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赫希菲尔德研究所所在的这栋建筑，在世纪之交曾是著名小提琴家约瑟夫·约阿希姆的房产。楼里的公用房间仍旧弥漫着那种气氛，总让克里斯托弗想起约阿希姆崇拜的勃拉姆斯。这里的家具样式古典，以柱子和花环为装饰；大理石十分厚重；窗帘上有肃穆的纹饰；雕刻艺术品都很庄严。用午餐的人彬彬有礼、笑容亲切，一位满头银发、温柔高贵的女士负责主持：她就是活生生的保证，保证在这间避难所里，“性”会受到严肃对待。怎么可能不严肃呢？研究所的入口处有一行拉丁语铭文，意思是：奉献给爱与悲伤。
赫希菲尔德博士很少和他们一起吃饭。他派他的秘书、长年的爱人卡尔·吉泽作为代表。到场的还有研究所的医生，以及病人或客人，随你怎么称呼。根据性格的不同，他们选择用沉默或礼貌的餐桌闲聊把自己的问题隐藏起来。有个看来显然是女性的客人其实是男的，我还记得克里斯托弗第一次意识到此事时的震惊。他之前总把异装癖者想象成一群吵闹尖叫、矫揉造作的人。而这位看起来就像小动物一般安静自然，其他每个人都觉得他的装扮是理所当然的。克里斯托弗一直告诉自己，他已经拒绝了体面的生活，现在他蔑视体面，觉得它很可笑。但赫希菲尔德研究所的这种体面扰乱了他内心潜藏的清教徒主义。最初那段时间里，他感到研究所的午餐有些不可思议。
克里斯托弗在卡尔·吉泽和弗朗西斯带领下参观研究所博物馆的时候，不安地咯咯笑。这里有鞭子、锁链和刑具，专为性虐恋从业者设计；有恋物癖者使用的装饰繁复的高跟靴子；有蕾丝女性内衣，曾被阳刚威猛的普鲁士军官穿在制服下面。这里还有配松紧带的下半截裤腿，能固定在膝盖到脚踝之间。只套上这对裤腿，再披上大衣，穿上鞋，此外什么都不穿，你走在街上，看起来衣冠整齐；但只要合适的观看者一出现，你就可以瞬间把自己暴露给对方看，像按下照相机快门那么快。
这里有表达幻想的绘画，都出自赫希菲尔德的病人之手。有一些宫廷画，一位崇拜阴茎的国王瘫倒在王座上，以自己的阳具为权杖，观看他的朝臣们以怪异丑陋的姿态交合。还有一些诡异而悲伤的卧室场景，交媾者的脸上只有沮丧和痛苦。这里还有一道摄影展长廊，照片主题多样，有准雌雄同体者的性器官，也有著名的同性恋伴侣——王尔德与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惠特曼与彼得·道尔，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和凯因茨，爱德华·卡彭特和乔治·梅里尔[7]。
克里斯托弗咯咯笑，因为他觉得尴尬。他觉得尴尬，因为他终于不得不直面他的同类。在此之前，他都表现得好像这个群体并不存在，而同性恋只是他和几个朋友发掘出来的一种私人生活方式。当然，他一直都知道这不是真的。但现在，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与这些古怪的同类及其令人不悦的习惯有着亲密的联系。而他不喜欢这样。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责怪研究所。他对自己说：他们怎么可以把这种事情搞得如此严肃呢？
然后，有天下午安德烈·纪德来拜访他们。赫希菲尔德亲自带他参观研究所，还做了活体展示，附有“过渡阶段。第三组”之类的解说。其中有个小伙子解开了衬衫，面带谦逊的微笑，展示一对完美成形的女性乳房。纪德在一旁看着，给出尽可能少的几句礼貌评论，审慎地摸着下巴。他穿戴整齐，还披着斗篷，一副“伟大法国小说家”的模样。毫无疑问，他认为赫希菲尔德的展示粗俗得无可救药，而且一点儿也不法国。克里斯托弗的恐法症一下子发作了。一脸轻蔑、文化自负的青蛙！他突然开始喜爱赫希菲尔德了——片刻之前他还是克里斯托弗的嘲讽对象，这个又傻又严肃的老教授，留着小狗似的胡子，戴着厚厚的眼镜，穿着一双德国犹太人爱穿的笨重靴子……尽管如此，他们三人是站在同一边的，不管克里斯托弗喜不喜欢。后来他学会了尊敬他们二人，把他们视为自己族类的英雄领袖。
一九一九年创办研究所时，赫希菲尔德才五十出头，是整个西欧臭名昭著的同性恋研究专家。成千上万他所谓的“第三性”者把赫希菲尔德视为他们的捍卫者，因为他一辈子都在呼吁修改德国刑事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这一条规定了对男性的同性恋行为的惩罚。（但女性的同性恋行为不算在内，这表现出对女性的基本蔑视，许多其他国家的立法者们都是这样。）
年轻时，赫希菲尔德是一个走中间道路的社会主义者，而他现在被共产主义者的联盟吸引了。这是因为苏联政府在一九一七年掌权时曾宣布，两个自愿的个体之间一切形式的性交都是私事，不在法律管辖范围之内。德国共产党当然也持同样的立场。另一方面，新兴的纳粹宣布要杜绝同性恋，因为“如果我们要为生存而战，德国必须有男子气概”。希特勒谴责同性恋、左派和犹太人是叛徒，他们破坏了德国的抵抗意志，导致了一九一八年的军事失败。
赫希菲尔德同时代表了这三个群体。一九二〇年，他在慕尼黑演讲，有受到纳粹鼓动的听众把他暴打了一顿。他性格倔强，第二年又去了慕尼黑，结果又被打了一顿；这次他的颅骨碎裂，被扔在地上等死。但一九二二年赫希菲尔德还没被清算，他仍在战斗。在面向国会的一次演讲中，他甚至被允许表达第三性人群的不满。他有时受到官方的尊重，有时收到死亡威胁；一会儿被媒体赞扬，一会儿又被讽刺；他得到一些人的帮助，后来又被这些失去勇气的人背叛——这就是他的地位，崇高又岌岌可危。
研究所当然不只关注同性恋。这里还接待即将结婚的夫妇，研究双方的遗传背景，给他们提供建议。这里为阳痿和其他心理问题提供精神治疗。研究所里还有一间诊所，治疗包括性病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病例。这里还研究以各种形式呈现的性。
不过，研究所的存在确实让赫希菲尔德能够继续反对第一百七十五条，效果比之前好得多。他在科学上受人尊敬，这是有目共睹的保证，打消了胆小和保守之人的疑虑。研究所是一处对公众、立法者和警察的教育场所。赫希菲尔德可以邀请他们参观性学博物馆，引导他们逐渐改变自己的反应——从难以置信的厌恶到理解刑罚改革的必要性。同时，研究所的法务部门给被控性犯罪的人提供援助，并代表他们出庭。赫希菲尔德赢得了在案件审理之前给予他们庇护的权利。克里斯托弗在午餐时遇到的一些人就属于这一类。
（我还记得克里斯托弗曾从研究所的一个房间向外俯瞰，见到两个显然是便衣侦探的人潜伏在公园边的树下。他们希望某位被通缉的受害者会冒险走出赫希菲尔德的庇护所，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后，根据警察的游戏规则，此人可以被抓起来，扔进监狱。）
克里斯托弗来到研究所的这一年，赫希菲尔德和他的盟友似乎即将赢得胜利。一九二九年早些时候，国会委员会完成了一项刑事改革法案的起草。根据这项法案，成年男性之间自愿的性行为将不再是犯罪。投票结果中支持与反对的票数非常接近，后来在一些人的支持下最终胜出。法案已提交给国会，似乎有望通过，成为法律。接着，在十月，美国股市崩盘，欧洲爆发了一段时间的恐慌和迟疑，对任何一种改革都很不利。国会无限期推迟了对法案的讨论。
克里斯托弗的房间和弗朗西斯租下的两个房间一样，都靠着公寓楼的大门。你和访客在任何时间都可以随意进出，永远不会撞见房东太太；显然，她机敏地从一扇后门出入。她住在公寓的最深处，那是一片黑森林般的家具围出的空地。如果与性相关的声音时不时地传入她耳中，她也从不抱怨。也许原则上她甚至是赞成的。毕竟她是赫希菲尔德的姐姐。
弗朗西斯的房间可以看见公园的景色。克里斯托弗的窗下则是一片内院，所以这间屋子又暗又便宜。在院子的一堵墙上，赫希菲尔德让人用哥特字体抄了一段歌德的诗：
人的灵魂，
你多么像水！
人的命运，
你多么像风！[8]
此前克里斯托弗从未住过能看见诗的房间。以目前的心境，他喜欢自己窗外的风景胜过弗朗西斯窗外蒂尔加滕公园的树。就像明暗变化会让树木看起来不一样，克里斯托弗多变的情绪也会赋予诗句不同的语气：快乐，愤世，或者凄惨。但无论他的心情如何，那两行诗总是在提醒他：你身在德国。院子里毫无特色的墙壁，地面上不喜不悲的雨水坑，头顶那片无所谓国界的天空——在那几句德语的映衬下，全都显出十足的德国味道。
几个月后，他开始讲授英语课的时候，会试着向德国学生传达一些自己对德语的神秘领悟。“不能说‘一张桌子’的意思是ein Tisch[9]——当你学习一个新词时，千万不要对自己说它的意思是什么。这完全是错误的做法。你必须告诉自己：在英国那边，他们有种东西叫桌子。我们可以去英国看看那东西，然后说：‘那就是我们的Tisch。’但它并不是。相似性只是表象。这两样东西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有着不同文化的两个国家对它们持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领悟到，英国的那个东西不仅仅叫作一张桌子，它就是一张桌子，那你就能开始理解英国人是什么样的了。他们被自己的天性驱使，把那个东西视为一张桌子；既然他们就是这样的人，那么他们不可能管那个东西叫别的什么……当然了，如果你在英国买了一张桌子，并把它带回这里，那么这张桌子就会变成ein Tisch。但这变化不是立即发生的。首先需要有德国人长时间视之为ein Tisch，并称之为ein Tisch。”
当克里斯托弗这样说话时，大多数学生都会微笑，觉得他很迷人、很异想天开，而且英国味儿十足。只有少数人认为他是在谈论形而上学，因此尊重地倾听。听完之后，他们就会向他提问，然后争论，从绝对的字面意义上理解他的表述，直到他累得张口结舌。
他怎么可能向这些学生解释自己呢？他们学习英语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社会地位，或是为了阅读阿道司·赫胥黎的原著。而他学德语只是为了能够和性伴侣交谈。对他来说，德语这一整门语言——从公园里的“勿踩草坪”标志到墙上的歌德诗句——都辐射出性的意味。对他来说，一张桌子和ein Tisch的区别在于，一张桌子就是他母亲宅子里的那张餐桌，而ein Tisch则是“惬意角落”的ein Tisch。
克里斯托弗下定决心，一旦在柏林安顿下来，就开始修改他的长篇小说《纪念碑》。大约六个月前，他已完成了第一稿。之后他几乎没再看过一眼。
所以现在，他每天早晨腋下夹着稿子，沿着篷内路走到其中一家咖啡馆。如果天气寒冷或潮湿，他就坐在室内；如果天气温和，就穿着大衣坐外面。他来这儿不仅仅是因为公寓的房间很暗。在这种公共场合工作似乎更契合他的新生活方式。他想整天与德国人、德语保持不间断的联系，而不是一个人闷在屋里。
他面前放着稿子，右边是一大杯啤酒，左边的烟灰缸里有一支点着的烟。他啜口啤酒，写几行，抽口香烟，再写两句。啤酒当然是德国牌子的：舒特海斯—帕岑霍费尔。香烟则是一个土耳其产的、在柏林特别流行的牌子：敬道色兰。两者都是布比介绍给他的，所以烟酒的味道都神奇地充满了感情。坐在这里是多么奇怪而愉快啊，土耳其烟熏得他鼻孔痒痒，德国啤酒在舌头上微微发苦，而他在用英语写一个关于英国乡村宅子里的英国家庭故事！周围的任何人都不太可能理解他在写什么。这给了他一种舒心的隐私感，人们谈话的噪声对这种感觉没什么严重干扰；德语在另一个波长。有他们在身边，他比独处时更容易集中注意力。他独自一人，但并不孤单。他可以随意进出他们的世界。他开始意识到身为外国人，他可以过得多么自在。
小口饮下的啤酒使克里斯托弗逐渐进入一种放松状态，他发现这种安全状态可以持续约两个半小时。在这段时间里，铅笔在稿纸上的移动越来越不受抑制，停顿越来越少。但是接着，在第四杯喝到一半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已抓不住主题了。笔下的字句令他自己发笑。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以后重读这些文字时，它们就不会显得这么精妙了——也许一点儿都不妙。他有点儿犯傻了。他必须停下。他收起稿子，把钱留给侍者，然后慢慢走回家，心想：这就是自由。这就是我一直该有的生活。
现在他必须叫醒弗朗西斯，让他穿好衣服去吃午饭。其实弗朗西斯很少需要别人叫醒。通常，克里斯托弗会发现他躺在床的外侧，靠在枕头上看书、抽烟。而在床的里侧，靠着墙壁的地方，可以看见一个男孩的后脑勺。有时另一个男孩会睡在沙发上，压在一堆外套和毛毯下面。
当克里斯托弗走进卧室时，弗朗西斯会给他一个略尴尬的微笑，像是半心半意地为房间和自己生活的凌乱道歉。克里斯托弗不想让弗朗西斯感到抱歉。但他不得不承认，这种日常接触确实令他沾沾自喜。他整个上午都在工作，而弗朗西斯没有。
在《南下访问》中，弗朗西斯以一个叫做安布罗斯的角色出现，对他的描述如下：
他身材修长挺拔，动作敏捷，带点儿孩子气。但他黝黑的面孔上却骇人地刻着皱纹，仿佛受到了生活利爪的伤害。他卷曲的黑发生动地披在脸上，发丝里已经嵌了灰色。他深棕色的眼睛里流露出温柔的惊讶神色。他可以在一刹那间变得极度紧张——我能看出来；那敏感的鼻翼和精致的颧骨使他看上去像一匹会毫无预兆飞奔而去的马。然而他内心深处有一种沉思的安宁。这使他美得令人感动。他可以摆姿势为圣徒肖像做模特。
这多多少少算是生活的真实写照，除了最后三句话。那三句只与安布罗斯的虚构部分相关。从弗朗西斯当时的照片来看，他确实很英俊，但他的面孔像一位自我放纵的贵族，而不是冥想中的苦行僧。我看不到他内心的宁静。不过他出奇地有耐心；他毫不介意被晾在一边等待，只要有酒相伴。他似乎察觉不到不适之处。如果有人抱怨，弗朗西斯会温和地责备对方“难伺候”。时不时地，他得在床上躺一整天；他是个病人，虽然身体十分强壮。他可能是受到了治疗副作用的折磨，因为他正在研究所接受梅毒治疗。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弗朗西斯感到厌倦，尤其是现在他知道自己已不再有传染性了。医生告诫他不要过早放弃治疗，可一旦离开德国去医疗条件较差的国家旅行，他很可能就放弃了。
没过多久，克里斯托弗就意识到弗朗西斯对从未得过梅毒的人怀有一种攻击性——通常隐藏得很好，但有时很明显。他似乎觉得是这些人的自以为是和怯懦妨碍了他们患病，因此为了灵魂着想，他们就该染上梅毒。也许在幻想中，他甚至想象自己去诱骗这些人与已感染的伴侣上床。
理论上，克里斯托弗很同情这种态度。他将弗朗西斯视为一位无意中传播霍默·莱恩福音的传教士，试图告诉世人预防疾病是魔鬼的手段。然而，尽管克里斯托弗知道自己有些一本正经和神经过敏，他还是希望梅毒能放过自己。他确实想反抗魔鬼，但如果可以的话，他不想通过感染梅毒来反抗。弗朗西斯愉快地容忍了克里斯托弗的神经质。毫无疑问，他相信梅毒迟早会找上克里斯托弗的，因为他性关系混乱。
他们相处得很好。弗朗西斯很少有机会能与在许多方面都志趣相投的同胞交谈。克里斯托弗急切地希望弗朗西斯能告诉他关于柏林的一切，包括柏林俚语中的古怪谚语。然而弗朗西斯对德国并不感兴趣。他说只有地中海东部的国家能让他真正感到自在。只有在那里，他才能振作起来认真工作。克里斯托弗只见过弗朗西斯生活在混乱和自我放纵的气氛中，他惊讶地发现原来弗朗西斯有正经工作——尽管他只是断断续续地从事这项职业。弗朗西斯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他指导过巴勒斯坦和其他地方的考古发掘工作，并在诸多科学期刊上发表文章，介绍自己的发现。弗朗西斯对史前希腊非常了解。他经常带着一种平静而朴素的激情谈起此事，令克里斯托弗觉得新奇而感动。似乎他的一部分心思始终停留在那个世界里。
冬日的下午十分短暂，天色开始变暗的时候，他们会去拜访卡尔·吉泽，一起喝咖啡，聊天。卡尔的客厅一点儿也没有研究所里那样庄严肃穆的气氛；这是一个舒适的小巢，摆满了照片和纪念品。
沉默时，卡尔英俊的长脸显得忧郁。但他很快就会咯咯笑起来，眼睛乱转。他用指尖摸着后脑勺，好像在轻拍剪短的鬈发，摆出一副魅力女郎的姿势。在这样的时刻，这位诚恳而聪慧、致力于争取性自由的活动家展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纯真。克里斯托弗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位有着少女心的健壮乡村青年。卡尔很久以前就爱上了赫希菲尔德，他的父亲意象，他仍然称赫希菲尔德为“老爸”。
他告诉克里斯托弗，所有工人阶级的同性恋男孩都有一种天然冲动，想接受教育；因此，他们必须爬升到中产阶级。卡尔正是这样做的。克里斯托弗对他的说法感到震惊，可他不愿意承认这是真的。为什么一个工人阶级的男孩想受教育，就非得染上布尔乔亚的做派呢？如果天性要求他成为一个“皇后”[10]，他为什么不能当一个工人阶级“皇后”呢？事实是，上流社会的男孩克里斯托弗现在正努力与自己的阶级划清界限。因为他讨厌中产阶级，鄙视中产阶级的附庸跟风。这使他唯有工人阶级可以钦慕；于是他认定工人阶级是坦率的，不摆臭架子，完全走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而卡尔没有这样的错觉。
卡尔的朋友里有一个人是克里斯托弗最喜欢的，他不仅是同性恋者，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是个问心无愧的无产者。这人叫欧文·汉森，一个肌肉发达的大块头，金发剪得很短，军人似的。他在部队里当过体育教练，如今在研究所干各种各样的活儿，身材逐渐发福。欧文一副好脾气，举止粗鲁莽撞，一双蓝眼睛游移不定。他之前常常对克里斯托弗性感地咧嘴笑，有时还捏他的屁股。欧文思想比较激进，所以他的行为没有布尔乔亚气息可能不完全是自发的，而是他政治人格的一部分。
下午来拜访卡尔的朋友几乎都是中产阶级“皇后”。他们有自己的世界，包括跳舞和饮酒的俱乐部。这些俱乐部遵循中产阶级异性恋者的礼仪规范。如果两个男孩坐在一起，你想和其中的一个跳舞，你要先向他们二人鞠躬，然后问：“可以赏脸跟我跳舞吗？”接着，如果那个男孩答应了，你还要向另一个男孩鞠躬，就好像他是某个女孩的男伴，刚刚允许你和她跳舞。
克里斯托弗到来不久，卡尔就给了他一张自己的照片，上面写着：“一个想和你做朋友的人敬赠。”这行字是一种恳求。卡尔想在一切还来得及之前，把克里斯托弗从弗朗西斯身边夺走，从弗朗西斯所代表的下层生活、酗酒和丑闻中拯救出来。他对弗朗西斯怀有一种悲哀的爱意，认为他无可救药。卡尔希望克里斯托弗有所改变，过上更配得上第三性者的生活，他给克里斯托弗介绍了一个习性稳定的好男孩，指甲干净，穿衬衫打领带。卡尔对克里斯托弗的关心使他深受感动。他真的很喜欢卡尔，尊重卡尔的一切，除了他的讲究体面。
就和那个长了女性乳房的小伙子以及其他所有进入研究所的人一样，克里斯托弗自然也成了博物馆标本，要接受赫希菲尔德的诊断和分类。卡尔找了恰当的时机告诉他，赫希菲尔德把他归为“儿童”。克里斯托弗并不反对这个称呼；他将之理解为“孩子气”。克里斯托弗算不上漂亮男孩——他的脑袋和鼻子太大了——但他看起来确实比实际年龄小，鲜亮的粉色皮肤遗传自凯瑟琳，眼睛明亮，光滑的深棕色头发垂到右脸颊上。他还有孩子气的笑容，一笑就露出满嘴洁白的牙。他想，孩子气远比女人气强。他永远也无法加入卡尔朋友们的行列，玩漂亮的第三性主义，因为他完全拒绝把自己视为“皇后”。在这方面，威斯坦比克里斯托弗成熟得多。标签吓不着他。
夜幕降临时，克里斯托弗跟弗朗西斯去酒吧。当然，弗朗西斯在这里是个知名人物。男孩们对他的称呼是弗兰尼。在德语中，你可以把定冠词放在朋友名字前面——这样便把昵称变得像一位传奇英雄的称号，他们也经常称弗朗西斯为Der Franni，“这位弗兰尼”。在克里斯托弗和威斯坦的通信中，他们把“弗兰尼”英国化为“弗洛尼”。这个名字出现在威斯坦的好几首诗中，弗洛尼也作为一个角色出现在已出版的《死亡之舞》剧本中，虽然没提名字。他是被舞者模仿的角色之一，某个同志酒吧的老主顾，瘫痪了，被人推到舞台上。他立下遗嘱，请所有人喝酒，然后死去。
在酒吧里，克里斯托弗常常把弗朗西斯和自己想象成进入了丛林的贸易商。丛林的原住民把他们团团围住——天真、好奇，同时多疑、狡猾，很容易对你产生友谊或敌意，到底是哪种却不可预知。两个贸易商有原住民想要的东西，钱。他们能得到多少钱，以及要做什么才能得到，这就是双方讨价还价的主题。原住民们很享受讨价还价这一过程本身；弗朗西斯对此有深刻的理解。他从来不着急，甚至比他们还要有耐心。弗朗西斯给他们买酒，但什么也不承诺，然后夜色渐深。“我从来得不到真正有魅力的那几个，”他常说，“最后和我在一起的是那些没有其他地方睡觉的人。”其实弗朗西斯并不在乎自己最后和谁在一起；他对做爱不太感兴趣。真正使他着迷的——也是通过弗朗西斯的眼睛看到后，克里斯托弗开始越来越着迷的——是男孩们的世界，他们的俚语，他们的争吵，他们的笑话，他们离谱的儿戏般的要求，他们的女孩，他们犯下的窃案，以及他们遭遇警察的经历。
喝得醺醉，自顾自地笑，用颤抖的双手一根接一根地点烟，以模糊不清的德语顽固地和男孩们争论无关紧要的事情，这位弗兰尼漫步于一家家酒吧，等着准备回家睡觉的那一刻降临。而克里斯托弗的典型做法是，每晚陪弗朗西斯踏上去往“夜之尽头”的旅程，但总在三分之一处抛下他，不管有没有床伴都十点钟回家，头脑十分清醒，以便次日早晨精神抖擞地醒来，继续写他的小说。很少有人如此谨慎地放荡行乐。
对克里斯托弗来说，“惬意角落”已不再是他邂逅布比的神秘启蒙殿堂；柏林也不再是承载他们恋情的梦幻城市。他们的风流韵事本质上是一场私人表演，只有在威斯坦出席观看时，这场表演才能继续下去。现在演出结束了。柏林变成了一座真实的城市，“惬意角落”变成了一家真实的酒吧。但他一点儿也不遗憾。因为如今他在这里的冒险也是真实的；少了几分魔力，但要有趣得多。
“惬意角落”（佐塞纳大街七号），还有弗朗西斯和克里斯托弗经常光顾的大多数其他酒吧，都在哈勒舍斯门，一块工人阶级的活动区域。这些酒吧主要靠熟客捧场。它们场地小，不好找，也做不起宣传，所以偶然逛进来的客人很少。此外，很多同性恋者觉得这些地方太粗野，西区的高档酒吧更有安全感，那里只允许衣着整洁的男孩们进入。
西区也有一些迎合异性恋游客的伪色情窝点。那里的男孩们扮上女装，戴着单片眼镜，惊声尖叫；女孩们留着伊顿式短发，穿着男式晚宴礼服，表演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狂欢。这一切震惊了观众，并向他们保证柏林仍是欧洲最堕落的城市。柏林著名的“堕落”，难道不是柏林人在与巴黎的竞争中本能地发展出来的一条商业“路线”吗？巴黎早已垄断了直女市场，所以除了一场性欲倒错的化装舞会，柏林还有什么能提供给游客呢？
柏林警察“容忍”了这些酒吧。没有哪个顾客仅因为出现在这里就会被捕。如果酒吧遭到突击搜查——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只有男孩们会被查证件。当警察进来的时候，那些没有证件或因犯罪而被通缉的男孩会从后门或窗户逃出去。
“惬意角落”看起来一点儿不颓废堕落。这里朴素、平常，毫不矫饰。唯一的装饰是几张拳击手和自行车运动员的照片，钉在吧台上方。一个老式大铁炉给室内供暖。男孩们会脱下毛衣或皮夹克，坐下来，把衬衫纽扣一直解到肚脐眼，袖子卷到胳肢窝。因为炉火太热了，也因为他们知道这能让客人（die Stubben[11]）兴奋。
他们都属于工人阶级，几乎都没有工作。如果你非要说他们是男妓（Pupen-jungen[12]），必须补充一句：与西区那些更专业的男孩相比，他们大多是业余选手。他们贪婪，但并不精于算计，天生不知道为明天着想。他们偷东西的时候行事愚蠢，会被抓住。他们不做任何鼓励客人爱上自己的事情，尽管这符合他们的利益。如果你迷恋地盯着他们，他们就会觉得无聊，很快就开始回避你。除了仔仔细细地梳头之外，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虚荣的表现。他们似乎无法把自己想象成倾泻欲望的玩物。他们的态度几乎是冷漠的“爱要不要”。他们来酒吧的主要目的当然是赚钱，但也因为这是一个俱乐部，他们可以和其他男孩闲聊、打牌。如果你想让其中之一去你那桌坐坐，通常他会让你等他打完这一局。
很快，克里斯托弗和许多男孩的关系变得轻松而亲密。也许他们感觉到了他的孩子气，被他吸引了。在他们的陪伴下，他感到无比自由。说英语的时候他结结巴巴，小心翼翼，而现在可以直接用德语说明自己想要什么。他对这门语言所知有限，不得不直言不讳。用外语说出与性相关的词语时，他并不觉得尴尬，因为这与他在英国的生活无关。
他想要的是什么呢？赫希菲尔德称他是“儿童”，这没说错。他想回到从前，重新体验青春期的性欲世界，摆脱当时毁了他愉悦的那份压抑。在学校时，克里斯托弗渴望的男孩都和他一样，惧于承认自己的欲望。当年纯真的情欲激发了更衣室里的种种行为，捏屁股，拧胳膊，半裸身体扭打摔跤。如今这些完全可以坦然公开，没有羞耻，心满意足。最令克里斯托弗兴奋的是一场扭打逐渐变成性行为。对这些德国男孩而言，这似乎是完全自然的。确实，他们对此也很兴奋。或许是因为你不能跟一个女孩这么玩儿，总之在体格平等上是做不到的；或许其中展现出的两名男性之间的攻击性与吸引力，正是他们觉得有趣的地方。这种温和的施虐游戏可能也是德国式感官之欲的一个特征；他们中的许多人喜欢被人用皮带不太使劲地抽打。当然，谁也不会想到去担心自己的品味有什么心理学意义。
这种粗糙的、体育运动般的性爱是很好的静力训练。这比多年来学校里毫无乐趣的强制游戏更能锻炼克里斯托弗的肌肉。他感激伴侣们给了他新的力量。他与他们强壮身躯的接触中充满了爱；这种爱别无所求，除了片刻的欢娱。
克里斯托弗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很满意，对自己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感到高兴——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他甚至写信给在英国认识的一个女人，告诉她：“我正在做亨利·詹姆斯没勇气做的事。”这个女人愚蠢地把这番话转述给了克里斯托弗从前的文学导师——一位爱尔兰女作家，曾是他父亲弗兰克的朋友，弗兰克昵称她维纳斯（参见《凯瑟琳与弗兰克》）。维纳斯是一位虔诚的詹姆斯拥护者，并不觉得克里斯托弗的那句话有趣。她高傲地回应：“克里斯托弗变成了一头小蠢驴，要么就是一条小脏狗，我对这两种动物都不感兴趣。”
克里斯托弗并不生维纳斯的气——她很快就原谅了他，而且他对她的斥责也丝毫不感到羞愧。但不久之后，他开始觉得自己对重新发现的青春期已经探索够了。他现在想要的是一种更严肃的关系，要用一种不同的做爱方式来表达。
既然不再需要之前的性伴侣了，他就能客观地看待他们，从道德角度认识他们。雇另一个人和你发生性关系，这从根本上不就是错误的吗？你不是在剥削他们，侮辱他们吗？克里斯托弗发现观看弗朗西斯和丛林原住民讨价还价很有意思。弗朗西斯本人并没有剥削者的丑陋面目，因为他自己的堕落状态跟那些原住民在一个水平，这使他产生了一种惹人怜悯的画面感。但不论如何，这依旧是殖民时代的情形。“惬意角落”许多客人的行为之所以丑陋，是因为其中掺杂了感情。他们不满足于雇佣男孩的身体——这好歹是一项直截了当的商业交易，还满心期待交易中附赠感激之情，甚至爱。要是什么都得不到，他们就会变得龌龊，管男孩们叫婊子，后悔在他们身上花钱。有个最不伤感的客人讲过一个他自己的伤感故事：在和一个男孩吵架时，他听见自己大喊：“我才不在乎钱——我要的是你！”他不自觉说出的这句话，正是他一直希望那个男孩能对他说的。
只有一样东西是男孩们执意提供的，但很少有客人想要：他们的友谊。大多数男孩都梦想能有一个朋友——那个神圣的德国概念。当然，这位朋友要在金钱上援助他们，但此外，他还要对他们表示出严肃的兴趣，提供建议和鼓励——这对他们来说远比金钱重要。有时，当客人表现出意料之外的善意时，男孩就会把这个概念用尴尬的语言表达出来。客人可能会在这番友情谈话中纵容他，但就像纵容身患绝症的病人一样。在大多数客人看来，这些男孩是没有未来的；因此没人会去关心他们以后过得如何。
圣诞节期间，篷内路上的一家舞厅会举办盛大的化装舞会，专为男士组织的。很多人穿上了女性服饰。有一位著名人物，他继承了整整一柜子已有七八十年历史的漂亮的家族舞会礼服。这些衣服他一年穿坏一身。每次舞会上，他都鼓励朋友们伸手把礼服从他身上撕下来，直到除了几块破布外一丝不挂才回家。
克里斯托弗和弗朗西斯一起去了舞会。他穿的衣服是“惬意角落”的一个男孩借给他的——一件有领子的大毛衣和一条水手穿的喇叭裤。装扮成自己的性伴侣给了他一种情色的兴奋感。弗朗西斯给他化了一点儿妆，使他看起来起码小了五岁。化妆的效果非常可信，卡尔·吉泽有一个朋友不认识克里斯托弗，他后来向卡尔抗议说，弗朗西斯真的太过分了——竟然把一个普通的街头骗子带到体面的社交聚会上来。
这场舞会的体面性很值得怀疑，但确实有一位闪亮的嘉宾出席：康拉德·韦特。这位电影巨星坐在自己的桌旁，一身晚礼服无可挑剔。他一边透过单片眼镜和蔼地观看舞蹈，一边啜饮香槟，拿着长长的烟嘴抽烟。他像是一位超自然的人物，这些欢庆活动的守护神，风度翩翩地向信徒们展示自己。几个受他垂青的人上前跟他交谈，但都没有觍着脸坐下来。
韦特曾出演过两部关于同性恋问题的电影；因此，他出席这场舞会并不奇怪。第一部电影是《与众不同》，一九一九年出品，放映时经常被纳粹打断。在维也纳上映时，一名纳粹分子持左轮手枪向观众席射击，伤了好几个人。第二部电影《爱的法律》一九二七年出品，从许多方面看都是对《与众不同》的重制。
克里斯托弗在研究所看过其中一部，或者两部都看过，我不敢肯定。我还记得三个场景。其中一个是舞会，所有的舞者都是男性，穿戴整齐，好像要站成一个雏菊编成的圆环。正是在这里，韦特扮演的角色遇到了勒索者，勒索者引诱了他，后来又毁了他。第二个场景是韦特（在监狱里？）的幻象，他看到一长队恐同症受害者，有国王、诗人、科学家、哲学家和其他名人，正悲伤地低着头缓慢前行。当他们经过一条写着“第一百七十五条”的横幅时，每个人都畏缩了。第三个场景，赫希菲尔德博士出现了。我记得韦特自杀后的尸体就在他身后。赫希菲尔德发表了一场演说——也就是说，一长串字幕——呼吁公平对待第三性者。这就像狄更斯出现在《荒凉山庄》中，站在乔的尸体旁，开始精彩地抨击：“死了，陛下……”
一九三〇年初，弗朗西斯离开柏林，去了更温暖的南方。所以现在克里斯托弗只好孤零零地和德国人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