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二 断续千年，希音渺渺——与中原文学高峰期擦肩而过

自魏晋南北朝经隋、唐、宋，直至辽、金、元，大连所在的辽东地区被先后崛起的鲜卑、高句丽、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所占据。漫漫千年，烽火连绵，文脉断续，诗文不兴，大连地区遂与唐、宋时期中原地区诗文发展的高峰期擦肩而过。

隋唐之际，大连是隋唐王朝征战高句丽的重要战场，隋唐水军多选择从大连沿海登陆，唐宋史书中对此有多处记载。唐诗中有多篇反映这些旷日持久的战争和战争给黎民百姓带来的苦难的作品，如王建的《辽东行》《渡辽水》，沈佺期的《关山月》，高适的《燕歌行》，戴叔伦的《送耿十三复往辽海》，骆宾王的《送郑少府入辽共赋侠客远从戎》，金昌绪的《春怨》等。唐太宗李世民曾亲临前线，在辽阳写有《辽城望月》《辽东山夜临秋》，表达了“驻跸俯丸都，伫观妖氛灭”的心情。攻打安市城（今辽宁海城东南）受阻，回师途中看到死亡将士填于沟壑者不可胜数时，唐太宗以沉痛的心情写下了班师诏书和《伤辽东战亡》一诗，抒发了“未展六奇术，先亏一篑功”的感慨。这些唐诗多以“辽东”泛指写作之地，未见直接反映大连战事或标明写于大连的作品，但从中可以想见当时大连沿海艨艟云集、鼓角阵阵、旌旗蔽日、寒侵铁衣、数万人在卑沙城（今金州大黑山卑沙城遗址）下血刃搏杀的惨烈情形。

现在我们仅在隋代诗歌中发现了与大连有关的诗歌，这就是隋炀帝所写的《纪辽东二首》。隋炀帝曾三次派水路、陆路大军征讨高句丽，每次水路大军都是由山东渡海至大连登陆，第三次派黄县公来护儿至大连地区，首战卑沙城，“高句丽举国来战，来护儿大破之，斩首千余级”。此役迫使高句丽乞降，隋炀帝在未获全胜的情况下下令班师回朝，写下了歌颂凯旋之诗《纪辽东二首》：

辽东海北翦长鲸，风云万里清。

方当销锋散马牛，旋师宴镐京。

前歌后舞振军威，饮至解戎衣。

判不徒行万里去，空道五原归。

秉旄仗节定辽东，俘馘变夷风。

清歌凯旋九都水，归宴洛阳宫。

策功行赏不淹留，全军藉智谋。

讵似南宫复道上，先封雍齿侯。

第一首之“辽东海北翦长鲸”，写的是水路大军的行动，其地域是“辽东海北”，笔锋直指大连，“翦长鲸”指的是水路大军在大连地区迫使高句丽投降的卑沙城之战，隋军正是在辽东海北的卑沙城翦除了长鲸，扫除了阴霾，使“风云万里清”，才得以“方当销锋散马牛，旋师宴镐京”。第二首之“秉旄仗节定辽东”，写的是隋炀帝亲率的陆路大军由辽西出发，旌旗招展、浩浩荡荡进军辽东、夺地俘馘的情形。隋炀帝的两首短诗十分凝练地写出了当时两大战役的战绩，显示出他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的人格特质。此诗跨越千古，气势恢宏，似旷野雁鸣、空谷足音，填补了隋唐时期大连地区诗文的空白。

宋代，大连地区先后为契丹（辽）、女真（金）政权占据。辽与北宋对峙200余年，虽然也开始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兴科举，办学校，在文化上也发生了从崇佛到崇佛尊儒的变化，但仍保持游牧民族的风习。正如《辽史·列传·文学上》所说：“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但其风气刚劲，三面邻敌，岁时以搜狝为务，而典章文物视古犹阙。”辽代为防女真为患，将大批女真人迁到大连地区，兴建扶州（今复州）、苏州（今金州）两座土城，为加强防守，又在今南关岭一带建镇东关（史称哈斯罕关），但由于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今内蒙古、河北东部和辽西地区，大连地区地处边陲，因而迄今未见本地作家作品。现仅见契丹太子耶律倍写于大连的一首《海上诗》。耶律倍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曾任统治东北地区的东丹王，是辽代著名文人，酷爱中原文化，曾派人到关内购书万卷，藏于医巫闾山上之望海堂。耶律倍“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其弟耶律德光在辽太祖逝世后，在母后支持下继承王位，耶律倍遭到猜疑。为避免遭到迫害，耶律倍携万卷图书与爱妃于都里海口（今旅顺）渡海投奔中原南唐政权，并作《海上诗》刻于木上：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

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金与南宋对峙100余年，采取了比辽更加开明的文化政策。《金史卷一百二十五·列传第六十三·文艺上》对金代文化的发展有这样的概括：“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来，渐立条教。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

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其兴起之地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和其迁都之后的燕京，女真统治者为改变文化落后的状况，采取了较为开明的“借才异代”的文化政策，起用被俘获、被扣留的文人学士和降金的官员，其中被扣留的有宋资政殿大学士、著名文学家宇文虚中，宋使吴激、洪皓，降金的官员有高士谈、蔡松年等，后期又出现了党怀英、王若虚、元好问、王庭筠、海陵王完颜亮等诗文名家。清代著名文学家王士禛曾认为，金代人物文章之盛，独能颉顽宋元之间。当时大连所处的辽南地区也是金代比较重视的地区，因居住着辽代迁移过来的女真人，此地被金代统治者视为同族之地；在金兵进军中原时，这里又是其稳固的后方，因而经济、文化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金在辽南地区的辽阳、盖州设官学，据记载，金代有45名辽宁籍学子考中进士，其中来自辽阳、盖州、熊岳的就占27人。也正是在金代，辽南地区出现了文风渐起、诗文创作兴盛的景象，当时的辽阳、盖州、熊岳就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作家和诗文世家。辽阳的张甫于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考中状元，为辽南地区最早的状元。辽阳张氏家族的张浩、张汝为（曾任河北东路转运使）、张汝霖（曾任礼部郎中）、张汝翼父子四人均考中进士。辽阳高氏家族的高衎（曾任吏部员外郎）、高宪和李献可（曾任户部员外郎），盖州的庞铸（曾任户部侍郎，著有文集20卷）、刘仲尹（曾任潞州节度副使，著有《龙山集》），熊岳王氏家族的王遵古（曾任翰林直学士，被称为“辽东夫子”）及其子孙王庭坚、王庭筠、王万庆（曾任辽东巡抚使）等，都是金代有名的文人，大多有作品传世，元好问编著的《中州集》收录了他们许多作品。这其中尤以熊岳的王庭筠最为著名。王庭筠能文善诗，能书善画，精篆刻，其艺术成就居当时辽宁地区之首，金章宗时曾任翰林修撰、书画局都监，后隐居于河南黄华山，自称黄华山主，现辑有《黄华集》8卷。

金代的大连地区与辽阳、盖州、熊岳同属东京路，盖州以南与大连之复州又同属曷苏馆路（都统司路，后改为节度使路），而熊岳与今大连地区仅一河之隔，同一州府的比邻之地有此文风，可以想见当时大连地区的文化状况。正是在金代，大连地区文风初起，出现了写于本地的诗文作品。金代著名文人王寂在金明昌二年（1191年）巡访辽南时写成《鸭江行部志》，记载了他在大连地区的见闻，是他最早详细记录了产生于大连地区的一批诗歌，他本人也写有多首吟咏大连地区山川景物、风俗民情的诗歌。《鸭江行部志》对大连的记述和所录诗文表明，自汉唐以来，经过艰难的发育，大连的文学创作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