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阶段：“文革”以后电影业的恢复（1978—1979年）

在这个阶段，中国电影业处在恢复时期。1966—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电影和其他行业一样，也处在百废待兴、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时刻。它同时面临着三项重要任务：

既要尽快扭转“文革”时期的混乱无序现象，又要尽快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任务，还要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七年”走过的路程。上述三项任务交织在一起，彼此纠缠，互为因果。例如，回顾和评价过去的是非曲直，就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当前问题的解决，解禁“文革”时期不让放映的老电影，这等于承认过去“十七年”电影业的发展成绩，又否定了“文革”的无序现象，还解决了观众的文化娱乐生活的饥渴，等于同时解决了三项任务。由于处在如此巨大的历史变革的初期，电影业显现出十分明显的反思和恢复的特征。

（一）电影业在新中国的发展与曲折进程

1.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时中国电影业的沉浮

1895年12月28日，法国鲁米尔兄弟在巴黎一家咖啡馆放映电影成功，标志着电影时代来临。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于1905年的戏曲片京剧《定军山》。电影当时主要以市民为受众，成为最时髦的文化潮流，后来发展至今仍然站在世界大众消费艺术的最高点。即使在后来经过看碟、看电视剧、看视频乃至今天通过手机看一切娱乐性的文艺作品的冲刷，但是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巨大仪式感，仍然会给绝大多数人带来幸福感，带来恒久美好的记忆。

电影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其内涵的历史厚重感和现代科技手段带来的光影世界和特效震撼，与其他文艺形式相比较，仍然是无与伦比的。⁽¹⁾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特点，就是艺术和商业的结合，就是产业化运作。到后来在美国好莱坞那里，则表现为与资本市场的紧密合作共生共荣。

在《中国电影产业史》一书中，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商业图画：1896—1949年为电影萌芽期的商业活动（1896—1922年）、私营电影公司的兴起和竞争（1922—1930年）、电影产业的规模化进程（1930—1937年）、抗战时期的电影业（1937—1945年）、战后电影业的复兴（1945—1949年）。

在这五大阶段的电影萌芽期的商业活动中，就有外商投资和制片业的初起、“商务”活动影戏（片）部与中资的独立制片公司和外资院线及电影市场的初现。在1922—1930年，则表现为私营电影公司的兴起和竞争。而在1930—1937年，则开启了电影产业的规模化进程。在1945—1949年战后电影业的复兴中，私营影业的再度兴起，成为一大看点。⁽²⁾

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的电影业走过发展与曲折的历史进程，唐榕的研究将其简要划分为1949年到1965年“十七年”和1966年到1976年“文革”十年两个时期。⁽³⁾于丽将其划为在艰难中起步（1949—1955年）、在政治中沉浮（1956—1965年）、在浩劫中挣扎（1966—1976年）三个阶段。⁽⁴⁾沈芸将其划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创建（1949—1957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产业（1957—1965年）、“十年”的劫难及复苏（1965—1978年）三个阶段。⁽⁵⁾上述这些划分都言之成理、自成一家。

不过从资本化进程的视角看，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电影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一样，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电影行业是文化事业单位，电影的制片、发行和放映，是按照有计划的指令性的安排，然后由国家政策指导和财政拨款或者补助进行的。尤其是在“老少边穷”地区，发行和放映更是如此，其政策出发点与巨大成效是保证了几亿人都能够看上电影。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的电影体系也基本建立，就是政府垄断、产销分立、统购统销。这个时期的电影业基本上是封闭的，没有进口美国电影，国外的只有进口和放映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少数电影。虽然这个时期的电影行业没有盈利、利润、经济效益等要求，但是观众的观影人数和票房收入还可以，其中原因之一是，当时其他可供选择的文娱形式乏善可陈、寥寥无几。

2.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电影业

在1976—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电影业的显著特点是，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行业发展几乎陷入停滞。1966—1969年没有新的故事片问世。1970—1972年主要是拍摄和放映“八个样板戏”，银幕上仅存的还有一些反映时政的纪录片。1973—1976年9月有16部故事片问世，因为没有或者很少电影新片上市，所以发行和放映数量明显不足，不少乡办的放映队停止了活动。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的“十七年”，全国共生产电影片633部，这些影片的绝大多数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禁止公开放映。⁽⁶⁾

刘悠翔的研究就告诉我们：“1966年到1976年的十一年里，新中国此前的中外影片基本被禁。中国新进口电影总数也锐减到49部。由于中苏关系紧张，中国不再进口苏联电影，主要进口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和罗马尼亚四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1972年到1976年，随着中美、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也进口了十几部资本主义国家电影，包括美国电影《纽约奇谈》、日本电影《生死恋》、法国电影《巴黎圣母院》《基督山伯爵》和英国电影《简·爱》。”⁽⁷⁾

（二）“文革”后恢复老电影放映时出现的盛况

1. 1976年和1977年解禁“十七年”和“文革”十年禁放影片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以后，中央即责成文化部成立复审小组，尽快对1949年至1966年“十七年”禁放的影片分期分批予以解禁。1977年1月1日，第一批共6部影片被解除禁令，在全国公开放映。1977年的中国还制作放映过一部《十月的风云》，这是反映10年“文革”结束的影片。

文化部1977年10月8日发出文件，要求尽快复审、恢复一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禁映影片；此时还制定和颁发了一系列文件，用以梳理和整顿故事片创作生产的行政管理。⁽⁸⁾

从1977年起到1979年，大批“十七年”影片分几批（占80%以上）再现银幕，大批上海电影译制厂精心制作的译制片与观众见面，大批观众涌进电影院，使得许多影院场场爆满、观者如潮，此时有些电影院甚至24小时营业。1979年还曾创下全民平均年观看电影达28次、平均每天有7000万次观众看电影、全国观众达293亿人次的空前盛况。

刘悠翔的文章生动描绘了这个场面：1978年六百多部中外影片正被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复审小组”逐步解禁，包括苏联电影《母亲》《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英国电影《雾都孤儿》《百万英镑》，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同年，中国恢复了大规模的电影进口，当年从朝鲜、日本、罗马尼亚和墨西哥进口了共20部电影，其中最有名的是日本电影《追捕》和《望乡》的删节版。这些电影带来的观影热潮使高仓健等外国明星在中国家喻户晓。电影业的解禁以及进口电影的出现，使1978年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井喷”之年，那年在中国发行的长片有433部，发行放映系统总收入达9亿元，全国累计观影231.4亿人次。1979年全国的观影规模甚至增加到293.1亿人次，相当于全国观众平均每人每年观看了28次电影——超越了美国电影“黄金时代”的纪录，当时全美人均观影也不过23次左右。⁽⁹⁾

这个高纪录的原因是，此前十年“文化大革命”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人民群众观影的欲望被长期压抑。“文革”刚结束时舞厅、录像厅还极少，更没有电视、网络的冲击，港片港碟也仅仅是在珠三角等有限的地区流行。刚刚被“文革”结束后激发出来的对文学艺术的喜爱，一时没有替代品，有些观众对于解禁的优秀影片例如越剧《红楼梦》等连续观看5～10次。

还有就是被解禁的影片当中，不乏政治与艺术统一的上乘之作。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眼界一下子打开，可是其他形式的艺术作品还十分贫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当时即使放映“文革”以前的老电影，以及朝鲜、印度、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国家的老电影，人们也会如饥似渴一拥而上。所以到电影院看电影，就是当时中国人最大的文化娱乐生活。

2. 1979年观影空前纪录是特殊时期的特殊表现

不过1979年全国观众达293亿人次的空前纪录，其影片的票房收入、经济利益与制片厂毫无关系，因为这些影片的版权均已被中影公司买断。这也反映了当时计划经济的僵硬体制。唐榕的研究就指出了这一点：“中国的电影业实际上是一个特许行业。长期以来有资格制作电影的是全国16家电影制片厂；有资格发行电影的只有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有资格放映电影的是各地方的国营影院。”⁽¹⁰⁾而这也是特殊时期的特殊表现，是无法复制也无法再现的历史现象。

1979年，中国最受欢迎的是《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等涉及“文革”的反思性影片。这一年，中断多年的百花奖评选开始恢复，金鸡奖也开始设立并评选。上面这两部影片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两个电影奖项的赢家。

从电影反映社会现实、影响观众心理和引导时代风潮的角度看，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1977年美国好莱坞的卢卡斯拍完《星球大战》却卖不出去，福克斯公司勉强让电影院排片，结果是《星球大战》开启了一个新时代。1977年该片获得10项奥斯卡提名并捧得其中7个小金人。1979年卢卡斯又出资拍摄《星战》续集《帝国反击战》，该片获得了5.3亿的票房和四项奥斯卡提名。

张潇潇的研究指出了“星战系列”的强大社会作用，文章指出：“《星球大战》首周就取得了300多万票房。排片立即扩大到全国，全美票房4.7亿，全球票房7.7亿，一举成为影史最卖座电影之一，濒临破产的福克斯也就此起死回生。影片洋溢的美国二战时曾有过的乐观主义情绪，个人至上加上未来主义风潮，一下子给整个美国社会带来了一剂强心针。”⁽¹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