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经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儒学和经学并非同一概念,但二者又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常常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

儒学和经学

儒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指由孔子所创立,战国时期已经成为显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又不断发展并最终成为具有完备的学术体系的一个学派。

传说孔子弟子三千,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孔子死后,他众多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在社会上继续传习六经和孔子的思想学说,形成显赫一时的儒家学派。在传承过程中,儒学亦分流,所谓“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按“孙氏之儒”即荀卿(荀况)一派。这八派中,声望最著的是孟子、荀子两派,孟子、荀子都对孔子的思想学说有所丰富和发展。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学说,后世统称为先秦儒学,或称原始儒学。西汉经学的诸经大多自荀子传授下来。宋代以后,孟子被儒家奉为仅次于孔子的神圣偶像。两千余年的儒学,是一个动态的、包含内部矛盾的发展着的思想体系,先秦儒学则是它的基础和内核。

西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学奉为官方正统学说,传播这一学说的儒家典籍被定为“经”,从而兴起了历史长达两千年的经学。经学的基本特征,是以封建国家所承认并颁行的五经及其他经典作为依据,通过对它们所进行的标准的解释,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从而主宰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从西汉起,经学作为儒学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曾经成为各个时代儒家不同学派的学者用以阐释他们思想学说的学术阵地,他们结合自己时代的要求,通过对诸经的阐释,提出治世的方策。

从本质上说,经学是为封建主义及其专制制度服务的上层建筑。但是,事物内部又包含着自己的对立因素,这种对立的因素在先秦儒学内部即已经明显地存在。当激烈的社会斗争推动社会改革,当由于内部的或外部的原因使封建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面临危机,某些进步的思想家曾经与专制主义相对,不同程度地宣传了民主思想和民本思想;与唯心主义和谶纬神学相对,不同程度地宣传了唯物主义的进化论和无神论。这种情况在后期封建社会内忧外患、民族濒临危亡之时,为了救亡图存,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思想家,或注经,或释经,越出了封建王朝固定的樊篱。例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曾治经,他们都是通过注经释经的形式,呼吁社会改革和抨击专制。顾、王的书有些已被收入«清经解»正续编,其中包括顾氏的力作«日知录»,也被当作经学著述。其实,其体例和内容与一般经学著述并不相同,在儒学中也是少见的进步著作。像这样的书,我们很难把儒学和经学分辨开来。历史上许多儒学学派都和经学有着密切关系,而许多经学学派也就是儒学学派。

儒学起始于春秋末期的孔子,直到今日,仍有所谓“现代新儒学”;经学则起始于西汉时代。到清末,由于封建社会的衰亡,封建国家不复存在,已经丧失了由国家颁行这些儒家经典作为理论依据和行为准则的社会条件,因而封建主义的经学也随之衰亡。现代虽然仍有对儒家这些经书的研究,则是在新基础上以新的目的进行的传统文化的研究,与过去的经学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经学这一门学术,迄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发展中,它的内容有训诂之学、义理之学和考据之学,下面分述之。

训诂之学

«易»、«书»、«诗»、«礼»、«春秋»五经都是先秦旧籍,文字简约。从战国到西汉,语言文字经历了几次重大变化,到汉代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读懂。从字体来说,先秦先是大篆(籀文),后是小篆,汉是隶书(魏晋后又盛行楷书).从语音来说,许多字的读音有了变化。从词汇来说,一部分词汇随着社会生活的进程而衰亡,更多的新词产生,有的词义也发生了变化;而且先秦典籍中普遍出现假借字,这有时是书写的原因,有时则是由于当时文字词语不足。大量假借字造成领会经义的困难,字句不通,文义难明。为了对这些经书的字句文义作解释,产生了诸经的“传”、“注”、“笺”、“疏”、“集解”、“正义”、“章句”等等不同体例的著述。

“传”、“注”、“笺”、“疏”、“集解”、“正义”、“章句”等,名称不同,都是注释的意思,但不同的使用情况,各有特定的含义。

“传”:是传述的意思,即解释经文,阐明经义。它有三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依随经文逐字逐句解释,如毛亨«毛诗故训传»;二是阐明经典中的所谓“微言大义”(简约精微的语言含蕴深奥的道理),如«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三是对经典中的纪事进行补充和描述,如«春秋左氏传».

“注”:是对经文中难解的字、句加以解释、疏通,如魏王弼、晋韩康伯«周易注»,汉郑玄«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汉赵岐«孟子注»。

“笺”:是引申、发挥或补充、订正前人的传注,如郑玄以«毛诗故训传»为本,一方面对其简略、隐约之处加以补充和阐明,一方面又把不同的解释提出来,而不与«毛传»相杂,称为“郑笺”。

“疏”:是魏晋以后出现的“义疏体”,它的特点是依据一家之说,对经文逐字逐句逐章串讲,好像讲义式的讲疏,如皇侃的«论语义疏».到了唐代,不但先秦文献深奥难懂,连汉人传注也不易明了,不但需要解释正文,还需要给前人的传注再作注解,如贾公彦疏郑玄注三«礼»,徐彦疏何休注«春秋公羊传»。

“正义”:唐初“经学多门,章句繁杂”,各家传注歧义纷繁,教学与考试都无依傍,于是贞观年间孔颖达等奉敕全面整理五经义疏,名为“正义”。“正义”的方法是每经只采一家注解为主,撰述义疏采取“疏不破注”的原则,不杂他家之说,作为标准本,名«五经正义»。

“集解”:这种体例兴起于魏晋,特点是荟萃众说,不主一家之言,把诸家可取的解释连其姓名一一列出,对不妥的解释加以指正,意在取诸家之长而自成一书,如魏何晏«论语集解»、范宁«穀梁集解»。

“章句”:这种体例,除了释词,还重在解释句、段、篇、章大意,如汉赵岐«孟子章句»,除注词释句外,每章之后都有“章指”,即通释全章正文的大意。

上述几种体例,有时很难截然区别,总的都可称为“训诂”。“训诂”一词,就源于«毛诗故训传»,“故”通“诂”,«毛诗正义·周南·关雎疏»解释“诂”、“训”二字的不同涵义:“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简单地说,“诂”就是用今语释古语,用通行语释方言;“训”就是对文献语言的具体含义作形象的描述或说明,不仅释词,而且疏通文义,并解释语法、修辞和句、段、篇、章。后来,“诂训说成了训诂”,而且不再分开,成为语义学的专有名词,又形成整理研究古籍的一种专门学问。

对经书的“训诂”越来越要求确切有据,因而,必须对字形、字音、字义进行深入的科学的研究,于是发展了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俗称“小学”。经宋、明到清代乾嘉学派,产生了大量著述,达到兴盛的顶峰。当然,“小学”著作不全属经学,但它开始是从注经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在经学著述中历来列有“小学”一类。«四库全书总目»收清初以前的经部著述,其中“小学”类218部,2122卷。

这些训诂著述具有一定的价值:首先,使我们能够读懂古籍,如果没有历代的训诂,这些古老的文献只不过是一串串难于辨义的文字符号;其次,为我国语言学、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所以,它们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

义理之学

五经是上古典籍,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同时期,为了使经学积极地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地主阶级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按照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通过分析和陈述五经的内容,发挥自己的思想见解。五经文字简约,有补充和发挥的较大的余地,于是就有了所谓的“义理之学”。

义理之学有两种形式:一是在传、注、义疏之中,通过注释或串讲,随文依义地进行发挥和阐述;一是并不依随经文,而是根据自己的思想见解撰写论文,或阐明自己的心得,或评述诸经内容,或专题提出某种哲学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主张。这些论文大都采用“义”、“记”、“论”、“说”等名目。

“义”:就是阐明经文中某一部分的意义。如收进«礼记»中的«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等文章,就分别说明«仪礼»中的«冠礼»、«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各篇的意义。在«仪礼»中,这些篇章记载了举行这些礼仪的具体仪式和过程,这些文章则从理论上说明这些礼仪的意义。

“记”:是对经文中某一问题进行解释、说明和补充。例如«礼记»中的«丧服小记»、«丧大记»、«杂记»,专记丧服丧事;«坊记»、«表记»,专记孔子言论。用“记”的形式也可以写结构完整的学术论文,如«学记»是阐述教育问题的专论,«乐记»是阐述音乐问题的专论,收进«礼记»的有四十九篇文章,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但都可以成为独立的论文。

“论”:就是分析和说明某一事理。唐代有徐勋著的«周易新论»、«春秋折衷论»,宋代有程大昌著的«禹贡论»、吕大圭著的«春秋五论»,等等。汉代桓谭著«新论»、王充著«论衡»,都撇开经义发挥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已经突破了经学圈子。

“说”:在经学著述中比较普遍,如“诗说”、“易说”、“指说”等等,大多是在前人的传注、义疏之外,又表达新的见解,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

除了这几个名目,还有所谓“制”、“解”、“问”等,而所有这些名目,都很难截然分清,把它们理解为形式略有不同的专论就可以。

不论是通过传注随文依义的发挥,还是撰写专题论文,它们所阐发的义理,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它们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反映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如«春秋»首句中的“大一统”,在原著中本来只是统一历法的意思,西汉今文学派为适应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的政治需要,大作文章,把它们作为政治统一的理论依据。今文学大师董仲舒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制度,写«春秋繁露»,创“公羊学”,讲天人感应、君权神授、阴阳灾异,把原始唯物主义性质的五行说改造为唯心主义神学。宋学反汉学,因为他们已进入封建社会后期,需要振兴已被社会长期动乱以及统治集团混战所破坏的封建伦常纲纪,所以强调三纲五常,以求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这些思想都被当时的封建统治集团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经学的这一部分被官方推重的“义理之学”,也是糟粕最多的。

第二个特点,经学有不同学派,不同学派有不同的思想,曾经长期进行各家各派的义理之争。从纵向来看,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反映这个时代政治要求的新学派反对旧学派所代表的落后的过时的思想体系,所以宋学反汉学,清代新汉学又反宋学。这不是简单的历史循环,而是有时代新内容的思想发展。从横向来看,每个时期也都存在着不同学派的思想斗争,反映了地主阶级不同阶层和集团的进步与落后、革新与保守之争。在各派的思想斗争中,常常会反映出某些进步的、正确的观点,包含着有价值的思想资料。

第三个特点,经学是在与各种“异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的,而同时它又不断吸收和融汇外部的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从先秦时期起,各家学说有斗争,又有融合。以经学而论,董仲舒创始西汉今文学,就有孟子学说与阴阳五行学的融合。魏晋时期玄学思想是主流,儒家一方面批评老庄的玄虚和脱离现实,坚持经世致用;一方面又吸取了玄学大师王弼所注的«周易»和何晏所注的«论语集解».王弼完全抛开汉儒的“象数”,而取老庄的玄理说«易»,弥补了儒学所缺少的哲学部分。唐、宋儒学学者对风靡社会的佛教思想进行了有益的批判,那些深刻的反佛教思想至今仍是有力的,但他们也吸收了佛家禅宗的某些思想,成为宋明理学的构成因素。

一部经学史,是儒学内部学派以及与外部学说互相斗争和互相影响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国思想发展中的许多重要思想资料。在对落后的乃至反动的思想的批判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正确的、有价值的东西,作为历史的借鉴。从以上的分析来看,经学的义理之学不可全部抹煞,其中有一部分还是有价值的。

考据之学

对经学的研究日益深入,考据、辨伪、校勘、辑佚等学术都发展了起来。阅读经传,常常会遇到一些已属于历史的名词,不知它们究竟是什么东西;也经常会遇到古代的典章制度、人名、地名或史实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弄清楚,往往影响对文献的正确领会。例如,孟子主张的井田制,是否在上古实行过,其具体形态如何? 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弄清这类问题,需要查证大量文献资料或文物资料,以确凿的证据予以说明。这就是考据学,又称考证学。

辨伪,就是研究经传等典籍所标榜的写作年代、作者及内容是否真实。古人“好古”、“迷古”成为风尚,著作时常托古;又好盗用古人的名义,假托周公、孔子甚至假托伏羲所作,用古人的亡灵抬高典籍的权威性来欺世惑众。例如:«易卦»托名伏羲画,«周礼»托名周公作,«孝经»托名孔子作,都不是事实。«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及旧题孔安国传,经过明、清几代学者辨别,证明它不是汉代所发现的古文«尚书»和真正的“孔传”,而是东晋人欺世盗名的伪作。这一项辨伪的成绩,就打倒了一部千年尊崇的圣经! 古籍文献如果时代混沌、真伪难分,就不能作为可靠的研究材料。辨伪就是鉴别材料的真伪,为科学研究提供真实的材料。

校勘,也叫“校雠”。经传古籍流传久远,由于字体演变,简牍钞刻,文句难免发生讹误;简册保存久了,串简的绳子一断,又会发生错简或脱漏。所以读经传古籍,要挑选文字错误较少的善本。许多学者收集各种版本,比较异同,选择一个较好的底本,根据该书的内容、体例、文字、语法原则,参照诸本逐字逐句细心勘校,改正讹错,补充缺漏,订正顺序,整理出一个比较完善的本子,以免以讹传讹。乾嘉学派许多考据学者及近代的陈垣等学者,都是校勘专家。

辑佚,是搜辑亡书。有些古书,在文献里只有书名,原书失传,而我们在研究工作中有时又需要参考它们。怎么办呢? 这些书虽然原书亡佚,可是往往在类书或其他古籍中有引用的篇章、片断或片言只语。把这些篇章、片断或片言只语细心搜集,就可以使这本书全部或部分恢复。«四库全书»中的有些古书,就是从明代大型类书«永乐大典»里完整地辑录出来的,从而保存了一些文献。汉代«诗»有四家,后来«毛诗»独传,三家亡佚,从宋代开始,经过几代人搜辑,到清代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集搜辑之大成,虽然仍不是三家诗全貌,已可对三家诗有基本的了解,为我们研究«诗经»学提供了重要材料。清代辑佚工作成绩最大,凡是从古书中能够搜辑的,基本上都已经搜辑。

考证、辨伪、校勘、辑佚,可以统称为考据之学。当然,不仅经学,史学和诸子之学也都有考据之学,不过,凡关于诸经的考证、辨伪、校勘、辑佚的著述,历代的丛书和古典目录学家都把它们归在“经部”之内,对这一部分,我们也可以把它们作为经学的分支。

考据之学在整个科学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它为科学研究准备和提供真实可靠的材料。我们承认考证的每一个发现,每部古籍作者与时代真伪的辨识,每一种善本的校勘和完成,每一种佚书的搜辑,都经过艰苦的科学研究,因而,我们尊重前人的劳动,承认它们的价值,利用这些成果。但是,科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大量确凿的事实和材料的分析,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拿这种对于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去改造世界。因此,考据之学又毕竟只是整个科学研究的一个部分,属于史料学范畴,为高层次的研究作准备工作。所以,我们既承认考据之学的重要作用,又不能把它们看作科学研究的终结,反对为考据而考据,反对脱离实际的烦琐哲学。

经学丛书

研究经学应该读哪些经学原著? 怎样找到这些书? 历代经学著述极为丰富,前人已经有重点地编选了几套丛书。

«十三经注疏»是自宋代以来通行最久、影响广泛的经学基本丛书,选«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最早的版本是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年)三山黄唐合刊本,现在通行本是清阮元主持校刻的善本。

«四书五经»是把朱熹编选注解的“四书”(«大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集注»、«论语章句集注»、«孟子章句集注»)与“五经”(«周易本义»、«书经集注»、«诗集传»、«礼记集说»、«春秋三传»)的合编。这套书自元明以来长期流传,影响广泛,是士人读经的基本读本,它包括了十三经的核心部分,比十三经内容简约,注释较易明了,所取注疏与«十三经注疏»有所不同。一经有多种注疏本是好事,可以使人们择善而从,并为我们提供不同的见解,让我们继续研究。这套简易丛书,现有通行本。

上述两种丛书只是经学的基本读本,深入研究则要选读其他的重要著述,利用以下的大型丛书。

«四库全书»是清代前期编纂的规模巨大的丛书,其中共著录“经部”书籍1773部、20427卷,基本上包括了清乾隆以前,即18世纪初叶以前重要的经学著述。利用这部丛书时,可根据个人的研究方向,分类检索自己需要的书籍,共分十类:«易»类484部、4141卷(包括附录和存目,下同),«书»类137部、1096卷,«诗»类147部、1864卷,«礼»类223部、3719卷,«春秋»类233部、3134卷,«孝经»类29部、70卷,«五经总义»类75部、960卷,«四书»类163部、2070卷,«乐»类64部、774卷,«小学»类218部、2122卷。«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书籍均写有序录,说明该书的时代、作者、版本流传及校勘情况,并撰有内容提要和原著得失评述,文字简明扼要,内容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通志堂经解»,又名«九经解»、«传是楼经解»,为清初纳兰性德和徐乾学于17世纪后期刊刻,收比较罕见的唐、宋、元、明经解著作139种、1718卷,其中以搜集宋、元的传本著称。

«皇清经解»(简称«清经解»)正续编,正编一名«学海堂经解»,为清道光年间阮元(1764—1849年)汇刊,收清代学者经学著述188种、1408卷,以汇集乾嘉学派考据学著作为主。续编为光绪年间王先谦(1842—1917年)汇刊,补正编遗漏,又集乾嘉以后迄近代的经学著述共209部、1430卷。正续两编共收397种、2838卷,可说是集清代经学主要著述之大成。

上述几种丛书,基本上汇集了历代比较重要的经学著述。新近编纂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分类著录了各种丛书所收书籍的书名及作者。检索这部«综录»,就能知道每部丛书都有哪些书、为何人所著,或者你所需要的书收进哪部丛书,按图索骥,可以顺利地得到。

清代朱彝尊撰«经义考»,是考证经籍比较完备的目录学著作,全书300卷,初名«经义存亡考».这部书,把历代经学著述按经分类编目,每一书目之前,列撰述人姓氏、书名、卷数,次则说明该书或存、或阙、或佚、或未见,并附原书序跋、诸家评论以及朱氏本人所作考证的按语。其后,翁方纲等撰«经义考补正»12卷,补本书的略漏讹误。«经义考»对研究经学很有用处。如果研究各个时代经学著述的情况,可以阅读各部正史的«艺文志»和«经籍志»,其中以«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学术价值较高。

近代经学研究的主要著作,有今文学家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古文学家刘师培有«经学教科书».皮著已由中华书局重行排印,分别于1959年、1954年出版。刘著有1926年商务印书馆本。这几部著作汇集了不少材料,但观点已陈旧。

现当代学者评介经学的著作不多,比较有影响的有蒋伯潜«十三经概论»(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世界书局1944年本重印),范文澜«群经概论»(1928年朴社本)、«经学讲演录»和«中国经学的演变»(收入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1983年上海人民版)则收进了周氏20年代至70年代的经学论著。这些著作有较新的观点,而且侧重于对经学的评介,可以作为学习与研究经学的入门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