龙江流域全部纳入版图，对明用兵的后顾之忧彻底消除。于是皇太极感到夺取辽东战场上最后胜利的时机基本成熟，决定把战略重点从迂回骚扰再转回到关外正面进攻。经过深思熟虑，制定了屯驻义州（今辽宁义县）、“逼临宁锦门户”[36]、渐次进取山海关外八城的大规模争夺战计划。崇祯十三年，皇太极派兵包围锦州，采取围城打援、久困取城的战术，志在必得。锦州是明朝山海关防线的前哨重镇，当然是必争之地。恰在此时，明朝内地农民起义在明廷的残酷镇压下受挫，暂时处于低潮，使明廷得以腾出手来全力应付关外方面战争。镇压农民军颇有战绩的洪承畴调为蓟辽总督，调集八镇13万兵力驻扎宁锦一线，要和清军做一次决定性的较量。但是，大战结果，明军遭到惨败，松山、塔山、杏山和锦州四城相继陷落，宁远危在旦夕，辽东战场上明朝最后防线被突破。此后，皇太极继续实行他的“伐大树须先从两旁砍削”战略，“四围纵略”[37]，而明朝“精兵已尽”[38]，再无抵御之力。顺治元年五月，清军终于乘农民军灭明之机进据北京，辽东战事也就最后结束了。
总之，袁崇焕蒙冤后是辽东战局最后决战阶段。袁崇焕守辽时辽东战局出现的一线转机在这时没能得到持续发展，但也未立即消失。袁崇焕守辽时迫使皇太极采取的战略转变在这时依然持续了一段时间，辽东战局因此一度略显缓和，明朝得以重新组织力量进行最后决战。
四 袁崇焕于辽东战局之影响及其悲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看出：袁崇焕是于辽东战局影响极大的人物，当辽东危难之际，在一片“不可为”的惊呼声中，他挺身而出，主动承担守辽重任，创造了奇迹般的成绩，增强了明朝的防御力量，使整个战局出现转机，迫使敌方改变战略，变正面强攻为迂回消耗。即使在袁崇焕离辽后，这一略为缓和的局势还持续了十年之久，为明朝重整旗鼓，再做一次挣扎提供了时间和机会。可见袁崇焕于辽东战局之影响不仅体现在他守辽时期，也体现在他离辽之后，是他守辽时为扭转战局所做的努力延缓了辽东战事的进程。虽然明亡清兴的最终结局不可能改变，但在国家与民族的危亡关头，袁崇焕以坚定的献身精神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当然，这里充分肯定袁崇焕为辽东战局所作出的贡献并不意味着把扭转辽东战局的功劳完全归于他一人。他只是作为当时明廷朝野上下众多的爱国将士、热血男儿，如孙承宗、熊廷弼、满桂、赵率教及广大浴血苦战、顽强御敌的士卒的代表人物，发挥了抗敌守辽的主要作用。如果没有孙承宗等朝中重臣给他以支持，他就没有发挥作用的条件；如果没有广大将士在作战前线与他同仇敌忾、奋勇杀敌，他就没有发挥作用的基础。我们肯定袁崇焕个人也正是肯定他的这种代表意义。
正因如此，袁崇焕被冤杀的惨痛悲剧就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明王朝的悲剧，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因为从这一悲剧可以透视出明朝衰亡的教训，也反映出我们民族文化心态的消极一面。袁崇焕的蒙冤被害虽然是皇太极行反间计直接引起的，但根本原因不在这里，而是明朝内部奸党攻讦和崇祯帝疑忌造成的，这也正是朱明王朝终于在崇祯朝被农民起义的火山所埋葬的重要原因。一个王朝由盛而衰、而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其运祚之短长却是人为的偶然因素在起作用。明朝自万历中期以后，衰亡之征兆已显，崇祯即位，力图恢复，如能兴利除弊，调整政策，安抚百姓，缓和内部矛盾，于辽事则取灵活达观的态度，从长计议，保证袁崇焕提出的“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39]之策略的实施，辽东战事还是可以妥善解决的。可惜由于个人条件的限制，崇祯徒有求治的愿望和励精图治的精神，却缺乏有效的策略和措施，反而举措失当，促使阶级之间、民族之间、朝野士大夫不同派系之间等各种社会矛盾愈演愈烈，忠直有为之士无法发挥作用，危机终不可挽救。
[1] 原载《史学集刊》1989年第2期；又载《袁崇焕学术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2] 《明熹宗实录》第20卷，天启二年三月乙卯。
[3] （明）程开祜：《为强虏乘机谋要地单弱不支揭》，《筹辽硕画》第19卷。
[4] （明）程开祜：《审进止伐虏谋疏》，《筹辽硕画》第1卷。
[5] 《胡贡明谨陈事宜奏》，《天聪朝臣工奏议》上卷。
[6] 《清太宗实录》第46卷。
[7] 《满文老档·太祖朝》第71卷。
[8] （清）彭孙贻：《山中闻见录》第3卷。
[9] （清）金梁：《谕禁单身行路》，《满洲秘档》。
[10] 《满文老档·太祖朝》第49卷。
[11] 《满文老档·太祖朝》第23卷。
[12] 《明神宗实录》第3卷，隆庆六年七月辛丑。
[13] 《清史稿·王杲传》。
[14] 《清太祖实录》第2卷。
[15] 《清太宗实录》第15卷。
[16] （清）王先谦：《东华录·天聪朝》第1卷。
[17] 《清太祖实录》第2卷。
[18] （清）夏燮：《明通鉴》第76卷，中华书局，1959，第2947页。
[19] 印鸾章、李介人：《明鉴》第7卷，中国书店，1985，第460页。
[20] 印鸾章、李介人：《明鉴》第8卷，中国书店，1985，第476页。
[21] 《明史·孙承宗传》。
[22] 印鸾章、李介人：《明鉴》第78卷，中国书店，1985，第480页。
[23] 《明史·袁崇焕传》。
[24] 《明清史料》乙编。
[25] 《清太宗实录》第3卷。
[26] 《清太宗实录》第5卷。
[27] 《明史·袁崇焕传》。
[28] 《清太宗实录》第3卷。
[29] 《明熹宗实录》第84卷，天启七年五月甲申。
[30] 《明熹宗实录》第84卷，天启七年五月甲申。
[31] 《明史·袁崇焕传》。
[32] 《清太宗实录》第2卷。
[33] 《明史·袁崇焕传》。
[34] 印鸾章、李介人：《明鉴》第8卷，中国书店，1985，第516页。
[35] 《明史·袁崇焕传》。
[36] 《清太宗实录》第50卷。
[37] 《清太宗实录》第62卷。
[38] 《清太宗实录》第62卷。
[39] 《明史·袁崇焕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