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自学求才

一、手不释卷

当朋友们问起我的学历时，我不无苦笑，说起来还真是有点“复杂”。

在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之前，我没有读过初中、高中，连小学也只读到五年级上学期。解放后，才读了一个学期的简易师范。就是这先后两次“入学就读”，时间加起来一共也只有6年。这6年是在有“围墙”的学校度过的。顶多是个“高小学历”。当了“干部”近10年之后，我通过自学才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按当时的说法，是个“调干生”。

那时候，在职的适龄人员，要想考大学，都得由自己提出申请，通过单位领导批准，才可以同应届高中毕业生一起，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凡被录取的，称作“调干生”。这种“称谓”，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如今的干部，都是先有文凭再进机关大门。不存在什么“调干”不调干。

因此，我非常羡慕别人的求学之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是一条笔直的“一”字形之路，而我的求学之路，却是：私塾、小学、简师、工作、大学，经历的是一条“之”字形的路。

说来蛮有意思，别人填起“学历”来，只需5分钟，而我却要“折腾”半个小时以上。

学历既然“复杂”，填起表来自然也就不那么简单了。

不过，我也有自豪感。在那适龄读书的岁月，我有幸进了两所没有“围墙的学校”。

一所是：麻城县粮食局；另一所是：中共麻城县委组织部。前者让我度过了5年半“光阴”，后者则超逾3年岁月。

正是这样两所“没有围墙的学校”，让我有自学的条件。同时，让我也患上了“自学成瘾”的“癖性”。

“自学成瘾”——这话是麻城县粮食局的同事们调侃出来的。首先说这话的，是保管股股长熊学彬。在一次出早操的时候，他当着大家说：“我看刘光耀业余时间总是‘抱着个书’，手不释卷，有点‘自学成瘾啊’。”

此说一出，不少人接应：“是啊，有点儿那个味道儿。”

我深知，这样的调侃充满了善意和幽默意味，是褒词而毫无贬意。每当回忆起来，更觉得是对我坚持自学的极大支持和鼓励。

有一次，粮食局召开全县粮食仓库主任会议，我被抽出来搞服务工作。会间休息时，熊学彬股长又向主任们夸奖起我来。重复了“自学成瘾”的话，得到了听者的赞扬。宋埠仓库的燕成山主任是个山东大汉，50多岁，他摸着我的头，用山东话说：“好嘛，小刘，说你自学成瘾，你认了。这个瘾，比起有些人的那种烟瘾、酒瘾、麻将瘾，好一万倍啊。”

哇！燕主任的话，字字珍珠，力重千斤，成为我自学的“座右铭”。

在这样的鼓励面前，我的心胸豁然开朗起来，自学的劲头儿似乎在向前冲刺一样。

通过这几年的自学，使我感到，自学这个“瘾”，在我身上挥之不去，难以自拔，也深切地体会出，自学的好处实在大得很——自主，自立，自由。海阔天高，无所不涉猎，无所不追求。所有的空间就是“课堂”，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是推动器，而自己的双手就是“课桌”。无需向老师交作业，也不担心分数的多寡，更不受名次先后排列的困扰，完全是“自我为之”。

俗话说得好：“处处留心皆学问”嘛，全靠自己把握自己。

业余自学多在夜晚进行，照明是个先决条件。上世纪50年代，麻城县城只有1个小型火力发电厂，晚上7点半开机，10点半停电，有电时间为3个小时。

每当夜晚电一停，全城便一片漆黑，同乡村没有什么两样。这是晚上自学的最大障碍。就在粮食局的那几年，我的办公桌上，少不了4样东西：煤油灯、蜡烛、火柴、手电筒。夜里电厂下班了，我的“照明设备”就“上班了”。

我给自己规划的时间：每晚从10点半自学到12点半收场。既不算早、也不为晚，又能保障睡眠，不影响正常工作。

这样的自律，年年如是，月月如是，天天如是。几乎很少间断，一直坚持了5年有余。

所谓“自学成瘾”云云，就是从这里“染上”的“癖性”！

二、检验所学

有一次，麻城县粮食局开文娱晚会，鲍焕高局长指定我一定要参加，我当然只能遵命。晚会还邀请了邻近的县税务局、中国人民银行麻城支行、县红十字会医院的同志参加，共有150多人。

晚会上，节目众多，但并没有印出什么节目单，而是当场自告奋勇——有的唱歌，有的唱京剧，有的唱麻城地方戏“东路子”，有的说相声，有的弹奏民乐，有的打快板儿……那场面热情洋溢，欢快异常。

不一会儿，有人提议：“刘光耀这家伙从不露面，让他来一个，好不好？”

“好！”大家异口同声。

同我在一个股共事的杨忠民立即说，这家伙自学成瘾，读了好多好多书，“肚子里”的东西多着呢。让他给我们朗诵一点自学的东西吧，诗也好，散文也罢，由他自定。

台下一片掌声。

自己被“将了一军”，被推上了台，看来不来点儿什么是交不了差的啊。

我腼腆地站在台上（那时还没有麦克风），不紧不慢地朗诵起从初中课本上学到的一首诗：《理想》。

我一开口，台下一片寂静。我用麻城土话朗诵起来——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

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

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

饥寒的年代里，理想是温饱；

温饱的年代里，理想是文明。

离乱的年代里，理想是安定；

安定的年代里，理想是繁荣。

理想如珍珠，一颗缀连着一颗；

贯古今，串未来，莹莹光无尽。

美丽的珍珠链，历史的脊梁骨；

古照今，今照来，先辈照子孙。

……

平凡的人因有理想而伟大；

有理想者就是一个“大写的人”。

世界上总有人抛弃了理想；

理想却从来不抛弃任何人。

……

这首诗，虽然长达48行，但我没有拿着诗稿照念，而是自始至终，慢条斯理地在大家面前高声的、口齿清晰地背诵着。那抑扬顿挫的声音流淌，征服了在场的100多人。只见全场几乎屏息静听，寂静的现场像空无一人那样。

朗诵一完，掌声长达3分钟之久。

这时，粮食局熊学彬股长从座位上跑了过来，一把抱着我，连连说：“好家伙，想不到你搞出了个轰动效应啊！”

杨忠民接着朝我说：是我“点的将”，是我让你这家伙出了名。

此时，我举起双手，叉开食指和中指，做出“胜利”的动作，表示对他们的感谢。

这是我第一次在麻城县粮食局的大会上亮相，也是同事们对我“自学成瘾”的一次检验。

自此之后，粮食局只要开稍为大一点儿的会议，我的朗诵成了个“保留节目”。每次朗诵的内容，理所当然地都是我“自产自销的土特产品”。

这次亮相过后不久，粮食局有人生出个主意：让我在全县粮食系统的干部、职工中，介绍自学经验。鲍焕高局长采纳了这个意见。他还说，要把粮食系统的文化气氛搞得浓浓的，把自学的气氛搞得浓浓的，让我做好准备，到时给大家讲一讲。

那年（1954年）春节过后，全县粮食系统180多人到县城集训（其时这样的集训，每年春节后都要举行一次）。到会人的平均年龄35岁。我那年19岁。

那天早饭过后，我背着个帆布大书包来到会场。那包足有三四公斤重。里面装着书籍、杂志、课本、笔记本。有点像电工背的那个“工具包”一样。

一上主席台，鲍焕高局长把我介绍给同事们相识，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这180多人中，我可能只认得百分之二十。我先是站在台上讲，大家说，你坐着讲吧。我说，我没有多少好讲的，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我还是第一次。大家都是老干部、老职工，我是个“小不点儿”，人微言轻。

更为重要的是，我的自学，没有系统性，缺乏逻辑关联，想到哪里学到哪里，爱学什么就学什么，有点“信马由缰”的味道儿。

此刻，会场上除了掌声还有笑声。

我接着说，这不——我自学的书，有一部分在这个帆布包里。今天，我先把它拿出来让同志们看看吧。

我从包里一本一本地往外拿。先拿出的是《人民文学》，接着拿出的是《人之初》和《增广贤文》。左右手各拿一本，展示给大家看。我说，我从小喜欢读书，更喜欢背书。我读私塾时，背过《人之初》《百家姓》《论语》和《增广贤文》，还当过监督别人背书的“小老师”呢。这几本书，我是整本整本背的。《人之初》和《百家姓》，我还可以“倒背”，即是从书后面往前面背。

说到这儿，台下的掌声和“啧啧”声，响得让我无法再讲下去。

过了一会儿，我接着说：我自学没什么别的本领，就是像小时候一样——死记硬背，弄不出别的什么名堂。我今天讲起来，可能会让在座的诸位失望。

请大家静下来，听我背背《增广贤文》吧。

会场上鸦雀无声。

我双手放在胸前，像眼睛真的在看着书本一样，顺顺当当地背完了《增广贤文》的整本儿。一个“嗝儿”也没有“打”。

哇！会场上的掌声，差一点儿冲破了屋顶！

紧接着，会场上便有人在议论，说——

“这是天分，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

“最难得的是，倒背如流！”

“实在是真功夫！”

最后，鲍局长在总结时说：“今天，我们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大会。刘光耀同志讲得虽然不多，但实际操作得更多，在大家面前一口气背完了《增广贤文》全本。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的这个‘能耐’，真是好样儿的，再一次感谢他。”

又是一阵掌声……

鲍局长最后说：“我在这里强调一下：我们不是让大家学刘光耀的背书，而是让大家学习他刻苦自学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自学态度，用以把我们粮食系统的自学风气鼓动起来。今后，大家不但要勤勤恳恳地工作，还要把各自的文化水准提升再提升，做一个有理想，有智慧，勤劳善干而又有文化素养的人。”

大会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旋律中结束。

三、“‘唔’个不停”

我的自学，从学习中文向学习洋文——俄语——挺进，起始时间是1956年的初冬。当时，我正在吃22岁的饭——恰好是同龄人大学本科毕业的年华。

“你们县委会东边那个城墙上，每天早上天一亮，总有一个人在那里——‘唔’——‘唔’——‘唔’——‘唔’个不停！这人是不是有‘神经病’? ! ”

这是麻城县县委会办公室附近的住户，向组织部的何志善同志的当面“反映”。

何志善同志微微一笑：“哦，那是我们组织部的刘干事在读俄语！”

“……不好意思，影响你们了吧？”

“没有啊，挺好玩儿的呀！”

“哦，那就好！”

这段对话，是一天中午休息时，何志善同志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的。说话时，重复了那个“唔、唔、唔”的麻城口音，但深藏着幽默的褒意。

我听了很感激。心想，这是对我自学俄语的一种无形的鼓励，让我找到了“知音”。

身边同事的鼓励，一下子使我找到了“有恃无恐”的感觉。原来担心被人“说闲话”的精神枷锁不打自开。这意味着，接下来的自学，更使我可以放开喉咙：“唔——唔——唔”的地天天“唔”下去了！

自学俄语，是我进入县委组织部工作后的第一个念头，也是一个“实际步骤”。

正是这个时候，自己的脑子里同大家一样，充斥着这样的声响：“以苏联为师”, “向苏联老大哥学习”,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客观地说，那个时候，一提起“苏联”二字，那真是令自己“顶礼膜拜”的哦！

不仅如此，更令人羡慕的是，那时跟我同龄的人出国留学，也大都是派往苏联。这对自己该有多大的吸引力啊！

我常常心想：学会了俄语，说不定哪一天，我也可以坐飞机飞到莫斯科去，闯到那里吃吃“洋面包”呢。

这就是我自学俄语的原动力，用今天的话说，是梦想吧。

怀着这样的心境，我毫不犹豫地买回了《俄语教程》。这位“教程”朋友，实在太不客气——一翻开它，好家伙，一下子让我变成了“目不识丁”的“文盲”了。

那33个洋字母，个个都成了眼前的“拦路虎”！

真的，它毫无情面可讲——一个字母也不让我“相认”！

面前这些“符号”，像我们乡下人所讲——“一抹糊——九饼”（土话：一塌糊涂）。

我心想，“才不理你呢”。在我面前，你这《俄语教程》是“死”的，而我是活的，不相信我就“拼”不过你。

此刻，我想起老家安家畈老人们经常说的一句俗语：“世上没有劈不开的芝麻秆儿”——高人面前不低头。

再说，小时候我背起书来，做到了顺背、倒背都不“打嗝”，还多次受到过夸奖和赞扬。今天在你俄语面前，我决不打退堂鼓，只能吹进军号。

不久，我的“唔”声，终于波及“左邻右舍”。是时，麻城县委统战部的干事程时祥，看到我天天不离“唔”，他也加入到我的自学俄语行列中来。他比我大3岁，也是一个好学的年轻人。他的加入，让我喜不自禁——多了一个搭档，增加了一份力量，何乐而不为。

为了更正确地掌握俄语的“发音”，更准确地学到语法的规范化，使自学更有成效，我和程时祥商定，到麻城县第一中学去求教俄语老师。

我们找到了麻城一中的俄语老师王义之。他是一位50岁左右、热情可掬的瘦个子。得知我们要拜他为师学习俄语，他更是喜出望外。在他简陋的住所，我们商定了以后的学习打算，计划每周请王老师辅导我们3次——星期五、六、日的晚上；每次两小时。每个月每人交5块钱的学费（是时，我和程时祥的月薪均为41.5元）。这是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合同。

临走时，王老师反复强调，学俄语一定要重视读音，像演员练嗓子一样，天天练，一有空就练，不怕丑地扯开喉咙念——持之以恒，不可间断。

可惜，不久我的工作有了变动，我便不能跟程时祥一起“唔”了。又没过多久，听说王老师被打成了“右派”，再也听不到他领着我们“唔”了。

这之后，我只有回到“自学原地”——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一个人坚持“唔”了……

四、“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对待我的自学，并不都像组织部何志善同志那样——热情，理解，支持，并寄予希望。

相反，也有人表示出冷嘲热讽，嗤之以鼻，挖苦得让人无地自容。其中，最为露骨的是刘绍舜——他是麻城县委统战部部长，兼任“五人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五办”）主任。和我一起学俄语的程时祥，是县委统战部的干事，是他的直接下属。

我和程时祥一起学俄语“唔”的时候，他总是“绷着个脸儿”，眼睛斜瞄着我们——像要把我们生“吞”下去一样。还时不时讥讽几句：成天“唔”个没名堂，不安心工作，老想着成名成家，远走高飞，像什么样子？！

1955年8月，“肃反审干”运动正式开展。随即县委“五人领导小组”正式成立。正是这个时候，我被调入中共麻城县委组织部。

那是1956年的3月，是个多雨的初春。我从组织部抽调到“五办”工作，担负着内勤。这一分工，无疑再一次有利于我的自学。

所谓“五人领导小组”，是哪五人呢？即是：县委书记、县长、组织部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

无需解释，一看就知道，这个领导小组的成员，是全县最高权威人士。

“五办”设在县城南部的“忠烈祠”。

一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座古庙。这“庙”，坐落在田畈中一片辽阔的坡地上。它西边是一条小溪，常年溪水潺潺。溪的西面，是一片菜园，颜色各异的蔬菜，正相互竞长。溪两岸生长着一排排柳树，初春的柳枝上，冒出浅黄色嫩叶，那叶儿薄得像蝉儿的翅膀，煞是吸引人的眼球。

这“庙”的外墙上，涂的是一片赭色，显得无比深沉。屋檐上彩绘出鲜艳的景物和人物画图，令人瞩目。四周没有其他建筑物，只有它高高矗立在坡地中间，给人一种古老而“庒严肃穆”感。

听说这里曾经办过私塾学堂，培养过秀才无数。

今天，由于进出的人员，干的是“肃反审干”工作，无形中给这古庙增添了一种神秘色彩。

被抽调到“五办”工作的人员，分为两个组：一个是外勤组，负责外调材料；另一个是内勤组，负责文字整理工作。所有人员都住在办公室旁边的集体宿舍，没有特殊的要事，工作人员不得请假，更不得随便回家。因为我是内勤人员之一，无疑以这里为家，何况自己是单身一个呢。

工作人员每周三上午有个汇报会，我是记录员。

5月底的一次汇报会照样举行。会上除汇报工作外，还喜悦地宣布：我们“五办”有两人被批准参加今年的高考。一位是麻城县税务局干部喻民，一位是麻城第三中学教师刘世成。他们两人都比我大3岁。

他们两人都是先由自己提出申请，经原单位领导批准而获得准考的。

消息一宣布，“五办”的同仁鼓起一片热烈的祝愿掌声

喻民和刘世成，双双喜极而泣，涕泪涟涟，不知所止。

这时，只见刘绍舜主任似笑非笑地说了一句：读大学又怎么样？总不会一下子变成“三头六臂”吧。

像一瓢冷水一样，突如其来，“淋得”办公室一阵“死寂”！

后来，喻民和刘世成不负众望，双双被华中师范学院录取。但听说，喻民因家庭原因而放弃了就读，留下个终身遗憾。

过了不久，我也流露出想考大学的心愿。这“秘而不宣”的心愿，其实在自己胸中埋藏了好几年。

心愿一经透露，立即获得“五办”多数同事的赞赏和鼓励，还有的同事说，怪不得你坚持“唔”个不停地学俄语哦，你这家伙还是有“远谋”的呀。

也有少数同事表示出怀疑的目光，无非不作表态而已。

信息“不翼而飞”，很快传进了刘绍舜主任的耳朵里。

那天，是“五办”人员少有的一次大会，有近40人参加，不少外调人员专门赶回来参加“大团圆”。会上通报了几个案件。

大会无需做记录。我便坐到最后一排，背靠着墙壁，同大家一样谈笑风生，好不热闹。

通报完案件之后，刘绍舜主任少有地跟大家谈天。谈着谈着，他突然话题一转，说，最近听说刘光耀也想考大学，真是有点好笑，你怎么跟人家喻民和刘世成比呀，他们原来都读过高中，你是什么“底子”啊，自不量力——说个不好听的话，你刘光耀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哦！

此话一出，会场鸦雀无声。几十人同时扭转头向后面朝我张望。大家都没有什么表情，只是感到如此突然罢了。

此时的我，如五雷轰顶，觉得天旋地转，无地自容——巴不得钻进地洞里去。

不一会儿，坐在前面的，我的铁哥儿黄胜卿跑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深情地低语：“不要理会他，自己走自己的路。”他的几句劝慰，使我很快清醒过来，也无形地让我坚定起来。

多难得的贴心话啊——

“走自己的路！”

事后，有同事告诉我，说那天刘绍舜喝醉了酒，“发酒疯”。

我说，管他酒疯不酒疯，倒是要感谢刘主任。是他给我“打了一针清醒剂”，使我对自己所走的路坚信不疑。也是他的冷嘲热讽，让我清醒而又坚定地朝着“自己的路”走去，一直走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