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美国楚辞学成果评介

为了使学界对美国学者的《楚辞》研究成果有比较系统的认识，本章选择楚辞学专著与博士学位论文，从屈原作品翻译、屈原及其作品的影响研究、《楚辞》巫文化研究、《楚辞》语言学研究、《楚辞》再现学研究等五个方面加以评介。我们既可以从中了解《楚辞》在美国文化语境中的流传与影响情况，又可以借鉴美国学者研究《楚辞》的经验和教训。

（一）屈原作品翻译

关于《楚辞》的英译，从庄延龄、翟理斯、理雅各，再到霍克思，英国汉学家一直是《离骚》翻译的主力军，他们逐渐从介绍型翻译升级到研究型翻译。例如，1965年，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语言系白之教授（Cyril Birch, 1925—　）在纽约格罗夫出版社出版一部《中国文学选集：从早期到十四世纪》（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其中收录的11篇楚辞作品，都是由英国学者霍克思翻译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楚辞》的英译主要由美国学者完成。1984年，美国翻译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 1925—2017）在他的《哥伦比亚中国诗歌选集：从早期到十三世纪》（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From Early Time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中翻译了《离骚》和部分《九歌》（选译了《云中君》《河伯》《山鬼》和《国殇》）。译文语言平实，通俗易懂，可读性强。1994年，维克多·梅维恒（Victor H. Mair, 1943—　）编译的《哥伦比亚传统中国文学选集》（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onal Chinese Literature），收录了他本人翻译的《天问》。1996年，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编译的《中国文学选集：从初始阶段至1911年》（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 to 1911），收录他翻译的《离骚》和《九歌》。2008年，美国汉学家戴维·亨顿（David Hinton）在其所编《中国古典诗歌选集》（Classical Chinese Poetry：An Anthology）中辑录了《离骚》缩减版的译文。由此可见，美国的《楚辞》翻译也逐渐从介绍型翻译升级到研究型翻译。特别是宇文所安的译文，既忠实于原文的文化内涵和文体特色，又兼顾到西方读者的理解和接受，为今后的翻译工作提供了一个高层次的探索。以上皆是散见于作品选集里的译作，下面介绍三部专门的翻译作品。

1959年，杰拉·约翰逊（Jerah Johnson, 1931—　）出版了《离骚：解除痛苦的诗》（Li Sao：A Poem on Relieving Sorrows）。约翰逊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反思与探索。“西方世界在二十世纪中叶经历着生活价值观的转变，人们从外向扩张和物质主义的传统转向个人内在兴趣和精神意识为特征的内向状态。”⁽⁷⁾他借用荣格的“个性化”心理分析来解释《离骚》。《离骚》整篇诗歌是“诗人为个人化或自我完善而进行的个人斗争，是一个把心理的各个方面融合成一个整体的过程”⁽⁸⁾。《离骚》里的“美人”用来指代诗人寻找的完全自我。该书用心理分析理论阐释公元前三世纪的一位东方诗人的心理个性化过程，认为屈原“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虚假的，徒劳的和错误的事情，他开始寻找新的真理和意义来满足他的需要”⁽⁹⁾。

但是，约翰逊的作品遭到尖锐批评。汉学家芮效卫（David Tod Roy, 1933—　）批评约翰逊只是用自己的话改述林文庆的《离骚》译文，同时参考其他译本。因为各书对专有名词的罗马化拼写不同，而约翰逊参考时未能察觉，以至于该书第55页正文将“有娀”拼成“Jung”，下面注释却将它拼成“Yeu-sung”，假如译者依照汉语原文翻译是不可能犯这类错误的。⁽¹⁰⁾翻译家加里·史奈德（Gary Snyder, 1930—　）认为：约翰逊忽视了《楚辞》中的历史学和人类学问题，他对《离骚》的认识很离奇，其译文既缺乏文学性，又没有学术价值。⁽¹¹⁾

我们认为，两位批评家所指出的问题皆成立，还不止于此。例如，作者在序言中称孔好古和何可思1931年在莱比锡出版的《离骚》翻译可靠而有学术价值，它表现了《离骚》在技巧和文字方面最精彩的处理手法。并且他还说自己非常受益于以前的译者和注者，尤其是孔好古和何可思等。⁽¹²⁾但是我们翻检了孔好古和何可思1931年在莱比锡出版的《中国艺术史上最古老的文献——屈原的〈天问〉》（Das älteste Dokument zur chinesischen Kunstgeschichte T'ien-Wêñ：Die“Himmelsfragen”des K'üh Yüan），发现该书并没有翻译《离骚》的内容，另外再查孔氏弟子布鲁诺·辛德勒（Bruno Schindler, 1882—1964）记载的孔好古汉学遗稿目录中也无《离骚》翻译。⁽¹³⁾这不禁让人对约翰逊关于孔、何二人译文的这番评论和谢意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另外，译者对屈原与他的时代的历史知识相当匮乏，译文更多地关注现代心理问题，而非《离骚》文本自身。

第二部刺激汉学界批评神经的是杰弗里·R·沃特斯（Geoffrey R. Waters, 1948—2007）的《楚歌三首：楚辞传统解释介绍》（Three Elegies of Ch'u：An Introduction to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u Tz'u，1985）。该书翻译了《九歌》的前三篇《东皇太一》《云中君》和《湘君》，每篇开始先列出一句原诗汉字，然后分五行依次列出每个汉字的上古音、中古音、现代汉语拼音和对应的英文单词或短语；接下来先是直译，然后是意译；再下面是王逸、五臣、洪兴祖和朱熹注释的译文；最后是评论。其自述编写目的为：揭示后世学者如何阅读理解《楚辞》，并将其用于说教文学和政治表达之中⁽¹⁴⁾。故而作者试图通过这些翻译来证明《九歌》是政治讽喻诗，是君臣关系的寓言，通篇以政治性解读为主，所做之阐释均从“政治寓言诗”这一定性出发。这样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先入为主的情况，将任何情况都与政治挂钩，所作的解释极尽穿凿附会之能事，有的地方简直不知所云，因此也遭到了空前激烈的批评。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的彭深川（Jonathan Pease）指出：沃特斯忽略了诗歌的文字含义，把它们当作密码电报一样对待，误解了汉语隐喻和典故的性质；理解文学作品时不是依靠文学理解和鉴赏能力，而是像字典一样简单机械地处理词汇，不考虑具体语境和语法；该书的前提就是矛盾的，其目标是再现传统解释，但是那些古代注家的时代跨度有上千年，他们的观点也相距甚远。

由于杰弗里·R·沃特斯在方法论上存在的严重错误，所以他虽然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却受到鲍则岳（William G. Boltz）、巴雷特（T. H. Barrett）、安妮·比莱尔（Anne Birrell）、蔡涵默（Charles Hartman）等学者的批评。他后来放弃继续使用该方法译完《九歌》的计划，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第三部作品，田笠（Stephen Field）的《天问：一部中国溯源之书》（Tian wen：A Chinese Book of Origins，1986），是一部面向大众读者的汉英对照普及本。我们研究发现，田笠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游国恩的《天问纂义》等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但他并没有区别这些资料分别出自不同的历史年代，所以会把后代出现的材料叠加到前代的材料中去，以至于造成对文本意义的扭曲。例如《天问》“女娲有体”句，他译为：“Nü Wa had a serpent tail.”⁽¹⁵⁾原诗只是说女娲有“体”，并未说她有“蛇尾巴”（a serpent tail）。虽然汉代的王逸《楚辞章句》说“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而七十化”，但是不应把东汉注家补充的材料添加到正文的翻译中，否则便犯了画蛇添足的错误。

以上三部译作，也反映出美国汉学界存在的一些问题。美国汉学历史较短，而且学风重视创新，而不是传承，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美国的普及型翻译书籍，大多数形式花哨，内容潦草，质量不高；另一方面，美国的学术型翻译作品，多带有强烈的个人研究观点，很难得到普遍认同。

（二）屈原及其作品的影响研究

在屈原及其作品的影响与接受方面，出现了高质量的研究著作。施奈德（Laurence A. Schneider）《楚国狂人屈原与中国政治神话》⁽¹⁶⁾（A Madman of Ch'u：The Chinese Myth of Loyalty and Dissent，1980）一书，以其视野广阔的研究，展现了中国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传奇形象，一经问世便在西方汉学界掀起了一番波澜。施奈德以历史学家的功力与眼光，旁征博引，中西并用，通过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文化背景的探索，了解以中国文化模式为基础的中国文明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并提供一个渠道，以解释关于中国文化特定领域内的连续性及其变化的若干轨迹，特别是士大夫阶级与知识分子一直同中国历史共命运的演变过程及其所引发的历史反思。

施奈德通过考察屈原的传说，证明中国也存在着一个与西方相似的政治异议、忠诚的反对派和追求个人主义的传统。虽然不如西方的传统那样影响巨大，但它一直存在于中国历史之中，并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在汉唐时代，屈原代表那些冒着丢掉职位甚至性命的危险给国君提供谏议的官员。他的行为反映了忠于国君和忠于国家最大利益之间的矛盾。在宋明时代，新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君臣之间的冲突向内转向。屈原受到称颂，不是因为他外在的政治斗争，而在于他的内在修养。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化思潮涌入中国，屈原被奉为西方式的英雄：艺术天才、道德超人和殉道先知。虽然他过去是上层社会的贵族，但是现在，他被描绘成创作民间文学的人民诗人，是平民阶层的一分子，是解放了的个人。20世纪下半叶，屈原的传说仍然表达了中国知识界关于他们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及其作为创造性的个体劳动者在集体性社会里矛盾心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运动的影响下，屈原研究者主要探究诸如屈原悬而未决的阶级出身、他的艺术创作所铭刻的个性烙印、他与普通民众的真正联系，以及他是否并如何代表当时的“进步力量”等等有争议的问题。

我们认为，作者施奈德关注的重点不在于屈原这位历史人物本身，而在于各个历史时期屈原传说的建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个性和自我意识的追求。施奈德把屈原传说演变的政治机制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命运联系起来探讨，虽然结论并非无懈可击，但他提出的问题至今对我们仍有启发意义。此书在西方汉学界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该研究所具有开创性和冲击力，从之后所引出的9篇书评中可见一斑。

第二篇博士论文是曾珍珍（Tseng Chen-chen）《神话的历史化：屈原的诗歌及其遗产》（Mythopoesis Historicized：Qu Yuan's Poetry and its Legacy，1992），着眼于中国古典诗歌中神话的历史化。作者认为神话创作传统始于屈原《离骚》，并在陶潜《读〈山海经〉十三首》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作者研究了这一传统的两个突出特征：神女探寻主题的喻示，以及诗人创造的宇宙结构中神话思维的表达。作者通过文本分析，证明屈原吸收萨满仪式中的“神游”入《离骚》，这不仅是诗中描写的一次宇宙遨游，也是屈原宇宙学的缩影。曾珍珍通过分析证明了屈原借鉴萨满教的观点，在《离骚》的微观结构中创设了一个对称的结构，于是《离骚》所创设的文学世界便成了一场“回转式”的运动。这种“回转式”的运动有一个结论，那就是卷绕回到它的开始，永远让诗人和他的读者沉浸在悲伤的旋风中。《离骚》是一部自我完善的典型作品，它不是一个静态的语言建构，而是一个神话和历史不断相互挑战的神话创作过程。

曾珍珍重点研究两大主题：神游与求女。这是屈原从楚地萨满神话与祭祀仪式中吸收进《离骚》的两大传统主题。曾珍珍从两个方面讨论这两大主题：其一，通过神话起源《离骚》、陶潜《读〈山海经〉》、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来阐释“神游”主题；其二，通过分析不同的六朝诗人巧妙处理神话修辞的案例，尤其注意谢灵运山水诗中的情色元素，来阐释“求女”主题。这三个例子被作者称之为“神话的历史化”，也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即屈原《离骚》中的游仙主题影响了陶潜和李白的诗歌创作。我们认为，这篇论文立足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结合文献学方法，借鉴后现代主义的互文性理论，以及接受诗学、女性主义批评、神话批评等方法，通过讨论屈原的作品及其文化遗产，尝试对中国文学的重大传统进行了重新理解。

第三篇是俄勒冈大学马思清（Monica McLellan, 1983—　）的博士论文《翻译屈原的“来世”》（Translating the Afterlives of Quyuan，2013），研究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文本重生理论对《离骚》翻译的适用。马思清的翻译，不再追求对《离骚》战国形态的还原，而是意在向当代读者展现《离骚》的来世与今生，一种与动荡不安的过去的独特邂逅。她认为，《离骚》这首诗的意义是由历史构成的，是在一系列版本中产生的变化解释。历代注家，包括司马迁、王逸、洪兴祖、朱熹和郭沫若等，通过对《离骚》的“翻译”，建构代表各自时代政治的屈原人物形象。古代和近代的《离骚》注家，都受其历史环境的制约，尽管如此，还是行使了政治权力以赋予文本“本来的含义”。她根据对诗歌历史的调查，给出了包含多种英语翻译和历史注释的《离骚》新译本。此外，马思清还建立了一个“《离骚》翻译网站”，将中国历代《离骚》注释用英文在网站发布传播，并鼓励更多教师和学生参与进来，将它建成一个大学课堂讲授《离骚》的理想平台和对话站点。

（三）《楚辞》巫文化研究

《楚辞》与巫文化的关系，汉代的王逸、宋代的朱熹等都曾注意到，但是他们都是从儒家思想来解释分析。1955年，英国汉学家魏理出版了《九歌：中国古代巫术研究》（The Nine Songs：A Study of Shamanism in Ancient China）。该书采用人类学方法，探讨中国古代的巫文化传统以及《九歌》中的巫文化，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影响所及，美国学者继续从这条道路进行探索。

第一篇关注楚辞巫文化的博士论文是陈炳良（Chan Ping-leung, 1935—2018）的《楚辞与中国古代巫术》（Ch'u-tz'u and Shamanism in Ancient China，1973）。该文上承英国汉学家魏理的《九歌：中国巫文化研究》、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あおきまさる，1887—1964）的《〈楚辞·九歌〉之舞曲的结构》，并自觉跨学科、跨文化研究，进一步拓宽和深化对《楚辞》的理解。该文首先介绍中国古代巫术。由“巫”字的讨论入手，综合运用比较宗教、神话学的研究方法，从代代相传的神话、宗教资料中提取有意义的信息。又利用文字训诂的方法，讨论得出“巫、史、工、垂同源同义”，为跨学科研究《楚辞》提供了一条通道。同时他提出，若要理解中国古代巫术，必须从中国古代英雄人物的宗教仪式、神话传说中审视，进而讨论了舜、鲧、禹、汤、孔子等古代圣贤，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孔子巫师身份论”的话题。其次，重点讨论“屈原巫师身份”。从屈原的生卒年、屈原的祖先、屈原的名字、屈原的左徒和三闾大夫身份、萨满教的同性恋、屈原的死亡、屈原之效彭咸、屈原的理想这些角度提出屈原可能是巫师。再次，讨论《楚辞》中的萨满教。从《离骚》《九歌》《天问》《招魂》四篇作品着手，探讨《楚辞》与中国古代巫术之间的关系。最后总结出《九歌》描述的是楚人祭祀神灵，且多为生育之神；《离骚》和《天问》中的神话表明神话英雄大多沉迷于声色，政治领袖与巫师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屈原也卷入了这种冲突之中，所以遭受流放；《天问》中许多问题，阐明了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离骚》是中国巫文化的代表作。我们认为，该文综合运用了宗教学、神话学、文化人类学、文字学、训诂学以及现代心理分析等方法，进行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方法多样，角度新颖，思路大开大合，观点翻新出奇，尤其是注重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化之中去研究，代表了美国楚辞研究的成就与特点。

第二篇关注楚辞与巫文化关系的博士论文，是陈次云（Tzeyun Chen）的《九歌：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的巫术》（The Nine Songs：A Reexamination of Shamanism in Ancient China，1986）。作者认为，魏理的《九歌：中国古代巫术研究》以及霍克思的《九歌》译文仍然不能让人完全满意，所以要予以重新审视。他以《楚辞》中的内证为主，结合先秦其他典籍，又利用上古史及考古人类学上的发现，对《九歌》的作者、写作目的、诸神的性别身份、宾主彼我之辞、内容的解释等问题进行了论证，提出新见。他认为屈原是巫师，女媭是巫师屈原的助手。古代巫师通神有三种方法：第一是载歌载舞以通神；第二是饮酒大醉以通神；第三是服用大麻以通神。《九歌》为楚国宫廷祭祀乐曲，约写成于公元前六世纪，应为楚灵王命令宫廷诗人创作而成。我们认为，陈次云利用《楚辞》作品内证，结合先秦典籍、考古发现的新材料，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民俗学资料，对《九歌》以及中国古代的巫文化进行论证，所提出的见解大都有理有据，能够自圆其说，所采用的方法亦具有科学性，对于楚辞学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第三篇关注楚辞与巫文化关系的博士论文是夏克胡（Gopal Sukhu）的《吸引、颠倒和排斥：离骚绪论》（Attraction，Reversal and Repulsion：Prolegomena to the Li Sao，1993），2012年整理成专著《巫与异教首领：离骚新解》（The Shaman and the Heresiarch：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 sao）出版。作者批判了《离骚》是屈原生平的自传性写照的传统说法，提出要抛开屈原传记和汉儒注释，回归到战国晚期的文化语境中解读《离骚》文本的真正含义。《离骚》的主人公是正则灵均，正则灵均不是屈原，而是被“神降于身”的巫。“彭咸”是巫彭、巫咸的合称。“求女”是代表着巫通过神的世界连通过去的一种传统巫术。“求女”的失败代表“巫的合法化”这一要求的失败。⁽¹⁷⁾我们认为，夏克胡沿着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藤野岩友、英国学者魏理、霍克思、美国学者陈炳良、陈次云所开辟的道路，从巫文化角度切入，基于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对《离骚》提出了新的解读。有些推想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但是仍然有一定启发意义。

（四）《楚辞》语言学研究

《楚辞》的语言形式是美国楚辞学的研究热点之一，他们擅长用详尽的统计法分析某种词型或句型的出现次数，也会对相似的词句或句式的重复出现产生兴趣。

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楚辞》的博士论文，有吴伟克（Galal Leroy Walker）的《论楚辞形式的历史》（Toward a Formal History of the Chuci，1982）。吴伟克发现《楚辞》与中国其他的汉朝之前的作品一样，短语重复和句子重复现象非常普遍。《楚辞》中的重复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整句重复（Full Repetition），比如《离骚》中的句子“乘骐骥以驰骋兮”，在《惜往日》也出现了同样的句子；另一种是大体重复（Substantial Repetition），主要体现在两句在句法、语义和格律等方面相同，例如《离骚》中“虽体解吾犹未变兮”与《哀时命》中“体虽解其不变兮”。确定了《楚辞》作品的重复模式，接下来就是统计这些短语和句子的重复率。吴伟克设计了一个计算各篇重复率的算式：总句数÷重复句数=比率指数。如《离骚》共有376句，重复出现于其他作品的句子有138个，比率指数=376÷138=2.7。根据这个算式，商越大，重复率越低，反之则越高。吴伟克认为影响作品重复率的因素有两个：时间和风格。根据后来文本借鉴早先文本的原理，可以利用各篇章的重复词句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推断各篇章出现时间的先后。吴伟克统计出《楚辞》各篇章的重复频率，做成图表，进行比较分析，大致确定各篇章的创作时间顺序，由前到后排列如下：

第一，《九歌》；第二，《离骚》；第三，《九章》创作顺序：《哀郢》—《涉江》—《抽思》—《怀沙》—《思美人》—《悲回风》—《惜往日》—《惜诵》；第四，《九辩》；第五，《哀时命》；第六，《七谏》；第七，《惜誓》；第八，《远游》；第九，《九怀》；第十，《九叹》；第十一，《九思》。

我们认为，吴伟克根据《楚辞》中的重复现象考证各篇章创作时间顺序，开辟了一种研究作品系年的新方法，可谓另辟蹊径。

第二篇语言学角度的论文是王莅文的《楚辞中的叠字研究》（A Study of Reduplicatives in the“Chǔ Cí”，1993）。此文也运用比较分析以及统计学方法，从语言学角度出发，专门比较了叠字与不重叠的单字，得出了“大部分叠字与其单音节字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意义；叠字出现于句式中双音节词应处的位置；叠字是诗体学格律语音发展过程中的产物”等非常有借鉴意义的结论并论证叠字与单字是否具有相同的意思。同时，通过对《楚辞》中的叠字和它们的词法、意义以及在句子中的位置所做的语言学研究，作者还提出一个试验性的结论：在大多数情况下，叠字是根据诗律要求进行语音加工（phonological process）的结果。我们认为，这篇论文大量使用统计学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对理解《楚辞》以及其他诗歌中的叠字形式有一定帮助。

（五）《楚辞》再现学研究

1990年，周建忠师提出“楚辞再现学”这一观点，并被引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楚辞学”条目。⁽¹⁸⁾楚辞再现学自此也正式楚辞研究的视域之中。所谓楚辞再现学，就是将《楚辞》通过音乐、绘画、舞蹈、影视、话剧等各种艺术形式重新表现出来的一种方法。我们根据这一观点，反观美国学者的研究，发现他们已经做了一些尝试性的工作。

底特律大学陈瑞昌（Rose Jui-Chang）《人类英雄与被逐之神：郭沫若〈屈原〉中的中国思想》（Human Hero and Exiled God：Chinese Thought in Kuo Mo-jo“Chu Yuan”，1977），是一篇研究郭沫若《屈原》剧本的博士学位论文。该文认为郭沫若笔下的屈原较之于莎士比亚剧中的英雄，缺少“内在的转变”，相似性在于同黑暗势力作斗争，但又不同于普罗米修斯救世主，为人类自由而战，并推翻暴君，而中国戏剧的主角，仅仅是维护既定秩序，同背离之人作斗争。陈瑞昌通过比较分析，对郭沫若的“历史悲剧”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郭沫若虽然在剧本中极力借用西方思维模式，但其内涵仍旧是中国思想，是一种“我写我心”的写作。

耶鲁大学黛博拉·德尔·盖丝·穆勒（Deborah Del Gais Muller）《李公麟的九歌图：宋元九歌手卷研究》（Li Kung-lin's Chiu-ko t'u：A Study of the Nine Songs Handscrolls in the Sung and Yüan Dynasties，1981）是研究宋元时代的《九歌图》与文学传统的关系，也属于“楚辞再现学”的范畴。作者立足画本，从楚辞再现学的角度讨论了李公麟《九歌图》与屈原《九歌》文本之间的联系，肯定了图像对文本的阐释作用，也表明画家在创作图像的过程中夹杂着个人情感在内，进而借助李公麟《屈原像》，再次肯定了屈原的正面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