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经学主要流派的发展

——汉学系各派

经学是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封建社会的发生、发展和没落,随着各个朝代的兴盛衰亡,封建统治集团对上层建筑提出不同的要求,经学的内容也处于不断改造和发展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地主阶级的不同阶层和集团,都根据本时代的客观条件和本身的利益,一方面继承经学以往的传统,一方面吸收外部学说的新成分,对经学内容进行发展和改造。两千年的经学发展,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历史,是与各种外部学说不断斗争和融合的历史,是它的各个流派不断斗争和融合的历史。自始至终,它充满着新与旧、革新与保守、进步与落后的矛盾斗争。

封建社会的经学,按时代划分,可以分为三个大的体系:汉学(汉至唐)、宋学(宋至明)、新汉学(清).每个体系都有几百年兴盛时期,成为那个时期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各个体系又包含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学术思想,有它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在中国经学史上,从西汉到唐代,共延续一千一百余年,属于汉学系时期。在这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汉学系内部先后有过两汉时代的今文学与古文学之争,魏晋时代的郑学与王学之争,南北朝时代的南学与北学之争,到唐代完成汉学的统一。

汉代今文学与古文学之争

秦代的“焚书坑儒”曾给予儒学以沉重的打击,然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任何暴君的刀与火所不能灭绝的。儒学中的荀子学派没有受到最严厉的打击,孟子学派也未被杀绝,他们在社会上仍有潜在的影响,艰难地在民间保存着他们的“经书”。西汉初期,惠帝时(前194—前188年)废“挟书律”。书禁一开,“百家之书辄出”,儒学的传授又有了合法地位。文、景之世(前179—前141年)朝廷广开献书之路,搜求旧典,发掘古籍,始设博士。据«汉书»载,文帝使晁错从伏生受«尚书»(«晁错传»),使博士作«王制»(«郊祀志»),又置«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博士(赵岐«孟子题辞»),使韩婴为«诗»博士;景帝时,辕固生为«齐诗»博士,董仲舒、胡毋生为«春秋»博士(均见«汉书»本传)[4].在西汉初期,儒学开始受到重视。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前140—前87年)为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采纳董仲舒(前179—前104年)的建议,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汉书·儒林传»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宫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把儒家学派的典籍由国家正式定为“经”,规定为教学的科目,并根据学习成绩选拔官吏,是从西汉武帝时开始的。于是儒家学派成为被尊崇的官方学派,儒学变成了经学,其学说成为汉王朝的统治思想。

«汉书·艺文志»说,当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即设置收集、整理、书写图书的专门机构,配备专职人员进行工作。当时整理的写本,为了传授的便利,都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称为今文经。

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原来有八家:«诗»博士为鲁、齐、韩三家,«书»博士为欧阳生,«易»博士为田何氏,«礼»博士为后苍氏,«春秋»博士为董仲舒、胡毋生。而在五经中最受重视的却是«春秋公羊传».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治«公羊»学,他在孔子“春秋大一统”思想的基础上,把儒学与阴阳五行学相结合,把儒家仁义学说与黄老刑名之学相结合,完成了对先秦儒学的巨大的加工和改造,适合已经完全取得统治权力的西汉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创始了西汉今文经学。这个思想体系以“大一统”和“君权神授”为中心,贯穿着仁义学说和礼乐和合思想。它可以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可以调节尖锐的阶级矛盾,因此特别受到统治阶级的尊崇。西汉统治阶级的尊儒,从本质上说是尊崇董仲舒的«公羊»学,要求把它的基本思想贯串于各经的解说。

在当时,某一经的大师,对本经的解说能够适合专制统治者的要求,便可以立为博士(类似近代的教授或顾问),或委任朝廷和地方的要职。因为这是一条利禄之道,所以趋者若鹜。谚语说:“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5]于是今文经学的思想体系渗透诸经经传。今文经学兴盛一百余年,是西汉的官方哲学。汉人重家法,今文经学各家传授不同,同一经书的文句和解说互有差异,后来立了十四博士——«易»博士三:施氏(施雠)、孟氏(孟喜)、梁丘氏(梁丘贺);«书»博士三:欧阳生、大夏侯(夏侯胜)、小夏侯(夏侯建);«诗»博士三:鲁诗、齐诗、韩诗;«礼»博士三: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氏(庆普);«春秋»博士二:颜安乐、严彭祖。这十四个博士是西汉今文经学的代表,所以西汉今文经学又称十四博士之学。

古文经学起于西汉后期。西汉历代统治者都广开献书之路,多方搜求古书,皇家“秘府”(国家图书馆)“百年之间,书积如山”[6].河间献王刘德和孔子后裔孔安国先后献上据说是孔子故宅夹壁中发现的先秦经卷,刘向(前77—前6年)、刘歆(约前53—23年)父子整校秘府图书也发现一部分先秦经卷。这些经卷都是用先秦通行的小篆文书写,所以称为古文经。

古文经和今文经不只是书写的文字和读法不同,文字训诂和内容解释也有很大的不同。古文经学者攻击今文经经文和训释的讹误,今文经学者攻击古文经是“伪造”,形成两个对立的学派,进行长期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大体上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西汉后期到东汉中叶以前是前一个阶段,今文经是属于统治地位的官学,古文经是私学,但它在民间的影响不断增长;东汉中叶以后是后一个阶段,古文经学压倒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兴盛,而今文经学衰落。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学术方面的原因。

如前所述,西汉统治阶级尊崇今文经学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以及以“君权神授”为中心的谶纬神学。古文经学却较多地保存先秦儒学的内容,它赞颂西周政治理想而表现出复古倾向,很少神学迷信成分,不完全适合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所以,刘歆等建议把古文经«左传»、«毛诗»、古文«尚书»、«周礼»列为学官,受到今文经学派的激烈反对,不被统治者采纳。王莽(前45—23年)篡权(8—23年在位),借«周礼»托古改制,立古文经五博士。王莽倒台后,古文经的官学地位又被取消。从西汉末年到东汉初不断爆发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虽然刘秀(前6—57年)曾利用谶纬神学建立了东汉豪强地主阶级的新政权,而面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不能不适当采取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以释放奴婢、赈济贫民等手段来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这样,也就有必要收揽和利用古文经学派,所以古文经学渐受重视。与此相反,今文经学以谶纬神学为其思想基础,谶纬神学以极端唯心主义为基础,专制统治者可以利用它宣布自己“受命于天”,但任何人也都可以任意编造来利用。刘邦、刘秀可以利用它建立西汉、东汉王朝,王莽可以利用它篡权,农民也可以利用它发动暴动,后来的黄巾农民暴动就是明证。在统治集团力量衰弱的时期,谶纬神学不再是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意识形态,反而成了影响其生存的危险的东西。因而,今文经学失去政治上的支持。

在学术方面,今文经学在二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突出两个特点:一是神学化,阴阳五行学与谶纬相结合,妄诞的迷信成分日益增多,在学术上越来越站不住,为有识之士所不取;二是烦琐化,今文经师为了博取利禄,迎合上意,炫耀才华,解释经文无休止地比附引申,如释«尚书»首句“曰若稽古”四个字,用了三万字;一部齐«诗»多至百万言,支离蔓衍,大搞烦琐哲学。«汉书·艺文志»说当时读书费劲:“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他们一辈子念一本经,又全是些无用的东西,后来连几代封建皇帝也厌恶今文经学的烦琐,下令“正经义”、“省章句”,可是腐朽的今文经博士只会记诵章句,不会概括大义。[7] 今文经学已不能产生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东汉录用官吏实行征辟,取禄用不着再读今文经,这些无用而又难学的东西,也就很少有人愿意学习,它无可挽救地没落下去。相反,古文经学的特点是“通训诂,明大义”,简明易学,内容也比较充实丰富,在与今文经学的斗争中产生了一些有卓越成就的著名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首先是王充(27—约97年),他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有力地批判了今文经学的思想基础——谶纬神学,发展了中国的古典唯物论。古文经学派的文字学大师许慎(约58—147年),著«说文解字».他收集西周籀文、战国小篆、古文共9353字,解说它们的形、音、义,从而把古文经学的训诂建立在比较坚实的基础上,促进了古文经学的成熟。古文经学派还出现了一些古文今文博通的大师,如郑众、卫宏、贾逵、马融等,都名震一时,有著述传世[8].东汉古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是郑玄(127—200年).他集汉代古文经学之大成,又兼通今文经学,以毕生精力,在考订训诂的基础上为«易»、«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等群经作笺注。他的笺注,打破西汉以来的师法、家法,以古文经学为本,而兼采今文经学一部分可取的内容杂糅进来,实现了今文、古文经学的合流,自成一家之言,称为郑学。东汉以后,郑学为天下的崇学,结束了两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

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争夺学术思想统治权的长期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的斗争,反映地主阶级当权派与在野派对于权力再分配的角斗。它们在斗争中的升沉,始终与政治斗争密切联系,也与它们本身的学术成就相联系。从本质上说,它们都属于为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封建文化,含有封建的糟粕,而作为历史的文化过程,它们又对古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以谶纬神学为基础的今文经学,糟粕是比较多的,而成为其主体的«公羊»学,两千年来,对历代托古改制的改革派曾起着积极的影响。流传后世的今文«尚书»、«仪礼»、«礼记»、«公羊传»、«穀梁传»、«韩诗外传»等,都是今文经传,具有历史资料和思想资料的价值。古文经学的纲常礼教是害人的,而它较多地保存了孔孟的先秦儒学,其中比较优秀的思想成分,曾经激励许多仁人志士奋不顾身地为实现开明封建社会的理想而献身。流传后世的«左传»、«毛诗»、«周礼»,都是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古文经学“通训诂,明大义”的基本原则,对古文献的整理和流传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它对经传文字、音读、训诂进行浩大的科学研究,为汉民族的语言文字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魏晋的郑学与王学之争

从汉末开始,中国进入几百年分裂动乱时期。旧的封建秩序遭到破坏,以封建政治伦理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儒学,失去政治和学术思想的统治地位。魏晋时代玄学兴起,清谈玄理为一代学风。南北朝佛教盛行,统治阶级提倡讲译佛经。经学进入衰落时期。不过,儒学在文化传统上有深刻影响,仍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和教育所需要,因为如果只是谈玄讲禅,封建国家机器便不能运转,所以统治阶级政权认为经学还是不可缺少的。

在魏代,郑学为天下所宗。统治者最重视郑注三«礼»,目的是以其为本,建立魏王朝的国家制度,并在大动乱之后恢复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在皇帝的亲自提倡下,郑玄学派在郑注经传的基础上继续融合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长,充实发展诸经义疏。魏代是郑学兴盛发展的时代。

原来古文学派大师马融的后学王肃(195—256年),是魏国的经学家。他攻击郑学破坏了古文经学的家法,而标榜纯古文经学。他排斥郑注经传,而依据马融的经说为古文经重作注解。王肃罗致了一批学者,形成王肃学派,王学与郑学进行长期论争。由魏入晋,王肃成为皇亲国戚,他是晋武帝的外祖父,政治地位上升,凭借外戚的显赫权势,王学压倒郑学取得胜利。西晋是王学得势的时代。

王学在与郑学的斗争中采取了卑劣的手段。王肃标榜纯古文经学,但在论争时,凡郑学采古文经说的,他依今文经说来反驳;凡郑学采今文经说的,他依古文经说来反驳。为了盗用孔子的名义,他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二书,而且伪造了孔安国«尚书传»、«论语注»、«孝经注»以互相证明,假托孔子之言,攻击郑学不合孔子之教。为了建立自己学派的统治地位,他还利用政治权力排斥郑学经传,推行王学经传,树立学术霸权。

郑学与王学之争进行了一百多年。其中,伪古文«尚书»与孔传,是郑、王两派争论的重点。郑学的特点是博采今文、古文众说,充实和提高经传义疏;王学的特点是在理论上坚守已经落后的纯古文家法,实际上是追求个人和小集团对思想学术的垄断,表现出明显的抱残守缺的保守倾向。王肃学派写了不少著作,但后来全部消灭,我们现在只能从«隋书·经籍志»和辑佚书中,约略地看到它们的眉目。这说明:那些依靠权势推行的东西,只能流行一时,一旦失去政治靠山,它们的生命也就终止了。至于郑玄的笺注,它在学术价值上确实超过王学,虽然受到压制和攻击,但在东晋时又恢复其影响,并流传后世成为天下通行的传本。

郑学所表现的博采众说、自由研究的学风,对经学的发展起着推动的作用。魏晋时代兴起的玄学盛行于世,玄学的影响在这时开始渗入到经学中来。玄学大师王弼作«周易注»,他完全抛开汉人的“象数”,而取老、庄的玄理说«易».另一玄学大师何晏(约193—249年)著«论语集解»,杜预(222—284年)作«春秋左传集解»,范宁作«穀梁传集解»和«尚书集解»,都比郑玄博采今古文又前进一大步。他们从儒学外部吸取思想资料,把玄学溶解到经学之中,以经学为本体,而吸取外来的成分作为补充,从而使经学不断发展。

南北朝的南学与北学之争

南北朝时期,汉族在江南建立了政权,汉族文化中心移到南朝,北朝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这个时期的经学,主要是南学与北学之争。

«北史·儒林传·序»对南学、北学流传的经传作如下记载:

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 «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毛公,«礼»则同遵郑氏。

江左,指南朝,传习王弼的«易»、杜预的«左传»、孔安国的«尚书»,是继续魏晋时期融合了玄学的新的经学。«隋书·儒林传»概括它的特点是:“南学简约,得其英华。”指它继承前人开展自由研究学风,坚持训诂简明,注重阐发义旨,不墨守一家一派,既有取于郑学,也取于王学,并兼采玄学。

河洛,指北朝,传习经传除服虔的«左传解»,均以郑玄的笺注为本,它们墨守郑学的成说,没有新内容。«隋书·儒林传»概括它的特点是:“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指它在章句和细微枝节上下功夫,训诂越来越艰深烦琐,内容僵化、缺乏生气。

南学与北学之争,争论的中心是郑学是否还要继续发展的问题。北学继承郑学,把它僵化了,表现出保守的倾向;但它不处于汉民族文化的中心地区。南学既继承传统,又不断研究、吸收外部的新的成分,体现了经学的继续发展,是当时学术发展的主流。它们之所以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性的成就,是受到社会动乱、国家分裂的时代限制,与整个经学的衰落密切相关。它们的书早已亡佚,一些片段的研究成果,后来被吸收、融汇进唐代的经学。

唐代经学统一的利弊

隋代结束了国家长期分裂的局面,唐代建成统一、强盛的封建国家。灿烂的唐代文化,达到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唐王朝思想文化统治的基本国策是儒、佛、道并用,而在礼、政、刑、教方面推重儒学。开国之后,朝廷推行一系列促进儒学发展的文化政策,如开馆延聘学者,广设学校传授五经,恢复科举考试经义等,为经学的复兴提供了充分的政治条件。

在国家统一的局面下,长期分立的南学、北学渐趋合流。隋代著名学者刘炜、刘炫都精通南北二学,门生弟子遍天下。他们的弟子孔颖达(574—648年),奉敕主持完成了经学的统一工作。

经学的统一,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自汉代以来,经学在八百年发展过程中有许多流派,师法多门,义疏纷纭,章句烦杂,经文互有出入,官学传授,考试取士,都没有一致的标准。为了推行国家的文化教育政策,必须进行经学的统一。于是,开国之初,就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组织力量,选拔人员,对自西汉以来流传下来的各种经传进行比较、整理和研究,编纂统一的标准本通行天下。这项工作有三个主要内容:

一是考定五经定本。比较诸经各家传本,一经选择一种最优秀的传本为底本,参照各种传本和古籍进行考证校勘,撰成定本。颜师古(581—645年)奉命考订撰成的五经定本,完成了五经文字的统一,颁行为全国法定的标准本。从此,五经文字完全固定下来,不再产生因文句不同而解释各异的弊病,传授和研究有了共同的依据。

二是统一五经文字音训,汉语言文字学在隋唐之际有了重大成就,陆元朗(德明,550—630年)综合汉、魏、六朝文字音训研究成果,考证斟酌,历时二十余年,撰成«经典释文»(30卷)于唐初问世。这部语言学著作继东汉«说文解字»以后,集汉魏以来音训研究之成果,考述经学传授源流,采集二百三十余家学者所注五经文字的音切和训诂,使五经的文字每字都有音切和训义,作为音训的标准。

三是统一五经义疏。国子祭酒(国家最高学府总管,类似唯一的国立大学校长)孔颖达,奉敕领导一批学者分工撰述五经义疏,于公元652年完成«五经正义»(180卷).这部巨著是由许多学者执笔的,所以内容略有彼此互异之处,署名孔颖达,因为他总其成,如同我们现在所说的“主编”。«五经正义»撰述的方法,是选择当时最好的传本作底本,采取“疏不破注”的原则,保留原本笺注,又经过考订研究,为旧的笺注再作疏解。

唐初撰写«正义»的时代,汉学系在汉、魏以来四个多世纪中已经积累了各家各派的丰富成果,整个学术领域在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等方面都有很大进步,有条件解决过去阙疑或误解的一部分问题。所以«正义»的疏解,较过去的笺注有所充实和提高,它体现了汉学系经学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总结和发展。«五经正义»中以«毛诗正义»和«礼记正义»最好。«尚书正义»用孔安国的«书传»,经后人考证是伪书,但唐人尚不能辨识。«周易正义»和«左传正义»分别依据魏晋玄学家的传注,表现了经学对于玄学哲学思想的吸取。«五经正义»是汉学系最好的注疏本,长期流传不衰。孔颖达编定«五经正义»,又将颜师古的«五经定本»、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合编在一起,由朝廷颁行天下。从此,诵读五经和考试取士,经文必须依据«定本»,音训必须依据«释文»,义疏必须依据«正义»,从文字到义疏都有了统一标准,以往各派的异文异说一律废止。于是,自西汉以来的经学各派归于统一。

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内部矛盾,有其正、反两个方面,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它的反面转化。汉学和经学的统一,同时又是汉学系经学研究的终结。

人类的认识总是不断地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是认识的规律。«五经正义»的整个思想体系体现了唐初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它的义疏,还有许多封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东西;它的音切训义,限于当时的语言文字学和历史考古学的水平,有一部分并不确切。它的经文定本,仍然有个别的脱简错简、通假和传抄讹误未曾校正。封建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权力,把它的经文、音训、义疏规定为唯一的标准,一字一义不可改易,否则就被称为“异端邪说”,这就使它成为僵化的教条,汉学系经学也就停止了发展。

中唐以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统治危机四伏,僵化的汉学已不能起到为其基础服务的作用,而佛教、道教思想风靡社会。如何发挥经学为封建制度积极服务的作用,如何回答佛教和老庄思想的挑战,以韩愈(768—824年)为代表的正统的儒学思想家及其弟子李翱(772—841年),举起反对佛、老的旗帜,先后提出以«大学»、«中庸»为纲领的理论体系,要求继承从尧舜到孟子的“道统”,对儒学进行改造。也有学者经过独立研究,对«正义»的义疏提出质疑,要求重新审议和解释(如成伯玙«毛诗指说»).他们承先启后,成为宋代经学革新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