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毫不奇怪，林肯再三否认与废奴主义存在任何联系。然而，他不再对支持将黑人殖民海外的人与废奴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或盘旋在他周围的暴徒暴动漠不关心。在林肯于1834至1842年在州议会任职期间，由这些事件引起的问题很少被带到伊利诺伊州议会。然而，当它们被带入议会时，林肯甘冒一定的政治风险而将自己与他两个党派的同事区分开来。有一件事发生在1837年1月，该州的民主党州长约瑟夫·邓肯通知州议会，说许多南部州都要求他们的北部同胞谴责并采取行动反对废奴主义者。伊利诺伊州议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考虑州长的消息。该委员会主席奥维尔·布朗宁——他是辉格党州参议员和林肯的密友（他们在当时的州首府万达利亚住在同一幢公寓）——提交了一份报告和三份决议。55
正如南部人所要求的那样，该报告谴责了废奴主义者，尽管它几乎没有为奴隶制提供有力的辩护。虽然它为奴隶主拥有奴隶的宪法权利做了辩护，布朗宁的报告实际上是为把黑人殖民海外进行辩护的，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美国海外殖民协会在其月刊《非洲知识百科》（African Repository）上发表的原因。布朗宁对废奴主义者的控诉，主要是他们的煽动削弱了将黑人殖民海外论者为把“我们同胞中的那个不幸的种族”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并将他们送回到“他们自己愚昧落后的土地上”的努力。另一方面，那三份决议为奴隶主拥有奴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第一份决议谴责“废奴协会的成立及其传播的理念”。第二份决议肯定了立法者对南部奴隶主的“深切尊重和爱护”，宣称奴隶财产权“是联邦宪法赋予蓄奴州的神圣权利”，并坚持认为，没有州的同意，那里的奴隶制不能被废除。第三份决议谴责了不经哥伦比亚特区白人公民的同意就在特区废除奴隶制的思想——这是废奴主义者在给国会的请愿书中所要求的。当这些决议被带到伊利诺伊州下议院时，林肯动议修改反对在美国首都废奴的那份决议，要加上“除非应该特区的人民之请”等词句。他的努力失败了，州众议院以77∶6的票数通过了这些决议。州参议院然后以18∶0的票数一致同意众议院的结果。这样，州议会中只有6人投了反对票。其中一个就是林肯。56
6周后，当州众议院将要休会时，林肯和他的辉格党同事丹·斯通提交了一封“抗议信”，这封信解释了为什么要将他们的投票结果发布在立法会议记录上。“他们认为”，林肯和斯通写道：
奴隶制度是建立在不公正和错误的政策之上的；但是，传播废奴主义学说却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它的罪恶。他们认为，根据宪法，合众国国会无权干涉各州的奴隶制度。他们认为，根据宪法，合众国国会有权在哥伦比亚特区废除奴隶制；但是，除非是因应该特区人民的请求，不应该行使这项权力。这些意见与上述决议中所包含的那些意见之间的分歧，就是他们提出此项抗议的原因。 57
林肯的“抗议信”与那些决议的区别，主要在于它反对奴隶制的强烈语言，并删除了关于奴隶主“神圣”财产权的描述。这预示了林肯在1850年代的公开立场：奴隶制是不正义的；北部人有义务尊重保护奴隶制度的宪政妥协；全国政府有权在哥伦比亚特区消灭奴隶制；以及林肯不是一个废奴主义者。在他1860年的自传素描中，林肯写道，这个抗议信“简单地界定了他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立场；就其本身而言，当时和现在的立场是一样的”。他指示约翰·斯克利普斯将这一段文字写入斯克利普斯正在写作的林肯竞选传记中。南部脱离联邦危机期间，一名来自密苏里州的联邦国会议员引用林肯1837年的话，来证明他在奴隶制上的意图是不可信的。58
这份抗议信很难说是对奴隶制的有力谴责，但它确实展现了真正的政治勇气。正如斯克利普斯1860年在《芝加哥新闻与论坛报》（Chicago Press and Tribune）上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文献的“内在思想”还没有“这些思想所公开发表的时机”重要，当时恰好是“这个国家的良知”意识到奴隶制的罪恶之前。当林肯批评奴隶制不明智和不公正的时候，伊利诺伊州的废奴主义不可能更软弱或更不受欢迎。该州的反奴隶制协会还尚未成立。的确，布朗宁解释说，他的委员会没有建议采取行动反对废奴主义者的活动，是因为它还“没有意识到”本州有任何废奴主义者的活动。当然，林肯不可能指望从他的做法中获取任何政治利益。恰恰相反。州议会的规则要求，要印刷任何此类抗议信，都必须由两位议员签名。林肯游说了其他五位反对者，但其中四人意图再次参加竞选活动，所以拒绝加入他。只有佛蒙特州出生的律师斯通同意签名，他刚刚被任命为一名法官，因而不必面对选民的投票。59
在他对州议会决议投票后的第二年，林肯再次抓住机会谈论奴隶制，尽管是以比较隐晦的方式。这个机会就是他在斯普林菲尔德青年学会——它是杰克逊时代美国积极进取的年轻人为政治自我教育和辩论经常出入的成千上万的地方协会之一——发表的“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永世长存”演讲。林肯的演讲主题是民主共和国里的公民资格和对美国制度的威胁。为了与在后革命时代的美国相当盛行的例外论者的国家观保持一致，他宣称，建国者已经创建了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有益于自由的政治制度。他这一代人的责任就是保存这个“政治大厦”并将其传诸千秋万代。对它的继续存在的最大威胁来自内部：“如果我们命该灭亡，那罪魁祸首必定是我们自己。”
这种毁灭将会来自何处？林肯认为它来自“对法律的日益漠视”，这很明显地表现在暴徒暴力的高涨浪潮上。（他并没有夸大其词：实际上，在1830年代的美国，发生了数百起这种或那种类型的骚乱，许多都在伊利诺伊州的媒体上报道过。）林肯警告说，美国人已经屈从于“用野蛮和狂暴的激情取代法院的严肃判决”。如果对法治的尊重崩溃了，那就为野心勃勃的暴君的出现提供了舞台，这个“卓越的天才”将力图通过“解放奴隶或者奴役自由人”来获得甚至比建国者在历史上更伟大的地位。对这种危险的补救措施就是，美国人要重新忠诚于“冷静、审慎、不感情用事的理性”的统治，并把对法治的尊重当成他们的“政治信仰”。60
青年学会演说为各种各样的心理猜测提供了素材。他（或者是如前文所述，甚至那时已是他的对手的斯蒂芬·道格拉斯）是将要重新设计建国者们所创建的政治体制，并因此而在历史重要性方面超越他们的未来暴君吗？他对理性与激情之间的斗争的描述是他自己情绪波动的反应吗？61当然，在将美国民主描述为一场在“自由和平等权利”方面仍然是未竟的试验，以及认为美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面对无法无天的情况下“人民统治他们自身的能力”时，林肯提前预示了他后来的作品的主题，包括第一次就职演说和葛底斯堡演说。他对选择面临一个“解放奴隶或者奴役自由人”的未来暴君的描述表明，甚至在他生涯的早期，林肯就意识到，奴隶制是建国者们未能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对共和国幸存的最大威胁。
在1830年代的公开演说中，对无法无天的谴责并非不同寻常。62青年学会演说的不同之处在于，林肯间接但明确地将责任归咎于奴隶制。林肯强调，美国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幸免于暴徒的袭击：“它们既发生于寻欢作乐的南部奴隶主那里，同样也发生于热爱秩序的北部公民那里”（这与在一次演讲中争论说任性的激情是美国自由的最大危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这些话是在伊莱贾·洛夫乔伊在奥尔顿死于暴徒之手仅仅三个月之后说的，林肯谴责了那些除了别的事情还将“印刷机扔进河里，并杀害其编辑”的“一部分恶毒之人”。听众席中没有人会误解他指的是斯普林菲尔德以西70英里外的这场悲剧；有些人可能意识到，被林肯谴责为“恶毒”的那些人，包括许多奥尔顿最杰出的人。
在青年学会演说中，林肯直接提到了两起暴徒暴力行为，它们都发生在蓄奴州。其中一个是那个“叫麦金托什的……黑白混血人”（不像称呼洛夫乔伊时那样用姓名来指代）于1836年在圣路易斯被私刑处死，这导致废奴主义编辑注23将他的报纸迁到了奥尔顿。林肯详细地描述了他可能是从洛夫乔伊的报纸上的广泛报道中了解到的麦金托什所遭受的折磨——他“被拴在一棵树上，并被活活烧死；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他还是自由人的一小时之内”。林肯还详细讲述了在密西西比州对“密谋发动叛乱的嫌疑黑人”处以私刑的事，据称这些黑人与和他们相互勾结的白人密谋发动叛乱。林肯用鲜明和生动的形象断言，“死人触目几乎皆被吊在大树枝上……其数量之多，足可与土生的寄生藤注24相比。”鉴于1830年代暴徒暴力无所不在，林肯没有必要拿黑人受害者的例子来阐述他的观点。他的言外之意是，奴隶制创造了鼓励无法无天的社会环境。63
过了一会儿，林肯明确地将暴徒暴力与废奴主义联系起来了：
没有一项冤案是适宜于用私刑来纠正的。任何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比如宣传废奴主义，都必然符合两种情形之中的一种；也就是说，要么事情本身是对的，应该由全部法律和全体良好公民来保护；要么事情是错误的，因而需要制定法律来禁止它；而无论哪一种情形，用私刑来干涉都是不必要的、不正当的和不可原谅的。
林肯主张州有权禁止“错误”观点的传播这一点很可能令当代读者感到惊讶。但在当时却并非不同寻常。有些南部州已经颁布法律禁止废奴主义者的煽动。许多北部政治家，包括纽约州长威廉·马尔西，都提议要立法判定在其他州可能煽动叛乱的演讲为非法行为（这是一项明显针对废奴主义者的措施）。当然，压制废奴主义的企图已使许多北部人意识到持异议权利的至关重要性。尽管如此，要用保护此项权利的法律体系取代认为政府有权惩罚“不良倾向”的演说和写作的古老的普通法传统，还需要许多年的时间。（直到20世纪，宪法第一修正案只适用于联邦政府，对限制言论自由的州法没有任何影响。）林肯的观点确实将他与废奴主义者及其支持者区别开来了。但是，他的主要观点不是讨论压制言论的法律的正当性问题，而是针对废奴主义者的暴徒行为的非法性问题。在一个大部分政治家都谴责废奴主义是对共和国的最大威胁的时代（青年学会演说不到一年前，马丁·范布伦总统就在其就职演说中已阐述了这种论点），林肯坚持认为，对废奴主义者集会和报纸的袭击，危及到了所有美国人的自由。64
青年学会演说四年后，林肯再次就奴隶制和废奴问题发表了演说。这就是他1842年在斯普林菲尔德华盛顿禁酒协会——它是一个饮酒改革者致力于推动禁酒的组织——上的演说。与其他州一样，饮酒在伊利诺伊州政治中也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辉格党人，尤其是该州北部的新英格兰移民，倾向于支持限制或禁止出售烈性酒的法律。民主党人，尤其是在伊利诺伊州南部，认为饮酒是不在政府管辖之内的私人之事。在禁酒之外更大的问题是福音派改革（包括废奴主义）及其与州的关系的问题。一部分公众有权用法律将其道德标准强加给全体社会吗？
在林肯青年时期生活的边疆社会，烈性酒无处不在。正如他在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调职或升迁，开欢庆会或舞会，没有酒是肯定无法忍受的。”然而，对于像林肯这样已经成为专业人员的中产阶级来说，节制是自我控制的标志，酗酒则是放纵激情的表现。林肯本人戒绝了饮用烈性酒，他在1840年代发表过许多关于禁酒的演讲。但是，正如这次华盛顿禁酒协会上的演讲所揭示的，他的方式与其他倡导这一事业的人非常不同。65
林肯的华盛顿禁酒协会演说并不是提醒人们提防酒精的罪恶，他的大部分演说内容都是在批评之前人们与酗酒者的斗争的努力。林肯的演说在一个长老会教堂进行，他声称，“旧的改革者”——那些推动禁酒的“牧师、律师和被雇用的代理人”——对他们所希望说服的人没有传达出任何“同情或感情”。他们用“诅咒和谴责”的语言，指控酒徒们是“这片土地上所有恶习、痛苦和犯罪的制造者”。他们敦促那些“好人和有美德的人”驱逐这些罪人。他们的言辞“如此违背人性，如此严厉，如此冷血无情”，以至于它疏远了那些他们努力想要帮助的人们。相反，林肯赞扬那些以前本身就是酗酒者的华盛顿人理解如何用同情和理解来达到他们的运动的目标。66
林肯对以前自以为是的禁酒倡导者的强烈措辞，似乎可以被看作是对福音派改革（包括废奴主义）的策略和言辞的更为普遍的批评。他在演讲中评论道：“一滴蜂蜜比一桶苦胆更能吸引苍蝇。”林肯支持自愿戒酒，而不是使用强制性的法律，而且他在伊利诺伊州议会投票反对禁酒的措施。当斯蒂芬·道格拉斯在他们1858年的辩论中指责林肯年轻时“开过一个杂货店”时（就是说，它是一个酒徒出售烈性酒的地方），林肯否认了。但是，他补充说：“如果我开过，我不知道那会是滔天大罪。”67
正如禁酒演说所表明的那样，林肯不喜欢福音派改革者们的过激语言。这就是他从不将自己看作是废奴主义者的原因之一。在他后来的演讲中，他将会谴责奴隶制，但不谴责奴隶主。他在青年学会演说中已经极为清晰地表明，他希望诉诸听众们的理性而不是他们的情感。尽管如此，林肯的批评表明他分享禁酒运动和废奴主义——尽管不太明显——的目标，如果不是他们获得这些目标的方式的话。他赞同他们认为真正的自由来自自我节制而不是自我放纵——这是酗酒者和奴隶主都违反了的事，据说这些人根据自己的激情而生活——的理解。林肯在禁酒演说的结尾期待理性将要统治世界的“那幸福的一天”：“所有贪欲都被控制，所有激情都被抑制”，而且“那时地球上将不再有一个酒鬼也不再有一个奴隶”。他补充说，只有那时，美国革命的允诺、人类“政治和道德自由”的胜利才会实现。68
但是，与林肯所出生的上南部和他所生活的下北部的几乎每一位奴隶制的批评者一样，希望最终废除奴隶制，并不意味着种族不再是界定公民的权利这一未来美国社会的愿景。林肯与他州议会的同事在奴隶制问题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在州下议院的第一任期期间，他投票支持的一项决议——该决议以35∶16的票数通过——声称，所有21岁及以上的男性公民，无论他们是否拥有不动产，都应当享有投票的权利，但却补充说：“应当保持选举权的纯净，不能使之受到有色人种投票者的污染。”69
在他生涯的第一阶段，林肯几乎没有谈及美国黑人的权利，但是，他没有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当时流行的种族偏见。在1836—1840年间的总统竞选期间，他与其他辉格党人利用了民主党人马丁·范布伦在1821年纽约制宪大会上支持允许拥有价值250美元财产的黑人投票的条款。这实际上是对纽约州黑人政治权利的严重限制——之前对那些白人也是一样——因为该州几乎没有非裔美国人可以符合这个新的条件。尽管如此，伊利诺伊州和其他地方的辉格党人指责范布伦支持黑人选举权。林肯在演讲和匿名的报纸文章中重复了这种指责。在1840年的一次辩论中，斯蒂芬·道格拉斯坚决否认林肯的指控。在他们下次对决中，林肯读了一段范布伦的竞选传记来证实他的指控，道格拉斯因此宣称那本书是伪造的，他从林肯手中抢下那本书，并将它扔到了人群中。由林肯和其他一群辉格党人编辑的竞选报纸《老兵报》（Old Soldier），也指责范布伦在任总统期间允许两名黑人在法庭上指证一名白人海军官员。很明显，无论他关于奴隶制的信念是什么，林肯都分享他的州盛行的看法，即黑人不属于这个“政治国家”。70
最终，林肯将把废奴主义者和他自己视作共同反对奴隶制斗争的一部分。许多最初由废奴主义者提出的思想都出现在了他的演讲中。然而，由于与废奴主义运动没有直接的个人联系，林肯没有在盛行于这一事业的激进平等主义中露面。这有助于解释，如果林肯在其早期生涯中明确他讨厌奴隶制，为什么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开始窥见美国种族平等的可能性。
1 W, 7: 281. 我们对林肯的早年生活知之甚少。在David Donald写作的林肯传记中，用了不到20页的内容就把林肯写到了21岁。Donald, Lincoln （New York, 1995）. 在Michael Burlingame的2000页巨著Abraham Lincoln: A Life （2 vols.; 2008）中，关于林肯青年时代的内容不到50页。
2 arion B. Lucas, A History of Blacks in Kentucky, vol. 1: From Slavery to Segregation, 1760—1891 （Frankfort, Ky., 1992）, xv—xx, 2—3; Elizabeth Fox-Genovese and Eugene D. Genovese, Slavery in White and Black: Class and Race in the Southern Slaveholder's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2008）, 7; Michael Burlingame, The Inner World of Abraham Lincoln （Urbana, Ill., 1994）, 21; Richard L. Miller, Lincoln and His World: The Early Years, Birth to Illinois Legislature （Mechanicsburg, Pa., 2006）, 17—29. 关于下南部、上南部和南部边界州之间的分裂，参见William W. Freehling, The Road to Disunion: Secessionists Triumphant, 1854—1861 （New York, 2007）, 2—3。
3 owell H. Harrison, The Antislavery Movement in Kentucky （Lexington, Ky., 1978）, 20—25; James F. Hopkins, ed., Papers of Henry Clay （10 vols.; Lexington, Ky., 1959—1991）, 1: 5—7; J. Blaine Hudson, “In Pursuit of Freedom: Slave Law and Emancipation in Louisville and Jefferson County, Kentucky,” Filson History Quarterly, 76 （Summer 2002）, 290—292; Kenneth J. Winkle, “ ‘Paradox Though it may Seem’: Lincoln on Antislavery, Race, and Union, 1837—1860,” in Brian Dirck, ed., Lincoln Emancipated: The President and the Politics of Race （DeKalb, Ill., 2007）, 10.
4 tephen Aron, How the West Was Lost: The Transformation of Kentucky from Danie Boone to Henry Clay （Baltimore, 1996）, 99—100; Monica Najar, “ ‘Meddling with Emancipation’: Baptists, Authority, and the Rift over the Emancipation in the Upper South,”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25 （Summer, 2005）,157—187; Louis Warren, Lincoln's Youth: Indiana Years （New York, 1959）, 13; Miller, Lincoln and His World: Early Years, 27; Ronald C. White Jr., A. Lincoln: A Biography （New York, 2009）, 18.
5 W, 4: 62; Thomas Cooper, Some Information Respecting America （London, 1794）, 25; Kenneth J. Winkle, The Young Eagle: The Rise of Abraham Lincoln （Dallas, 2001）, 11; Andrew R. L. Cayton, Frontier Indiana （Bloomington, Ind., 1996）, 261—267.
6 eremy Adelman and Stephen Aron, “From Borderland to Borders: Empires, Nation-States, and the Peoples in Between in North America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4 （June 1999）, 814—23; Nicole Etcheson, The Emerging Midwest: Upland Southerners 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Old Northwest, 1787—1861 （Bloomington, Ind., 1996）, 4—5; William N. Parker, “From Northwest to Midwest: Social Bases of a Regional History,” in David C. Klingaman and Richard K. Vedder, eds., Essays in Nine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The Old Northwest （Athens, Ohio, 1975）, 23; J. L. Balen to Justin S. Morrill, March 11, 1859, Justin S. Morrill Papers, LC.
7 ames E. Davis, Frontier Illinois （Bloomington, Ind., 1998）, 157; National Era, August 19, 1847; CW, 3: 135.
8 ichard Yates and Catherine Yates Pickering, Richard Yates: Civil War Governor （Danville, Ill., 1966）, 107; John Mack Faragher, Sugar Creek: Life on the Illinois Prairie （New Haven, 1986）, 46—48; Etcheson, Emerging Midwest, 67.
9 ayton, Frontier Indiana, 189—90; John C. Hammond, Slavery, Freedom, and Expansion in the Early American West （Charlottesville, 2007）, 97—103, 116—121.
10 Paul Simon, Lincoln's Preparation for Greatness （Norman, Okla., 1965）, 121; Paul Finkelman, “Evading the Ordinance: The Persistence of Bondage in Indiana and Illinois,”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9 （Spring 1989）, 35—48; Arvah E. Strickland, “The Illinois Background of Lincoln's Attitude toward Slavery and the Negro,” JISHS, 56 （Autumn 1963）, 476.
11 Davis, Frontier Illinois, 167—168; Suzanne C. Guasco, “ ‘The Deadly Influence of Negro Capitalists’: Southern Yeoman and Resistance to the Expansion of Slavery in Illinois,” CWH, 47 （March 2001）, 7—11; CW, 3: 455—457.
12 Paul M. Angle, ed., Prairie State: Impressions of Illinois, 1673—1967, by Travelers and Other Observers （Chicago, 1968）, 81; N. Dwight Harris, The History of Negro Servitude in Illinois （Chicago, 1904）, 48—52, 226—227; Simon, Lincoln's Preparation, 124—125.
13 Merton L. Dillon, “The Antislavery Movement in Illinois, 1809—1844” （unpub.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51）, 124; Harris, History of Negro Servitude, 229, 235; Elmer Gertz, “The Black Codes of Illinois,” JISHS, 56 （Autumn 1963）, 454—473; “Notes on Illinois: Laws,” Illinois Monthly Magazine （March 1832）, 244; Liberator, April 3, 1840.
14 Winkle, Young Eagle, 50.
15 关于市场革命及其影响，参见Charles Sellers, The Market Revolution: Jacksonian America, 1815—1846 （New York, 1991）; and Melvin Stokes and Stephen Conway, eds., The Market Revolution in America: Social,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Expressions, 1800—1880 （Charlottesville, 1996）。
16 Burlingame, Abraham Lincoln: A Life, 1: 43—44, 56—57.
17 Thomas C. Buchanan, Black Life on the Mississippi: Slaves, Free Blacks, and the Western Steamboat World （Chapel Hill, 2004）; CW, 4: 62.
18 Albert A. Fossier, New Orleans: The Glamour Period, 1800—1840 （New Orleans, 1957）; Joseph G. Tregle Jr., “Early New Orleans Society: A Reappraisal,” JSH, 18 （February 1952）, 20—36; J. P. Mayer, ed., Journey to America, trans., George Lawrence （New Haven, 1959）, 164—165; Richard C. Wade, Slavery in the Cities: The South, 1820—1860 （New York, 1964）, 150.
19 Miller, Lincoln and His World: Early Years, 81—82; Wade, Slavery in the Cities, 5—6, 199—201; Walter Johnson, Soul by Soul: Life inside the Antebellum Slave Market （Cambridge, Mass., 1999）.
35 20.Douglas L. Wilson and Rodney O. Davis, eds., Herndon's Information （Urbana, Ill., 1998）, 457; Miller, Lincoln and His World: Early Years, 104—105; CW, 4: 64. 汉克斯后来也宣称，在观看了新奥尔良的一次奴隶拍卖后，林肯大喊道：“如果我有机会打碎那个东西，我一定狠狠地打击它。”Don E. Fehrenbacher和Virginia Fehrenbacher研究了大量此类后人回忆林肯说过的话，认为这个回忆是最不可信的。Don E. Fehrenbacher and Virginia Fehrenbacher, eds., Recollected Words of Abraham Lincoln （Stanford, 1996）, 198. 艾伦·金特里的孙子声称，他的祖母，即金特里的妻子，回忆说林肯称他在新奥尔良见到的奴隶拍卖是一种“耻辱”。但是艾伦的孙子所说的这件事是在1936年采访时说的，距离林肯所谓的那个声明都一个多世纪了。Burlingame, Abraham Lincoln: A Life, 1:44.
21 BD, 1: 138—139.
22 David Herbert Donald, “We are Lincoln Men”: Abraham Lincoln and His Friends （New York, 2003）, 29, 44—47, 55; CW, 2: 320.
23 Joseph A. Harder, “The Lincoln-Douglas ‘Debate’: Abraham Lincoln, Frederick Douglas and the Rediscovery of America” （unpub. dis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2004）, 27—28; CW, 1: 260—261.
24 Miller, Lincoln and His World: Early Years, 198, 231; Lucas, History of Blacks in Kentucky, 1: 89; Catherine Clinton, Mrs. Lincoln: A Life （New York, 2009）, 15—17.
25 Richard E. Hart, “Springfield’s African-Americans as a Part of the Lincoln Community,” JALA, 20 （Winter 1999）, 40—42; Stephen Berry, House of Abraham: Lincoln and the Todds, a Family Divided by War （Boston, 2007）, xii—xiii, 40; William H. Townsend, Lincoln and His Wife's Home Town （Indianapolis, 1929）, 192.
26 Berry, House of Abraham, x—xii, 41—42.
27 Townsend, Lincoln and His Wife's Home Town, 95, 140—155, 214, 226, 243.
28 除了之前提到的肯塔基州和伊利诺伊州的法律之外，参见Paul Finkeman, “Prelude to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Black Legal Rights in the Antebellum North,” Rutgers Law Journal, 17 （Spring and Summer 1986）, 425.
29 William Lee Miller, Lincoln's Virtues: An Ethical Biography （New York, 2002）, 26—44.
30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J. P. Mayer, trans. George Lawrence （New York, 1966）, 627.
31 Arthur Zilversmit, The First Emancipation: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in the North （Chicago, 1967）, 114—128; Stanley L. Engerman, “Emancip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 Long and Wide View,” in Gert Oostine, ed., Fifty Years Later: Antislaver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in the Dutch Orbit （Pittsburg, 1996）, 227—229; Stanley L. Engerman, Slavery, Emancipation and Freedo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ton Rouge, 2007）, 4—5, 36—50; David Brion Davis, “The Emancipation Moment,” in Gabor S. Boritt, ed., Lincoln the War President （New York, 1992）, 75—79; CW, 6: 48—49; 《纽约商业广告》（New York Commerical Advertiser）上有一篇文章，后来在1862年4月的《道格拉斯月刊》（Douglass' Monthly）（第636—637页）上重印，总结了在北部各州废除奴隶制的各种各样的措施。
32 Eric Foner, 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 （New York, 1998）, 40—41; Winthrop D.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 1550—1812 （Chapel Hill, 1968）, 354; Leonard P. Curry, The Free Black in Urban America, 1800—1850 （Chicago, 1981）, 260; Leon F. Litwack, North of Slavery: The Negro in the Free States, 1790—1860 （Chicago, 1961）, 31—54, 74—93; David W. Blight, Frederick Douglass' Civil War: Keeping Faith in Jubilee （Baton Rouge, 1989）, 13.
33 Philip S. Foner, Business and Slavery: The New York Merchants and the Irrepressible Conflict （Chapel Hill, 1941）; Steven Deyle, Carry Me Back: The Domestic Slave Trade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2005）; James L. Huston, “Preoperty Rights in Slavery and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 JSH, 65 （May 1999）, 254.
34 Betty L. Fladeland, “Compensated Emancipation: A Rejected Alternative,” JSH, 42 （May 1976）, 171—176; Robert P. Forbes, The Missouri Compromise and Its Aftermath: Slavery and the Meaning of America （Chapel Hill, 2007）, 170.
35 Harper's Weekly, April 5, 1862; Forbes, Missouri Compromise, 28, 219, 251; David Brion Davis, “Reconsider the Colonization Movement: Leonard Bacon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sletter, 14 （1992）, 3—4.
36 Philip S. Foner, ed.,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 （5 vols.; New York, 1950—1975）, 1: 390; Merrill D. Peterson, ed., Thomas Jefferson: Writings （New York, 1984）, 1484—1487.
37 Isaac V. Brown, Biography of the Rev. Robert Finley （2nd ed.; Philadelphia, 1857）, 103—115; Douglas R. Edgerton, “Averting a Crisis: The Proslavery Critique of the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 CWH, 43 （June 1997）, 143—147; Daniel W. Howe,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American Whigs （Chicago, 1979）, 136.
38 Robert V. Remini, Henry Clay: Stateman for the Union （New York, 1991）, 491—492, 508, 617—618, 772—773; Hopkins, Papers of Henry Clay, 8: 483; 9: 256—257, 779—780; 10: 356, 844—846; Harold D. Tallant, Evil Necessity: Slaver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Antebellum Kentucky （Lexington, Ky., 2003）, 49; Edgerton, “Averting a Crisis,” 147.
39 Schuyler Colfax to William H. Seward, April 27, 1850, William H. Seward Papers, Rush Rhees Librar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CW, 2: 79; 3: 29; Remini, Henry Clay, 8n.; Hopkins, Papers of Henry Clay, 10: 844—846.
40 Dixon D. Bruce Jr., “National Identity and African-American Colonization, 1773—1817,” Historian, 58 （Autumn 1995）, 15—28; Floyd J. Miller, The Search for a Black Nationality: Black Immigration and Colonization, 1787—1863 （Urbana, Ill., 1975）, 25—29, 49—50; Leonard I. Sweet, Black Images of America, 1784—1870 （New York, 1976）, 39—43.
41 William Lloyd Garrison, Thoughts on African Colonization （Boston, 1832）, 5;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 at Its Third Decade （New York, 1864）, 19—20; Manisha Sinha, “Black Abolitionism: The Assault on Southern Slavery and the Struggle for Equal Rights,” in Ira Berlin and Leslie Harris, eds., Slavery in New York （New York, 2005）, 243; Hopkins, Papers of Henry Clay, 8: 773, 793.
42 Robert Cover, Justice Accused: Antislavery and the Judicial Process （New Haven, 1975）, 44—45; Wendell Phillips, Speeches, Lectures, and Letters （Boston, 1863）, 110; Patrick Rael, Black Indentity and Black Protest in the Antebellum North （Chapel Hill, 2002）, 47.
43 Paul Starr, The Creation of the Media （New York, 2004）, 86—88; Richard S. Newm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Abolitionism: Fighting Slavery in the Early Republic （Chapel Hill, 2002）, 131—132, 158—159.
44 Newman, Transformation, 6; Merrill D. Peterson, The Jeffersonian Image in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1960）, 172—173; Liberator, January 1, 1831; Zebina Eastman, “History of the Anti-Slavery Agitation, and the Growth of the Liberty and Republican Parties in the State of Illinois,” in Rufus Blanchard, Discovery and Conquests of the North-west, with the History of Chicago （Wheaton, Ill., 1879）, 663—65; C. Peter Ripley et al., eds., The Black Abolitionists Papers （5 vols.; Chapel Hill, 1985—1993）, 3: 191.
45 Larry Cephair, ed., The Public Years of Sarah and Angelina Grimké: Selected Writings, 1835—1839 （New York, 1989）, 194—195; William E. Nelson, The Roots of American Bureaucracy, 1830—1900 （Cambridge, Mass., 1982）, 51; Jacobus tenBroek, The Antislavery Origins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Berkeley, 1951）, 71—90; Lydia Maria Child, An Appeal in Favor of That Class of American Called Africans （Boston, 1833）.
46 Newman, Transformation, 120; Foner,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 4: 167—168; Paul Goodman, Of One Blood: Abolitionism and the Origins of Racial Equality （Berkeley, 1998）, 1, 57—62; Colored American （New York）, May 9, 1840.
47 Sean Wilentz, 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Jefferson to Lincoln （New York, 2005）, 423—32; Leonard P. Richards, “Gentlemen of Property and Standing”: Anti-Abolition Mobs in Jacksonian America （New York, 1970）, 12—14.
48 Randolph A. Roth, The Democratic Dilemma: Religion, Reform,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the Connecticut River Valley of Vermont, 1791—1850 （New York, 1987）, 180; Richards, “Gentlemen,” 27—36; Hopkins, Papers of Henry Clay, 9: 81; 278—282.
49 Dillon, “Antislavery Movement,” 132—144; Winkle, “Paradox,” 14—15; Willard L. King, Lincoln's Manager: David Davis （Cambridge, Mass., 1960）, 51; Charles N. Zucker, “The Free Negro Question: Race Relations in Antebellum Illinois, 1801—1860,” （unpub. dis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972）, 191, 319.
50 Liberator, August 4, 1837; Dillon, “Antislavery Movement,” 176—189; Wilentz, Rise, 486; Edward Magdol, Owen Lovejoy: Abolitionist in Congress （New Brunswick, N.J., 1967）, 11.
51 Richard L. Miller, Lincoln and His World: Prairie Politician, 1834—1842 （Mechanicsburg, Pa., 2008）, 204—205; Proceedings of the Ill. Anti-Slavery Convention: Held at Upper Alton on the Twenty-sixth, Twenty-seventh, and Twenty-eighth October, 1837 （Alton, 1838）, 1—11.
52 Proceedings of the Ill. Anti-Slavery Convention, 14—22; Dillon, “Antislavery Movement,” 294—295; Dana E. Weiner, “Racial Radicals: Antislavery Activism in the Old Northwest” （unpub. dis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2007）, 319—320, 338—339.
53 James B. Stewart, “The Emergence of Racial Modernity and the Rise of the White North, 1790—1840,”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18 （Summer, 1998）, 197—201; Harris, History of Negro Servitude, 62—67, 97; Chicago Tribune, June 12, 1874; Winkle, Young Eagle, 257; Michael K. Curtis, “The 1837 Killing of Elijah Lovejoy by an Anti-Abolition Mob: Free Speech, Mobs, Republican Government, and the Privileges of American Citizens,” UCLA Law Review, 44 （April, 1997）, 1009—1011, 1046—1050.
54 Zucker, “Free Negro Question,” 270—277; Weiner, “Racial Radicals,” 129—131; Dana E. Weiner, “Anti-Abolition Violence and Freedom of Speech in Peoria, Illinois, 1843—1848,” JIH, 11 （Autumn 2008）, 179—181; Liberator, May 26, 1843.
55 Orville H. Browning to Isaac N. Arnold, November 25, 1872, Isaac N. Arnold Papers, Chicago History Museum.
56 African Repository and Colonial Journal, 13 （April 1837）, 109; Journal of the Senate of the Tenth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State of Illinois （Vandalia, [1837]）, 195—198; Journal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enth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State of Illinois （Vandalia, [1837]）, 238—244.
57 CW, 1: 74—75.
58 CW, 4: 65; CG, 36th Congress, 2nd Session, appendix, 248.
59 Chicago Press and Tribune, June 5, 1860; Journal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238; Burlingame, Abraham Lincoln: A Life, 1: 122—127; Wilson and Davis, eds., Herndon's Lincoln, 119. Davis Donald称这封抗议信“是谨慎的有限的异议”，这种说法似乎是不公正的。Donald, Lincoln, 63.
60 Davis, Frontier Illinois, 243; CW, 1: 108—115; Dorothy Ross, “Lincoln and the Ethics of Emancipation: Universalism, Nationalism, Exceptionalism,” JAH, 96 （September 2009）, 387; Michael Feldberg, The Turbulent Era: Riot and Disorder in Jacksonian America （New York, 1980）, 3—4; Miller, Lincoln and His World: Prairie Politician, 210—211.
61 比如，George B. Forgie, Patricide in the House Divided: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Lincoln and His Age （New York, 1979）; Donald, Lincoln, 81—82; Richard Striner, Father Lincoln: Lincoln's Relentless Struggle to End Slavery （New York, 2006）, 30; and William E. Gienapp, Abraham Lincoln and the Civil War America （New York, 2002）, 31—32。Burlingame认为林肯的目标是在警告道格拉斯是未来的暴君。Burlingame, Abraham Lincoln: A Life, 1: 140.
62 John Ashworth, “Agrarians” and “Aristocrats”: Party Political Ide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1837—1846 （London, 1983）, 59—61.
63 CW, 1: 109—13; Neil Schmitz, “Murdered McIntosh, Murdered Lovejoy: Abraham Lincoln and the Problem of Jacksonian Address,” Arizona Quarterly, 44 （Autumn 1988）, 26.
64 Michael K. Curtis, Free Speech, “The People's Darling Privilege”: Struggles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American History （Durham, 2000）, 10—13, 185—187, 260—261; Major L. Wilson, “Lincoln and Van Buren in the Steps of the Fathers: Another Look at the Lyceum Address,” CWH, 29 （September 1983）, 197.
65 Faragher, Sugar Creek, 152; Winkle, Young Eagle, 274—285; CW, 6: 487.
66 CW, 1: 271—279.
67 Gabor S. Boritt, Lincoln and the Economics of the American Dream （Memphis, 1978）, 97—98; CW, 3: 5—6, 16.
68 CW, 1: 279.
69 Journal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enth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State of Illinois （Vandalia, 1836）, 236.
70 Burlingame, Abraham Lincoln: A Life, 1: 109—110, 154—155; Miller, Lincoln and His World: Prairie Politician, 53—54, 77; King, Lincoln's Manager, 38; Zucker, “Free Negro Question,” 181—183; The Votes and Speeches of Martin Van Buren, on the Subjects of the Right of Suffrage... （New York, 1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