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山城之战及其影响[1]
清崇德元年十二月（1637年1月），清太宗统兵征伐朝鲜，朝鲜国王李倧退据南汉山城，双方相持一个半月之久，朝鲜终因实力不敌而降，臣服于清。这是一次对当时的中国和朝鲜都很有影响的战争，本文就此作一分析。
一 战前明、清、朝两国三方之形势
（一）两国三方格局之形成
南汉山城之战时，中国正值朱明王朝统治时期，东邻朝鲜则是李氏君临天下。明朝建立于洪武元年（1368年），李氏朝鲜建立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但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明统治下的东北地区出现了又一个政权——后金，这是当地少数民族女真人建立的民族分裂政权。女真人自元明时便以部落形式散居在东北地区，明朝对其实行羁縻政策，封其各部酋长为卫所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等官，在地方政府都指挥使司统辖下，使之为国家守边效力，同时，又使之互不相统属，以防其发展势力。到16世纪晚期，女真族出了一个杰出的领袖努尔哈赤，将分散的各部落统一到了自己的麾下，并建立了后金政权，建元称汗。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他打出公开反明的旗帜，向明朝宣战，对辽沈地区发起进攻，而且，气势汹汹，攻城略地，节节胜利。明朝当然不能容忍这个政权的存在，必须消除这个巨大的威胁，便于次年几乎倾全国之力，调兵十万[2]，对后金发动大规模围剿，史称萨尔浒之战。这是关系到新生的后金政权生死存亡的一次战役，明廷遭到意外的惨败，四路出兵，三路覆没，另一路未敢交战，就仓皇撤回，后金大获全胜。这次重大战役的结果，确定了后金与明朝对峙的局面，从此，后金在不断的主动进攻中势力迅速壮大，而明朝却处在被动防守的不利情况下，节节败退，只凭山海关天险拒敌。因此，萨尔浒之战也确定了明、清（后金，以下统称清）、朝两国三方这样一个格局的形成。
（二）朝明友好之历史渊源
两国三方的格局形成之后，发展到南汉山城之战前是怎样的形势呢？明清对敌，战争不断，是确定无疑的了，那么，这与朝鲜有何关系？朝鲜又持何态度？三方关系如何发展？这些是认识战前形势要弄清楚的问题。而在弄清这些问题之前，追述一下明与朝鲜的友好关系是必要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问题。
朝、明之间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友好邦交关系，明朝建立之初，即遣使报知朝鲜（当时称高丽），高丽国王王颛收受国书之后，即停用元朝至正年号，改用明洪武年号。从此，开始了频繁的友好往来，修好二百余年。
这种友好关系是两国共同努力建立起来的。朝鲜一直本着“事大”的原则，遵中国为上国，“世效臣节”[3]。每当新王即位，都向明朝请封，由明朝诏准并颁赐国玺。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成桂废高丽国王王瑶，即位为王，遣使向明朝请封及更定国号，明廷遣使调查了解之后，给予封诰，颁赐玺印，并定其国号为朝鲜。不仅国王即位要请封，而且，册立世子也要请明朝诏准。每年新年之际及明皇与太子诞辰之日，朝鲜都定期派使臣按明朝颁定的朝贺仪注到明朝朝觐。永乐十一年（1413年）一年之中，有七个月都有朝鲜使臣至明朝朝觐，足见使节往来之频繁。
朝鲜尊重中国，同时，中国也以朝鲜为“东方之名藩”[4]，特别关心其安危，殷勤给予关照。洪武二年（1369年），高丽使者成惟得至明，明太祖详细询问了其国内的情形，然后，致书高丽国王王颛。从这封国书可以看出明太祖对友邦的深深关切之情，不妨抄录于下：
近使者归自王国，朕问王国政俗、城郭、甲兵、居室如何，使者言：“俗无城郭，虽有甲兵而侍卫不严，有居室而无听政之所；王专好释氏。去海滨五十里或三十里，民始有宁居者。”朕询其故，言：“尝为倭奴所扰。”果若是，深为王虑之。朕虽德薄，为天下主，王已称臣备贡，事合古礼。凡诸侯之国势将近危，故持危保国之道不可不谕王知之。古者，王公设险以守其国，今王有人民无城郭，民人将保所依。为国者，未尝去兵，今王武备不修，则国威弛。民以食为天，今濒海之地不耕，则民食艰。凡国必有出政令之所，今王有居室而无厅事，则无以示尊严于臣下，朕甚不取也。历代之君，不问夷夏，惟修仁义礼乐以化民咸俗，今王弃而不务，日以持斋守戒为事，欲以求福，失其要矣。……夫王之所以王高丽者，莫不由前世所积，若行先王之道，与民兴利除害，使其生齿繁广，父母妻子饱食暖衣各得其所，则国永长；修德求福莫大于此，王何不为此而为彼哉！有国之君，当崇祀典。闻王之国，牺牲不育，何以供境内山川、城隍之祀乎？古人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若戎事不修，祀事不备，其何以为国乎？今胡运既终，沙塞之民无所总统，朕兵未至辽沈，其间或有强暴者出，不为中国患，必为高丽扰；况倭人出入海岛十有余年，必知王之虚实，此亦不可不虑也。王欲御之，非雄武之将、勇猛之兵不可远战于封疆之外。王欲守之，非深沟高垒，内有储蓄，外有援兵，不能以挫锐而擒敌。由是言之，王之负荷亦重矣！智者，图患于未然，转危以为安。前之数事，朕言甚悉，不过与王同其忧耳，王其审图之。[5]
如此关切，不仅是友好的表示，也是建立在两国共同利害关系基础上的必然联系，两国对这一点都有深刻的认识，明朝认为：“朝鲜倘险，螫必中辽。”[6]朝鲜认为：“中国不靖，则我国亦不得宁矣。”[7]凡遇有外侮边乱等军国大事，两国都互通情报，互相支援。万历十九年（1591年），日本向朝鲜提出借道攻明的要求，并胁迫朝鲜为其先导，朝鲜予以拒绝，并将通牒转告明廷。翌年，日本即发兵进攻朝鲜。朝鲜王京（今韩国首尔）失守，“八道尽没”[8]。国王退守鸭绿江边之义州，向明朝告急求援，明朝发援兵4万渡过鸭绿江，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在朝、明军民的有力反击下，日本侵略军大败，被迫议和停战。但日本并无和平诚意，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又发动进攻，明朝又应朝鲜之请再次出兵援助。次年十一月，在朝鲜南部露梁岛海域一战中，中朝联军给予日本海军出其不意的沉重打击，歼灭日本海军万余，焚烧日本战船百余艘。在这次战斗中，明朝年逾七十的老将邓子龙奋勇当先，其舟误中炮火，日军乘机攻之，朝军杰出将领李舜臣指挥战船救援，与邓子龙先后英勇牺牲。这场反侵略战争历时七年，明朝“调发十万兵，七十万粮饷”[9]，两度赴援朝鲜，两国军民用鲜血共同谱写了中朝关系史上的光辉篇章。
同样，明朝遇有边乱兵争之时，朝鲜也都应约尽力相助。女真人活动地区与朝鲜相邻，经常出没于朝鲜边境而与之发生交涉，朝鲜一般都禀报明廷。并且，凡明廷采取行动，朝鲜都予以支持。比如成化三年（1467年）和成化十五年（1479年），明朝两次大举攻伐建州女真，约朝鲜出兵夹击，朝鲜都如约出兵，颇有斩获。
明朝和朝鲜在政治上是相互尊重、彼此关心的可靠盟友，在经济上频繁贸易，互通有无。自从明朝建立，两国间频繁往来的那些使者不仅负有政治使命，同时也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角色，他们都带着丰厚的礼物。朝鲜使臣的礼品不仅包括耕牛、马匹、夏布、纸张、人参、花纹席、螺钿工艺品等土特产，而且还有贵重的金银玉器、玳瑁等。永乐二年（1404年），朝鲜一次送中国耕牛就达10000头。明朝回赠的礼物主要是钞币、丝织品、布匹、瓷器、药材等，还应朝鲜之请，给予冠服、礼器等。除了这种礼尚往来之外，两国同时也进行贸易，明朝主要从朝鲜购买耕牛和马匹，当时辽东军屯所用耕牛“皆买于朝鲜”[10]，宣德七年（1432年），一次买牛10000头。购买马匹的数量也是很大的，经常是千匹、万匹之多。朝鲜主要购买绸缎、药材、陶瓷、火药等。在这种贡市贸易中，双方的态度都是真诚友好的。明朝总是对朝鲜给予特别的礼遇和关照。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见高丽贡使太频，恐其国负担太重，又忧其使渡海而来，道路艰险，易遭不测，因而规定三年或两年朝贡一次的制度，同时谕令“所贡方物止以所产之布十匹足矣，毋令过多”[11]。宣德四年（1429年），朝鲜国王之弟李祆来明朝上表，并贡方物，明宣宗也对他的侍臣说：“朝鲜僻远，朝贡之使数至，其贡物率用金银，此岂小国所能常用？其以敕谕国王，今后贡献以土物效诚足矣。”[12]明朝严禁出口火药，但对朝鲜例外，允许朝鲜购买火药和弓角，自万历二十年（1592年）至天启二年（1622年），明朝累计售予朝鲜火药达万斤。当时，明朝规定：邻国使者在北京居留期间，五日外出一次，平时不得擅自出入，但对朝鲜使者也例外，“听其出外贸易，不在五日之数”。[13]对于朝鲜使者违例多带物品出境，明廷也不禁止。明朝不仅对朝鲜比其他邻国更优待，而且，一直实行一条原则，那就是“厚往薄来”[14]，每次朝使到京，明廷都设宴款待，回赠厚礼，如永乐五年（1407年），15岁的朝鲜世子李禔带领1000余人到京朝贺新年，受到极热情、隆重的接待。明成祖事先诏谕辽东都司“宜加意慰劳，供具务要完备”。于是，李禔到辽东时，辽东都司官员“遣人郊迓，馆待设宴，皆极其厚”，然后，派官员一路护送到南京，“所至馆驿供帐极备”，到南京后，更是“接待优厚”[15]，赠以重礼，连78名从人都各赠绡衣一套，明成祖还亲自写诗赠与世子，最后，又派专人护送回国。有时明朝使臣贪黩，私相求索无度，明帝一旦发现，就予以禁止。如1429年，明使昌盛、尹凤等至朝鲜，“求请无厌”，明宣宗得知后，致书朝鲜国王李祹：“自今朝廷所遣内官、内史人等，至王国中，王但以礼待之，毋赠遗以物。朝廷凡取索物，惟凭御宝敕书应付。若口传朕之言语取索，及非理需求者，悉勿听。王父子敬事朝廷，多历年岁，愈久愈笃，朕所深知，非左右近习所能间也，王无虑焉。”[16]既采取措施防止使臣私相求索，又致诚意，使朝鲜国王安心。有时，朝鲜有所求请，明廷也不计报酬，如永乐元年四月（1403年5月），朝鲜请求以布换取药材，礼部按照永乐帝的谕令，根据朝鲜的需要赠给药材18味，共82.8斤，而不收朝鲜使臣所带布匹，听由他们自卖。同年7月，永乐帝又根据朝鲜的请求，给予冠服及书籍，而令对朝使所带布匹等物“从他货卖，不要阻挡”[17]。
朝鲜与我国自古文化交往密切，有“小中华”之称，明朝时期，两国文化交往继续加深。朝鲜采用明朝年号，使用中国历法，不仅是政治上友好的表示，同时也说明了接受中华文化影响之深。这一点还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在教育上，朝鲜王廷遣送子弟到明朝太学学习；明朝科举，都分拨名额与朝鲜，朝鲜选送生员来我国应试。洪武四年（1371年）会试，朝鲜三名举人应试，其中一名金涛及第。朝鲜接受我国儒学影响尤其深，明朝经常向朝鲜赠送文化典籍，朝鲜对这些书籍非常重视，有时，需要什么书籍，就向明朝讨要。洪武二年（1369年）赠与朝鲜国“王冠服、乐器、陪臣冠服及洪武三年（1370年）《大统历》《六经》《四书》《通鉴》《汉书》”[18]。宣德八年（1433年），“赐朝鲜国王李祹《五经四书大全》诸书”。景泰五年（1454年），“赠朝鲜国王李弘玮《宋史》，从其请也”。[19]万历十七年（1589年），“颁给朝鲜国王李昖《会典》全书，从其请也”。[20]中国法典在朝鲜影响也极深，朝鲜司法认为《唐律疏议》“最有益，不可不知”，宣德四年（1429年），朝鲜规定：“自今四孟朔取才及律科，并试《疏议》，通计等第。”[21]明帝还曾特别赠送朝鲜菩萨和如来歌曲，以示亲近之意。这都说明朝鲜接受中国的文化影响之深与广。在文化交往中，影响绝不是单方面的，朝鲜的文化发展同时也对中国文化有所促进。朝鲜在我国活字印刷术的影响下，于15世纪初首先创造铜活字印书，这一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成就后来传到了中国。
朝明之间长达二百余年的这种友好关系显然非同一般，不是外部因素轻易能够改变的。因此，它必然对明、清、朝三方之形势发生影响。
（三）两国三方之形势
朝明友好有上述这样的历史渊源，那么，明清对敌，朝鲜站在明朝一方是必然的，朝鲜不仅应明朝之请，参加了萨尔浒之战对女真人的围剿，而且，明将毛文龙带一支队伍驻扎朝鲜铁山，朝鲜允许其屯种，给予粮饷资助，使之能不时骚扰清之后方，令清感到如芒刺背。辽东是朝明联系的通道，明清对敌，这一通道被阻断，但这并没有妨碍朝鲜与明朝的友好关系，两国间的交往也并没有断绝，辽东陆路受阻，双方便改由海路继续通使联系，尽管海路艰险，朝鲜也并未动摇。这样，朝、明成东西掎角之势钳制着清，朝鲜成为清后方的威胁，使之不能全力以赴对付明朝。
两国三方之格局形成之后，清凭借武力不断扩张，几乎占领了整个辽东地区，实力迅速强大起来，于明崇祯九年（1636年）改国号为清，正式称帝，大有将要问鼎中原、代明而立之势，而朝、明之间的友好关系成为它与明对敌的障碍，它必须改变这种情况，使朝鲜转而支持自己，以消除攻明时的后顾之忧。另外，清地窄人稀，生产落后，物资匮乏，经济上对外依赖性强，所以，与明朝的贡市贸易一直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明对敌之后，贡市贸易断绝，经济上陷入困境，尽管清帝皇太极“以计令各处互市”[22]，又以军事掳掠补充之，然也不过一时之计，难以解决经常之需，因此，从朝鲜取得经常性的经济支援当是解决经济困难的有效手段。如此，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朝鲜对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必须争取。但朝明的友好关系是任何物质的和精神的手段都难以破坏的，清只有通过武力解决才能达到目的。于是，天启七年（1627年），清出兵朝鲜，用武力迫使朝鲜与之签订了《江都和约》，约定双方“永为兄弟之好”[23]，通使纳贡，并在朝鲜中江开放互市；朝鲜不得再支援毛文龙的队伍。在和谈过程中，朝明关系成为双方反复争执的问题，清要求朝鲜与明朝断绝交往，但朝鲜始终坚持“义不可为”[24]，虽然最后不得不遵照后金的要求，在交涉文书上不使用明朝天启年号，形式上接受了后金的条件，而实际上依然保持与明朝的联系。因此，形成在此后一段时间内，直至南汉山城之战前，明、清、朝三方的形势就是：在明清敌对斗争中，朝鲜名义上与清友好，被迫给予一定的物质支援，而实际上没有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明朝的友好态度，其政治立场还是站在明朝一边。也就是说，朝清矛盾依然继续，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朝清之间再一次战争不可避免。
二 南汉山城之战
（一）战争的爆发
朝清约和之后，清从朝鲜撤军，朝鲜虽履行诺言，纳贡开市，然出于不得已之举，难免推托拖延，清人甚不满意，往往致函责备。崇祯二年三月（1629年4月），即传书责怪朝鲜故意容留毛文龙军卒上岸住、种等违约行为，不数日，皇太极再致书列举六个问题，责朝鲜不诚不义。而朝鲜对此并不以为然，君臣坚持不负与明朝的友好关系，此后甚至拒绝清提出的经济和军事要求。
崇祯四年（1631年），清出兵攻取辽南沿海岛屿，要求朝鲜派战船和水军相助，并明言“此次出兵一以招抚无依之岛民，一以察尔国之真伪”[25]，这是明示不信任之意，以相威胁。但送书的使臣满达尔汉、董纳密到了朝鲜王京，等候三天也不得见国王李倧，住处还被派兵把守，两人夺门而出，准备回报皇太极，李倧才接见了他们，但始终不答应以舟师相助，态度十分坚决。这就使不习水战的清军这次出征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崇祯六年（1633年），清又要求朝鲜出兵助其征明，并调大船300艘，助其攻取海岛，朝鲜回书表示：“若贵国要我负明，则宁以国毙，断不敢从。”[26]
朝鲜每年进献清的贡物也逐渐减少，清反而要求照原议定数额再增加，朝鲜拒不照办，清便提出停止遣使往来相威胁。在互市问题上，清与朝鲜从开始就交涉不断，1633年，朝鲜又一次致书皇太极，申明由于清之商人不能公平交易，致使互市难以为继，并且，不客气地要清“翻然改图”，清责其是“先启兵端”。不久，清又照会朝鲜资助粮饷，也遭到拒绝。
而与此同时，朝鲜与明照旧往来不绝，资助明军粮米、兵器等物，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叛变投清，明派兵追击，朝鲜也出兵配合截击。朝鲜人民也自发地袭击截杀清军。这样，在如此往复交涉过程中，朝鲜朝野上下抗清情绪日益高涨，开始积极备战，李倧下令加筑京畿、黄海和平安三道的12座城池，又整齐军伍，以做防备。
1636年，清汗皇太极准备称皇帝，遣使往报朝鲜，朝鲜不但不称贺，还迟迟不接国书，且君臣上下都认为不可，又派兵看守清使英俄尔岱和马福塔等。英俄尔岱等夺门而回，向皇太极禀报了朝鲜无礼之状，清之将领个个愤慨，纷纷请求出兵讨伐。足智多谋、着眼于全局的皇太极没有受众将这种情绪的影响，从容部署说：“遣人持书往谕以利害，令其以诸子大臣为质，彼许诺则已，不则再议征罚。”[27]而朝鲜对清人此举十分反感，决心“不量强弱存亡之势，一以正义断绝”，李倧下谕八道将领严加戒备，动员全国士民“各效策略”，“自愿从征，共济艰难”[28]，准备抗击清兵入侵。同时，派罗德宪、李廓为使，前往参加皇太极称帝的登基典礼表示祝贺。但二人在行礼时立而不拜，以示朝鲜非清臣属之意。于是，皇太极通牒朝鲜：“尔王若自知悔罪，当送子弟为质，不然，朕即于某月某日举大军以临尔境！”[29]朝鲜不畏威胁，回书答以“构兵之端，非自我始”[30]。皇太极便决计于战马肥壮、冰封河冻之时再征朝鲜。同年十二月初二日（1636年12月28日），皇太极亲自统兵15万出征。
很显然，皇太极发动的第二次侵朝战争的根本原因和第一次是一样的，都是出于对明作战的需要，是为了控制朝鲜，使之与明断绝友好关系，转而成为自己的支持力量。这时清已完成女真各部的统一，几乎统辖了原属于明的整个东北地区，西邻蒙古也已臣服于清，控制朝鲜就使自己与明对敌的外部环境得到了彻底改善。而在无法与明进行贸易、取得所需物资的情况下，控制朝鲜，取得物质支援，则会增强清的内部实力。所以，控制朝鲜对清的发展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第一次武力征服的结果，没有完全达到目的，这是因为当时清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在与明对峙中还没有显现出明显的优势，所以对朝鲜还没有绝对的威慑力，而朝鲜恪守礼义不渝，为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不畏强暴，态度越来越强硬。而到1636年，清在第一次武力征服之后，又经过了9年的经营，在内部，稳固强化了王权，通过改革健全了机构，加强了法制，经济也有所发展，出现了以农业为主、家庭副业和纺织、冶铁、造船等手工业全面发展的新局面，特别是军事实力有了大的增强，不仅军队数量扩充了，而且，具备了铸炮造药和造船的能力，打破了明朝军队一直占有的武器优势。在外部，蒙古各部已经臣服，对明作战改变了强取山海关的硬拼战略，而迂回包抄，攻掠内地，对明形成了更大的军事威胁，对汉宫汉民的招降政策影响也越来越大，日益削弱着明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确如皇太极所说，是“国势日昌”[31]。这时，清已基本具备了与明做最后决战的条件，也做好了最后决战的心理准备，但在等一个成熟的时机来到。所以，皇太极在满、蒙、汉各族上层人士共同拥戴下，正式称帝，明确表明了将取明而代之的决心。到了这个时候，彻底征服朝鲜是势所必然了。一句话，朝清战争是中国内战所引起的一场侵略和反侵略战争，但必须明确的是，此时侵略朝鲜的清只是中国国内一个民族分裂政权，它并不代表中国，所以，这次侵略、反侵略战争不能说是中朝两国之间的战争。实际上，从其引发看，这正是中朝两国牢固的友好关系的历史证明。
（二）围困南汉山城
清军分两路进军，皇太极亲率右翼一路奔东京（今辽宁辽阳），渡浑河南进，左翼一路取道抚顺（今辽宁抚顺）东下。崇祯九年十二月初十日（1637年1月5日），右翼大军渡过镇江（今鸭绿江），至朝鲜义州，下郭山、定州，过安州，至临津江边，恰逢天寒，江水封冻，全军得以顺利渡过，直逼王京（今韩国首尔）。左翼一路由睿亲王多尔衮率领，经宽甸奔长山口，越宁边，直奔王京。一路受到各地朝鲜军队的英勇阻击。在长山，朝鲜官民于城外山顶立营，与清军交战，寡不敌众之际，许多人宁死不屈，跳崖而亡。至宁边，义州总兵与黄州元帅不顾兵少，仅领500兵出城与清军交战，而由副元帅几名将官领马步兵1000人驰援王京，途中与清军遭遇，不幸兵败被擒。黄州都元帅也领兵15000人驰援王京，多尔衮闻讯，选派精锐星夜追赶，出其不意发起突袭，将其击败。
就在大军出发的第二天，皇太极已派马福塔率300人为前锋，假扮商人先期赶赴王京，紧接着又派豫亲王多铎领1000护军随后往援，围困王京。前锋部队于十二月十四日（1月9日）晨在王京城外，将出城迎敌的一支朝鲜马队60多人[32]全歼。王京城内，李倧已于前一日将眷属送往江华岛，这时便仓促撤入王京东南40里之南汉山城（今韩国城南市），准备次日也往江华岛。但马福塔军闻讯追及，使之不得出城。十六日（1月11日），多铎军赶到，即距城80里竖立环城木栅，将山城包围。自此，李倧被困城中月余，进行了一场艰苦的南汉山城保卫战。
（三）南汉山城保卫战
自十二月十六日（1月11日）被围至第二年正月三十日（2月24日）李倧出城投降，南汉山城保卫战历时45天，从其形势发展变化看，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十二月十六日（1月11日）至二十八日（1月23日）。这一阶段交战双方的情形是：朝鲜积极防御，不断出击；而清军围而不攻，一面打援，一面等待主力到来。
清军围城之后，由于皇太极所率大军未到，并不攻城，只称是为“约和而来”，要求朝鲜出送王子和大臣为人质作为议和条件，与朝方交涉，而其实并无诚意，只是困住李倧，拖延时日。朝鲜则早有迎战的心理准备，也做了些部署，所以决心依恃山城险峻难攻，坚守待援，便一面差人应付交涉，一面不顾兵力单薄，积极组织力量不断主动出击，而且，每次都有所杀伤。到二十二日（1月17日），前后共杀敌100余人，而朝军“死者不过五六人，中矢被伤者七八人”[33]，故此士气颇高，便于二十三日（1月18日）组织了一次大的行动。李倧亲至北门督阵，四门守军同时出击，清军有所伤亡，而朝军损失不大。但在二十八日（1月23日）的又一次大战中，朝军中了埋伏，伤亡惨重，死300余人，元气大伤。就在第二天，皇太极所率右翼大军抵达城外，于城西立营。
第二阶段，崇祯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637年1月24日）至崇祯十年正月十五日（1637年2月9日）。这是朝清双方进行议和谈判阶段，利用这段时间，清方一面集结队伍，做攻城准备，一面也想通过谈判施加压力，逼李倧出城投降；朝方则由积极守御转为消极等待外援，主和势力开始抬头。
皇太极到达山城之后，并不急于攻城，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时清军左翼还未到达，特别是攻城利器火炮还未运到，不能仓促攻城；二是山城形势险峻，易守难攻，皇太极一向爱惜兵力，作战尚智取，忌硬拼，想在完全消灭外围势力，使李倧绝望之后，通过谈判逼其投降。所以，清军只是截击不断驰往山城勤王的朝军，同时遣使送书，严责孤城中的李倧种种背盟之罪，却并不提议和条件。甚至大部队于正月初四日（1月29日）撤往汉江北岸扎营，以待后军。
这时，朝鲜各道军马纷纷驰援南汉山城，虽对清军有所杀伤，甚至杀死了清之大将、额驸杨古利，但总体来讲，大多还是失败了，对援救山城没有起什么作用。不过，各路援兵还不断将驰援参战的消息送入城中，对稳定城中人心还是有作用的。城中朝军虽然无力再出战，却还寄希望于援军，李倧在给皇太极的回书中，虽然语气委婉，却态度鲜明地对皇太极的种种指责进行了逐条辩驳。所以，这一阶段朝清双方的书信议和只是各自申辩理由，并无实质性内容和意义。
但也要看到，这时城中的情况也在逐渐变化。其实，从战争一开始，朝鲜王廷内部就存在着主战和主和两种意见，先是主战意见占上风，朝野上下一派激愤慷慨的言论，入山城之初，也还是这个形势，虽然被围，还是积极组织抗击，但是，随着清军大部队的到来，加之时日推延，城中粮饷物资日益紧张，形势越来越严重，十二月二十八日（1月23日）一场大战失利，更使人心不稳，主和势力便有所抬头，自始至终力主议和的吏曹判书崔鸣吉开始成为交涉议和的重要角色，越来越发挥作用。
第三阶段，正月十六日（2月10日）至正月三十日（2月24日）。这是武力战斗的最后阶段。
正月初十日（2月4日），多尔衮所率左翼大军及火器部队到达，清军军威大盛，皇太极开始做最后取城的部署。他的策略仍然是尽力避免强攻，所以，他一面下令赶造船只，分兵攻取江华岛，一面也并不放弃谈判，明确提出要李倧出城投降。
山城中自正月初八日（2月2日）以后便与外界断绝了联络，援兵了无消息，登城四望，只见遍地是清军人马，将城围得铁桶一般。而且，被围已经一月有余，城中粮食、火药、药品等都严重缺乏，已经陆续死人，形势越来越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妥协议和的力量越来越大，到正月二十三日（2月17日），发生了将卒聚众要求将首要主战大臣送交清军处置的事件，出现了可能发生兵变的迹象。这样，李倧不得不向清请罪，并且，向清称臣，但仍不出城投降，对清提出的出送首要主战大臣的条件也不想遵行。
正月二十二日（2月16日），清军击败江华岛守军，攻占江华岛，朝鲜君臣的眷属全部被俘。消息传来，次日夜，清军便开始攻城，但都被守城朝军击退。不过，这时城中形势已十分危急，清军火炮终日不停地轰击，造成城中伤亡较大。正月二十五日（2月19日），东城城堞被炮轰塌，守军及时抢修，“了无危惧之色”[34]。但孤城难守已成定局，“人心汹惧”[35]，部分军心已经不稳，正月二十六日（2月20日），再次发生了军卒要求交出首要主战大臣事件。这天傍晚，朝鲜使臣到清军营，清将让在江华岛被俘的宗室珍原君和内官罗业出见，并送交同时被俘的王子手书，江华岛失陷的消息得到了确证。于是，夜里朝鲜君臣便做出了出城投降的决定。然后，按照清人提出的条件订立了城下之盟，正月三十日（2月24日），李倧着青衣，率将官出城至三田渡，皇太极登上预先筑好的高台受降。
二月初二日（2月26日），清军开始班师回辽。一场战争结束了，然而，只是战场上的兵戎相见结束了，战争留下的启示和影响远远没有结束。
三 朝鲜失败原因和战争影响
（一）朝鲜失败原因
首先，朝鲜军民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南汉山城保卫战还是以失败而结束，这是朝清双方兵力相差悬殊、强弱不敌的缘故。在冷兵器时代，一般来说，战争胜负几乎就取决于兵力的多少。南汉山城被围，城中“军兵仅一万二千余人”[36]，出战时最多不过400人，要战胜十几倍于己的强敌根本是不可能的。何况朝鲜一向“专尚文华，不事武略”[37]，而清军却是一支强悍善战的劲旅，朝军敢于以弱敌强，其勇其节，已属可钦可佩。朝鲜曾向明朝求援，但当时明朝正全力镇压国内农民起义，无力派大军外援，只遣登莱总兵陈洪范率舟师从海路出援，无济于事。
其次，从具体作战来看，兵力分散、各自为战也是朝军失败原因之一。在交战双方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弱方如能做出正确部署，有效集中兵力，造成局部优势，还是可能战胜强敌的。朝鲜如果能充分估计到清军的优势，及早集全国兵力组成一支劲旅，很好利用地理优势，做到知己知彼，灵活机动，那么，在战争开始阶段遏止清军的进攻势头以及后来援救南汉山城都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实际上朝鲜虽也做了应战准备，却很不充分，仅仅是谕令各地严加防守，这些分散的兵力很难抵御清军优势兵力的进攻，都被各个击败。
再次，朝廷用人不当，主要将领庸懦无能，指挥失误，致使消息不通，仓促应战，坐困孤城，也是导致朝鲜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朝鲜原在要冲之地设置重镇，列兵防守，大战将临之际，体察使金鎏与都元帅金自点却做出撤销的决定，将义州、平壤、黄州、平山等大镇守军分别撤移别地，而这些新的防地“近者去大路三四十里，远者至一二日程”，致使“两西一带大镇，尽为无人之境”[38]，这无疑对抗击入侵之敌是很不利的，显然是错误的部署。金自点新任都元帅，以刑立威，不得人心，且主观大意，以致失职。清军已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之时，边防烽火报警，金自点竟然主观地断定绝不是清军入侵，而不向朝廷报告。直到正月十二日（2月6日），朝中才得知清军入侵的消息，而这时，清军前锋已距王京不远了。李倧君臣本来在江都筑城积粮，做好了凭天险的地理优势坚守、组织抵抗的准备，但因为不了解敌情，延误了时机，结果，撤至南汉山城，城中兵力单薄，粮草物资缺乏，较之江都，坚守抵敌更为困难。而且，初入山城时，清军前锋仅300人，又远来疲惫，李倧君臣不是抓紧了解分析敌情，趁其立足未稳给予打击，而是只顾撤逃，又轻信敌军讲和之言，不能果断决策，因而束手待困。再如十二月二十八日（1月23日）一仗，金鎏指挥失误，中了敌人埋伏，造成惨败，守城精锐尽失，元气大伤，使“自此士气沮丧”[39]，无从再谈坚守。守江都大将金庆征“朝夕宴乐，日以杯酒为事”[40]，不以防守为意，致使江都在毫无防备中失陷。在战争中，缺乏好的主将，取胜也是不可能的。
最后，还应当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危急时刻统治集团上层缺乏共赴国难的一致性，也是难以取胜的。在对待清政权的态度上，朝鲜统治集团上层一开始就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是亲明反清；二是所谓“羁縻”，即取中立态度，在保持与明交往的同时，也承认清，守“兄弟”之盟与之交好。战争爆发后，表现为和、战两种意见。自始至终，两种势力不停地争论，自然不能同心协力以应敌，这就影响坚决对敌决策的形成，必然影响战斗力。
（二）战争之影响
这次战争最直接之影响自然是被侵略的朝鲜惨遭蹂躏，经济文化都遭到严重破坏，人民备受苦难。清军所到之处，肆意烧杀抢掠，当时亲历者称：“焚荡京中，掳掠人民，洛中人家，多为烧火”，人民“死者相藉于道路”，“被掳者过半”，[41]清又强迫朝鲜出银赎买，“索价刁蹬，罔有其极，至于士族及各人父母、妻子等，论价之多至于累百千两，以此赎出极难，人皆缺望，呼哭盈路，其中单孑无亲戚之人，则只待早晚公家之赎还，日日哭诉于馆外，惨不忍见”。[42]又根据和约，此后清军每有征伐，即征兵于朝鲜，至一次征调12500人之多[43]。战争严重破坏了生产，本来产牛的朝鲜战后却不得不远赴蒙古购买耕牛，以资农用。同时，战争耽误了农时，使农业生产大受影响。战后的朝鲜又逢灾荒，有的一道之内，“死亡殆尽”[44]。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每年须向清进献的物品比战前定数大有增加[45]，人民负担之重可想而知。直至清入关后，向朝鲜募兵，每人仅给棉布15匹，然“人皆愿往”[46]，为了15匹棉布而愿冒生命危险，可见人民之艰难困苦已极矣！战争从来都是人类最可怕的灾难！
这次战争最主要的影响还在中国方面。南汉山城保卫战失败的直接后果是朝鲜从此由明之藩邦转为清的臣属，完全受清的控制，这就使原来朝明联合对清的格局改变成为朝清联合对明的格局，明清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从而对中国内战的形势必然产生影响。这次战争的结局对清来说，使之在与明对敌中再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以赴，同时，从朝鲜得到了物力和兵力上的支持，增强了战胜明的力量。战后，朝鲜每年除按照和约规定向清进献包括贵重的金银在内的许多物资之外，还满足清的不时需索，提供各种援助。比如，崇祯十二年（1639年）冬，送青竹、生姜及稻种于沈阳。崇祯十三年（1640年）正月，应清人之请，再送稻种50石于凤凰城；二月，清人到也春屯田，又向朝鲜索要人马、粮料、农粮、种子等谷3400余石；年底，朝鲜打造价值700余两的银器送往沈阳。崇祯十四年（1641年），清人令朝鲜收取六镇储谷450石分给庆河昌部落。顺治二年（1645年），清向朝鲜征米20万石，朝鲜经极力争辩，最终也不得不予10万石，等。特别是清每次对明作战都向朝鲜征兵征粮、调船调炮，这当然很有利于增强清军的战斗力。崇祯十四年（1641年）清军围攻锦州，九月初七日（10月11日）一次战斗中，明军死亡甚多，十之七八是为朝军炮火击中。[47]相反，明这方面失去了朝鲜的支持，活动于辽东海面上的水师再也得不到朝鲜的支援，特别是在全局上失去了对清东西夹击的战略优势。所以，这一反一正、一增一减，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使清的力量有所增加，而明的力量有所削弱，从而明清双方对敌的态势有所改变。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根据朝清和约，战败国朝鲜世子李
和王子李溴随清军往沈阳，作为人质在清居留八年之久，这期间，亲历亲见了许多事情，特别对清各个方面的情况及明清交战之详情都有较为详尽的了解，随行大臣将这些耳闻目睹的实况逐日做了记载，这些资料得以保存下来，编为《沈阳日记》和《沈阳状启》两书印行于世，为后世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份极珍贵的原始资料。因为：①所记述的内容是亲历亲见之事，其资料可靠性强；②李
等人虽是人质，活动范围有很大限制，但其交往对象是清统治集团上层，其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朝鲜王廷，所以，其对许多军国大事都知之甚悉，使其记述内容丰富详尽，对明、清、朝三方官修史书有关同一内容的记载有补充作用；③对于明清交战，李溴等作为第三方，可以说是站在客观立场上的，故其记述也是较客观可信的，因此，内容和明、清官修史书对照，更能说明事实真相。比如在顺治继统问题上，该书记载的诸王会议讨论的情况不仅详于《清实录》，而且，从一些细节更能看出一些主要人物的态度和作用，对研究这段历史是很有价值的。可以说，这部珍贵史料的形成是意想不到的一项南汉山城之战的后果，一项于后世有益的影响。
[1] 原载韩国《南汉山城的现代化再照明》2000年第4期；又载《韩国研究论》，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2] 陈涴：《萨尔浒之战双方兵力考辨》，《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
[3] 《明宪宗实录》第177卷。
[4] 〔朝〕郑麟趾：《高丽史·恭愍王世家》十九年五月甲寅。
[5] 《明太祖实录》第46卷。
[6] 《明神宗实录》第249卷。
[7] 《朝鲜李朝实录·世祖》十三年二月。
[8]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援朝鲜》。
[9] 《朝鲜李朝实录·宣祖》三十一年七月。
[10] 《明宣宗实录》第88卷。
[11] 《明太祖实录》第76卷。
[12] 《明宣宗实录》第59卷。
[13] 《明孝宗实录》第170卷。
[14] 《明宣宗实录》第52卷。
[15] 《朝鲜李朝实录·太宗》七年十月。
[16] 《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十一年六月。
[17] 《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十一年十二月。
[18] 《朝鲜李朝实录·太宗》三年九月。
[19] 《明太祖实录》第46卷。
[20] 《明宣宗实录》第107卷。
[21] 《明英宗实录》第244卷。
[22] 《明神宗实录》第215卷。
[23] 《朝鲜李朝实录·太宗》八年二月。
[24] （清）王先谦：《九朝东华录》第3卷。
[25] 《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五年五月。
[26] 《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五年二月。
[27] 《清太宗实录》第9卷。
[28] 《清太宗实录》第13卷。
[29] 《清太宗实录》第28卷。
[30] 《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十四年三月。
[31] 《清太宗实录》第28卷。
[32] 《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十四年五月。
[33] （清）王先谦：《九朝东华录》第3卷。
[34] 《清太宗实录》第32卷。
[35] 〔朝〕罗万甲：《丙子录·急报以后日录》。
[36] 〔朝〕罗万甲：《丙子录·急报以后日录》。
[37] 〔朝〕罗万甲：《丙子录·急报以后日录》。
[38] 〔朝〕罗万甲：《丙子录·急报以后日录》。
[39] 《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十四年九月。
[40] 〔朝〕罗万甲：《丙子录·记初头委折》。
[41] 〔朝〕罗万甲：《丙子录·急报以后日录》。
[42] 〔朝〕罗万甲：《丙子录·记江都事》。
[43] 〔朝〕罗万甲：《丙子录·急报以后日录》。
[44] 《沈馆录》第1卷，丁丑闰四月二十四日。
[45] 《沈阳状启》。
[46] 《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十六年八月。
[47] 《朝鲜李朝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