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秦汉时期的哲学和宗教
秦汉时期，特别是两汉时期，哲学和宗教初步发展起来。哲学方面，出现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观点的发展和对立；宗教方面，主要表现为道教的产生和佛教的传入。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
哲学上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西汉中期的董仲舒，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东汉前期的王充。
董仲舒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一书中。他反对天道自然观，进一步发展了先秦的“天人同一”思想，这个思想的核心是“天人感应”说。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他又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道是法则、规律，这里借为封建制度。
“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这两者联系密切。董仲舒认为天是最高主宰，而且天有意志，有感情，皇帝代表天君临天下，同时也必须顺从天意，“与天同者，大治”，天降祥瑞；“与天异者，大乱”，天降灾祸。君权神授的观点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董仲舒的思想宣扬皇帝是“代天治民”，神化封建统治，是带有神学倾向的儒学。
“天人感应”说助长了宣传神灵怪异之风。以王充为代表的学者反对“天人感应”说，对神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曾做过州郡小吏，大部分时间以教学为生。他著《论衡》一书，计八十五篇（今存八十四篇），二十余万言。
他认为万物由元气构成，“元气未分，混沌为一。及其分离，轻者为天，浊者为地。”人和禽兽也是由元气演化而来。他认为元气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他反对天人感应说，反对有神论，发展了古代的天道自然观。他说：“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又说：“人之死，犹火之灭也。”他认为鬼只是人们的一种幻觉。
王充的论证方法是“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是比较科学的。但由于当时自然科学不甚发展，引作论据的事物有些不真实，因之得出的结论也难免有错误。他在对社会问题或历史人物评述时，往往归之于命，这是唯心主义。
道教的产生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并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最早可追溯于原始时期的崇拜自然与鬼神，从最早的人神沟通的占卜等多种方术，原始宗教逐渐演变成殷周时期的祭祀上天和祖先。
汉代因为战乱与汉朝崩溃导致对宗教产生急迫的需求，于是原本的儒学逐渐宗教化，此时也开始传入佛教。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传统的鬼神崇拜、神仙思想、阴阳术数终于与汉代所崇尚的黄老思想逐渐融合，道教教派也于此时形成。
道教是由黄老学说与巫术结合而形成的。东汉顺帝时，琅邪人宫崇向朝廷献其师干吉所得《太平清领书》一百七十卷。这是我国最早的道教经典。今存的《太平经》残本基本上保存了这部经典的面貌。
东汉末年，道教分为三大支派，一支为太平道，以张角为教主，在黄河南北传教；另一支为天师道，亦称为五斗米道，以张修和张鲁为教主，在汉中、巴蜀一带传教；第三支以于吉为教主，在长江下游传教。三派的信徒多为贫苦农民，这些信徒的多数成为农民大起义的主力。
道教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道教最终形成的两个标志，一是《太平经》的流传，一是张陵的五斗米道（天师道）的发展。
汉顺帝时（115～144），于吉、宫崇所传的《太平清领书》得到广泛传播。到汉灵帝时，张角奉《太平清领书》传教，号为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信徒遍布天下九州，已是颇有影响。后来，黄巾起义失败，太平道日趋衰微。
东汉顺帝（126～144）年间，沛国丰（今江苏省丰县）人张陵背井离乡，来到了山川秀丽、民风纯厚的蜀地，入居鹤鸣山（今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北）修炼，以求长生之道。张陵本大儒，博通五经，又熟知盛行于世的黄老之学、谶纬思想与神仙方术，乃据此声称太上老君授以新出正一盟威之道，并吸收了巴蜀地区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某些成分，创立了五斗米道。据《后汉书》、《三国志》记载，因为入道者须出五斗米，而得名。五斗米道又称正一道，因为教徒尊张陵为天师，又称“天师道”，是道教最早的一个派别。
顺帝汉安元年（142），张陵开始在巴蜀一带行医传道，百姓师从者甚多。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之；张衡死后，其子张鲁仍然传其道。世称“三张”，道内则称“三师”，即“天师”张陵、“嗣师”张衡、“系师”张鲁。经过他们祖孙三代的苦心经营，五斗米道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义、仪式、方术及组织制度。
佛教的传入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答说：西方大圣人，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明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等18人去西域，访求佛道。蔡愔等在西域遇竺法兰、摄摩腾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明帝下旨建立白马寺给他们居住。于是摩腾与竺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这几乎是汉地佛教初传的普遍说法，也为我国历史教科书所采用。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到了后汉末叶桓灵二帝的时代（147～189），记载才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其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来，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详从康居来。由此译事渐盛，法事渐兴。
汉人由信佛而出家修道的，如赞宁《僧史略》卷《东夏出家》中，有“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等语。《高僧传·佛图澄传》中，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等语，似乎其时已经有汉人出家，然后才有此项禁令。
《后汉书·西域传》中叙述桓帝奉佛之后说，“百姓稍有奉佛者，后遂转盛”，可见当时民间的奉佛也由少数而逐渐增多。据《后汉书·陶谦传》和《吴志·刘繇传》说：献帝时，丹阳人笮融聚众数百人，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运漕。融于是断三郡的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余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席及观者且万余人”。从《吴志·刘繇传》所述看来，后汉末民间的奉佛，有其种种原因，这和宫廷中只以求长寿祈福为目的者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