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二阶段：电影业体制在转型期的改良（1979—1992年）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政府、学界和社会各方面将其认定为2018年中国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会议在年底召开，实际性的政策转变和工作推动是由1979年开始的。本书在划分和论述这个时期的政策与事件时，也是取大而化之、约定俗成的说法。
在这个阶段，电影体制处在转型时期的改良阶段。所谓改良，就是在原有体制内小改小革、修修补补。这一时期电影体制改革的焦点有两个：电影拷贝结算的比例；电影制片、发行、放映之间的利润怎么样平衡。仔细划分改良的这8年时间，又经历了三个小阶段，主要以五个重要政策文件为标志，即第一阶段的两个政策和第三阶段的三个政策。
第一阶段1979—1983年，主要以两个政策文件为代表：1979年8月1日国务院198号文件确定，卖电影拷贝按照“二八”政策分成，调动电影发行、放映行业的积极性；文化部1980年1588号文件规定，调动电影制片厂的积极性。（见表格1）
第二阶段1984—1985年，主要是电影业确定为企业性质，电影行业的运作开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第三阶段1986—1992年，主要以三个文件为代表，主要是中影公司和制片企业、发行单位如何结算等问题。(12)
（一）政策上重点是调动“制发放”行业的积极性
表1-1 1979—1983年两个重要文件
1. 国务院1979年8月198号文件调动了发行和放映行业的积极性
文件确定，中国电影公司在电影发行放映业务方面，仍然处在主导地位，影片和影片拷贝的供应，仍然由中影公司负责。这一政策的看点是，从电影的发行放映入手，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二八”分成政策。
这个政策的积极意义在于，充分考虑并且照顾到了地方财权的利益，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从电影发行放映入手进行改进，是从当时的时代大背景出发的。这个时期农村改革先行一步并且取得巨大成功，农民的文娱需求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当时电影业面对的主要问题在农村，解决8亿多农民看电影的问题是电影业的头等大事。而先把已经存在的，即使是恢复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的老影片发行下去、放映出来，也是一件大事和好事。同时，恢复中影公司龙头地位政策的积极意义是，把“文革”时期被破坏了的电影节目指导、拷贝供应、影片发行和上映恢复健全起来，有一个统一的领导管理部门进行协调指导。
2. 文化部1980年1588号文件调动了电影制片厂的积极性
“二八”分成政策调动发行和放映主题的积极性，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文件对于制片业忽略乃至不公。例如在发行收入中，中影集团获得的收入与制片厂无关。这样制片厂无利可图，发行放映公司利润可观，两者矛盾凸显。为此，文化部于1980年1588号文件规定，使制片厂的收入与自己的产品销售挂上了钩，开始与发行放映市场发生了直接联系，开始与经济利益有了直接关系。如此一来，制片厂积极性大大增加，产量增加，利润上升。(13)
这是电影体制改革初期的一个经典案例。现在看存在明显“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不彻底性，是在原来体制框架内进行的，没有打破“统购统销”的制度约束，电影业仍然缺乏深层的改革动力。但是当时政策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已经开始注重从调整经济利益入手，还是初步体现了要改变现状的改革精神。
1980年，在文化部主持的各省办电影制片厂看片会上，确认了经国务院认可的16家电影制片厂拥有故事片的拍摄权，这也说明当时“统购统销”的特点。(14)
（二）电影单位由事业转为企业走市场化道路
1. 电影单位被定性为企业，强调要在市场竞争中求发展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将改革开放初期奉行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变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中强调，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像改革开放初期例如1979年只有观看老电影一个文娱渠道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此时录像厅遍布车站码头、大街小巷，在此观看港台片成为观众的首选。特别是随着电视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使得电影观众迅速减少。而此时的电影院因为资金短缺、设备陈旧，也使得电影观众流失不少。国有电影厂例如上影、北影、西影、峨影等均处于亏损状态，而全国电影发行企业约三分之一处于亏损。
新华社的述评曾经分析了这种状况：“当时国家每年给予各厂一定的流动资金辅助生产。其中北影380万、上影400万、最多的是长影，有860万。这笔金额从1984年起就没有增加过，对应的是制片成本不断跃升，到1992年，每部电影的平均成本已经超过100万，当年，北影、上影、长影三厂每厂所需拍摄资金与下拨流动资金的差额超过了1000万。又由于电影业利润分配存在倒挂，制片厂年年亏损、还贷无力，银行态度消极，使贷款制片也遭遇瓶颈。一面是靠上级拨款和依靠制片利润投入再生产难以为继，依靠银行借贷制片也困难重重，一面是制片厂要完成上级行政命令下达的拍摄计划，这种矛盾下，制片厂唯一的出路就是寻找系统外资金。”(15)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1984年电影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电影单位被定性为企业。既然是企业，就要面向市场、自负盈亏；就要向市场要利润，在市场竞争中求发展。电影企业要独立核算、自筹资金，实现利润，并交纳大小十余项税。通过银行贷款，借钱是要偿还的，这和以前靠国家财政拨款有根本区别。上述转变是对于电影属性认识的重大提升，电影产品具备艺术性，但是它同时具备商品性，电影的生产过程，更是一个工业化过程，电影应该被纳入经济活动中来，应该从产品、商品、市场的视角来考察。
2. 三个事件充分体现了用经济手段行业僵化现状的努力
1984年5月，文化部提出成立中国电影总公司的方案，要求中影总公司更多从企业的角度，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履行好行业领导者的责任。多年以来中影总公司一直代表并且履行着“国家”的形象和功能，现在要求中影先行一步，就是要做出榜样，推动电影企业向着市场经济方向转变。
1985年1月，文化部电影局在广州召开电影体制改革座谈会，提出要按照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向着进一步扩大电影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方向迈进。
1985年，一些地区对部分票价实行浮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电影票价就始终在0.20～0.35元这么一个极其狭小的区域里浮动。现在终于在市场竞争、价格改革的冲击下出现松动，维持了35年的统一电影票价被打破。(16)
（三）调整机构设置形成“影视合流”的局面
1. “影视合流”的初衷意在统筹规划但实际出现背离
1986年1月，电影局由原来归属文化部调整为归属广播电视部，设立新的广播电影电视部，业界将其称为“影视合流”。中央部门调整的初衷，本来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以来电视的蓬勃发展和影响日益扩大，应该电影电视统一、统筹规划，这从行业的角度看属于电影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希望更加顺畅更能发挥作用。
不过当时从管理体制层面看，电影局合并到广电总局后，全国各地电影单位仍归文化部门管理，尤其是省市县级的电影发行公司仍由地方文化部门管理。所以就出现了“上动下不动”的尴尬局面，电影全行业的有效管理无从谈起。后来直到2002年院线制建成之后，这种现象才初步理顺。
1986年，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发行企业亏损，许多电影院改成歌舞厅、录像厅等，这反过来又造成了电影制片企业的严重亏损。通过上述电影制片企业生产经营模式的转变、电影发行修改为由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订购影片、城市影院的改造等一系列措施，电影行业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
2. 解决电影行业拷贝量的矛盾呈现出明显的“改良”色彩
这一时期，电影行业的矛盾焦点集中在拷贝量上。有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但是因为都是在原来体制框架内的修修补补，没有在解放电影企业生产力上面下功夫，没有在做大“蛋糕”上面出主意想办法，因此呈现出明显的“改良”色彩，这就使得电影业与其他文化娱乐行业的反差越来越大。整个电影业有调整、有改进、有前行，但是总体上还是属于“戴着镣铐跳舞”的局面。这个特点在以下三个政策文件中体现的十分明显。第一个是1987年广电部（975）号文件，第二个是1989年广电部（351）号文件，第三个是1990年12月国务院批准广电部等5单位的《通知》。
唐榕对这三个文件的内容与意义进行了研究，文章指出：“第一个是1987年广电部（975）号文件，放开制片厂和中影公司拷贝结算的上下限，并提供了代理发行、一次性买断和按比例分成等多种结算办法。但到1989年，虽又回到了按拷贝结算，但把单个拷贝价从9000元提高到了10500元人民币。第二个是1989年广电部（351）号文件，确定中影对下级公司实行承包电影发行收入基数的办法，对不同经济情况的地区规定不同的承包基数。第三个是1990年12月，国务院批准广播电影电视部等5单位，《关于明确票价管理权限和建立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基金的通知》，从1991年5月1日起，下放电影票价管理权限，并从售出的每张电影票款中提取5分钱，作为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基金。”(17)
当时有一个用词，也充分体现了该阶段电影体制“改良”的特点。这个时期的文件多用“机制”而少用“体制”。因为“机制”多指组成部分、相互关系、运行内部速度快慢和是否顺达，而“体制”的外延更为广阔宽泛，它决定机制并且通过机制表现出自己的性质。这一方面是当时电影业的改革开放尚在初始阶段，无法大动干戈；另一方面也表明电影体制的改革开放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一样，走的是一条渐进性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