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一九三〇年二月六日，克里斯托弗给斯蒂芬·斯彭德写信：
我在这里很无聊。一切都是那么愉快，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身在国外的陌生感。我甚至不太在乎什么时候回英国。我在日记里读到从前国内的生活时，觉得那些人远得好像在月亮上。
两周后他回到了伦敦。导致克里斯托弗意外回国的原因是他的伯父亨利·伊舍伍德。亨利是家族中唯一称得上有钱的人；克里斯托弗的祖父在一九二四年去世，亨利继承了伊舍伍德家的房产和金钱。此后不久，克里斯托弗就决定要当亨利伯父最宠爱的侄子；通过向亨利说明他们叔侄俩有相同的性取向，他立刻就达成了目标。亨利的兄弟姐妹一直都知道他是同性恋，并背着他开一些不友善的玩笑，亨利对此一清二楚。所以他非常高兴发现自己的血亲中有人能与他趣味相投——用他那辈人的俗话，他说自己有点儿“音乐剧兮兮的”。
一旦他们达成了这种共识，克里斯托弗就不难向亨利的头脑中引入一个仁慈的想法。既然亨利在经历了一段没有孩子的婚姻后与妻子分居了；既然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不能再婚；既然以他的天性，他也不想结婚；既然房产需要有人来继承，而克里斯托弗是假定的继承人——那么在克里斯托弗确实需要钱的时候，给他一点儿补贴又有何不可呢？
克里斯托弗对自己实现目标所采取的外交手段颇感自豪。他向朋友们吹嘘此事。他们嫉妒他，但一点也不吃惊；他们说，如果换作自己，他们也会这么做。我怀疑亨利从一开始就看穿了克里斯托弗业余级的小花招，并被他逗乐了。年轻的时候，亨利自己也抓住每个机会从他父亲那里榨钱。
没有亨利的补贴，克里斯托弗负担不起柏林的生活。亨利答应每三个月给一笔钱。作为回报，克里斯托弗应该定期给他写信，而且当两人都在伦敦时要陪他一起吃饭。写这些信是一项令人厌倦的差事，因为他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感谢亨利的慷慨，并夸赞他是模范伯父。陪亨利用餐更有趣一些，因为你可以喝个酩酊大醉。亨利要求克里斯托弗讲述自己性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克里斯托弗满足了这个要求，夸夸其谈，说得天花乱坠。然后亨利聊起了他的卫兵和其他最爱的性伴。“哦，他就是我所说的撕扯狂——总是撕来扯去的，你知道吧？”有一次，他付钱给一个小伙子，要他一个月不洗澡。“到了月底，他来见我，闻起来就跟狐狸一样！美味！”亨利挥了挥戴着戒指的手，发出鹦鹉般的刺耳笑声。克里斯托弗觉得他的粗鲁气质爽朗又亲切。但亨利同时也是一个势利小人、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他崇拜罗马上流社会的贵妇，大半个冬天都混在她们中间。他还赞扬墨索里尼，说他让自己这样的外国访客在意大利过得更加舒适了。克里斯托弗不得不把嘴闭得紧紧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对这位上了年纪的美人谄媚地微笑——仿佛他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朝臣。然而，尽管克里斯托弗尽了全力，亨利还是反复无常，时不时地不给钱。这一次就是这样。
因此，克里斯托弗意识到自己的灵魂并不如他想的那么自由，而是像一个被拴住的气球。随着一记屈辱的撞击，他落回了地面，心情极坏，喉咙疼痛。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家庭战争。他的弟弟理查德现在已经十八岁了，一直试着坚持自己的主见，并向他们的母亲凯瑟琳证明，她不能再把他当学童看待了。理查德的做法十分笨拙——他不想被送回家庭教师那里，为了上牛津大学而填鸭般地学习，于是他假装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当凯瑟琳发现儿子在撒谎时，她的反应更加笨拙。“要是你父亲还活着，”她对理查德说，“你哪敢这个样子！”两人都是一出经典场景的受害者，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而成为敌人。克里斯托弗当然明白这一点，他知道自己有责任扮演一个温情脉脉的和事佬，帮助两人寻找新的相处之道。但是相反，他和理查德站在一起反对凯瑟琳。
因此有段时间他们过得非常痛苦。在别人手下遭受的种种羞辱，他都报复在了这个泪流满面的疲倦妇人身上。他指责她之前试图毁了他的人生，现在又决心毁了理查德的人生。他说，她要把克里斯托弗培养成剑桥的教员，以满足自己自私的白日梦，让他成为她想要的那种儿子。而他故意让剑桥把自己轰出来了。既然在克里斯托弗身上没能得逞，她现在又违背理查德的意愿，想把他变成牛津的教员。
克里斯托弗冷冷地、咄咄逼人地把自己在柏林的生活讲给她听。他把自己的同性恋行为说得像一种直接针对凯瑟琳的反抗。我认为凯萨琳当时并不震惊。对她来说，儿子描述的事情完全不真实。没有女人参与怎能有真正的性呢？她意识到的只有他声音里的恨意。于是她哭着在日记中写道，这是“美好和平时代”的终结。她固执、任性、愚蠢，而且可悲得令人恼火。然而，她从未在痛苦中做出丝毫让步。这甚至不是因为她认为自己占了理。克里斯托弗叫来了约翰·莱亚德，莱亚德以惯常的直率与她交谈，她谦恭地承认自己犯了许多错误。莱亚德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在日记中称他“引人注目，与众不同”。但她不打算改变自己的态度——克里斯托弗现在开始意识到，她是不可能改变了。
终于，亨利·伊舍伍德来了一封信，他正在国外。凯瑟琳这样描述那封信：“亨利这个伯父当得有点派头。”我猜这话的意思是，他建议克里斯托弗不要继续在柏林浪费时间了，应该在伦敦安定下来，找份工作。亨利始终没给那个季度的补贴。三周后，他把在蒙特卡洛赢来的十五英镑寄给了克里斯托弗，明确表示这是下个季度的预支。这一出是亨利的王侯式傲慢的典型表现。克里斯托弗一如既往地原谅了他。他没太把亨利当回事，不至于生他的气。
克里斯托弗回伦敦几天后，威斯坦要接受直肠裂手术。他在一张明信片上宣布了这一消息，措辞还是一贯地简洁，以引用托·斯·艾略特结尾：“为鲍丁祈祷。”[13]离开英国之前，克里斯托弗两次去伯明翰陪他。
这次手术的后遗症威斯坦一直忍受了好几年。这给他灵感写下了《给伤口的信》，这首诗收录在《演说家》中。
五月八日，克里斯托弗动身回柏林，他告诉凯瑟琳自己在她的房子里再也住不下去了。她在日记中写道：“他恳求我不要再接纳他，即使他暗示想回来。”克里斯托弗后来确实回来了，但那是在十个月后。此外，在接下来的三年半时间里，他只会在英国待五个月。
这趟不愉快的探亲只带来一个好处：克里斯托弗和理查德变得亲密了。此前他们几乎彼此陌生，因为两人很少见面，而且年龄相差七岁。理查德之前一直害怕克里斯托弗从柏林回来，因为他确信兄长会同意凯瑟琳的意见，叫他回到讨厌的家庭教师那里去。所以，当克里斯托弗表示反对母亲、同情弟弟时，理查德也相应地心存感激。探亲结束之前，他们成了朋友。与外界打交道时理查德往往鲁莽幼稚，但他观察世界的眼睛是敏锐而成熟的，他的评论和莱亚德一样坦率。克里斯托弗惊喜地意识到，任何有关自己的事情他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这个弟弟。
在德国的那些年里，克里斯托弗坚持写日记。他意识到有一天自己会写一些故事，讲讲在那里认识的人，于是日记的篇幅变得越来越长。后来在《诺里斯先生换火车》和《别了，柏林》中，用以营造时代氛围的大部分材料都是这些日记提供的。
这两本书写完后，克里斯托弗把日记烧了。他这样做有个隐秘的理由，因为日记里写满了他的性生活细节，他担心日记本落入警察或其他敌人手里。
克里斯托弗公开宣称的烧毁柏林日记的理由并没什么说服力。他以前常常对朋友说，他焚毁自己真实的过去，是因为他已经创造了一段虚构的过去来代替，他更喜欢这个简化的、值得称道的、激动人心的虚构版本。他说，这段虚构的过去是他想要“记住”的过去。可如今我正在书写克里斯托弗真实的过去，却无法借助已不复存在的日记，多么悲哀。我对这番附庸风雅的说辞也失去了耐心。柏林相关小说遗漏了很多我现在想要记住的东西；我还为了戏剧效果歪曲事件、更改日期。当时克里斯托弗与朋友们的通信幸存下来几封，但是这些信件通常都不署日期。我的印象是，写信之人认为署日期有损他们作为艺术家的尊严，显得如银行职员般一本正经、气量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最可靠的信息来源竟然是凯瑟琳的日记，而当时克里斯托弗千方百计要把凯瑟琳从自己的柏林生活中完全排除。凯瑟琳只听到了一些零星的消息，有些来自拜访过克里斯托弗的朋友，有些来自他偶尔的、不情愿的书信。我要感谢她把这些记录了下来。
大概是在一九三〇年五月，从伦敦回德国后不久，克里斯托弗认识了一个年轻人，在《别了，柏林》里叫奥托·诺瓦克。当时他十六七岁。
奥托的脸粉红色，像非常成熟的蜜桃，一头浓密的金发从前额低处长出，小眼睛很水灵，满是调皮劲。他天真得叫你难以相信，冲你咧开大嘴一笑，你就得投降。他只要一笑，桃红的腮帮上就露出两个大酒窝……奥托的动作流畅，轻松，带一种高贵凶残的野兽那样野蛮的、无意识的优雅……奥托自满得叫人生气……以他这样年龄的小青年而言，他的肩膀和胸膛确实算得上健壮漂亮。但是他这身材多少有点好笑。胸膛上那美丽成熟的线条到腰部突然过分一收，通向小得滑稽的臀部和稚嫩纤细的腿。这种扩胸器的锻炼使他一天比一天更显得头重脚轻了。[14]
小说的叙述者“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就是这样描述奥托的。虚构的伊舍伍德采取了一种有趣的、略带轻蔑的旁观者视角。当他说到“胸膛上那美丽成熟的线条”时，几乎把自己暴露了。于是，为了避免读者怀疑他认为奥托的外表有吸引力，他又补充说奥托的腿“纤细”。生活中奥托原型的双腿足够健壮，尽管没有上半身那么漂亮。
奥托——这本书里他也叫奥托——是一个来自边境地区的孩子。他家原本住在当时被称为“波兰走廊”的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凡尔赛条约》的约定，这一片狭长的德国领土被割让给了波兰。和该地区的许多家庭一样，诺瓦克一家向西迁移，定居到了柏林，因为他们不愿失去德国国籍。不过从外表和气质上看，奥托似乎是斯拉夫人，而不是德国人。他性感的鼻孔和嘴唇让克里斯托弗想起曾看过的一张俄罗斯舞者的照片。
奥托心情好的时候渴望尽情享受，克里斯托弗被这一点迷住了。看电影、用餐和做爱令奥托觉得快乐。和克里斯托弗一样，他也是个“戏精”。他们做爱时，他会用一种令人痴迷的声音大喊：“我想这样死去——就在这么干的时候！”有一次，他们看了一部关于变态杀手的电影，他转向克里斯托弗，严肃地说：“感谢上帝，克里斯托弗，我们都精神正常！”奥托还会以极大的悲剧感讲故事。比如说，他曾被一只巨大的幽灵般的黑手缠住。那手他已经见过两次了，一次是在童年，另一次是在十来岁的时候。“要不了多久，我又会看到那只手——然后我就完了。”奥托会含着泪说出这句话。而克里斯托弗的眼里也含着泪，不过是笑出来的。
在他们交往的最初几个月里，对克里斯托弗而言，奥托的存在似乎是夏季本身的一部分。奥托给这个单调、寒冷的城市带来了温暖和色彩，他让椴树长出了绿叶，让穿着大衣的市民们汗流浃背，让乐队的演奏改到了户外。克里斯托弗和他一起乘公共汽车去万湖的大湖，他们一起在浅水中嬉戏，混杂于假日的人群中。然后他们漫步到周围的树林里，寻找可以独处的地方。奥托是人群中兴奋的笑声，树林中诱人的荫翳。但人群和树林也对克里斯托弗充满了威胁；那里潜伏着一些人，可能会引诱奥托离开他。
比起男人来，奥托更喜欢女人，但他首先是一个自恋狂。因此，他情欲的强烈程度主要取决于他的伴侣有多么渴求他。克里斯托弗可以赢过大多数女人，他能比她们更无耻地表现出更多的欲望。（成熟女性比年轻姑娘更具威胁。）“我喜欢你为我欲火焚身的样子，”奥托常常对他说，“你的眼睛那么明亮。”奥托总是在欣赏自己的身体，并呼唤克里斯托弗注意他光滑的、泛着金光的肌肉——“你摸摸，克里斯托弗，滑得像绸缎一样！”冬回大地时，奥托一层一层地脱下厚厚的衣服，一点一点地露出自己，这裸体越发激起两人的欲望。他的身体成了一座热带岛屿，在大雪覆盖的柏林城中，他们被困在这座孤岛上，紧紧依偎在一起。
尽管奥托是否具有吸引力取决于你的品味——他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俊少年，但能与他在公共场合出双入对，克里斯托弗总是觉得骄傲。他们一起去看最喜欢的卡巴莱[15]歌舞表演，那里也是一家餐厅，克里斯托弗往往会把目光从舞台上移开，去看其他桌的客人是否仰慕奥托。而且他喜欢看映射在奥托眼中的表演。
克里斯托弗在奥托身上花的钱已经超出了他的负担能力，但奥托很小心，不提过分的要求，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过分哄骗他。当奥托央求克里斯托弗给他买一套新衣服时，尽管克里斯托弗有些顾虑，但还是很享受这场游戏。这是一种诱惑，总是以做爱和花钱作结。
当然，奥托是自私的。但克里斯托弗也同样自私，正如《别了，柏林》里写的那样。（为了不让这本书的读者犯糊涂，我把小说里的一个人名和一些代词作了调整。）
克里斯托弗的自私要虚伪得多，多一些文明和扭曲。你对他提出要求，只要方式对了，他可以作出任何牺牲，无论那要求多么不合理或不必要。但在奥托似乎把坐更好的椅子看作他的权利时，克里斯托弗立即感到一种他不敢不接受的挑战。……为了让奥托投降，克里斯托弗不能不战斗。而他如果终于停止战斗，那就只意味着对奥托完全失去了兴趣。
这段话试着描绘克里斯托弗和奥托的关系在第三方眼中是什么样子。这个第三方就是斯蒂芬·斯彭德。斯蒂芬当时住在汉堡，那年夏天他们两人去拜访他，在那里住了几天。（我记得斯蒂芬与克里斯托弗打招呼时爆发出的笑声——那是一个小男孩做了禁止做的事情时发出的笑：“我刚写了一首精彩绝伦的诗！”停顿。然后突然焦虑起来：“至少，我希望如此。”）
在斯蒂芬面前——实际上是在任何一位英国朋友面前——克里斯托弗对奥托的态度变成了歉意和尴尬的混杂。他感到自己被朝两个相反的方向拉扯。他为奥托的存在向斯蒂芬道歉，其方式是扮演一位殉道者，一个被无望的激情折磨的受虐者，就像毛姆在《人性的枷锁》中描写的菲利普·凯利。菲利普成了米尔德里德——一个不忠、贪婪的茶馆女侍者——的奴隶。那是一出故意上演的闹剧。即使克里斯托弗真的为奥托吃醋，真的对奥托感到愤怒，他还是会继续演给斯蒂芬看。奥托是一个天生的演员，他本能地知道这一点，于是自然地参加了演出。他并不反对扮演这个没有同情心的角色。下面是《别了，柏林》中的另一个场景，和前一段引文一样，人名和代词都有变动：
突然，克里斯托弗左右开弓狠狠地扇了奥托两个耳光。两人随即扑到一起，满屋子扭打起来，撞翻了几把椅子。斯蒂芬观望着，尽量躲开。这事很不愉快，也很好笑，因为暴怒把两人的脸都变陌生了，很丑陋。奥托很快就把克里斯托弗按到了地上，开始扭他的胳臂：“你尝够了吧？”他不断地问。他咧开嘴笑了，那时他那样子确实狰狞——恶意使他严重地变了形。斯蒂芬知道奥托很高兴他在场，因为那对克里斯托弗是更大的羞辱。
尽管如此，奥托还是希望克里斯托弗的朋友们喜欢他。他试着用他所知的唯一方法接近他们：调情。这通常不会使他们不高兴，但确实令他们觉得奥托只是他那种人中相当普通的一个，不值得他们进一步感到好奇。于是他们又转身和克里斯托弗说英语。奥托不懂他们的语言，只能像动物一样去读他们的表情、手势和语调——结果，奥托对他们的了解要比他们对奥托的了解多得多。
时不时地，克里斯托弗会因为自己面对奥托的尴尬而突然愤怒起来。然后他会因此责怪他的朋友，并惩罚他们，更加无情地令他们暴露在烦人的奥托面前。有些人也会以同样争强好斗的方式利用他们的宠物，动不动就威胁说“爱我，就要爱我的狗”。
在维护奥托时，我必须注意不要让克里斯托弗显得太邪恶。他很清楚自己的受虐倾向和专横的意志；这是身为写作者的生存技巧的一部分。他需要让自己受苦；否则他就会陷入冷漠，永远不会注意或关心任何人、任何事。而且他需要坚定的意志；如果没有意志，他就会停止工作，很可能变成一个酒鬼。他的意志是一种心理上的肌肉，在与懒惰作斗争的过程中，这块肌肉锻炼得过于发达。但是有太多肌肉总比没有强。
六月底，威斯坦来到柏林短暂停留。他带来了他第一本诗集的校样，诗稿将于当年九月出版。这些诗是公开献给克里斯托弗的，威斯坦还用充满私人笑话的德语写了一篇给他的个人献词。克里斯托弗后来把校样借给了斯蒂芬，斯蒂芬不小心把薄薄的纸质书衣弄皱了。还回校样前，斯蒂芬亲自题词：“由威斯坦创作，献给克里斯托弗，被斯蒂芬·斯彭德损坏。”
威斯坦对奥托不太感兴趣，但他至少对奥托表示了恭维，把他用作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在他为克里斯托弗一九三一年生日写的一首诗中，奥托是克里斯托弗对抗地狱力量的奖品。也许是出于礼貌，而不是真正的乐观，威斯坦这样写道：
工厂运行了整整一轮
自从你的战役首度打响，
尽管和平地图尚未绘成
但记录显示
奥托的大部分
已成为你的战利品。
一九三〇年将近八月底，爱德华·阿普沃德（在《狮子和影子》里叫艾仑·查莫斯）也在柏林拜访了克里斯托弗。爱德华是克里斯托弗最亲近的直男朋友——他们在公立学校相识，在剑桥读书时成了好朋友。这份友谊产生于对彼此作家身份的钦慕。由于他们本质上都是小说家，所以比起克里斯托弗和威斯坦，这两人之间能更全面地分享写作经验。在克里斯托弗看来，威斯坦的诗歌就像从帽子里变出的兔子；在兔子出现之前，你是不能谈论它们的。
由于他们的性品味不同，爱德华和克里斯托弗往往把性生活置于谈话的背景中，只带着歉意提及。当然，他们会谈论同性恋的问题；但是克里斯托弗意识到爱德华措辞很小心。当用到“鸡奸”和“鸡奸者”这两个词时——这是克里斯托弗当时爱用的说法，他的语气不偏不倚完全准确。
在柏林，爱德华觉得自己踏上了鸡奸者的领土，不得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小心翼翼。他尽最大努力尊重赫希菲尔德研究所和奥托。卡尔·吉泽和他的朋友们看到爱德华长得如此英俊，于是狡猾地断定他和克里斯托弗一定曾是恋人，尽管克里斯托弗否认了这一点。至于奥托，他会跟爱德华调情，因为爱德华是克里斯托弗的朋友。克里斯托弗不安地意识到奥托的存在破坏了他们两人的团聚。然而他对奥托的痴迷是如此之深，他甚至不愿叫奥托在爱德华拜访结束之前消失一阵子。他担心奥托会从此彻底消失。
克里斯托弗一直把爱德华看作文学导师；现在看来，他也可能成为克里斯托弗的政治导师。因为爱德华现在是马克思主义的皈依者，尽管他还没有加入共产党。克里斯托弗很容易对共产主义产生浪漫的共鸣，他赞同人类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但他很清楚爱德华的参与并不浪漫，他完全是理智而严肃的；这是他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这种变化意味着艰苦朴素的生活，这既吸引克里斯托弗又让他害怕。他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爱德华，就像一位虔诚度一般的天主教徒看待一位决心当神父的朋友。
爱德华月底回到了英国。九月二日，他应邀探访凯瑟琳。以前，她不赞成爱德华在大学里对克里斯托弗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她总是用“影响”来思考问题）。但现在她本能地求助于爱德华，毫无疑问，她觉得爱德华作为一个异性恋者，不可能产生柏林对克里斯托弗那样的影响。（“那可恶的柏林，”她在日记中感叹，“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
爱德华在给克里斯托弗的信中谈到了这次会面：
我把什么都说出来了，但是非常婉转。我唯一的大错是让她知道你付钱给奥托。我完全中了她的套。而且我觉得我没能成功说服她，令她相信鸡奸是自然的。但是，我坚持说你比在英国的任何时候都显得精神。
爱德华来访后，克里斯托弗越发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这是酝酿中的、沸腾的历史——它将检验所有政治理论的真实性，就像实际烹饪能检验菜谱一样。柏林沸腾着失业、营养不良、股市恐慌、对《凡尔赛条约》的仇恨以及另一些强劲的原料。九月二十日，一味新料又加了进来：在国会选举中，纳粹赢得了一百零七个议席，首次成为一个主要派别，而他们此前仅有十二个议席。
十月初，克里斯托弗搬离了篷内路的房间，住到奥托家里。诺瓦克一家住在贫民窟的一套公寓里，位于哈勒舍斯门地区的西米恩大街四号。（在《别了，柏林》中，奥托家住在水门大街，因为克里斯托弗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更浪漫。水门大街其实是西米恩大街的延伸。）
诺瓦克家的公寓里有一间小厨房、一间客厅和一间小卧室。客厅里放了两张大双人床、一张餐桌、六把椅子，还有一个餐具柜。这些家具一定是从更繁荣时期的更大住所里搬出来的；家具周围几乎没有活动空间。小卧室里有两张单人床。
因为克里斯托弗的到来，诺瓦克一家要重新安排睡眠空间，这给家里每个人都带来了不便，但奥托除外。奥托的哥哥洛萨不得不把卧室里的床让给克里斯托弗，自己睡到客厅，和十二岁的妹妹葛蕾特挤一张双人床。原本和葛蕾特一起睡的诺瓦克太太不得不和丈夫睡在另一张双人床上。诺瓦克太太也许并不介意——尽管她抱怨诺瓦克先生打鼾，因为克里斯托弗作为一个房客，给家里带来了额外的食宿费用。诺瓦克先生当然不介意；他每天晚上都喝足够的啤酒，不管身边躺的是谁，他都睡得跟猪一样香。葛蕾特也不会介意；这个年龄的孩子正觉得这样的变化很有趣。但洛萨很可能介意。他是一个二十岁的严肃、勤奋的男孩，已经皈依了国家社会主义；因此，他一定不喜欢克里斯托弗，这个堕落的外国人把他从床上赶下来，以便和他弟弟搞变态的性交。
这是一套阁楼公寓，至少能俯视各处的屋顶，采光也很充足。低楼层的住户只能隔着院子里的深坑互相凝视，屋子里永远阴沉沉的。诺瓦克家这套房的主要缺点是屋顶漏水，雨水会渗进他们的天花板。每四套公寓合用一间厕所，诺瓦克一家必须走下一段楼梯才能到他们的厕所，除非他们更愿意用厨房里的便桶。要好好洗澡——也就是说，不是在厨房的水槽里凑合——他们必须去最近的公共浴室。
厨房的炉灶点燃时，公寓里变得又臭又闷；如果火熄了，你就会冻得哆嗦。而且，不管温度是多少，水槽里都有一股味儿。由于屋顶漏水和过度拥挤，住房管理部门告诉诺瓦克一家，他们不能继续住在这里了。这个地区的其他几十户也被告知了同样的话；但他们无处可搬。
在《别了，柏林》里，“伊舍伍德”搬去与诺瓦克一家同住是在一九三一年的秋天，而不是一九三〇年。这一改动出于两点原因。首先，从结构上考虑，似乎应当先介绍一些更重要的角色——萨莉·鲍尔斯、施罗德小姐和她的房客们，再介绍诺瓦克一家。第二，由于“伊舍伍德”并不是公开的同性恋者，他必须有另一个认识奥托的理由以及另一个与他们一家人同住的动机。在小说中，“伊舍伍德”通过一个名叫彼得·威尔金森的英国人认识了奥托，彼得和奥托是一对情人；“伊舍伍德”认识奥托仅仅是因为他们碰巧住在同一间公寓里，位于波罗的海吕根岛上一个海边村庄（塞林）。彼得和奥托分手后回了英国，奥托和“伊舍伍德”回到了柏林，但不是一起回去的。
一九三一年九月，英国政府被迫放弃金本位制，从而降低了英镑相对于外币的价值，使在海外依赖英国货币生活的英国国民陷入贫困。在小说中，这给了“伊舍伍德”一个和诺瓦克一家同住的合理动机；他成为他们的房客是因为他穷，而不是因为他想和奥托睡一间卧室。
篷内路上那间屋子的房租确实略超出了克里斯托弗的负担能力。但他搬出去并不是因为他突然变穷了；他搬去诺瓦克家的公寓是由于奥托的哄骗。奥托觉得如果他们住在一起会很有趣，克里斯托弗表示同意；那样的贫民窟生活像一场刺激的冒险。等一年后英镑贬值时，克里斯托弗教英语赚的德国马克差不多能弥补他的损失。他始终住得起比西米恩大街稍好一点儿的房子。
新鲜劲儿过去之后，克里斯托弗还是很享受和诺瓦克一家共同生活。他很快就喜欢上了诺瓦克太太。她的两颊红得可爱，两个大黑眼圈露出病态，但也令她显得出奇年轻；她患有结核病。她有一种令人感动的少女气质，欢快，甚至顽皮——她很清楚他和奥托之间的关系，虽然从不提起，但克里斯托弗确信她并不感到震惊。她喜欢有他做客时的那种兴奋气氛。克里斯托弗和诺瓦克先生也相处得很好。诺瓦克先生是一个结实的小个子家具搬运工，喜欢管他叫“克里斯多福”，还老拍他的后背。至于葛蕾特，他觉得她很烦人，但又傻得可爱。克里斯托弗尽力和洛萨交朋友，有好几次还试着用熟人间的“你”来称呼他。在工人阶级男性之间，即使是陌生人也会互相称呼“你”。诺瓦克先生从一开始就对克里斯托弗称“你”，尽管诺瓦克夫人告诉他不能这样和一位绅士交谈。但洛萨不动声色地冷落他，答话时尊称他“您”。这套公寓当然住得不舒服；这里挤得什么东西都放不下。但是，对克里斯托弗来说，这种不适是很容易忍受的，就像露营旅行一样，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结束。
我怀疑克里斯托弗在诺瓦克家生活时写作上毫无进展。没错，《别了，柏林》里就有这么一段：
诺瓦克家的星期天很漫长。天气太恶劣，没有地方可去，我们全都留在家里。……我坐在桌子对面，对着稿纸皱眉头。我已在稿纸上写好：“但是，爱德华，你还不明白么？”我在努力继续写小说。那是关于住在一座乡间大院里的一家人的。这家人赖以生存的钱不是自己挣的，因此很不幸福。他们花时间彼此解释他们的生活为什么不幸福。其中有些道理极具独创性——虽然都是我的意思。不幸的是，我发现我对自己这不快活的家庭也越来越不感兴趣了：诺瓦克一家的气氛不太令人振奋。
但此处“伊舍伍德”在讨好读者。他正在写的小说似乎是《纪念碑》，但这段话里故意描述得不准确——其中没有哪个角色因为“独创性”的原因而感到不幸福；他们失去了亲人，感到孤独，需要爱，就和任何社会阶层的人一样。“伊舍伍德”仅仅因为搬到了西米恩大街，就觉得自己与布尔乔亚文学的过去决裂了。他暗示，任何关于上流阶层的文学都不值得一读。富人应该是幸福的——他们必须是幸福的——因为他们靠从穷人那里偷来的钱生活；如果连他们都很痛苦，那就太讨厌了。无论如何，他们的生活永远不会有意义，永远不会像诺瓦克一家的生活那样——以及像“伊舍伍德”的生活一样，既然他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这就是克里斯托弗政治觉醒的副作用。但这不能怪爱德华·阿普沃德。他完全做不出这种傻事。克里斯托弗自己也认识得很清楚，尽管他偶尔会犯错。事实上我还记得，在三十年代后期，克里斯托弗告诉人们，他写诺瓦克一家的故事是为了揭穿那股崇拜工人的狂热，因为许多想成为革命作家的人都有这种狂热。
结果克里斯托弗在西米恩大街只住了一个多月。他离开的直接原因是诺瓦克夫人进了疗养院；但不管怎样他都打算不久就离开。贫民窟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新鲜感，而且他和奥托的关系变差了。下一步，他想在十一月的某个时候搬到海军上将大街三十八号去住。那地方在邻近的科特布斯门地区，也是一个贫民窟。但克里斯托弗现在有了一个单独的房间，而且相对舒适。他去警察局登记时——你只要一改换地址就得去登记，他们告诉他，他是那个地区唯一的英国人。克里斯托弗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喜欢把自己想象成那种神秘的流浪者，潜入异国他乡深处，用当地人的服装和习俗伪装自己，然后死在无名的坟墓里，被待在国内的同胞嫉妒；就像勃朗宁诗中的瓦林，或是永远消失在墨西哥的比尔斯[16]。
在我们友谊的最初阶段，我被他生活中的冒险精神所吸引。他放弃了英国，他的贫穷、友谊、独立还有他的作品，这些都令我觉得他如英雄一般。一九三〇年冬天的那几个月，我回到英国后与他通信，仿佛在给一位极地探险家写信。
斯蒂芬·斯彭德在他的自传《世界中的世界》里这样半严肃半开玩笑地写道。斯蒂芬还在牛津时就视威斯坦和克里斯托弗为导师。克里斯托弗热切地欢迎斯蒂芬做他的学生；他喜欢向他宣讲莱恩和莱亚德那一套，并迅速开始指导斯蒂芬的写作问题：“不要被任何一位教授所说的‘形式’吓倒。C（指一位国际著名学者、评论家）懂什么‘形式’？我告诉你，这篇作品的结构很好。这对你来说还不够吗？”
岂止是“够”呢。作为学生的斯蒂芬满腔热忱地回复道：
还要过多少年，我才能从你成功的地方浮出水面。好像我不得不游过那条腐烂的水渠。我一直想在它下面另挖一条隧道。现在我放弃了。我知道自己必须游过去。
从一九三〇年夏天他们在汉堡见面之后，斯蒂芬开始去柏林看望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让他感受了一下西米恩大街的严冬，这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四十多年后斯蒂芬给我写信，讽刺地评价道：“那是你最英勇的贫困时期，你还牺牲一切给奥托买新衣服。”）斯蒂芬生性慷慨，而且知道与克里斯托弗相比，他手头要宽裕得多。克里斯托弗并不反对他的看法。他接受斯蒂芬给的钱，偶尔也接受爱德华给的。这些钱他有时还，有时不还。斯蒂芬还送了他很多书和其他礼物。
作为学生，斯蒂芬不得不忍受克里斯托弗的情绪，他的疑病症、愠怒和家庭危机；但只要能欣赏克里斯托弗的表演和独断言论，他似乎就能高高兴兴地忍受下去。我只能认为克里斯托弗的表演值得他人忍受那些麻烦。克里斯托弗似乎有一种非凡的力量，在任何特定的时刻，他都能戏剧化地展示自己的困境，使你感同身受，就像在看一场电影，而你自己也有一个角色。斯蒂芬也拥有这种能力，不久他就开始超越他的导师。这导致了后来的困难。
导师和学生走在柏林的街道上、公园里，一定是引人注目的一对。
二十一岁的斯蒂芬仍然很符合他在《狮子和影子》中的形象，那是十九岁时的斯蒂芬·萨维齐：
他朝我们冲了进来，脸涨得通红，大声傻笑着，结果被地毯边缘绊了一跤——一个身材极高、步履拖沓的男孩，一张罂粟深红色的大脸，一头乱蓬蓬的鬈发，一双风信子般的蓝眼睛。他的嗓音洪亮动人……能把他私生活中最隐秘的细节送到最大餐厅的最远角落里。
而根据《世界中的世界》，克里斯托弗：
常常摊开双手，和身体稍微分开，这样尤其显得他的袖口很整洁。
（我自己认为，克里斯托弗是无意识地模仿了西部片中牛仔正要拔枪的姿势。）
他的头发像小男孩一样轻轻拂过前额，下面是那双闪亮的圆眼睛，目光坚定，似乎是努力的结果……这双眼睛属于这样一种人：当他乘坐飞机时，会认为飞机能停留在空中是由他的意志控制的……嘴角上有着深深的竖线，活像悲喜剧中的基督。
导师轻快活泼，大脑袋小个子，大步走在他身旁时，学生总是要把自己漂亮的绯红脸庞往下凑，生怕漏掉一个字，同时满怀期待地笑着。他们的年龄相差四岁半，身高相差至少七英寸。学生已经驼背了，所有渴望听到别人在说什么的高个子都驼背。而那位导师，那个喜欢折磨人的小个子，有时还会故意低声说话，好让学生把腰弯得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