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独尊儒术：新儒学天人合一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前134年）提出，汉武帝开始实行的。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新儒学的源流

西汉初年，汉高祖不喜儒学，使儒家的学术源流几乎断绝。博士制度虽承秦制依然存在，但博士人数不多，且仅具官待问而已，在传授文化方面难以起多大作用。惠帝废《挟书律》，使诸子学说复苏，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在学术思想发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为汉初统治者所提倡，居于支配地位，各种不问流派的思想家也都乐于称说黄老之言。

儒家与道家同属齐鲁文化，随着齐鲁文化的发展和内部融合，属于鲁文化的儒家和属于齐文化的道家也在互相学习和吸收。在汉朝初年，儒家思想开始了对齐鲁学术思想的综合统一。此外，儒家思想还兼收阴阳五行学说。如陆贾《新语》对黄老学的吸收综合，贾谊《新书》和《韩诗外传》对黄老学和阴阳五行学说的综合等。在这期间，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是董仲舒。他立足儒家思想，借用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框架，构筑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天人之学”的体系，所以有人说董仲舒的学说是“阴阳五行化的儒学”。他采墨家的“天志”思想以塑造“天”的理论形象，又吸收了黄老学的“法治”和“君人南面之术”的思想来补充其政治学说部分，最终完成了儒家思想对齐鲁学术思想的综合统一。董仲舒的思想之所以能够获得统治者的尊崇，除了客观的历史原因外，其主观的原因之一在于，他在综合统一了齐鲁学术思想文化之后，其学说体系表现出无可争辩的学术上的权威性与代表性。

独尊儒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从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及君臣伦理观念，又恰恰与汉王朝当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

文景时期，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趋势。此时。博士之数达到七十余人，百家杂陈而儒家独多。儒家的《书》、《诗》、《春秋》以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都有博士，其中《诗》博士有齐、鲁、韩三家，《春秋》博土有胡毋生、董仲舒二家。这为汉武帝独尊儒术提供了条件。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思想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

独尊儒术的实行

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武帝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还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两千年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

独尊儒术的意义和影响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不过，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有其进步意义，但它对历史的负面影响却也同样不容忽视。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同时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的确成为超稳定社会之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至于汉武帝时连年不断的战争与攻伐，则更是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恶劣后果，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