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少时提干

一、起飞

安家畈终于没能留住我；父母亲同样未能留住我；“吃快活饭”的教师岗位，也无法留住我。那时，我的“翅膀”，时时刻刻都在“忽闪忽闪地震颤着”，早已做着准备“奋飞”的架势。我心想，未来岁月的“薪水”，总不会少于每月50斤稻谷吧。

终于，起飞了——1951年的3月，我正式离开安家畈，“革命”去了，“吃公家饭”去了，当“干部”去了。是时，我16岁。被戏称为“少年干部”。

一位家乡曾参加过“闹红”、而后一直留在本地做地下工作的老革命，是跟我祖父同辈份的，我叫他三爹，他知道我要去“革命”，到我家来表示他的赞赏。他当着我父亲的面，摸着我的头，亲昵地说：这孩子现在像一张白纸，将来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其时，我父亲并不懂，我也是似懂非懂，只知道他是在夸奖我。此刻，我们父子俩，一直忙不迭地点头。

其实，我何尝不知道，16岁正是读书的年龄。因为家里弟妹多，生活担子重，父母不堪重负，才早早地让我出去“找饭吃”。而我又一直企望着成为“吃快活饭”的人。如今，人们称我为“少年干部”固然很荣耀，但要是称我为未来的“高中生”、有前途的“大学生”那才真正是我的内心所想，也是我梦寐以求的称谓。

我的首次“出征”，是被麻城县林店区区公所（即后来的区人民政府），选去当“土改队员”。安家畈乡（乡——是当时区下面的基层政权），选调了两名，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位叫刘应章，与我父亲一个辈分，比我大10岁，是个文盲，我叫他叔叔。

离开安家畈的那天，天下着蒙蒙细雨，大地笼罩着一股春寒。母亲帮我收拾了简单的行装：一床只有被面没有被里的“被子”，一条毛巾，几件衣服，一双母亲手工做的布鞋。母亲把这些东西，打成一个四方形的背包儿。那毛巾被结在背包儿的下方，被直直地垂吊着，行走时，飘飘闪闪。我将背包儿背上，左看，右看，前看，后看——自己觉得，很有点雄赳赳上“战场”的味道儿。

此时，只见母亲站在大门口的台阶上，右手向我招手、左手擦着眼泪，依依不舍地送我上“征程”。我回过头来，向母亲挥手，心里默念着：别了，安家畈！别了，我敬爱的双亲！那一刻，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无法形容。我想，第一次离家的感受，搁在谁的身上，谁也无法用文字说清楚的吧。

再说这“被子”和毛巾的来历——

这“被子”，是3个月前，安家畈乡先行土改时，分给我家的“果实”。1950年10月，安家畈乡是第一批土改的试点乡。土改时，我家定的是“佃中农”成分：定佃中农的标准是，土改前3年完全种的是地主的田，且生活自足；与贫农成分是一个等次的。所以，土改时政府把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果实，分给贫下中农时，我家也分得一份儿。这次离家去参加土改，要不是分到了那床没有里子的“被子”，我又要像在县城读简师那样，同别人共被子了。说来令人苦笑——常说“穷得没有裤子穿”，而我是“穷得没有被子盖”。真有点儿像“五十步笑百步”那样的“苦涩滋味儿”。

毛巾，是我去年被评为模范教师时得的奖品。白色毛巾长的两边儿，织着几根蓝色纱纹，毛巾两头，印着4个红色大字——“革命到底”。母亲并不识字，不知那红字是什么意思，今天将印有“革命到底”字样的毛巾，挂在我的出征背包上，纯属巧合。但我心里明白，这是母亲的期望，也是美好的预兆——昭示着我革命到底不回头。

我被分配到林店区汪家大屋乡进行土改，住在陈家河湾——是同农民“三同”——同住、同吃、同劳动（工作）。我们一“上班”，跟演员唱戏要化妆一样，胸前别着一枚白底蓝字的徽章，上面印着4个大字：“土改队员”。

因为我个子矮小，又长得“痩不拉筋儿”的，完全是个小孩子模样儿，工作起来不大“压场”，更谈不上什么“威严”，自觉被人“小觑”，总觉得背后有人指指点点，好不自在。但走到哪里还是称我为“刘队员”，叫得让人酸溜溜的，甚至有点儿“毛骨悚然”。

难道“土改队员”是个“官衔”吗？要不然，人们为什么不叫“刘同志”，而总是叫“刘队员”？自己心里想，叫就叫呗，叫惯了，听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再说，那时当土改队员的，不只我一个，开会的时候，张队员、李队员、王队员，大家碰在一起，都是一样的“官衔”，老百姓也都是那样地叫。说句笑话，那时真是“屙尿也能碰着个‘队员’”。

因为我人小、个子矮，其貌不扬，外出时总是跟着领导的屁股后面转，群众都把我当成他的“通讯员”。这位领导是驻汪家大屋乡土改组组长、林店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祁光。他40多岁，是个文静书生，老百姓说：“祁区长的‘长相’，像个教书先生，没有那么‘恶’，不像国民党的区长，见了人吹胡子瞪眼儿，怕死人的。我们老百姓敢同祁区长说话、打招呼。他总是笑着点头，还同我们握手呢。”

每当工作队开会的时候，我们把从老百姓那里听来的这些话，向祁区长反映。他听了，总是那个表情：微微一笑，默不作声。我也暗暗地从祁区长身上，学了不少做人模样儿——不事声张，“处处留心皆学问”嘛。

我记得，这个乡在划成分时，按土改政策，划出了4户地主，两户富农。共6户“敌对阶级”。

经过斗争会，我们这些土改队员，提高了思想认识，也得到了不少的醒悟。但是，斗争会后，我总是心不平静，不知所向，若有所思。

说起来令人意外。在评“积极土改队员”时，我的名字居然上了“光荣榜”。表彰会上，我获得一支“自来水”钢笔，一个红皮笔记本。这使我又一次得了个荣耀！受奖过后，我表面上，喜笑颜开；内心里莫名其妙！

后来，读了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才知道土改这场翻天覆地的斗争，岂止是汪家大屋乡激烈，全国各地都是一样。

二、选入机关

土改如期完成。1951年的7月，林店区的土改结束后，我被调入区属的粮管所，参加秋季公粮的征收工作。我由“行政部门”转入“业务单位”。由“第一线”进到“后勤保障”部门。当上了一名“业务干部”。

那时，有些群众经常议论：说行政干部靠的是“磨嘴皮吃饭”，天天开会，说的多，做的少，被群众说成是靠“磨嘴皮”过日子的人。甚至在一些人的眼里，被看成没什么“料儿”的人，才去干这个“指手画脚”的事。而业务干部则是靠业务，靠技术吃饭，是“有一手儿”的人。这一说，又一次“冲击”着我的“脑壳”（思想）——心想，在外“混”饭吃，还是掌握一门技术为佳。人们常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劝学”；而“一技在身，受益终生”——这讲的是，做人要有本领。其实，不管这些是“流行语”，还是“俗话相传”，它早就进入到我的脑海之中，以至有点“根深蒂固”。

这次，自己被选进“业务单位”，恰恰遂了梦寐以求的心愿。心想，从此，有个稳定的“饭碗”，也算“受益终生”吧。能捞上这样一份工作，要说心里有多高兴就有多高兴。

粮管所的工作，分“内勤”和“外勤”。外勤，要下乡，去向村干部催缴公粮；内勤，是在所内等待农民送粮上门——也叫“坐机关”。他们说，我的字写得好，把我分在内勤组。农民送粮入库时，我有时“掌秤”，有时记账；真是有点儿“业务”的味道儿。

这还不说，有时送粮的农民，看到眼前“这个小同志”在掌秤或者在记账，不免有点儿奇异的眼光，或者说是羡慕的眼光；不少人还有一句没一句地夸奖几句：“这小同志能干”, “是呀，你看他字也写得不错”, “这人有前途”。其实，有的农民并不识字，怎么知道我的字写得不错呢？纯粹是随意夸奖自己。即使这些“夸奖”带有与事不符的成分，但听了，自己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两个月过后，麻城县粮食局要从全县各区粮管所，选几个人到局里工作。林店区粮管所选了两人，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位名叫盛国喜，比我大五岁。

第二天，我和盛国喜背上行囊，从林店粮管所出发，步行20多公里。中午时分，赶到县粮食局报到。是时，惊，喜，饿，盼——杂味俱陈。

我们被带到“局长室”。不一会儿，一位高个子局长同我们亲切握手。用我们“听不懂”的北方话叫我们入座。我和盛国喜还是站着一动不动。这时，站在旁边的人事干部说：“局长让你俩坐下。”“哦”——我和盛国喜才心神不安地入座。

这位局长姓杨，名为润南，约50出头。一副慈祥面孔，说起话来，热情可掬。问我们话的时候，人事干部在场。局长对我和盛国喜问了基本情况，靠着人事干部的“翻译”，我俩一一作答。随后，局长让人事干部留下商量，让我和盛国喜到招待所休息。那一夜，我们两人彻夜难眠，不知明天是“天晴”还是“天雨”……

第二天，早饭过后，人事干部到招待所通知面试结果——说我可以留下，而盛国喜仍回林店粮管所。

听了这一宣布，我和盛国喜都先没有考虑自己的结果，而是不约而同地相互拥抱，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起来。在场的人事干部说，不必如此，留在县粮局和回粮管所，都还是一条战线，是“一家人”。接着，我送盛国喜返回时，与他并排地走着，走着，足足走了五六公里，但终须一别。此后，我们一个在县城，一个在林店乡下，各自西东，一年也见不到几次面。

时隔几年，听同事告知，盛国喜患了肝炎，久治不愈于1961年3月病逝，死于盛年。呜呼，世事无常，我只能仰天长叹！

三、自学上瘾

留在县粮食局，一下子当上了机关干部。先是在“运输股”，不到一年，跑遍了麻城全县，还多次往返阳逻、武汉。这使我增广了见识，扩大了眼界。这样一来，在与人交往中，拥有不少的“谈资”，似乎“东南西北”，无所不晓——俨然“知识面广”的味道儿。而在日常生活中，也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侃侃而谈”的“架势”，被同事笑称粮食局的“外交家”。虽然，这话带有某种讥讽，但自己听了，也还有点“飘飘然”。

这之后，麻城县粮食局还先后派我到红安县学习“修磅秤”，到黄州学习“机要保密”事宜，到黄冈地区所属各县粮食部门，去实地巡回学习挖危害仓库的白蚂蚁……就这样，在短短两年之内，麻城县粮食局的领导——这也让我去学，那也派我去闯，被同事说成是，“这家伙成了‘多面手。'”而我却把自己当成了“万金油”。

有什么办法呢？当了干部，“服从”二字是没有价钱可讲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乐意被这样“打发”。让自己多学点儿“技术”，多掌握“几手儿”，又何乐而不为。

1952年2月，有一次，我试着给《湖北日报》投稿，写了一篇不足千字的小稿件《小陈，是个好样儿的》。稿子表扬麻城县粮食局通信员陈则学，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受到全局上下好评。不料，这篇小小的稿件登在了该报第二版显眼的地方。那天，报纸一到粮食局办公室，同事们争先恐后地抢着看我的文章，夸奖之声不绝于耳。他们还说，报纸发到哪里，你的名字就“飞”到了哪里。“你出名了哦”。这一下子，弄得我“面红耳赤”。

随即，我的“名声”也不胫而走，并加油添醋地说：这小子能写一手儿好文章啊！

过了不久，湖北日报社给我寄来了“二百七十块钱”的稿费（那时的旧币，合新币为七角五分。是时，我的月薪为21.5元）。这稿费，当时并没有直接寄给我本人，而是寄到中共麻城县委宣传部转交。

那天快近黄昏，县委宣传部的罗先真同志打电话给我们单位（其时我与罗并不相识），通知我到他那里去一趟。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心里还有点忐忑不安。一进宣传部办公室，我自报姓名，我说我是刘光耀。罗先真同志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的第一句话是——恭喜你，湖北日报社给你寄来了稿费。哦，这我才放下心来。临走时，罗先真同志拍着我的肩膀，反复鼓励我，要多写稿，多宣传麻城。这之后，我的名字进入了宣传部“通讯员”的“花名册”。

从此，机关订阅的书、报、刊，成了我最尊敬的“老师”和“朋友”。事隔半月，《湖北粮食通讯》杂志上，又登出了我写的“顺口溜”小诗。这毫无例外地又是一个“轰动话题”——“这家伙，真是一支笔哦。”

不出3个月，我被局里调整到“行政股”工作，由跑“外勤”调为搞“内勤”。职务为“文书”，专司文件写作——真正干起“摇笔杆子”的活儿来了。在一定意义上，这为我“多写稿”，创造了客观条件。

进入行政股的办公室，我“哇”了一声！这行政股的书报刊，真多啊——公费订阅的《湖北日报》《麻城报》《黄冈报》《湖北粮食通讯》《黄冈粮讯》，还有兄弟县粮食局印发的定期内部刊物，琳琅满目，几乎挂满了办公室的半堵墙。书柜里摆满了各种图书。之后，我还自费订阅了《人民文学》《文艺学习》《新观察》《长江文艺》《萌芽》，并且购买了小学、初中的语文、历史、地理课本，坚持自学。为此，每个月的薪水，几乎有三分之一，是用来购买学习用品的。

面对这么多读物，我庆幸自己平生第一次投身于书报刊的“知识海洋”之中，从此可以饱享眼福。想起自己出来工作之前，两次失学，以致读书甚少，知识贫乏。加之，那时农村无书、无报、无任何读物。每天睁开眼睛看到的，全是那颜色各异的贫瘠土地。举目所至，更是一片“文化沙漠”！自己见识之浅薄，令人战栗。

此时，进了机关，见了如此之多的读物，我像久旱的禾苗，多么渴望知识雨露的“浇灌”。今天，这办公室里，可学的东西俯拾即是，丰富极了。在这书报刊的“知识海洋”里，任我畅游，任我驰骋。我庆幸自己的这份工作，给我带来喜出望外的自学条件。

由此，同事们说我患上了“自学成瘾”的“顽疾”。是啊——业余时间，同事们参加体育活动去了，我则捧着杂志在读；别人去搞文娱活动，我就摊开书本来看；别人“逛街”去了，我还是以读物为友……就这样，绝不放过一分一秒的宝贵时光，珍惜“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古训，我拼命地往自己“肚子”里“灌墨水”, “揠着头发”让自己迅速“成长”，快快“成才”。其实，那时自己还不知道鲁迅那句名言：“我是拿别人喝咖啡的时间来进行写作的。”

四、笔耕不辍

把“喝”进去的“墨水”，不断地“吐出来”；坚持业余写稿，总要写出点儿名堂来。这是我的决心，也是我的行动。那时的《麻城报》几乎每期有我的文章，麻城广播站几乎天天在新闻节目中播发我的稿件。

更为有意思的是，《麻城报》上开辟了一个《积极通讯员来稿统计表》的小栏目，每个星期登出10名积极投稿人的名单，放在头版的右上角刊出。我的名字“刘光耀”总是名列前茅。有一次，登出的第一名却是“丁兴耀”！这令我感到意外，一下子伤了自尊心。看到报纸后我不服气，便打电话问编辑虞真钦，他说丁兴耀这一周，比你多了一篇稿件，我们是按来稿数量多少统计发表的，不会有误。我问丁兴耀何许人也？他说：丁兴耀是唐郁区区政府的宣传干事。“哦，那是专业写手”。我心想，下一期一定要把这个“第一名夺回来”！

果不其然，我遂了的心愿。下一期的《麻城报》上，“刘光耀”三个字，又回到了“状元”的位置上。说句心里话吧：我从记事以来，内心深处就很“古怪”——只可站在人前，不愿“屈居人后”！

其时，我既是《麻城报》的积极通讯员，也是麻城广播站的积极通讯员。粮食局的同事都叫我为“我们的记者”；县直机关的一些相识，见了面也无不叫我“记者”。这样的话听多了，自己也觉得自己“是那么回事儿”。

有一次，我回家探望父母，先路过陶家磅看望我的“代爷”（是我母亲的姐姐，家乡土话“代爷”是对她的尊称）。刚一坐下，她就说：“我天天听广播，那喇叭筒里总在说——‘本台同心圆子’刘光耀报道（她听不懂普通话，其实是‘本台通讯员’），我估计说的是你呀，你什么时候买了个‘同心圆子’哦？还在那个广播筒子里天天广播？”这一下，问得我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我说，那是在广播我给他们写的稿子哦。她并不明白什么叫稿子，但还是不断地点着头。我乐了！

回到安家畈，乡亲们也说，在广播里能经常听到广播你所写的文章，我们好高兴哦！一些小时候玩得好的伙伴，见到我就是一拳头打过来——你这家伙还会写文章哦——真有你的两下子！

这次回家，听了这么多人对我的文章的反映，他们之中，有的并不识字。我心想，原来不但登报纸可以出名，而上广播同样可以出名哦。这使我更来劲儿了，决心回到机关多多写稿，像宣传部罗先真说的那样，为好好地宣传麻城，不遗余力地再大干一场。

五、调入组织部

稿子写多了，文章见报多了，被广播的也多了。这样一来，我常常被人说成是“笔杆子”。这本来是好事，也无可厚非。但那时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

“他呀，就是想出风头儿！”

“他嘛，还不是想成名成家！”

听到这些说法，我感到很不“自在”。但别人的嘴是堵不住的，让他去说好了。

这些议论，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种提醒。由此忽然想到，何不用个“笔名”？于是，再次发表文章时，就用起笔名来了——什么“江永流”呀，什么“江之子”呀，什么“江孩”呀，甚至“四季忙”……诸如此类的笔名，取代了“刘光耀”。免得再惹“闲话”。

说到“四季忙”的笔名，是源于麻城县粮食局4个爱写点小文章的人的“共同名字”——即鲍焕高、郑为民、毕威和我。有时候，我们4个人在一起“凑出”的文章，就用笔名“四季忙”。其时局里的人都知道。

那时，我什么体裁的文章都学着写：新闻消息、通讯、诗歌、“顺口溜”、小小说，甚至“小品文”。

1954年8月，我写了一篇“小品文”，惹出了一个大麻烦。这篇小品文的题目是《段主任的一天》，登在《麻城报》头版右下栏，还加了个“围框”，很是显眼。

文章反映的是，麻城县粮食局属下的中馆驿粮管所主任段成安的事。他是部队连级转业干部。文章说他每天睡到十点多才起床，工作懒散，管理混乱，职工敢怒不敢言。材料是我从粮食局检查组汇报时听来的，但我在行文中加了一个细节：说段主任一起床“睁开惺忪的睡眼，习惯性地看了看‘长三针’（指手表）……”其实，他根本没有手表。文章见报后，引起较大反响；段主任一拿到报纸，立即打电话到县检察院检察长张明礼那里告我的状。张是段的老首长。这一下把我吓坏了。后来经了解，除了“长三针”这一点失实外，其他都是事实。过了不多久，这件事不了了之。我也松了一口气。

1955年8月，我被调入了中共麻城县委组织部——又从“业务单位”回到了“党务部门”。由同“物”打交道又转为与“人”打交道。是时，我20岁。事后，听当时组织部的一位“哥儿们”告诉我，说我是作为“笔杆子”调进组织部的。我似信非信，哭笑两难。不管它，反正由他们说去便了。

我在麻城县粮食局工作了6个年头、5年多。这里定格了我的青春年华，定格了我“自学成瘾”的苦涩岁月，也定格了我对未来的憧憬和甜蜜的梦想。

我把麻城县粮食局当成了培养我成人的大学校，没齿难忘！

离开粮食局那天，马汉堂局长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含着激动的泪花对我说：“你的‘翅膀’又硬又长，粮食局的‘笼子’又软又小，关不住你啊！”我立即投向他的怀抱，抱着他情不自禁地大哭一场！

那是难以言状的惜别心情，那是难以割舍的感动。

依依惜别粮食局之后，从此我便成为它的客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