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早期研究：从引用词句到翻译介绍

目前学界把楚辞的西传开始时间初步定为19世纪上半叶，⁽²⁾然而我们从中西交通史中钩沉到更早的史料。目前所见的最早材料是葡萄牙籍耶稣会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 Jr.，1574—1659）于明朝万历四十三年（1615）在北京出版的《天问略》。书名中“天问”二字，出自于《楚辞·天问》，且书中两处化用《天问》成句，解答《天问》提出的问题。⁽³⁾可证阳玛诺及其合作者在撰写此书时参考了《楚辞》。1616年，与阳玛诺关系密切的耶稣会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 1575—1620）写了一份奏疏，提出九重天的学说中国古已有之，“屈原时，此术或已失传，故作《天问》。首言：‘圜则九重，谁则度之’”。⁽⁴⁾此奏疏从侧面证明了《天问略》与《楚辞·天问》的联系，并从西学视角对《天问》“圜则九重，孰营度之”作了另一番诠释。清代《楚辞》注家多引用西方传教士的“九重天”说，如李陈玉《楚辞笺注》、王夫之《楚辞通释》、徐文靖《管城硕记》、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夏大霖《屈骚心印》、刘梦鹏《屈子章句》、戴震《屈原赋注》、丁晏《楚辞天问笺》、奚禄诒《楚辞详解》、屈复《楚辞新注》等，中学与西学相互渗透的进程略见一斑。从以上论述可知，楚辞对欧洲的传播，至迟从1615年阳玛诺《天问略》出版开始，距今已有400年历史。

此后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5）是较早研究且翻译楚辞的西方学者。1728年他在广州用拉丁文写成了《汉语札记》，这是他汉语语法研究的代表作，其中以楚辞为例介绍隐喻修辞方法。他称赞《离骚》通篇点缀着华美的隐喻，并翻译《离骚》和《九歌》中的部分诗句。⁽⁵⁾《汉语札记》很长时间未能出版，直到19世纪初才被法国学者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重新发现，并在自己编写的语法书《汉文启蒙》中将该书的重要价值公之于众。

马若瑟与雷慕沙编写的汉语教材使费兹迈尔（August Pfizmaier, 1808—1887）在欧洲自学汉语成为可能，他后来成为奥地利皇家科学院院士。费兹迈尔第一次用德语完整地译出《离骚》和《九歌》，1851年他在奥地利皇家科学院哲学—历史部会议上宣读论文《〈离骚〉和〈九歌〉——公元前3世纪的两篇中国诗歌》，次年在维也纳《皇家科学院报告》上刊载，该文具有开创性意义。

法语译本有德理文（Marquis d'Hervey de Saint Denys, 1823—1892）的《离骚章句》，1870年巴黎东学所出版，翻译准确，注释详赅，产生广泛影响，后被德桑克蒂斯（Nino De Sanctis）转译成意大利语。另有比利时哈力兹（Charles Joseph de Harlez de Deulin, 1832—1899）于1892—1893年发表的法语长文《中国诗歌》，其中重点介绍楚辞，翻译了《大招》《惜誓》和部分《离骚》《九歌》《天问》。⁽⁶⁾该文选译楚辞作品的范围较前人有很大拓展，译笔流畅，注释简练。

英语译本有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 1849—1926）的《离别之忧——离骚》，发表于1879年《中国评论》。这篇文章没有前言、注释、评论，译文采用韵诗形式，粗疏草率。另有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的《〈离骚〉及其作者》，该文分为三个部分连载于1895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报》。理雅各遍译儒家经典之后，直到晚年才翻译楚辞，临终前仍笔耕不辍，可惜没有全部完成，《九歌》等手稿现存于牛津大学新波得雷安图书馆。理雅各译本考证严谨，言必有据，偶有新见。又有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的《古文选珍》（1883），选译了《卜居》《渔父》和《山鬼》。⁽⁷⁾翟译富于文学色彩，其中的《山鬼》吸引诗人克莱默—宾（Launcelot Alfred Cranmer-Byne, 1872—1945）再创作成《流放之地》（The Land of Exile），收录于他的诗集《长恨歌及其他》（1902）与《玉琵琶》（1909），广为流传。

代表这一时期学术水平的是费兹迈尔、德理文和理雅各的译本。前两个译本的形式大致相同，开头有序言介绍作品的背景资料，然后是译文，并附有注释，构成了楚辞以及其他诗歌翻译的标准样式。这是作者生平和创作背景介绍、作品翻译与研究的有机结合，方便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阅读理解。理雅各译本虽然没有脚注，但是采用钱杲之《离骚集传》之说将诗篇分为十四段，逐段串讲篇章大意，并考证疑难词语，也起到了注释的作用。庄延龄的译本没有前言、注释，受到不少批评。

除译本之外，还有一些论著推动了楚辞研究。荷兰高延（J. J. M. de Groot, 1854—1921）《中国厦门岁时记》对中国端午节起源的考证详实赅博，既通过实地调查，描述了厦门等地端午节的赛龙舟、吃粽子等各种民俗活动，又追溯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农历五月种种传说的记载，并与欧洲各地祭祀水神的传说相比较，得出端午节不是起源于纪念屈原、伍子胥等历史人物，而是来源于初民在夏季祭祀掌管旱涝的水神——龙的节日。⁽⁸⁾高延的考证视野开阔、方法新颖、立论谨慎，影响深远。另有英国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战国至汉代的中国诗人研究》通过对宋玉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毕提（James Beattie, 1735—1803）等比较，提示了他们热爱自然、歌颂自然、表现自然的共同特征。这开启了将楚辞与浪漫主义文学比较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