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县城求学

一、失学的苦

我的故乡麻城，全境获得解放，定格在1949年3月。

从1947年的8月，到麻城全境解放，历时一年半。在这一年半的日子里，12岁失学在家的我，只好同父母亲一起，肩扛锄头，打着赤脚，干起种庄稼的“大业”了。

大人们都说，我是个好“帮手儿”。我也没有让大人失望。

犁田、耙地、薅秧、割谷、砍柴、车水、挑担、推车……所有的农活，我都同大人一样地苦干。烈日下，被晒得脸黑，手黑，全身黑，俨然一副农民模样儿。原来那点“小书生”味儿，一扫而光。

这一年半的时间，我真真正正尝到了农民的疾苦，尝到了生活的“甜酸苦辣”。

记得我失学当年的暑假期间，正值农历7月，农村开始割稻子的时候。天空骄阳似火，那太阳的光柱，晒得田畈一闪一闪的，令人窒息。

那是一天中午时分，我正在朝阳冲割稻子，被晒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正在此时，田岸的道路上，走着一行五六人，是我的算术老师带着他的家人出游。他们身着绸缎衣衫，手摇鹅毛扇子，谈笑风生地在我那田边走过。

这一幕与我的处境形成强烈对比，使我感慨万千，心中很不平静。这不禁让我念起那首古诗：“六月骄阳似火烧，田中禾苗尽枯焦。农民心里如汤煮，公子哥儿把扇摇。”此时，我觉得这诗真正写到自己的心坎儿上去了。

在农村一年半的日子，我感慨最深的是农民苦不堪言。对我来说，那真是“劳其筋骨”的历练。

雨天，被风吹雨打，有时被大雨淋得全身湿透，活像个“落汤鸡”。晴天的夏日，整个田野就是一个蒸笼，劳动在田野中的我们，就像在蒸笼里被蒸一样。即使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样著名的诗句，与实情实景对比起来，那也只是轻描淡写罢了。

二、考入简师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我考上了“麻城县立初级中学简易师范部”（简称“简师”）。这是我进入县城求学的第一个台阶，心中充满着无限的遐想。

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办的麻城县立初级中学，分为两个部分——初中部和简师部。入学考试的题目，两个学部的考生，其内容都是一样。我考入的就是后者。家境贫困的学生同我一样，都选读简师，因为是公费生，家里不用掏钱。而选读初中的同学，要交学费，一般家庭经济较宽裕的，都是进入初中部。简师毕业的，按规定将来只能当教师，而初毕业后，还可升高中，读大学，前途远大。

那时还未进行“土地改革”，没有划阶级成分一说，只晓得有个穷富之分——有的叫富人，有的叫穷人。我家属穷人之列。

由于那时信息不畅，麻城简师招生的事情，还是读梅家楼小学时的校友陈寅告知我的。他比我大4岁，小学时比我高两个年级，是安家畈的亲戚。他家住在离安家畈5公里的陈家河。在10天前的8月底，已被初中部录取。9月中旬的一天，他到我家，将简师招生的事，告诉我和我父亲。我父亲听说，不收学费，一下子答应让我去报考简师，并托付陈寅同学带我去。当天，我和陈寅步行4个多钟头，才到达县城的“考棚”（科举时代留下的考场，也是学校校址）。

我是一个人单独考试的。考场在学校的大办公室。办公室的大门是敞开的。记得只考语文和算术两门。作文的题目是：《我为什么要读书？》；算术考的是“算术四则”，还有“分数”之类……

考试开始后，不一会儿，陈寅给我打了个“PS”——即把答案写在白纸条儿上，包上一粒小石子，抛入我的考桌上。当时说这就叫打“PS”（作弊的意思）。

可是，此举我事先毫无所知，当听到桌子上“啪”的一声时，我吓了一跳。此刻，我身后的老师有所察觉，但没有流露出什么表情；而我也正在聚精会神地写作文，根本没有去理会什么“PS”不“PS”！

我考完后，那个“PS”小纸条儿包着的“坨坨”，仍在桌面上躺着。过后，还是陈寅自己把它拿走的。

由于当时老师没有理会，也就没有留下任何破绽。我的考试也顺利过关，当场宣布予以录取。

我喜出望外。它使我踏上了高一级学校的门坎儿——简师！

走如今的公路，安家畈离麻城县城直线15公里；而当年走山间“大路”，却是40华里（20公里）。所以，到县城读书只能住读，并而都要带全行李。可是，那时因为家里实在太穷，没有被子给我带到学校去用。入学后，我只能跟陈寅共盖一床被子。由于没有垫褥，只能用脱下的衣服当垫褥垫着。这在冬天，毕竟不能长此下去。于是，我日思夜想，总得想办法解决这个迫切的问题。不然，书就读不下去了。

三、垫褥之恩

不久，我找到曾在安家畈住过三四年的一位刘姓姑奶奶帮忙。这位姑奶奶，老家在湖北咸宁，在麻城县城做小生意。当年因逃日寇战乱，来到安家畈，住在我家隔壁。

听大人们说，那是1941年，日本兵占领了麻城县城，刘奶奶家因在麻城县城待不下去，就举家逃到了安家畈，靠做小生意度日。在安家畈期间，我经常到她家玩耍，她对我像对待自己的孙子一样。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家搬回了麻城县城，仍做着小生意。

她的大儿子施锦仙，是麻城县城一间中药铺的药剂师，我叫他“大干爷”；她的二儿子施锦城，比我大5岁，是个挑着担子走四乡的小商贩，我叫他“二干爷”。他家迁回麻城县县城后，施锦城仍然做着小生意，经常来往于县城与安家畈之间，以我家为落脚点。我们两家算是个“干亲戚”吧。

在县城，她家离我们学校——“考棚”，不远。为了解决垫褥的事情，我鼓起勇气，跑到这位姑奶奶家求援，请她设法帮我解决一床可以“垫着用”的被子，以解决冬季到来的迫切难题。

姑奶奶，听了我的求助，二话不说，立即操办。她用家里的破布片、烂衣裳、旧棉絮，七拼八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给我缝缝补补，弄出了一条约1米来宽的“褥子”。就这样，我和陈寅用这条补丁摞补丁、凹凸不平的“褥子”，置于木板拼起来的“床”上当垫褥。

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寒冷，夜里气温常在零摄氏度徘徊。因为这垫褥实在太窄，稍一翻身，人就滚到没有垫褥的地方去了。我和陈寅只好各睡一头，两人互相抱着对方的脚来取暖。即使这样，由于那床板底下透风，睡觉时，总有一阵阵寒气袭人。有时两人整夜难以入睡；有时睡着睡着半夜被冻醒了，才发现自己的脚还是冷冰冰的。

即使如此，陈寅从来没有任何怨言，总是把我当作亲兄弟一样。有时半夜他冻醒了，还不时地给我盖好被子。就这样，我在陈寅的无私帮助和耐心的忍受下，熬过了一个寒冬，好不容易地读完了简师的第一个学期。

垫褥的尴尬，是我这一辈子无法忘怀的记忆，也是我心中的一个“疤痕”！

如今，只要回想起来，就让我“不寒而栗”。要不是这位年事已高的姑奶奶的帮助，要不是陈寅同学忍受着难耐的煎熬，能度过那样寒冷的冬季，是不可想象的。

后来，听说陈寅同学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去了；自此我们各奔东西，互相失去了联系。这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也是最深沉的怀念！

四、崭露头角

在就读简师5个多月的那些日子，我仍然像读小学那样，偏重于语文课。除了完成作业之外，还经常写日记、周记，也写些“顺口溜”之类的小东西。学校半个月一期的墙报上，几乎每期都有我的“作品”；有时同一期墙报上，还会登出两三篇我的文章。这引起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注。

有一次，语文老师把我的一篇周记，送给教导主任邹宇过目。邹主任看完后，用他那支来之不易的“派克”钢笔，在上面批了几十个字——大意是：这篇周记，写得细致入微，写得情真意切，写得十分感人，写得可圈可点；读起来朗朗上口，感动人心。可以在班上朗诵，可以登墙报让大家阅读……

哇！邹主任这样一批，一下子又让我像读小学时一样，被夸奖为“能写文章”。这样一批，还使我由无名变有名，令人刮目相看。

陈寅同学听了邹主任的批语后，也从初中部那边跑过来，一把抱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只见他脸上喜泪直流。我也不知说什么才好，也同他一样，喜泪直流。

这篇备受重视的周记，虽然过去几十年了，但我还是时不时地默念默念——

11月6日，星期一。晴。上午，语文老师杨刚，给我们上课时，先没有讲新课，而是一上堂就为我们朗诵起《吊古战场文》。只见他朗着朗着，声泪俱下：“……谁无父母，提携抚养，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手如足；谁无夫妇，如宾如友……”只见堂上，一片哭泣声。我的袖子也搽湿了一大块。此文，是描写古战场的惨况，如诉如泣。我可以背诵全文。

11月7日，星期二。阴。下午的数学课，上的是“珠算”。袁老师让大家先练。一时间，课堂里的算盘声，像农民筛沙石一样，噼里啪啦，响声悦耳。我第一次听到如此多的算盘噼啪之声。

11月8日，星期三。小雨。上午的音乐课，别开生面——只见女王老师化了淡妆，涂了口红。一上来，王老师先教我们学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接着，她在堂上又为我们演唱了这首歌曲，还作了其他表演。王老师的演唱，声情并茂，激动人心，百听不厌，百看不烦。同学们说她是从武汉大城市来的——哇，怪不得她那样多才多艺。

11月9日，星期四。晴。下午，程老师给我们上美术课。他一上堂，什么都先不说，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画了起来。这次，程老师画了一位持枪解放军的侧身像。不到20分钟，黑板上就出现了一位手持长枪的英武军人，正向左前方刺杀。看着画像，耳鼓里似乎响着真实的刺杀声，引人向上。看到黑板上所画，同学们，都有点精神振奋。有人还做出拼刺刀的样子呢。

11月10日，星期五。晴。上午，邹主任给我们上地理课。他每次讲课，都以他那诱人的幽默感惑人，今天也一样。只见他，把一张地图钉在黑板上，用红粉笔在地图上，将已经解放了的区域标示出红颜色。只见那地图上，还没被解放的“白块块儿”——很少很少。邹主任涂完红色处之后，转过身来，面向同学，叉开双手作拥抱状，以这样的动作表示：很快全国一片红了！

同学们跃然而起，个个把自己的小巴掌，拍得通红通红。

11月11日，星期六。阴。今天周末，走读生下午上完体育课就急着回家。但也有不少人背着书包在那儿看墙报。我也凑了上去。哦，墙报上又有我的一篇文章。很快，我不好意思地退了回去，怕被人说——自我欣赏。不过，我还是一步一回头——心里有点小得意。

11月12日，星期日。阴冷。住读生们七时半吃早餐。想不到，郑校长参与其间。院子里每6人蹲成一围，中间放着一只木盆，里面装着炒熟的咸黄豆。开饭的哨子一响，只见郑校长也跟同学们一样，蹲下来吃粥。由于天气太冷，手都冻僵了；筷子夹不起硬黄豆，又不能用手去抓。还是郑校长告诉大家：在筷子头儿上沾些粥，放进盆里轻轻一沾，豆子就粘在筷子头儿上面。大家一试，果不其然。全院子的同学都乐了——这是郑校长体验同学们生活的一个令人难忘的场面。

就是这篇周记，涉及老师、教导主任、校长，所以引起了一个小小的“轰动”。也就是邹主任在文章上批示的那些话。

其实，我知道邹主任的用心，无非是要我不要歇气，朝这样的写作路子，不回头地往前走就是了——因为平时邹主任就知道，我爱写作。

可惜，我让邹主任失望了哦！

1950年3月，我的父亲右脚脚底生出一个无名疮疾，整个脚板肿得像个小面包那样吓人。他老人家奇痛难忍——有时痛得无法入睡，彻夜难眠。面对此情此景，作为长子，我只好辍学。像3年前第一次失学一样，重新扛起锄头，操起“修理地球”的大业。

就在我扛起锄头的那一刻，麻城县立初级中学来了通知，说是简师停办，成绩好、年龄较小的简师生，可以转入初中就读。我是被转者之一。但读初中是自费的。

此时的我，一是不能离家，二是家里交不起学费。其结果，只能望“通知”而“兴叹”了！

此后的日子，我的“课堂”在田野之中。凡是我力所能及的各种农活，我都同大人一样地去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从未间断。村里的老人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间，无不称赞我是父母的“好帮手儿”。

这个时期的那些个周末，曾在简师共同学习过的、后被转入初中的同学，往返回家时，免不了路过我劳动的田边地头。我看到他们背着书包从我身边路过，总是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无名”的泪水——感叹自己命运多舛，又只能听天由命。

尤其是，这些同学，时不时带回邹主任的几句关切问语，使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为好，更加让人感慨万千。我心想，这一辈子，再也与读书无缘了。

五、吃上“快活饭”

半年之后的9月份，我父亲的脚疾有了好转，可以下地干活。他看到我不安心农业生产，便想给我找个“吃快活饭”的职业，让我去教书或学中医。我选择了前者。

是时，安家畈的父老乡亲，异口同声地说，解放了，还是要在安家畈开办自己的小学，让孩子就近读书。校址仍在刘氏宗祠，并一致选我当教师，每月“薪水”为50斤稻谷。

我父亲一听，乐了！逢人便说——我的儿子，终于被人“挑着箩筐买字了”。这样一来，曾在这里启蒙的我，此时变成这里的“先生”了。

学校一下子招来了30多个学生，最大的13岁，最小的也有八九岁——都是“等着来读书”的大娃娃。因为这里的学校已经停办了两年之久。

面对这些如饥似渴想读书的娃娃，实在说来，我也不负他们所望，十分耐心地同他们“滚”在一起。我分别教大家不同年级的课本，倒也得心应手。这样一来，得到学生们的拥戴，家长们也称我“刘小先生”。我也无所谓，大家亲密无间，我也越教兴趣越浓。

就这样，第一个学期结束后，我被安家畈村的上级林店区文教组，评为全区的“模范教师”。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以为自己在做梦。

在庆祝大会上，我被带上大红花，代表解放后林店区的全体教师讲话。

上台一开口，我说：“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你们好！我是一个‘翻身教师’，一个资格很浅的教师，我虽然还不怎么会教书，不敢接受老师这个无上光荣的称号，但不瞒你们说——我会种田！”

话音未落，近150人的会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弄得我把接下来该讲什么全忘光了。此刻，区领导同我热烈握手，把尴尬的局面解围了。我感到自己的脸“羞得”没有地方“搁”……

台下有的老师站起来说：“尽在不言中！”谢天谢地，这一下，算是解了围。

参加大会的教师同行，大多数我都不认识。但大会结束后，他们一个个向我写上小纸条儿，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以此表示对我进一步的祝贺，并且也如是现如今一样——递上自己的“名片”吧。

六、红花挂厅堂

回到安家畈，父母听说我“得了光荣”，喜出望外。要我把那大红花，挂在堂屋中供祖宗的神龛上，以示“换了人间”。我的双亲，再也不说“只见有人挑着箩筐买谷，不见有人挑着箩筐买字”的俗话了。

老实说，我从来是志在外部世界，不满足于安家畈这块小天地。但我的父母以为，得了眼前的这份光荣，就可把我“锁定”在安家畈。他们总是说，当教师已经是“吃快活饭”了，还有什么他求？何况，一个月有50斤稻谷呢，够你受用的了。

为前程之事，我同父母亲有过多次“交锋”。总想他们支持我“远走高飞”，但他们又总是劝我留下“安居乐业”。

一次，我的堂舅（母亲的堂弟）来到我家，吃过午饭后，大家又谈起我未来的事。我的堂舅是支持我“远走高飞”的。但父母还是对我苦苦相劝，让我留下。

下面，是我同我父亲的一段对话——

“到外面闯世界不容易哦！”

“是的，我知道。”

“像我们家乡的陈再道，从黄麻起义开始，奋斗几十年，出生入死，才有今天的名望——你能混出个什么名堂？”

“陈再道是武官，会打仗，那是身经百战，是我们家乡的光荣和骄傲。”

“你知道他身经百战，不知道他是来之不易。”

“是的，陈再道能有今天，确实来之不易。但我想：武官有个陈再道，文官说不定有个刘光耀呢。”

我堂舅一听，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伸出双手——跷起大拇指！

只见父亲也露出了苦笑的神色。

说起陈再道，在我们那些远近山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的父亲和堂舅都知道他姓的“陈”，原是工程的“程”。他的老家程家冲，在麻城的地图上一直是标着“程家冲”三个字。程家冲离安家畈9公里。

陈再道有个堂侄儿，名叫“程四儿”，是安家畈的女婿；他的妻子叫芙蓉儿，我叫她四姑，而称程四儿为“四姑爷”（家乡称父辈为“爷”）。这位四姑爷，经常来往安家畈走亲戚，他的岳父岳母是我家邻居，与我家一墙之隔。

这位四姑爷，只要来到安家畈，都要跟我们讲起他堂伯父陈再道当年闹革命的故事。我们总是听得津津有味，百听不厌。每次他讲完了，还要扯着他的衣服，要他一讲再讲。

我虽然没有见过陈再道本人，但听四姑爷经常给我们讲这位家乡将军的故事，早已在我那少年的心坎儿里矗立起了这位英雄的高大形象，还把他作为家乡的骄傲，到处颂扬呢。

自从那天我在我父亲和堂舅面前，放出“武官有个陈再道，文官也许有个刘光耀”的狂言，我堂舅不但当时一再跷起大拇指连连称赞，事后逢人便总是要夸奖我几句，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的朋友面前，不遗余力地传播我那句“狂言”。

久而久之，弄得家乡人把这“狂言”当故事来讲。

我心想，让你们去传，让你们去讲吧，反正我那“狂言”话已出口，如同泼出的水一样，是无法收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