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阶段：电影行业内改革向纵深发展（2000—2004年）
从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的产业化阶段看，2000—2004年是第一阶段，即电影行业对内开放打开大门的阶段。
从政策上看，这个阶段的内容侧重对内改革向纵深发展，关键词是按照市场规律，组建电影企业集团和进行电影院线改革，这标志着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进入产业化阶段。关于直接针对电影产业转企改制、投资融资、资本化进程的政策，涉及电影全产业链和各个领域，政策导向上再次把影企在A股上市摆在重要议事日程，展现出“全面启动”的态势。
从投融资上看，国有影企加快转企改制步伐，中影重组资源整合业务又大胆实行了一系列股份改造；民营影企扩大融资渠道，华谊兄弟率先进行资本运作并取得突破。
从行业发展看，多元化促进了电影产业发展。尤其是在院线领域资本结构呈现多样化，国产“大片”的出现，充分表明中国电影产业向产业化的转型。
表2-1 2000—2004年的五个文件
续表
（一）政策上大力推进集团化组建和院线制改革
1. 针对电影产业主体即集团化和院线制的改革
第1个文件是2000年6月6日广电总局和文化部《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的重要性在于，第一次明确提出深化电影业集团化发展的任务目标，这是转向产业化的第一步。
文件认为，改革的目标有三条，最重要的目标是形成一批大型电影集团和现代电影企业，核心是“有竞争力”。文件针对当时过于松散、弱小的主要问题，强调企业集团组建要有一定规模，因为体量太小弱不禁风无法出海远航。同时只是单纯的大也不行，如果大而不强，没有竞争力，还是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冲击，所以要把竞争力放在重要位置。(2)
文件要求在试行推进股份制方面，对于制片、发行、放映三大环节既提出了共性的要求，又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例如制片、发行都需要有国有控股，而放映则没有这个限制。后来紧接着在一年半内，又马不停蹄出台的三个文件，从文件名称的语义分析中就一目了然，主要是推进电影集团化改革；从内容上看，都是推进电影集团化的深化。
有研究文章深入探讨了规模经济效益的含义与重要性，指出，“电影产业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规模经济指的是随着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会逐渐下降的经济现象。对影片制作来说，电影制作完成时，即电影母版制作完成，其主要要素投入已完成，这时母版包含电影产品的大部分成本，2009年中国国产故事影片的平均制作成本在700万元人民币左右，中等成本电影在5000万人民币以上，而制作一份电影拷贝的费用在2000～3000美元，电影发行放映成本相对于巨额的发行成本来说是微乎其微的。电影在放映时，投放拷贝的数量越大，单个拷贝成本就越低，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3)
在上述文件的指引下，这个时期上影集团、中影集团、长影集团三大集团公司相继组建成立。之后集团化改革进一步向着以资产为纽带的产业化、资本化实施战略转移。注意看上述三家公司，都是产业特性比较突出的全产业链公司，同时也是国有电影公司。
2. 院线组建和影院改建的融资要以资本为纽带
第2个文件是2001年12月18日广电总局和文化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这个文件的看点，是关于院线组建和影院改建的融资政策，要以资本为纽带，加快结构调整。这是转向产业化的第二步。省内省外院线组建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国有资本控股”，可以吸收非国有资本参股，但是都没有“境外资本参股”这一条。而影院改建的参股规定则相对宽松，既可吸收非公资本，又可吸收境外资本。
新华社全文播发了这个《实施细则》：《细则》指出，院线制是由一个发行主体以资本和供片为纽带，与若干影院组合，实行统一品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的发行放映机制；是发行公司拥有影院的资产或与影院存在资产连接，二者有着共同的商业利益和目标的一种模式。文件提出“实行以院线为主的发行放映机制，减少发行层次，改变按行政区域计划供片模式，变单一的多层次发行为院线为主的一级发行，发行公司和制片单位直接向院线公司供片……凡在2002年6月1日之前没有形成院线的地方，将停止向其供应进口分账影片（经批准的地区除外）”。(4)
同时，《实施细则》对于制片、发行、放映三大领域的股份制改造，也分别提出不同要求。
自2002年中国的电影院线制成立以来，院线重组一直在进行之中。(5)在这个政策的指引下，院线重组和影院建设进入起步并发展的时期，新一轮院线改革拓展并激活了终端影院建设。如果说推动电影企业集团化是转向产业化的第一步，那么启动电影产业院线制的改革是转向产业化的第二步。
院线的资本结构日渐多样化，突出表现为各类资本纷纷加大院线投入力度，其中，既有国有电影集团，也有行业外资本、民营资本或港资等资本形式。中影集团2002年年初将其在中影星美院线中的股份，从40%调整上升为60%，加上中影在北京新影联、中影南方新干线、四川太平洋、江苏东方等全国近十条院线中的可观股份，这意味着中影集团的院线投资力度有明显增强。
商业大片的高投入、高风险，需要风险共担，无论国有还是民营，其投资主体都开始采用“多元化投资结构与多渠道回收模式”运作国产大片。实践证明，资本介入的力量，是影响院线在市场能否生存取胜的关键环节。像上海联合院线、北京新影联合院线、中影星美院线等这些较为成功的院线，在其成长的发展过程中，每纳入旗下一家影院，都充分体现了资本运作的力量。而投资拉动增量，则使市场爆发出很大的力量。
刘勇的研究分析了实行院线制以后资本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文章指出：“截至2008年底，国内电影银幕数突破4000张，相比院线制成立之初2002年底1024家影院、1843张银幕，这是飞跃的进步。中国影院建设市场是全球增长的最快的市场。源于国内电影院建设的高速发展，放映市场日趋旺盛，需求刺激了产业上游制片业生产。2008年，中国电影生产量位居世界第三，年生产故事影片406部，比院线制成立的2002年的国产电影产量增长了3倍多。”(6)
3. 明确向产业导向转变、加快国有影企改制
第3个文件是2001年12月30日颁布、2002年2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颁发的《电影管理条例》，这是该阶段关于推动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最重要的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7)文件的关键词是明确向产业化导向转变、加快国有电影单位转企改制的步伐。
从发文主体看，《条例》上升至国务院；从文件内容看，降低行业进入，允许原来国有电影独有的制片以外的人员和机构也可以从事电影摄影业务。这与两个月以前的2001年12月20日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取得《摄制电影许可证（单片）》资格认证制度的实施细则（试行）颁布一样，启动电影摄制许可证的改革，大大放宽拍摄电影的单位和个人的限制，极大调动了电影行业内部以及电影行业外部创作者的积极性。因此，2002年底出现的《英雄》开创了“大片”（票房过1亿元人民币）时代，这是中国电影走向产业化的标志性成果，也是电影生产力释放的必然结果。
这个文件从正式颁布与实施的时间上看，显然是贯彻落实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的结果。“文化产业”在中国已经名正言顺，而电影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历史悠久、在社会上影响极为广泛、制作过程复杂、时间长达三五年甚至更漫长的文化门类，更应该在产业化的道路上迈出改革的大步。
这个《电影管理条例》废止了1996年6月的同名条例，在电影制片、电影审查、电影发行和放映等方面，都是进一步持扩大开放的态度，例如除电影单位以外，其他单位也可以独立拍片；在投资建设、改造电影院方面，上述行为主体都被国家“允许”。显然国家政策在制片、影院建设等方面，允许多种形式资本的进入，是更加开放了。
这个文件的出台还有一个重要时代背景是，2001年11月中国加入WTO后，面对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进口电影冲击的压力，中国电影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电影市场离不开法治，在全球化背景下，完善行业立法更是电影产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出台适应市场经济规则的行业立法成为可能和必须。所以，国务院颁布的这个《电影管理条例》，被认为是我国电影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2017年3月《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实施以前最重要的法规性文件。
4. 第一次明确电影业要由事业导向转变为产业导向
第4个文件是2004年1月8日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从内容看是2000年6月6日《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进一步深化。注意两个文件的名称，2000年的文件题目是“电影业”，因为该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才正式确认“文化产业”。而2004年的文件题目已经是“电影产业”了。
另外，虽然两个文件都叫“若干意见”，但是2004年的《若干意见》标题为“加快”，充分显示了包括电影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被中央文件正式确认以后已经过了四个年头，管理层推进改革、推进资本化的紧迫心情，这也显示了自2000年6月6日《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从集团化发展和院线制改革入手取得很大成绩以后，还要乘势而上继续前进。
《若干意见》在重塑市场主体一章里，明确提出加快国有电影单位转企改制；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这里的“加快”，具体而言有三个“第一次”。
第一次明确提出，电影业要由事业导向转变为产业导向。在转企改制方面，提出国有电影单位转制也要强调“加快”两个字，明确电影产业链（制片、发行、放映）单位属于企业性质；在转企改制过程中，离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工作用了“积极稳妥”四个字。对于电影企业之间通过兼并、重组、联合等形式实现资本结构改造的态度是鼓励，条件成熟的应积极争取在沪深A股上市。这也是广电总局在2003年9月28日《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以后时隔3个月，再次提出电影企业在沪深A股市场上市的要求。
第一次明确提出，把电影票房和电影总产值作为国民经济中新的增长点。这个精神在后来2009年9月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里面，正式在国家层面确定并有具体的安排部署。
第一次明确提出，使我国真正成为“世界电影强国”的目标。这个精神在后来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召开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电影局负责人答记者问正式做了权威阐述。(8)
在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中，转企改制是第一步。而在事业转向企业的过程中，
2008年10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114号文件，是这个阶段关于文化企业转企改制最重要的配套文件。文件对于5年前即2003年12月30日的国办通知精神作了重申，对于转企改制由点到面全面铺开、补充完善相关配套政策、进一步扶持文化企业做大做强，起了很好的作用。
转企改制作为一项制度性的重大改革，需要有利的政策环境做支撑。原来的文化事业单位运行了这么多年，有成绩也有问题。现在转企改制，往市场化、产业化、资本化的方向前进，尤其是人员安置是个大问题。例如年龄大的人员要留下的怎么办，年轻一些的人员转往企业的怎么办，都需要政策作出合理的安排，尽最大可能解除这些单位的后顾之忧，使大多数人能够接受并且能够安心、放心、愉悦地投身改革。
改革必须进行，改革要有阵痛，需要有人作出牺牲，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考虑到自1949—2008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运行了60年的体制，国家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个历史背景，做出必要的政策优惠以体现必要的让步，同样是毫无疑问的。这不仅是个改革方法论的问题，实际上也体现了改革要尊重历史、以民为本，人民群众要有获得感的本体论思想。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渐进式改革之所以既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又推进了改革的历史进程，其中一条经验就是正确处理了改革、稳定、发展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样，推进电影产业的资本化进程，也要按照这个指导思想进行。
5. 再次把影企在A股上市摆在重要议事日程
第5个文件是2004年10月10日广电总局发布《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是针对电影产业链准入门槛的全面改革。这个文件名称说的是电影企业，内容仍然是直接从电影制作、电影发行和上映、电影进出口三个方面入手，把电影企业的经营资格大大放宽，进入门槛大大降低。
此前2003年9月28日，国家广电总局颁布过一个文件，题为《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从文件题目上可以看出，这是关于电影全产业链的规定。关于制片行业，指导思想是鼓励合作，即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均可以与现有的国有电影制片公司合作，形式上合作成立公司或者单独设立公司均可，发行和放映的资本合作则更加开放。这个文件强调了合作的途径，即通过股份制改造，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还指明了到达的目标，即申请在沪深A股市场上市。在第5个文件里，再次把电影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市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文件的内容都是关于“准入资格”，形式上都叫“暂行规定”，显示了电影产业蓬勃发展的局面，同时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政策给予解答、确定和指导。因此，仅仅时隔1年以后出台两个关于“经营资格准入”的文件，而且两个应运而生的都是“暂行规定”。可见整个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的文件的出台，从“暂行规定”，到“若干意见”，又再到“若干规定”，再到“管理条例”，从语义分析中可以发现政策发展的轨迹，基本上是循着“摸着石头过河”，逐步成熟、逐步提升、行稳致远的路径向前迈进的。(9)
上述第一阶段即2000—2004年业内改革向纵深发展的五个文件，其内容贯穿了整个电影产业全产业链（制片、发行、放映），推动了中国电影产业改革向纵深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在资本进入和资本结构上，允许非公有资本（其他经济组织）进入；参与的形式则包括资本参股、投资、参与或单独组建等多种方式；指明了电影企业转企改制要到达的目标，即申请在沪深A股市场上市。
例如2003年9月28日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是广电总局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电影公司要在A股市场上市，由此导致2004年电影公司第一波预备上市潮。当时的中影集团就是计划第2年即2005年能够上市，成为中国电影第一股。
关于文化企业上市融资的文件，紧接着出现在2003年12月30日国办《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这是指导2003年以来文化单位开始“事转企”试点最重要的配套政策。这个规定的第二部分题为《关于投资和融资》，一共有4条，特别是第4条已经出现了这样明确的表述：通过股份制改造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文化企业，符合条件的可申请上市。
后来2005年1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在这个最高级别也是最权威的文件里，第一次提出“允许转企业文化单位吸收部分社会资本进行股份制改革”。这里的证券化意图，在政策面已经越发清晰，更加明确。股份制企业当然不一定都要在A股上市，但是要在A股上市的前提条件首先是要实行股份制改革，这对于推进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有重要作用。电影公司通过A股市场上市融资是以2009年10月创业板设立、华谊兄弟上市为标志。中影集团公司于2007年12月13日已经在资本市场正式发行5亿元企业债券，但是通过A股市场上市融资，还是2016年8月的事情。
再后来2006年9月13日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五年发展规划纲要。这里已经直接提到，鼓励文化企业通过发行公司股票、企业债券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有关电影企业上市的文件，是先有主管部门即广电总局提出，后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有关部门的文件，再由国家发展纲要确定；从文件的用词和语义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先是“暂行规定”，后是“通知”，再是“规划纲要”，政策指向即推动电影企业在A股上市，显然也是越来越明确。
上述第一阶段即2000—2004年对外开放打开大门的五个文件，鲜明体现了这个时期的政策。按内容可以细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文件1和文件2主要是针对电影产业主体的改革，即集团化和院线改革，标志着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进入产业化阶段；二是文件3和文件4更加偏重宏观指导，从发文主体也可以看出，文件3是国务院发布的；三是文件5主要是针对电影产业链准入资格的两个暂行规定，即在资本结构方面的准入方面宽严相济，有紧有松。
（二）投融资上国企加快改制民企扩大融资渠道
1. 中影重组资源整合业务又大胆实行了一系列股份改造
国有电影单位转企改制，极大促进了企业自身的资本化进程，为将来登陆资本市场，借力A股市场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制片业看，中影集团作为行业龙头很有代表性。
从这个时期看，国有电影制作机构的运行态势是一大看点。从影片投资规模和所占的市场分量而言，国有电影制片机构当时依然是我国电影制片行业的核力量。这个时期国有电影集团也已经开始进行转企改制，发挥自己优势，显示出各自的特点，其中，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最有代表性。
1999年2月，8家电影企事业单位在北京组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成为我国国有电影制片机构的旗舰。在2000年6月6日《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指引下，刚刚成立一年多的中影集团即在产业化道路上迈开步伐。2001年中影集团完成了一系列股份制改造，通过吸纳业内和社会资本以及境外资本，重点对五个分公司改制为由集团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强化了集团公司的制片能力。制片实力的扩大，使得中影集团在后来的发展步伐加快。
新华社在一篇题为《中影集团：领跑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述评中，专门为此做过报道：“以2003年为例，中影投资拍摄了50多部影片，占据国产电影总量的半壁江山，全年国产片票房收入超过2亿元。其中年底的《手机》取得成功，其票房直逼引进大片《哈利·波特》，在当年创下5000多万元的票房纪录。再加上此前联合发行《英雄》创造的傲视国外大片的英雄般业绩，让中影更加坚定地把制作发行放映国产影片作为头等重要任务：在产量不断增加的前提下，提高电影质量，并尝试大制作。”(10)
在积极推进股份制中要坚持正确的原则：融资渠道要拓宽，投资主体要多元化，这是股份制的真谛；股份制改造不仅是电影公司自己内部的事，系统以外资本也允许并且鼓励参与，这也是股份制的真谛。
中影在重组中进行综合分析，抓住影视项目、影视企业在资本融合进程中的痛点与特点，注意私募基金、信托、资产管理计划等金融产品各自不同的产品结构、监管现状、风控措施、相互间的结合，对不同的融资渠道进行归纳，为电影项目寻求最佳的金融产品配置。
中影集团这个阶段在融资领域的发展，就是以制片为龙头，以发行为核心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投资理念和投资行为，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例如转企改制促制片发展，在制作规模的阶梯化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其中制作规模阶梯化分布，形成大投资规模即所谓“大片”、中等制作规模、中小制作规模和小成本的四级投资梯队，呈现出投资规模的阶梯化分布。
更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10月14日，中国首家中外合资影业公司——中影华纳横店公司宣布成立，中影集团占40%股份，华纳公司占30%，横店影视30%。这是国内首家合资影业公司。在三家公司的持股比例中，中影集团占大头，这充分显示了中影在行业中的地位和胆识。(11)
据介绍，中影华纳横店公司主要业务将涉及投资、制作、发行和推广华语电影及电视电影，合作导演会从世界范围内选取。此外，索尼影视娱乐有限公司与中影集团成立了中国首家完全授权的中外合资电视制作公司；美国第三大媒体公司维亚康姆也宣布同上海文广集团成立电视制作合资公司；新闻集团和澳大利亚的Seven网络也正在中国市场寻找投资机会。
2. 华谊兄弟率先进行资本运作并取得突破
2000年以来，随着“文化产业”在中国获得合法地位，电影投融资政策的进一步放宽，民营电影企业在资本化进程中进一步活跃。尤其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进一步明确“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双峰并立地位，民营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制片行业的一支生力军。其中华谊兄弟最具代表性。
杨林的研究文章介绍了华谊兄弟是如何以资本铺路促电影产业化的。文章指出：“1997年年底，王中磊看到《甲方乙方》的海报，觉得这部电影会和以前的国产片不一样，这也坚定了他投资电影的决心。1998年，华谊兄弟试水电视剧《心理诊所》，净赚400多万元人民币；同年又一口气投资了三部电影：《鬼子来了》《荆轲刺秦王》《没完没了》。1998年前后，中国电影业还处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过渡阶段。《没完没了》是华谊兄弟第一次系统接触电影业，改变了公司的命运。公司对其投资比例占90%，还参与了影片的发行。”(12)
华谊兄弟传媒集团是中国大陆知名的综合性娱乐集团，由王中军、王中磊兄弟于1994年创立。华谊兄弟的跨越发展得益于其资本运作，直至2009年10月作为第一家电影企业在A股市场上市，也反映出我国电影产业尤其是民营电影企业的投融资历程。
自2000年开始，华谊兄弟通过多次私募股权，融资4亿元，使其企业迅速成长。首先，太合集团以财务投资者的角色为华谊带来了第一笔2500万的商业投资。2004年12月9日，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公司从TOM集团募得1000万美元，以约7500万元即溢价3倍回购太合控股手中45%的股权后，更名为华谊兄弟传媒集团。此后，TOM集团以6倍市盈率（即500万美元）获得华谊兄弟27%股权、以500万美元认购年利率为6%的可换股债券，华谊兄弟承诺TOM转股后股权可达35%。同时，信中利以70%万美元获得3%的股权。王中军、王中磊两兄弟持有股权上升到70%，太合控股则以300%的回报率彻底退出。
凭借这次资本运作，华谊兄弟没有花一分钱即获得了15%的股权。随后，华谊兄弟通过引进马云掌控的中国雅虎，回购TOM股权。后来2007年，华谊兄弟引入分众传媒进行第三轮私募，注资2000万美元。这一系列资本运作，为华谊兄弟2009年作为首家电影公司在创业板上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3)
值得注意的是，与国有电影公司相比较，在灵活度、市场敏感度、与资本的融合方面，民营企业显示出了更多的优势。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在电影产业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其实享受到了最多的政策红利，而国有电影公司由于包袱沉重、体制机制不灵活，以及在其他一些方面的僵化与限制，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这个评论是十分中肯的。
（三）资本多元化大力促进了电影产业发展
1. 在院线领域资本结构呈现多样化
院线，是指以影院为依托，以资本和供片为纽带，由一个电影发行主体和若干电影院组合形成的一种电影发行放映经营机制。
张丕民先生作为长期主管电影工作的资深官员，指出了推行院线制的重要意义，他在一篇文章中强调：“院线制就是不同的影院，跨区域组合放开的体系。网格化的密度，规模化的力度，谁有本事谁去建，这个改革十分重要。发行领域开始向民营公司松动，院线制改革则彻底打破了原来的垄断发行体制，为市场带来活力。随后制片业改革启动，一系列降低门槛的措施提出，为中国电影的供给端提供了活力土壤。”(14)
2000年《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倡院线制，市场改革和院线制改革开始启动，强调必须尽快打破以省公司为唯一代理人的供片机制。2002年6月，中国的电影院线制在全国统一实施。自此以来，院线的重组与整合一直在进行之中。
海阔的研究，深刻分析了院线制作为中国电影改革突破模式的重要意义与关键字之处，文章指出：“在电影经济全球化架构中，对于一个落后的电影国家如何首先通过局部振兴，集中产业资源，迅速将电影潜在需求转化为合理的供应；进而带动整个国家电影产业并融入世界电影贸易市场，形成能够与国际接轨的规模经济。中国院线制改革模式关键在于，在国家经济体制转型中改变了电影产业内部、政府、产业链、需求与国际竞争等多方面的关系，同时显现了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弊端。”(15)
院线通过投资或签约的方式，不断扩大院线的规模；通过区域内外的发展，不断延伸院线的势力范围。通过对院线重组进程进行梳理，可以发现院线的资本结构日渐多样化、数字院线组建活跃、资产联结与签约并行发展、跨地区重组不断增加，是其显著特征。
2002年实行院线制时，基本上是在原省、市级发行放映公司基础上改造过来的，各院线旗下的影院管理相对松散，成为院线发展的瓶颈。院线公司意识到这个短板以后，便启动了重组或新市场开拓计划，促使影院建设热了起来。院线经过跨区域、跨城市兴新建电影院，把自己的地盘拓展了，利用经济手段解决了原来地域辖区垄断的弊端。在影院建设中，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大连万达集团与广州金逸公司为代表的房地产商，在不同城市兴建现代化多厅影城，效果十分显著。
回首2002年，当中国电影院线制取代传统三级电影发行公司出现在中国放映市场时，这个以渠道为突破口的革命性行业经营体制改革，给中国电影产业带来持续的、决定性的、爆发性的推动力。
院线的资本结构日渐多样化，是该时期的一大看点。突出表现为各类资本纷纷加大院线投入力度，其中既有国有电影集团，也有行业外资本、民营资本或港资等资本形式。中影集团2002年初将其在中影星美院线中的股份从40%调整增加为60%，加上中影在北京新影联、中影南方新干线、四川太平洋、江苏东方等全国近十条院线中的可观股份，这意味着中影集团的院线投资有明显增强。(16)
自2002年起，中国电影市场已连续五年每年以两位数百分比增幅持续攀升，2007年全国电影票房报收33.27亿元。孙佳山就票房的大幅飙升做过专题研究，文章指出：“院线制改革伊始，2002年底的《英雄》就开启了国产影片叫座的时代，全国票房由2002年的不到10亿元飙升到了2010年的100亿元，华谊兄弟、新画面、保利博纳这些民营电影公司以及上广电、江苏广电等地方广电系统，经过国内外融资后开始活跃在中国电影市场，8年间中国电影票房翻了整整10倍。院线制的实行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改革的一个重大标志，所谓的‘票房分账’模式有了更为清晰的具体运作模式。原先中影垄断发行权的争议，被这种市场化运作模式所规避——并不是解决，院线直接规避了这种因为购买影片拷贝版权费而增加发行成本的风险。”(17)在这当中，以各院线的城市电影院计算机联网售票系统为基础的全国可统计票房，为27.88亿元，比2006年增长33%。(18)
2017年下半年，随着横店影视、金逸影视在A股市场上市，前十大院线（万达院线、大地影院、中影南方、中影星美、联和院线、中影数字、金逸影视、横店影视、北京华夏、时代院线）中除华夏联合以外，已全部登陆A股市场，这与排名后列的院线相比较，显现出拥有明显融资优势的好处。
有研究在总结40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时曾对推行院线制的意义做过如此评价：“院线制于2002年开始推行，2003年《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出台，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民营电影成功崛起，成为电影创作重要的主力军，中国迅速成为电影大国。被市场和网络解放了的电影生产力，深刻影响着电影创作和题材的选择，而呈现出新的特质和变化。”(19)
2. 国产“大片”出现表明实现了影片向商业化转型
国家广电总局2004年1月8日公布的《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从政策层面确定了电影产业定位，为国产影片发展扫清了障碍。加之我国房地产市场高效增长，为影视投资转移来大量的盈余资本，电影产业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局面。此前的2002年，中国电影开始了艰难的产业化转型。过去隐姓埋名挂在国营制片厂之下参与电影运作的民营投资人，现在政策放宽以后，可以走向前台名正言顺地参加制片、发行、放映活动。(20)
资本化促进国产电影发展，其中一个显著标志是“大片”（票房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出现。2002年，票房冠军是张艺谋的《英雄》。
图2-1 《英雄》电影海报
前一年，李安的《卧虎藏龙》震撼了好莱坞，也震撼了张艺谋。从这部电影开始，中国电影人开始频频谈起“电影工业化”，大片梦的种子播撒在了所有中国电影人心中。
井延凤的研究，将其定位于“资本逻辑和市场逻辑的逐步确立”，这是很有见地的。该文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电影产业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为了应对好莱坞的文化霸权，中国逐步放松了一向最为严厉的电影审查制度与电影政策。同时，无论是商业大片还是独立电影都采用各自的资本与市场策略，以求得生存与发展。中国电影工业正在转型之中，资本逻辑和市场逻辑在电影生产、制作、营销、发行中逐步确立。”(21)
2000年12月19日，《英雄》商业影片开启了大片制作理念和大片营销理念，标志着中国电影行业进入“大片时代”。自此大资金、大投入、大制作、明星云集的制片模式开始大行其道。《英雄》是中国电影行业实现自身转型的一个标志，其背景是电影全球化和商业化。
《华尔街日报》认为，“《英雄》真正拉开了中国大片时代的帷幕”。同时该片在商业与艺术之间的宏大叙事策略，也在知识分子、普罗大众、官方意识形态和电影专业人当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学者对此做过分析，认为“大片热是当下中国电影最值得关注的现象，也是议论和讨论的核心话题。然而，从理论和实践上对之进行系统梳理和剖析的论著，真正严肃的学理探讨尚未出现。面对这一关乎中国电影的发展并必然对中国电影有重大影响的大片热，中国电影理论和批评界存在‘集体失声’。”(22)
《英雄》还开创了通过合作进军欧美电影市场的范例，这种合作标志着中国电影产业在资本化的推动下，开始了产业升级。过去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亮相时，仅仅是以“单一的艺术身份”出现，《英雄》现在则是同时作为文化商品以贸易渠道进入欧美电影消费市场。后来2006年9月冯小刚的《夜宴》，则开启了中国电影行业最早期分账合作模式。可以这样说，《英雄》和《夜宴》两部影片，成为当时那个年代中国电影制作行业资本化进程的标志性事件。
国产“大片”的出现，显然是资本逻辑推动的结果，它的指向十分明确，就是要赚钱要盈利，而且要走向世界赚海外的钱，而这在当时是有十分积极意义的。当然，后来这种“唯利是图”也出现了价值观上的偏差，最终也影响了资本的商业性企图，这个教训是需要注意的。
饶曙光《资本逻辑与文化价值的冲突及其调整》的研究文章，就深刻揭示了这种价值观上出现的偏差与带来的冲击。该文认为：“中国大片几乎毫无例外地选择古装＋武打具有必然性，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地地道道的商业利益，是资本逻辑和商业逻辑的推动使然。中国商业大片眼睛里只有海外市场，甚至把海外市场的口味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使得自身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尴尬和冷落。从《英雄》到《满城尽带黄金甲》，都对‘海外口味’进行了错误的读解和想象，以至于在文化立场、文化价值观方面发生了极大的混乱乃至偏差。中国商业大片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甚至代表着中国的国家形象、文化形象。这是中国商业大片不能回避，也不能逃避的责任。商业类型电影的最核心奥秘就是要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主流社会心理和主流文化价值。”(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