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六经到十三经

通行的儒经有十三种,即所谓十三经。它是六经经过一千余年的不断扩充,发展到宋代而完成的。其间,经学的内容也得到了不断丰富和发展。

先秦时期的六经,传到西汉只有五经,东汉时期有七经之名,唐代先后扩充为九经、十二经,宋代再增至十三经,以宋版«十三经注疏»为本。现在通行的是清代阮元的校刻本。

六经的次第

在先秦文献里称述六经之名,始见于«庄子»的«天运»、«天下»、«徐无鬼»诸篇。西汉又称六经为“六艺”,如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六艺”,也就是六种教学科目的意思。儒家学派确曾把它们作为教学科目。

六经的次第如何排列,从汉代起,一直有不同意见。这个情况,反映了对待六经的不同的指导思想,表现了对诸经内容和产生时代的不同解释。

从先秦到西汉今文经学派,一般都这样排列六经的次第:«诗»、«书»、«礼»、«乐»、«易»、«春秋».所以这样排列,是根据这六种教学科目的深浅程度和课程安排的先后顺序。«诗»列于首,始自孔子。孔子多次谈教学教材, «论语·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述而»:“«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礼记·经解»引述孔子的话:“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里的«礼»、«乐»次序偶乱,但还是«诗»、«书»为首。孔子认为«诗»有“兴、观、群、怨”的功能,同时还是常识课本;«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经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也是语言课本,«论语·季氏»:“不学«诗»,无以言。”因此,孔子把«诗»作为入门教科书。«书»是历代政府档案文献,孔子想让他的学生将来从政,所以要学«书»增长政治知识。«诗»、«书»是孔门教学的基础课,所以列在先。 «礼»、«乐»是实践课,所以列在其次。«易»、«春秋»文字艰深,含义幽微,今文学家认为«易»穷天地阴阳之变化,«春秋»蕴含孔子的“微言大义”,二者发挥孔子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属于高级教育,所以列为最后的教学科目。

古文经学派的六经次第则是:«易»、«书»、«诗»、«礼»、«乐»、«春秋».他们这样排列,是依照他们所理解的六经产生时代的早晚次序。班固的«汉书»和«白虎通»,范晔的«后汉书»,采古文经学的观点,都这样排列。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得很明白:“五经六籍,圣人设教􀆻􀆻今欲以著述早晚,经义总别,以成次第”,“«周易»虽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羲,既处名教之初,故«易»为七经之首。«古文尚书»既起五帝之末,理后三皇之经,故次于«易».«毛诗»既起周文,又兼商颂,故在尧、舜之后,次于«易»、«书».«周»、«仪»二礼,并周公所制,宜次文王。«春秋»既是孔子所作,理当后于周公,故次于«礼».”古文学家在这里论断诸经产生的时代,是很不准确的。经后人考证:所谓伏羲画八卦,是无根据的传说,«易»是占筮用的书,由两种最简单的基本符号构成卦画,和后来抽签算卦指标某签某卦的号码一样,只是标识性的符号,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古文尚书»实际上是后人的伪作,保存在«今文尚书»中的«尧典»,也不是唐尧时代遗留的文献,而是周代史官据遗闻传说所编写;«毛诗»中的«商颂»并不是殷商时代原来的颂诗,而是春秋时期宋国的祭祀乐歌,它写定的时代较其他诗篇不是早,而是晚;«周礼»实际不是完成于西周,而是经由战国以迄东汉儒家陆续编纂和增补而成。近世这方面的考证,大多具有不可辩驳的说服力,证明古文经学六经次第所据的写作时代不可凭信。

在整个封建文化史上,今文学派、古文学派、宋学派及清代的新汉学派,关于六经产生的时代,曾长期进行热烈的争辩。这些争论,基本上是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两种不同观点的论争,反映了对六经根本性质的两种不同认识。一派主张六经是孔子删定的不同课程的教科书,六经次第按内容深浅、课程先后排列;一派认为六经是古代史料,六经次第应按史料的时代先后来排列。有的人认为六经是孔子垂教天下的万世准则,其中包含着深奥的“微言大义”,所以不可改易和违背;有的人认为“六经皆史”,孔子只是整理过其中的史料而已。关于六经与孔子的关系,对各经又各有不同的意见,兹不赘述。

我们认为今文经学的六经次第,比较符合先秦时期儒家学派使用这六种典籍的实际情况,但并不同意今文学派所说的它的内容是什么“万世准则”,或其中有所谓圣人的“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派按六经的时代先后安排次第,虽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方法,但它对诸经时代的论断是错误的。宋版«十三经注疏»中的诸经次第,基本承袭古文学派的观点,现在大家仍然采用。本书也采用这个次第,因为这个注疏本已通行将近千年,我们只是沿袭习惯说法,而不是同意它所说的诸经产生的时代。

六经存五经

先秦时代的六经,传下来的只有五经。西汉初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里还是六经经名并称,文帝、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无«乐»博士,说明官学传授已无«乐»科。司马迁作«史记·儒林传»,也不见«乐»经之名。可见在西汉前期,«乐»已经失传,六经只存五经。

关于«乐»亡佚的问题,自来有两派意见:

一派认为,先秦的六种经书,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都受到很大的摧残,依靠在民间口耳相传而艰难地保存。汉初开书禁,靠口耳相传的各经才得以记录复出。由于传述者不是一家,记忆有所不同,所以各经有不同的传本。至于«乐»,它的主要构成部分是音调乐谱,不经过一定的训练是不能辨认和传习的,当时自然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到汉初时,已经无人能够传授。

另一派则认为,原本就没有«乐»经。如清代邵懿辰«礼经通论»说:“乐本无经也。􀆻􀆻夫声之铿锵鼓舞,不可以言传也;可以言传,则如制氏等琴调典谱而已。”“乐之原在«诗»三百篇之中,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之中􀆻􀆻而初非别有«乐»经也。”照他们的意见,乐是没有文字的一些乐谱,并不独立成书,汉儒传经重文字之章句训诂,未谙古乐谱,因而这些乐谱失传。

究竟原来有没有«乐»经,它是否独立成书呢? 考察先秦文献,我们可以确定古有«乐»经,理由有二:一、六经之名,古有记载,它不仅见于儒家文献如«论语»、«孟子»、«荀子»等书,也见于诸子著作如«庄子»、«吕氏春秋»、«商君书»等书,可见,它是战国时期通行的古籍之一;二、它是儒家的一个独立的教学科目。孔子重诗教,也重乐教,“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三者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不同,传授时间有先有后,先学«诗»,以后次第学«书»、学«礼»、学«乐»,它不可能没有独立的教材而仅仅作为«诗»、«礼»的附庸。

那么,«乐»是不是只有乐谱而没有文字呢? 这也是不可能的。理由也有二:一、作为一个独立教学科目的教材,不可能只有乐谱而没有说明文字和理论指导的文字;二、音乐问题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曾引起我国第一次重要的文艺论争,«论语»中有孔子的音乐评论和乐教理论,墨子针锋相对地著«非乐»,老庄学派提出“大音希声”的理论,荀子捍卫和发展儒家乐教理论而著«乐论».在先秦流传的«乐»经,从它产生到整个流传过程,不能说其中绝无儒家音乐基础理论和乐教理论的文字。汉儒认为,后来收进«礼记»中的«乐记»是«乐经»的残文,虽无确凿的证明,却不失为可供参考的一说。

«乐»究竟为什么会失传呢? 我们认为,前面所说的第一种意见,即由于秦代的严禁,«乐»因不易口耳相传而失传,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还有西汉的历史条件和«乐»本身的原因。孔子爱好的音乐是古乐,他赞赏«韶»乐、«武»乐,整理«雅»乐、«颂»乐。«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当时民间兴起的新乐,即“郑声”,孔子认为“郑声淫”,«论语·阳货»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于是,这位音乐复古者进行“正乐”,他编定的音乐教材,自然对新乐采取排斥的态度。人们评论说听古乐想睡觉,听新乐不知倦。古乐庄重平板,而且又必须有相当规模的乐队,还要使用古老笨重的乐器,不如新乐生动活泼感人,演奏方便,所以在战国时期古乐已经落后过时,传习者逐渐减少。秦代焚书是儒经流传的一次厄运,其中«乐»流传的困难尤大。不过,它也没有因此完全灭绝,残余的片段文字和某些乐谱还是流传下来一些,说«乐记»中有«乐经»的残文,看来是可信的,而且一直到魏晋时代,还有人演奏部分«韶»乐。问题在于,西汉统治阶级“独尊儒术”,是为发展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服务的,在六经中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都可通过训诂和义疏的重新解释,发展改造为适用的上层建筑,而乐谱没有改造利用的可能与必要,无须费力收集整理,所以除了保存一部分残文,内容和形式都已经落后过时的乐谱,就任凭它们自然淘汰了。

西汉前期立«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博土,即任命了这五种学科的专任教授,在官学传授这五种学科,从此,«乐»就从原来的儒经中消失了。

东汉的七经

封建社会的发展,向统治阶级提出加强思想统治的新要求。原有的五经内容,不能完全满足思想统治的需要,在经学这个外壳内,需要而且可能增加新内容,于是,在东汉开始增加新的“经”——由五经发展为七经。

“七经”之称,始见于«后汉书·赵典传»注引«谢承书»:“典学孔子七经􀆻􀆻受业者百有余人。”究竟指哪七种典籍,说法却不尽一致,其出入是在五经外增加的两经,曾经有不同的主张。经过一段实验、探索的过程,到东汉通行的七经是:«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孝经».东汉除立五经为官学外,又规定«论语»、«孝经»为学生识字后的必读书;治五经者,可以诸经并治,也可以专治一经,但«论语»、«孝经»人人非读不可,后来干脆就合称为七经。

汉代统治阶级推崇五经,着重的是利用以“君权神授”、“天人合一”为中心的谶纬神学。它的思想基础是愚民哲学,因而,需要树立一个精神上的偶像,使这个偶像成为思想的无上权威。这个偶像,他们选中了儒家学派的祖师孔子。孔子生前并不得意,死后被儒家学派奉为“圣人”,是儒家学派尊奉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圣人的继承者。但是,其他学派并不买这个账,老庄学派就编造出孔子问礼于老聃的故事,有的还颇不恭敬地揶揄他。到汉代,孔子被涂上耀眼的油彩,地位被无限地拔高:他是神话中的人物,从诞生到行事都罩上神异的光圈;他是秉承天意降生救世的“超人”;他是“至圣先师”,道德明智的亘古第一人,地位独尊;他是“素王”,天生孔子,虽然生前未登王位,却以思想学说而行一统天下之实,所以对他的意旨必须遵从。统治阶级塑造这么一个神圣的偶像,要求人们无限崇拜、无限信仰,从这个偶像口中说出的一切封建伦理道德的准则,自然不允许违背。«论语»的内容主要是孔子语录,是圣人教诲的直接记录,于是成为必须学习和尊奉的圣经。

为什么只有1799字的«孝经»也定为“经”呢? 封建统治阶级重视“孝道”,西汉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从惠帝起,皇帝的谥号都加上一个“孝”字,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等等。所谓“孝道”,不是单纯指尊敬和照顾父母,而是从属于封建宗法思想体系的一种严峻的伦理观念。在封建宗法社会的家庭,父亲是家长、家庭的统治者和绝对的权威,子女必须绝对顺从家长的意志而消灭自己的个性。“顺为孝”,“百善孝当先”,“孝”是最高的美德;“忤逆”则是最严重的恶行。“孝道”和“忠君”是一致的,在封建社会里,人人要“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行“孝道”的人绝不会犯上作乱。“孝道”利用人们血缘关系的亲密情感,披着敬老奉亲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培养封建制度温驯的顺民和忠实的奴才,以利于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皇权世袭制度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所以,东汉的封建统治阶级把«孝经»定为人人必须学习和遵从的经书,而且伪托它是孔子的作品。

唐代的九经

唐初儒、佛、道并用,各有各的用途;而礼、政、刑、教则是儒家的世袭领地。唐太宗李世民在这些领域推行促进儒学发展的文化政策,唐初完成并颁布了«五经正义»,为五经制作了标准的注释和义疏;又以五经为本,提出九经之名:«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所谓九经只是把«礼记»和«春秋»各扩充为三。

«礼»原来只是«仪礼»十七篇,其内容基本上是记录周代一些礼仪的程序和形式,对封建统治阶级建立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作用不大。从战国到西汉,经过较长时期的收集和编写,完成了以政治制度为基本内容的«周礼».东汉时,又把各种说明、解释与研究礼制的学术论文汇编成«礼记».唐代的«五经正义»,“礼”即取«礼记».但«礼记»毕竟成于汉人之手,不能取代原来的«礼»经,«周礼»中的官制、政制,对于唐代礼、政、刑、教的建设也有借鉴作用,因此«仪礼»、«周礼»、«礼记»三者都作为经书传习。

«春秋»经文过于简约,传注必须作较多的补充和发挥,注释疏解有相当的活动余地,各家传注便有很大的不同。从汉代传下来的«春秋»传,影响较大的有«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三种。唐初的«五经正义»,选的是晋代杜预集解的«左传».可是,«春秋»三传内容各有侧重,记事与义理有较大出入,不宜偏废。于是,采取立传为经的方式,改立«春秋»一经的三传为三经。

那么,唐前期的九经,为什么不收汉代已立为经的«论语»和«孝经»呢?

«论语»基本上是孔子的语录集,它的地位随孔子的地位而升沉。在唐代前期,孔子的地位不如在汉代那么高。唐太宗李世民树立的神圣偶像是如来佛和太上老君,一方面向佛祖膜拜,一方面奉太上老君李耳为玄元皇帝和李氏的始祖。当时正处于“太平盛世”的大唐帝国,需要的是维护安定、繁荣的局面,以图长治久安。这两个偶像,一个教人逆来顺受,修行来世;一个教人脱离现实,清静无为。对唐王朝的统治,他们比鼓吹积极入世的孔子,是更加保险的。所以,孔子被相对地冷落了一段时间,«论语»也就不是人人必须诵读的经书了。

«孝经»的内容是以提倡“孝道”来维护封建宗法制,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李世民杀掉哥哥,又逼迫父亲让位,而后登上宝座。他是封建宗法孝悌观念的叛逆者。李世民死后,又有武则天长期执政,还当了女皇帝,废了太子,扰乱了父系制,更是封建宗法制的破坏者。她的政敌一直用宗法正统观念来攻击她,甚至利用人们头脑中潜存的这些意识,动员封建阶级内部的各种力量起兵“讨伐”她,她怎么会提倡危及自己存在的理论呢?从李世民到武则天先后执政七十七年,他们都不提倡«孝经».

开成十二石经

唐玄宗李隆基消灭了韦氏统治集团,李氏复辟,号称中兴。唐王朝经历的危难,使封建统治阶级进一步认识到“以孝治天下”对于稳定天下、巩固政权的作用,所以«孝经»又被推崇。李隆基亲自到太学宣讲«孝经»,并为之作传注,倡导人人必须学习和力行。李隆基的«孝经注»传布天下,后来由宋人收入«十三经注疏»,一直通行至今。

唐中期以后,佛教风靡于世。佛家的出世思想,造成整个社会精神风貌的萎靡;而佛家“无父无君”的思想,更促使封建君主专制政权的衰颓和封建伦理关系的破坏。比较起来,佛家思想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已是利少而弊多,而儒家学说既是反佛的有力武器,又能够起到振兴政治,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弊少而利多。于是,儒学又受到重视,重被作为治国的理论基础,孔子这位精神偶像,也又受到特别的尊崇。李隆基即位后,采取调和儒、道的办法,一方面自称是玄元皇帝后裔,与佛教抗衡;一方面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宣称孔、老同世,源出于一。但儒、道相比,道家思想体系的政治内涵比较薄弱,礼、政、刑、教都尊孔子。孔子又成为思想权威,«论语»也重新成为经。

唐初编撰«五经正义»,目的是统一五经的文字、训诂和义疏,作为国家考试和教学的标准本,以免传习与解释各异,无所依从。唐前期以五经为本扩充到九经。中期扩充到十一经,新增的诸经,又产生了训诂应求统一的问题。«尔雅»本是一部古代训诂的汇编,对古代经典词语较为普遍地作了解释。既然五经的“传”(«春秋»三传)、“记”(«礼记»)、“论”(«论语»)都已经立为经,这部读经传所必须翻检的辞书,正可以作为诸经训诂的共同依据而收统一之效,于是把它与那些成为经书的“传”、“记”、“论”列入同等的地位。

唐后期,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于长安国子监门前立石,刻十二经作为士人传习和考试的十二学科及其文字定本,称“开成石经”。这十二经就是唐前期的九经加上上述三经,它们的次第是:«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

宋十三经和四书五经

到宋代,原来的十二经再加上«孟子»,便成为流传至今的十三经。

早在唐代,被称为儒学一代宗师的韩愈及其弟子李翱,积极捍卫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尊崇孟子是孔子的嫡派,鼓吹继承从尧、舜到孔、孟的道统。宋代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十分激烈,孟子的学说受到宋儒的推重,他们自称继承孔、孟和韩愈的“道统”,建立了后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体系——程朱理学。

孟子学说有几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它的仁义学说以民本思想为基础,以重民、养民、保民为纲领,以“王道”为理想,作为开明的封建政治理论,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谋求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它提出了一套唯心主义历史观,包括以“君权天授”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为特征的天命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天才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合理论,为封建制度的“永存”提供了理论基础。它创始的人性论(“性善论”),以及尽心、知性和“万物皆备于我”的心性之学,夸大精神和意志的主观能动作用,发展了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成为宋明理学家心、性、命、理之学的基础。 «孟子»一书提出独立人格思想,要求人们注重道德修养,把封建道德观念凝聚为巨大精神力量,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舍身取义”的“浩然之气”,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的历史责任感,持节不屈,积极有为,奋斗不息。宋儒继承和发挥孟子的这些理论原则,推崇孟子为地位仅次于孔子的儒家第二把手,«孟子»一书也就成为人人必须诵习的重要经典,与原来的十二经合为十三经。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取«论语»、«孟子»,又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合称“四书”,与“五经”相配,称“四书五经”,作为士人读书的基础读本。他之所以选取«大学»一篇,是继承韩愈所提出的主张,以«大学»为政治哲学纲领,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选取«中庸»一篇,是继承李翱的主张,把它作为审理事物、处理问题的哲学方法。朱熹把这两篇文章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并举,并为之作章句注释,显然是特别推重的意思。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四书五经作为十三经的基础部分流行。明代把经书合刊,仍是刊行宋版十三经,直传至今。

现在影印的清刻宋本«十三经注疏»,注疏本如下:«周易»——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旧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诗经»——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周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礼记»——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左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公羊传»——汉何休注,唐徐彦疏;«穀梁传»——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论语»——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孝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尔雅»——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孟子»——汉赵岐注,宋孙奭疏。从这些注疏本可以看出,它们是由«五经正义»扩充到唐代九经本,再到宋代增补最后的四部注疏本,完成现行的«十三经注疏».最早的版本是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年)三山黄唐合刻本,现在通行本是清阮元主持校刻的善本,中华书局于1979年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影印前作了校勘。

十三经正文,去篇名计有647500多字,其中最长的是«左传»,196000余字;其次是«礼记»,99000余字,二者称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传»、«穀梁传»为小经;最短的是«孝经»,只有1799字。在«十三经注疏»中,所取«尚书»经清人确凿的考证,是伪«古文尚书»,旧题孔安国传是伪孔传,正文和传注都是晋人的伪作。虽然如此,这一部分也不是毫无价值,伪«古文尚书»中包括的«今文尚书»28篇是真实的«尚书»,伪孔传和贾疏也有参考价值,所以清人校勘重刻,并不予废弃。

现在通行的«四书五经»,不全同于«十三经注疏»所取的传注本:«周易本义»——朱熹注;«书经集注»——蔡沈注;«诗集传»——朱熹注;«礼记集说»——陈澔注;«春秋三传»集三传旧解;«大学章句集注»——朱熹注;«中庸章句集注»——朱熹注;«论语章句集注»——朱熹注;«孟子章句集注»——朱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