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收成珍藏着

一

父亲少年时考上了一所林校，却不知何故中止学业，回家拜一位裁缝师傅学艺，外号叫“长古仔”。

那时民间拜师学艺，徒弟家先得办几桌像样的拜师宴，送56元拜师红包，每个月自带40斤稻谷，才可入师傅家的门槛，学艺得满3年，熬到出师之日，再办更为隆重的谢师宴，师傅和他的同门师兄弟都来庆贺。散席时，每人发一个红包，每个不低于2.6元。一套学艺过程下来，比现在培养一个大学生出头的花样还繁多。

父亲初入师门特殊不起，只管天天重复着量尺寸、剪线头、缝扣眼、烫角边的简单基础活，练上一年，师傅才挤牙膏一样一步步地传授踩车缝制、裁剪的秘诀。平时，师傅的家务事是父亲必不可少的功课，大清早起来扫净地、烧开水、备好面帕，等师傅起床，接着淘米切菜做饭，吃饭时三下五去二地比师傅先放碗筷，过后按照师傅的吩咐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师傅家的农活，像莳田插秧、割禾收谷、犁田耙地，一年四季父亲无一不包。逢年过节，少不了剁上两斤猪肉或网上两条鱼，再搭上几斤水果、几瓶白酒敬师傅。父亲从头到尾忠诚守规矩，做事利索，深得师傅的信任和器重，出师前他把一手绝活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父亲。

父亲拥有了一个就业谋生的饭碗，深谙“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训理，知晓日后要感恩，以后每到端午、中秋、春节三个重要节日，都要亲自提着鱼肉、鸡鸭、糖饼之类的礼品去拜见师傅，这礼节一直到师傅过世也没间断过。师傅过世时，父亲哭肿了眼睛，像他的孩子一样给他戴孝送葬。

父亲自己独立门户后，先是置了一台缝纫机。那时买一台缝纫机如同在食品站排长队买肉一样难，千请万求找熟人走后门，不托人情关系是永远卡壳的。这样折腾了大半年，一位远房亲戚介绍有位师傅的旧缝纫机会脱手，父亲上山放松脂油赚了本钱，才小心翼翼抬回那部踩起来如打谷机一样轰轰响的古董一样的旧货，像得了财宝。旧缝纫机成了家里最贵重的财产。

乡下的裁缝师傅同卖货郎一样，走东家串西家，一般冬季生意火。这个季节，迎亲嫁娶的人家比较集中，迟一点打招呼的东道，一直要排到次年春季。平时零散东道偏多。农村人家谈婚论嫁，先列好叫彩礼的红单，把嫁妆摆在首要地位，一般为女方九套，岳父岳母各两套，还有蚊帐、被子、鞋袜等，男方按照清单，约女方到圩镇上选购齐全，挑一个吉利日，叫裁缝师傅挑着沉甸甸的缝纫机担子上门开工。师傅吃住在东道家，做完一家东道，得花上个把星期。

二

父亲在我呱呱落地的这个村子里，为邻家娶媳妇做嫁妆时与我母亲相好。母亲是我的后奶奶领养过来的童养媳，后爷爷中年因肺结核病去世，留下大笔药债。母亲羡慕父亲有门手艺，忠厚老实，有事没事就拿一些烂衣烂裤让父亲带回去缝补，算回工钱，父亲醉翁之意地顺手接下来，母亲则留下帮助父亲拆线缝、聊家常。后奶奶趁热打铁，托人做媒，几个月后说成了这门亲事。

在我们那个村里，人很世俗，父亲以奶奶的继子身份与母亲成婚而续下的香火，村子里视这类男人为“好男人不出门”，一般在族里地位低贱，甚至被人歧视。好在父亲有门裁缝手艺常年在外，对一些流言蜚语眼不见为净，即使听到了也无奈，当耳边风吹过。

父亲挑着缝纫机奔走四方，追寻着那些“以食为天”的东西。我和母亲在家里守候着，时光总是过得很慢。当夜色一次次降临的时候，我们把对父亲的盼望带到深夜的梦里。父亲偶尔回家，在我被煤油灯照着的梦境旁边走过，等到我一觉醒来，他的身影已经投向了那些不知名的村庄。

父亲的手艺自有一套别出心裁的风格，量体裁衣、精剪细车，是必备的常规工序。父亲把一件成品制出来后，会先让东道试穿。东道穿着如模特一样合身，竖起大拇指啧啧窃喜，父亲再一件一件地复制下去。父亲还非常注重工后服务，凡是在他手上制作的衣服、裤子，人家穿烂了，父亲给缝补一律免费。在那个贫困年代，人们缝补衣服比添做新衣的次数不知多了多少倍，父亲让他们插队“补烂优先”。久而久之，父亲的手艺和为人就像有线广播一样在十里八乡传开了。那时，人们相互攀比和虚荣的方式单调得可怜，顶多是打量对方的穿着打扮，说一声“你这套衣服真好看！”，十有八九的人还会补上一句：“是长古仔给你做的吧？”

那时裁缝业和其他行业一样，要遵循不成文的工钱行规价来运作，做一件衣服七毛，裤子五毛，一天下来累花眼珠子也就完成两套成品，等于收获了十四五斤稻谷。父亲虽然长年累月凭着一手好手艺吃百家饭，但一年到头，口袋里却软瘪瘪的，装回家的总是一本用红色塑料皮套着的写满文字和数据的厚厚的记账本。本子里清清楚楚地写明：某年某月某日，张三李四做了多少套衣裤，每件单价多少，末尾处有欠账东道歪歪斜斜的签名。当时农村盛行“先打针后挂号”，就是手艺人给东道做完工，东道一般不给现钱结账，要么等到秋后粜了谷子，要么等到年尾把养的猪卖了，他们才会记起做手艺的账还没有付。

农村人家绝大多数穷得叮当响，他们的消费开支几乎“一个萝卜一个坑”，像给办婚事的人家做嫁妆，本身他们就东筹西借已经欠下一屁股的债务难翻身了，父亲给他们做嫁妆的工钱回笼，往往如马拉松赛一样漫长。父亲自我安慰：“欠债还债搏长世界，命长身体壮才多吃得饭。”

人心隔层肚皮远，有些拖欠时间久了的东道，见着父亲故意绕道，父亲会远远地主动跟他打招呼，非常友好地拉家常，扯几句笑话，以避开对方的尴尬。有一次，一位欠父亲裁缝工钱六年多的村民与父亲偶遇碰鼻子了，对方的脸一阵羞红，几句简单的寒暄后，忙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皱巴巴的分币和角币，准备点给父亲。父亲惊讶说，不翻开账本查看，一时还真的记不起来有这回事了。过后，父亲皱下眉头，让他留着用，还叫他来家里挑担谷子回去填肚子。其实，父亲知道，这个村民家有四个孩子，上有长年卧病不起的老母，妻子神经不正常，怪可怜的。最后，父亲对他说：“我以前给你做衣服的那三十块工钱，全给你免了。”

一样米饭喂出百样人，有的“正牌子”或明或暗地欺压“撑门棍”。父亲明智，脑子里有数，不去计较，就是较劲了也是鸡蛋碰石头，反而招来麻烦。所以，他在给这些人认认真真地做完裁缝后，自觉地回家吃饭，免得遭别人在背后敲零敲星地侮辱，增加心灵上的负担。父亲做了工得不到益，他们还眼红父亲不务种田正业，硬要父亲向生产队交脱产税，还扣工分和减口粮。父亲强忍愤怒，还赔着笑脸向生产队长每月定期交三十元钱抵扣工分。而父亲交上去的钱，谁也不知道分摊到哪里去了，这种状况整整持续了十二年。

三

慈善的村民还是如树上的果子一样采摘不完。那年七月的一天中午，母亲在田里捆稻草，突然她抚着肚子痛得在田里打滚，大伯大婶一边把母亲抬回家，一边传口信给在邻村做嫁妆的父亲。东道见状，不由分说地挪用二十元彩礼钱预付给父亲，父亲三步并作两步跑，把母亲抱上大板车急忙送到乡里医院，一查是急性阑尾炎发作，给打了两针缓解疼痛，医生说要住院，手术可彻底消除病根，否则会复发。父亲连连点头心里却暗暗叫苦，哪够这笔住院手术费呀，父亲想“抓住机遇”，去问那些没付工钱的人还钱，但荒时老月的季节，白费口舌不说，反被误解为不信任他们，日后难做人。于是，父亲换位思考，偷偷地变卖了老上手传下的一扎银毫，给母亲继续治疗。母亲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那次父亲交费住院的背景。

父亲的账本还与其他家庭曲折爱情的纠葛有关。有一对受媒妁之言、父母包办成婚的夫妻，还没有尝到结婚是啥滋味，第二年就闹起了离婚，离婚理由简单直露，男的嫌女的性冷淡夜生活没法过，女的厌男的太粗暴根本承受不了。法官调解无效，调查他们的债权债务时，他们把做了嫁妆的这笔费用罗列了进去。开庭那天，父亲作为当事人的债权人被通知到庭作证，父亲揣着账本，如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履行了法律赋予公民依法作证的权利和义务。

年复一年，父亲的账本里一页页地记载着他的艰辛，也记载着本该属于他的责任。村里那些正统嫡系们，几家人挤在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仅有的几间房屋里，为了占据那原本就十分狭窄的空间，不顾兄弟情分，撕破脸皮争得鸡飞狗跳。父亲目睹了这些，他默默地挑着缝纫机担子，去做他生命中最值得去拼搏奋斗的一件事——盖房子。

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父亲就起床，穿着旧布鞋，踏着村民们的鼾声，去坑头山里背木料板材。他的头发里落满了山风吹起来的灰尘，汗水浸湿了他陈旧的衣服，白花花的盐粒铺在衣领和肩背之间的布面上。父亲实在太累了，就从口袋里掏出红薯干啃一口，和着口水咽下去。他把木料背回家时，天已放亮。他稍息顺气后，又踩响了缝纫机。我老家的那栋房子的木料、砖瓦，都是父亲用肩膀挑回来的。房子楼板上那十一根梁柱子，只有他才想得出那种事半功倍的运输方式：他在手推车一端绑住梁柱的一头，然后用自己的肩膀扛住另一头，犁田似的推回家。父亲用自己的血汗建起了宽敞的新房，在当时，那可是有些人家几代人的梦想。

四

我四岁那年的腊月，父亲抱回来一个出生刚满月的女婴做了我的妹妹。对于我的学习和成长，父亲是把我当成“读书人”来催化的。晚上，父亲从外面回来，在油灯下拿出账本盘点一天的收成，我依偎在他身旁专注地看他边打算盘边写着什么。他把我赶到里屋去，在床头上找到一些繁体字的书籍来给我读，摸着我的头说：“孩子，你以后就会明白，书籍比我这账本有用处得多。”

妹妹的小女儿满一周岁的那个春季，父亲到城里看我，他从提包里兜出一大捆记账本，语重心长地跟我商量：“这些账本里是我三十多年来的裁缝工钱收入明细，累计起来有四千多元的工钱欠条，是追回来好，还是放弃算了？”

父亲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一件事深深地触动了他：大集体的那些年，乡下贫民看病就医，持所在大队盖了红印的证明，医院本着“救死扶伤”的高尚情操，以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着想的博大胸怀，可享受“赊账”的待遇接纳入院。我那患肺结核而去的后爷爷，生前就这样对号入座在地区人民医院住院，但医治了三个月后，苍天无回身之术，后爷爷还是双眼一闭，万事皆空，欠下二百多元的高额医疗费。事隔四十多年后的一天，乡里邮递员送来了一封地区人民医院寄来的挂号信，里面是一张后爷爷医病欠款的催还款通知单。父亲看后，二话没说，签名确认寄回，并把翻了十几倍的本息一次还清了。

我沉思良久，对父亲说：“这些记账本先放在我这里，我理解您的意思。”

我把这一大捆记账本珍藏在保险柜里，父亲没再过问这事，我知道他不在意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