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老子》、三大诗人与主体性

先以《老子》为例。梅广先生发现：今本《老子》（王弼本）用“吾”、用“我”的地方，很多不见于郭店本。郭店本有“吾”的地方很少，即使有，“吾”也并不凸显一个作者，只是虚指。有的地方，郭店本没有“吾”，今本加上了，比如郭店本“万物方作，居以须复也”（甲，简24），今本作“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梅广先生据此认为：郭店本（目前最早的《老子》版本）时《老子》并没有作者，只是把一些格言短语搜集起来，加以编辑；但是后来，出现了作者的影子，这个作者，是一个道家圣人的形象。（参看曹银晶，2011：14—17）这么说来，主体我的有无，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我的时候，《老子》还只是大众格言、群众智慧；加上我之后，便成为个人的思想。这让我们想起Benveniste（1958［1966：262］）的话：“语言是这样组织的：它能使每个说话人在自称为‘我’的同时，将全部语言据为己有。”^⑥

再看唐诗的例子。“唐诗诸家中，以李白在诗中直接写明‘我’如何如何最多。”（叶萌，2009：275）在李白的《古风》59首之中，多半都有代词“吾”“我”出现；而且，李白的诗，有不少都是以“吾”“我”打头写起的。（同上）与李白不同，杜甫的诗，虽然也有直言“我”的慷慨豪迈，如“悲风为我从天来”（《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但多数情况下，他的自称是屈曲沉郁的，如他爱自称“老夫”。而且，杜甫的诗，作者虽然常常就在台面上，但却是隐身或伪装着的。如《石壕吏》头两句“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投宿的自然是作者，但作者又并未以第一人称出现于字面。这是隐身。至于伪装，就是上一节所说的外化，上文已举数例。如《新安吏》头两句“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客”就是作者自己。又如《兵车行》，全诗没有一个“我”，但有两处暗示作者存在于场景之中：一是“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二是后面的“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后者包含在即将出征的士兵即诗中“行人”的答话之中，“长者”就是称呼杜甫，“役夫”是士兵的自称；由此可推知，前一处发问的“道旁过者”，也是杜甫。因此，杜甫的诗中，“诗人不只是在客观地叙述，作品中也同时浮动着他本身的形象”（林庚，1985［2006：119］）。“后来白居易的新乐府之所以比不上杜甫这些诗深厚，原因也就在其中缺少这样一个自身的形象。”（同上：120）

上文提到：作品是作者创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像是导演，总在幕后。但是，李白这样的诗人，又总爱跑上前台，充当演员；杜甫虽然也出场，但常是隐身或伪装着的；白居易则不爱出面，老老实实待在幕后，静观其变。当然，这只是总体的印象。白居易的《琵琶行》，作者的形象也是丰满的。

本节提到的主体性，都是从被观察者—词语的角度而言的。“我”出现于文中，则显示出主体性。但如果从观察者—作者而言，“我”的出现，则恰好减弱作者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