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从一首古民谣谈起——兼谈“管王之地”之由来

近读清代学者杜文澜编辑的中国古代谣谚集成《古谣谚》一书，忽然发现其中有一首东汉末年在辽东流传的民谣《辽东里老诵邴原》，与大连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谣曰：

邴君行仁，居邑无虎。

邴君行廉，路树成社。

此谣内容实有其事，据《三国志卷十一·魏书十一·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第十一》记载：“辽东多虎，原之邑落独无虎患。原尝行而得遗钱，拾以系树枝，此钱既不见取，而系钱者愈多。问其故，答者谓之神树。”此谣赞颂邴原因行仁义而使所居之地无虎患，因拾金不昧而改变了民风。邴原为东汉末年来辽东传经讲学的山东著名文人，据记载，其活动范围在大连所在的“辽东郡南”。自古以来，谣为诗先，谣为诗源，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许多作品就是辑民谣而成的。这首民谣是迄今所见最早流传于大连地区的文学作品。

汉代是大连地区古代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现存的汉城遗址和近千座汉墓表明，汉代的大连地区已是辽东地区仅次于辽东郡首县襄平（今辽阳）的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地区，汉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的文物表明中原文化已在大连扎下根基。当时的建筑、绘画、书法、雕刻等艺术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可以说已具备产生文学作品的文化基础和条件。可惜的是从典籍中很难查到当时的作品，只是在汉赋中能看到有关大连的诗句，如西汉文人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有“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的句子；东汉著名文学家、天文学家张衡在《周天大象赋》中有“青丘荫于韩貊，器府总于琴笙”的句子。此青丘即古代之大连。

《辽东里老诵邴原》这首民谣十分珍贵。它是迄今所见流传于大连地区最早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大连文化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据《三国志》记载，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战乱迭起，后成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齐鲁名士管宁、王烈、邴原、太史慈、国渊、刘政等，为避战乱，先后由山东跨海经沓渚（今大连）来到辽东。这批名士以道德文章闻名于世，他们来到辽东后，不图名利，拒绝了当时割据辽东的公孙度政权的高官厚禄和远在中原求贤若渴的曹操父子的盛情邀请，深入民间，在远离公孙度政权的辽东郡南自筑茅庐，传经讲学，传授《诗》《书》《礼》《乐》，并且以德待人，仁义行事，以自身的道德行为影响社会，改变了辽东的民俗民风，因而留下许多美谈，《辽东里老诵邴原》这首民谣即是对这段历史的反映。《三国志》对邴原等人的事迹有详细的记载，作者陈寿称赞他们具有高尚正直的气节，特为这批名士立传。南朝学者裴松之在为《三国志》做注疏时，又引用了当时许多著作中的记述，以较大的篇幅补充记录了他们在辽南的事迹，并选录了他们所写的与大连有关的文章，如著名文人孔融的《遣问邴原书》、魏国大臣桓范的《荐管宁表》、魏明帝曹叡的《征召管宁诏》、管宁的《致明帝疏》等，这些文章是迄今所见的大连地区文章之始。《三国志》中的相关内容是古代正史对大连地区最早的记载，而且是最详细者，这些记载对我们了解大连地区古代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价值。

据《三国志卷十一·魏书十一·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第十一》记载，邴原与同乡刘政来到辽东后，公孙度“畏智者作乱”，曾下令追杀他们，邴原不惧风险面见公孙度，陈明利害，才得以安居辽南。“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邴原以仁义道德影响世风，受到了辽东里老的赞颂，也使公孙度对他由畏惧转变为敬仰，称颂邴原为“云中白鹤”。邴原晚年返回中原归附曹魏，逝世后被称赞为“秉德纯懿，志行忠方，清静足以厉俗，贞固足以干事，所谓龙翰凤翼、国之重宝”。

管宁来到辽东后，公孙度“虚馆以候之”，管宁面见公孙度，“语唯经典，不及世事。还乃因山为庐，凿坏为室，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非学者无见也。由是（公孙）度安其贤，民化其德”。裴松之在注疏此段时还补写了两件逸事：“宁所居屯落，会井汲者，或男女杂错，或争井斗阋。宁患之，乃多买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来者得而怪之，问知宁所为，乃各相责，不复斗讼。邻有牛暴宁田者，宁为牵牛着凉处，自为饮食，过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惭，若犯严刑。是以左右无斗讼之声，礼让移于海表。”远在中原的曹操父子曾多次下诏，召管宁为官，称赞管宁“耽怀道德，服膺六艺，清虚足以侔古，廉白可以当世”，并赐以锦衣车骑和随从，管宁皆不就，晚年始还乡。

王烈“通识达道”, “英名著于海内”，来辽东后“躬秉农器，编入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乐”。曹操曾多次征召其为官，皆不就，78岁“终疾辽东”。他在辽东多年，以自身的德行改变了民风，“使辽东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商贾之人，市不二价”。

管宁、王烈、邴原等人是三国时期群雄争霸乱世中的一股清流，堪称大贤大德，他们不求高官厚禄，心无旁骛，居于民间，尽毕生之力普及中原文化和礼义道德，为辽东特别是大连地区的文化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们的事迹和高风亮节彪炳史册。至于他们到底居于何处，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在关于管宁的记载中却明确指出，管宁为避开公孙度的干扰，筑庐于辽东郡首辽阳之南，“时避难者多居郡南，而（管）宁居北，示无迁志”。这就是说，管宁居于辽阳之南，而其他人则居于管宁之南。而大连地区正处“郡南”，是齐鲁人士登陆返乡、定居讲学的首选之地。邴原的朋友、著名文学家孔融在致邴原的信中劝邴原在内乱之际勿回中原，信中也明确提到邴原“近在三山”，此“三山”即当时的大连。由此可见，邴原、王烈、管宁等确实活动在大连所处的辽南地区。大连地区汉墓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当时的大连文化与齐鲁文化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其文化内涵与齐鲁名士所传极为相符。营城子壁画墓中的墓主人，从其装束和风度看，并不像有钱有势的富贾高官，更像是受人尊敬的学者名流。正因为如此，历代史学家和文人均称大连地区为“管王之地”。金代著名文人王寂在巡访辽南时进入大连境内之化成县（今金州），重睹当年管宁、王烈、邴原经历之地，在所著的《鸭江行部志》中发出感慨：“予尝观《管宁传》云，管宁与邴原厌山东多故，闻公孙度化行海外，即拿舟涉海，老于辽东。始悟先生之来，亦自此始矣。……予路出永康（今复州），伫望海门，云烟灭没，缅怀先生之去世，今已千载，海山奇胜，风景不殊，嗟岁月之不可留，伤古今之不复见，因作诗以吊之……” 晚清江南名臣张謇、朱铭盘曾随淮军吴长庆部驻守大连。朱铭盘在《答人问旅顺》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管宁不值公孙度，谁识辽东有旧楼。”民国初年主编《奉天通志》的著名史学家金毓黼先生于1927年来大连时，亦称大连为“管王之地”，他曾作诗讽刺日本殖民统治：“管王避地总风流，窃国无诛罪窃钩。到处路旁劳指点，贵人今日尽高楼。”

“管王之地”是具有浓厚文化意味的符号，已成为古代大连之雅号和别称，这个称号证明了2000年前大连文化曾有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