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双方兵力考辨[1]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发生的萨尔浒之战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战役，是历来中外史学家和军事家所公认的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但这个“以少胜多”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是清朝官修史书的虚夸影响而得出的错误结论。
关于明军兵力，有三种说法：①所有清朝史书记载大都本《清太祖实录》之说为20万，号称47万。新中国成立前，学者著述多采此说。②明军27万，号称47万，此一说仅见于《满文老档》。③《三朝辽事实录》记为88550余人。近人著述多以此说为是，明朝方面叶赫和朝鲜兵各1万余（清人记载为各3万）。而后金兵力都认为是6万人。这样，合计起来，无论是以6万胜24万或27万，还是以6万胜12万，当然都是以少胜多，但实际并非如此。
首先看明军兵力。我认为战前动员是12万左右，而参战的只有10万，20万、27万都是清人故意夸大之数。因为在前面所举三种记载中，《三朝辽事实录》最为切合实际。其原文是：
各路除丽兵外，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阵亡道镇副协参游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把总等官共三百一十余员名，并印信一颗，阵亡军丁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名，阵失马骡驼共二万八千六百匹头只，今阵回见在并招集官军共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余员名。
这是有关史籍中最详尽的记载，列举数字显然是官方统计的数字，不是约略估计的。该书作者王在晋“以在事之人，言当时之事”，当甚为可信，虽其撰写此书是“自为攘功掩罪计”[2]，但萨尔浒战事与其干系不大，他无“攘功掩罪”之必要，故不致有虚伪之词。
更重要的是，这一数字我们还可以从明人记载中找到佐证，《明经世文编》收录当时蓟辽总督薛三才的奏疏中明确记载：
调募之兵大约不下十二三万人，内以三万人联络东西，专备御虏之用，征剿奴者，可得十万人。[3]
而这10万人中，“并北关、朝鲜之兵亦在数内，实止得八万耳”。[4]正与《三朝辽事实录》所记相符。
又查《明神宗实录》，有如下记载：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六月甲寅，兵部尚书黄嘉善言：经略杨镐咨称奴酋精兵约六万余，而辽东全镇额兵不过六万，除城堡、驿站差拨外，实在仅两万余，又各有防守之责。今合蓟镇援兵仅三万余，选调宣、大、山西、延、宁、甘、固七镇兵马一万六千，蓟镇各营路兵丁数千，辽镇招募新兵二万，通共未满八万……今刘綎议调各土司马步兵丁通共二万有奇……总计征调汉土官兵共九千八百二十九名……
四十七年正月癸卯，兵部尚书黄嘉善题：据职方员外郎王元雅称策辽六款……一、简精锐……辽兵除旧额九万外，调集南北以及招募，计一十一万。
同年四月壬戌，礼部署部事左侍郎何宗彦题奏中说：
自奴酋犯顺，十万士卒，半润夷锋……
以上对明军兵力的三个说法：约9万、11万、10万，都与《三朝辽事实录》所记8万多之数相近，而远不及20万，更不及27万。但何以同时记载又有三说之别？究竟哪一说为是呢？杨、王所说都是萨尔浒之战爆发前明朝准备投入战斗的兵力，王说辽东额兵9万，杨说不过6万，两者大不一致。这是因为嘉靖年间定制，辽东额兵为94000有奇，王元雅为说明兵在精不在多，当采简精锐之策，故按定制称9万，没有就实际情况而言。实际上，在杨镐咨呈之前，抚顺、东州、玛哈丹三城及500多个堡寨都已为后金所陷，广宁总兵张承胤所领1万军队全军覆没，辽东额兵已大减原数。再者，明朝自万历中期以后，政治极端腐败，边备松弛，辽东额军逃故缺额也甚多。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明代残档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万历九年（1581年）四月，辽东都司经历司给山东巡按使的一份呈文中就提到：
辽阳本营左等哨州原额官军五千四百九十三员名，除各营选拨官军六百五十六员名，其脱出原额者七十四员。[5]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就任辽东巡抚的李化龙在奏疏中也指出，额军“虚名者多，见在者少”，“计一营之兵，不足一旅之数”[6]。可见这种“籍虚饷冒”的情形是愈演愈烈，所以说，到萨尔浒之战爆发前，辽东额军远不足9万之数是肯定的。那么，究竟是多少呢？杨镐身为辽东经略，对这次大举出征是负全责的，当然要对整个战局、兵力部署情况确切掌握，他所说辽东额军不过6万之数大抵是可信的。而这些额军又都“各有防守之责”，不可能全都集中参加萨尔浒一战，杨镐认为可出动参战的只有2万余人。至于调集南北各路援军及新募军兵，王元雅估计不过2万之数，杨镐细算了一下，把蓟镇、宣、大、山西、延、宁、甘、固八处援兵和辽镇招募新兵及各土司兵丁所有加在一起，可得6万。这样，与辽东额军合在一起，就有8万多人，这一数字也恰与《三朝辽事实录》所记相印证。而何说则在萨尔浒之战后，10万显然是个约数，且是“自奴酋犯顺”以来的约数，就是说当包括抚顺、东州、玛哈丹、清河各役所损失的兵力在内，可见萨尔浒一战明所用兵力当亏于10万。以上史料，足证《三朝辽事实录》所记近9万之数为实，与叶赫、朝鲜兵合计起来，至多不过12万之数。
但实际上这些兵力并没有全部投入战斗。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十一日（1619年4月24日），明政府接到杨镐的奏疏中有这样一段话：
至援兵皆大减原数，仍宜发甘肃镇兵马及查得甘肃镇土官鲁、祁等姓三家兵马亦可选调精锐一万。盖奴酋之兵据阵上共见约有十万，宜以十二三万方可当之，而昨之主客出口仅七万余，岂能相敌？
这里讲出了后金兵力约有10万，明军参战实际兵力只有7万余的这一事实。还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六月，江西道御史薛贞在奏疏中就提到：“调到援兵皆伏地哀号，不愿出关。”“钻剌将领见奴氛孔亟，都哭而求调。”[7]显然，援兵在开赴前线过程中，减员是必然的，所以，杨镐所说“援兵皆大减原数”是实情。加之，甘肃路援军未到，因此，战前动员的8万多明军并没有如数参战，“主客出口者仅七万余”，外加叶赫和朝鲜兵，明朝方面实际参战兵力也不过10万余。
再看后金兵力，也足有10万之数。一般著述都说是6万，这一数字并非当时史籍明确记载，而系推算得来。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八旗制确立，“每三百人立一牛录厄真（额真），五牛录立一扎拦厄真（甲喇额真），五扎拦立一固山厄真”[8]，固山即旗，如此算来，八旗兵员正是6万之数。萨尔浒之战前，杨镐等明朝将官所了解到的“奴酋精兵约六万余”的情况当也是如此估计之数。其实，每旗所属牛录数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萨尔浒之战距八旗制确立已有3年之久，这期间，后金势力不断扩张，俘掠人口不断增加，八旗兵员必然超出原有6万之数。事实确是如此，《满文老档》明确记有：“四月十三，寅日，巳刻，八旗的十万兵出征尼堪（明朝）”，拿下抚顺东州、玛哈丹等处后，“带那俘虏去时，六万兵分送，汗率四万兵移营进，在边境地方宿营”。[9]《清太祖实录》第2卷则记“四月十三壬寅巳时，帝将步骑二万征大明”，拿下抚顺、东州、玛哈丹等处后，“遂令兵六万率降民及所得人畜前行归国，帝与诸王臣领四万移营，复临大明边安营。”先说2万兵出征，后说6万兵押送俘虏返回，4万兵继续前进，前后自相矛盾，显然先说2万是为误笔，因为满文的“二”与“十”字形相似，容易混淆，清人根据《满文老档》编写实录时，可能误当“二”字了。《满文老档》是后金的原始记录，虽然对明军兵力不免夸大，却绝不会虚夸自己的兵力。所以，这是后金在萨尔浒战前足有10万兵力的明证。
并且，萨尔浒之战中，后金实际参战兵力也绝不少于此数。杨镐奏称“奴酋之兵，据阵上共见，约有十万”，这虽也是个估计数字，却是“阵上共见”的，有实际可信的一面，不过，这是打了败仗之后的奏报，也有故意夸大敌人兵势的可能，但细算一下，就知这个数字还是实际可信的，因为这次明朝大举征伐，目的在于“犁庭扫穴”，关系到后金政权的兴亡，努尔哈赤事先早已得知明廷征集大兵、分路进剿的消息，对这次战争的严重性是充分意识到了的。八旗军制本来就是军事、行政、生产合一的社会组织，“出则为兵，入则为民”[10]，在这样严重的时刻，努尔哈赤必然动员所有力量，倾巢出动。当时后金户口十余万户[11]，以一户一丁计算，亦可征调10余万兵。另外，后金除八旗兵全部出动外，还有在界凡筑城运石的人夫15000人也直接参加了战斗。同时，努尔哈赤与八旗诸王手下都有亲兵，即巴牙喇，“胡语呼拜阿罗者，奴酋手下兵也，五千余骑，极精勇”，“七将皆有手下兵，而未详其数”[12]，既然努尔哈赤亲兵有5000余骑，七将亲兵也不会太少，而这部分精锐力量当然也参加了战斗。这样，都加在一起，就算八旗兵只有6万，后金参战兵力也足够10万之数。据此，可证杨镐说“阵上共见”后金兵“约有十万”当不是虚报。
再者，在萨尔浒之战中被俘、羁留赫图阿拉一年多的朝鲜人李民寏了解到的情况是：“一高沙（即固山）所属柳累（即牛录）三十五，或云四十五，或云多寡不一。一柳累所属三百名，或云多寡不一，共通三百六十柳累云。”又说：“臣还时，宿金业丛家，问奴兵之数，则曰：前日长甲军八万余骑，步卒六万余名；今则长甲军十万余骑，短甲军亦不下其数云。至于出战时，则将卒家有奴者不限多少，自以其意，甲骑偕行。如此之类，尤莫测其数云。”[13]前说360柳累，1柳累300名，当是108000人；后说马军8万余，步兵6万余，共是14万余。两次说法差异颇大，但都在10万之外。这是萨尔浒之战当时、当地一个站在客观立场上的人的说法，所以，这条材料可说是“十万”之说的一个辅证。以上三方面材料都说明后金兵力确不少于10万。
综上所述，足见萨尔浒之战中，交战双方兵力大致相当，都约为10万人。而明军兵分四路，努尔哈赤却是“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14]，兵力集中。因此，无论从整个战局而论，还是从具体战役而言，都不存在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事实。
[1] 原载《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
[2] 孟森：《三朝辽事实录评》，《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
[3] 《清剿奴酋酌议兵食第一疏》。
[4] 《清剿奴酋酌议兵食第二疏》。
[5] 辽宁省档案馆藏：《信牌档》甲17。
[6] 《摘陈辽东紧要事宜疏》，《明经世文编》第422卷。
[7] 《明神宗实录》。
[8] 《清太祖实录》第2卷。
[9] 《满文老档·太祖朝》第6卷。
[10] 《清太宗实录》第7卷。
[11] （清）魏源：《圣武记》第1卷。
[12] 〔朝〕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13] 〔朝〕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14] （明）傅国：《辽广实录》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