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直都是辉格党人”：林肯、法律与第二政党制度

一

“我在政治上一直都是辉格党人。”1859年，林肯用这句话总结他的第一部分政治生涯。林肯在辉格党于1830年代诞生时加入该党，只是当它在1850年代中期瓦解时才离开。这些年间，林肯一直是该党的中坚分子和长年竞选公职的野心家。尽管许多辉格党人不安地看待政党组织，林肯却成为了一名娴熟的政治经理人。他在整个伊利诺伊州推动有效的辉格党政治机器向地方选区负责人发展。他为斯普林菲尔德的辉格党报纸撰写的未署名文章多达数百篇。在他那篇最著名的演讲之一使用这个句子的20年前，林肯就在评论改善党的纪律的必要性时宣称：“分裂之家不能长久。”林肯采纳了他自己关于组织基层政党的建议。1847年，一名陪伴林肯乘坐公共马车从皮奥里亚到斯普林菲尔德的波士顿记者指出，林肯（当时他是一名当选国会议员）“认识，或者看上去认识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¹

不幸的是，在伊利诺伊州成为一名辉格党人几乎意味着总是以失败者一方告终。在该党20年的历史中，它的候选人从未当选过州长或参议员，它的总统候选人也从未赢得过该州。诚然，林肯所生活的伊利诺伊州中部是该党的一个可靠大本营，始终选举辉格党人进入州议会和国会。但是，“伊利诺伊州的倾向，”林肯的法律合伙人约翰·托德·斯图尔特后来评论道，“乃是每个有抱负的人都转向了民主党。”1845年，林肯的朋友戴维·戴维斯写道，“我应该像放弃希望一个人会死而复生”那样放弃期待见到伊利诺伊州“会属于辉格党”。²

尽管如此，毫不奇怪的是，像林肯那样具有根深蒂固自我提升欲望的人却认为辉格党的观念是具有吸引力的。杰克逊时代的两大政党，都是可以吸引全国所有地区和各个社会阶层支持的广泛联盟。但是，一般而言，最适应市场革命的社会阶层——商人、实业家、专业人士和包括南部最大种植园主在内的商业化农场主——倾向于投票支持辉格党人。民主党的支持者以远离全国性市场的城市工人和小农场主为主。两党在宗教和族裔身份方面也有区别。辉格党吸引了福音派新教徒的支持，包括许多被这个时代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运动——禁酒、学校改革和北部的反奴隶制等——所吸引的人。民主党则更多地吸引了更加传统的新教教派和罗马天主教徒，其中来自德国和爱尔兰的移民越来越多。³

两党的世界观反映了这些社会现实。南部和北部的辉格党人都将政府看作是经济发展、改善道德和国家统一的推动者。他们一致支持亨利·克莱的美国体制，这是一项由政府推动经济现代化的综合计划。该计划的重点是，为资助工业发展和保护美国工人免于海外低工资劳动力的竞争而对进口制造业商品征收关税；政府对构成市场经济基础设施的公路、运河与铁路等国内改进项目提供资助；创建提供稳定货币的全国性银行。他们还认为政府应当通过修建学校和阻止饮酒、违反安息日和其他恶习来改善公民的道德品质。⁴

辉格党人坚持认为，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中，所有阶层都分享和谐的利益。政府推动的经济增长为那些“靠自我奋斗而成功的人”（这个短语是亨利·克莱的竞选传记作者卡尔文·科尔顿创造的）创造了环境，这些人可以获得经济成功并融入财产持有者的共和国。在1850年代期间，这种对个人机会的强调将成为共和党“自由劳动”意识形态的基础，并将与对奴隶社会扼杀经济发展的批评联系起来。但是，在林肯的早年生涯中，北部辉格党人对社会机会的赞美与其说是与奴隶制作对比，还不如说是对民主党和早期的工人运动带来的不断增长的阶级不平等的批评。辉格党的经济观构成了不被阶级、地区或区域冲突所干扰的全国统一的广阔前景的一部分。⁵

民主党谴责辉格党的经济政策有利于富人和人脉广泛的人。他们警告说，诸如商人和银行家这样的“非生产者”设法利用政府促进他们自身的利益，而这是以牺牲诚实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的。在民主党看来，能动的政府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他们更倾向于使个人在不受外部干涉的情况下追求经济发展。他们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也加强了道德上的自由放任。民主党人顽固地为政教分离辩护，坚持认为政府不应当将任何一种道德定义强加于一个多样化的国家。⁶

当然，在这种大体上对政党支持的模式之外还有许多例外。林肯在印第安纳的一个边远农场上长大，他从不支持宗教复兴运动，似乎符合民主党的标准。确实，他不分享北部的辉格党人中间普遍存在的福音派世界观。林肯极其熟悉《圣经》，他在演讲中频繁地引述它。他参加宗教仪式，但是，对一个辉格党人来说异乎寻常的是，他从未成为一名教徒。林肯的宗教思想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演变，但是，他的宗教思想与启蒙运动的自然神论——它认为上帝并不经常干预人类事务——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而与复兴派新教的私人耶稣之间的共同之处比较少。根据当地传说，在伊利诺伊州新塞勒姆——林肯从1831年至1837年生活在那里——青年林肯阅读了汤姆·潘恩对天启教猛烈抨击的著作《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并撰写了一份否认《圣经》神圣性的文章，后来他在朋友的敦促下毁掉了这篇文章。内战前林肯关于他的宗教信仰的一份公开声明出现于1846年他竞选国会议员期间。他的对手彼得·卡特赖特是一位卫理公会牧师，他指责林肯没有信仰。林肯发布了一张传单作为回应，他否认曾经“有意不敬地谈论过普遍的宗教”。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一条宿命论的“必然学说”——其中“某种力量”以人类无法理解的方式计算好了人类的命运——之外，林肯其实并未在这份文献的任何地方公开肯定任何宗教信仰。很难说这是一份虔诚基督徒的声明。⁷

在宗教观念方面林肯也许与大部分北部辉格党人都不相同，但是，他发现该党的一体化和现代化经济的设想很有吸引力，这种经济为勤劳的个人在社会上崛起提供了机会。他一直认为自己是辉格党意识形态所称赞的自我造就者之一。

林肯的早年生活与交通的深刻变迁、制造业的早期发展和现金经济日渐主宰美国相同步。然而，尽管市场关系迅速传播，但在西北部的南部地区，类似林肯一家那样的农场主家庭种植的粮食仍然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在林肯的青少年时代，现金很少流通，常见的是劳动和物品的交换。林肯所长大的印第安纳的农场位于俄亥俄河以北16英里处，由于当时原始的交通状况，这是相当远的距离。他们在农场里饲养猪、牛、马和羊，还种植小麦和玉米，这基本上自给自足。家庭自己制作皮革、缝制衣服和自己织布。周围的森林里满是可供他们狩猎果腹的野味。林肯体格健壮，从小就被指派做体力劳动。与联邦内几乎每个州的法律一样，印第安纳州的法律规定，父母有权使用他们的孩子21岁之前的“服务”，而托马斯·林肯经常让他的儿子为邻居工作用以还债。林肯的一位熟人后来回忆，在提及他的父亲使用他的劳动时，林肯评论道：“我曾经是个奴隶。”在林肯的早年经历中，也许蕴藏着他后来强烈坚持的观点，即所有人都有享有他们自己劳动果实的天赋权利。⁸

林肯去新奥尔良的两次往返旅行（那两次他都是乘坐平底船和汽船）表明他是如何在新旧科技、家庭经济与市场经济过渡之际长大成人的。即使当林肯一家在1830年搬到位于伊利诺伊州中部桑加蒙县的肥沃农场上时，河运仍是不可靠的，商业也受到限制。当边疆的家庭有剩余产品时，他们急切希望将其出售给当地的商人，这些商人转而将其运到新奥尔良。作为交换，小镇上的农场家庭和居民获得了他们无法在家生产的产品，包括从东部经匹兹堡和俄亥俄河，或从圣路易斯运来的玻璃、餐具和其他生活消费品。尽管如此，林肯于1837年搬过去的新塞勒姆和斯普林菲尔德都是与更大的市场相隔绝的小社区。商人总是失败，就像林肯在新塞勒姆开商店时那样。用一位到该州访问的记者的话说，伊利诺伊州的居民在“粗鲁的质朴无华的生活和文明的舒适”之间泰然自若。直到1840年代，当始自马里兰州的国家公路到达伊利诺伊州以及开始修建铁路时，该州才完全融入全国市场经济。⁹

林肯从未把他在偏远地区度过的青年时代浪漫化。1860年竞选期间，当林肯的传记作者约翰·斯克利普斯问及他的成长经历时，他引用英国诗人托马斯·格雷在《墓地哀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中的一行诗作为回答：“穷人简朴而短暂的一生。”林肯早年就决定，他不想像父亲那样生活。在林肯眼里，父亲代表了前市场世界的价值观，那时的人们仍然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从21岁起，林肯就生活在城镇和城市里，对回到农场或从事体力劳动没有什么兴趣。他从事的工作，如零售店店主、律师和测量员等，对于市场经济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零售店店主将制成品从遥远的地方运到与世隔绝的社区。以土地权利、商业经营、破产案件和债权债务为主的大量法律工作加速了市场革命。测量员用清楚明确的边界将土地转变成了时刻准备买卖的私人财产。1840年代和1850年代期间，林肯如此深入地卷入了市场社会，他甚至在继续从事法律和政治职业的同时，还向商业征信所（Mercantile Agency）——由废奴主义者刘易斯·塔潘在纽约市成立的信用评价公司——提供了他斯普林菲尔德邻居的信用报告。¹⁰

像许多雄心勃勃的成功之子一样，林肯尽一切可能使自己远离父亲。他没有邀请托马斯·林肯参加他的婚礼，甚至从来都没有邀请父亲来访过他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家。1851年，当林肯的继母通知他，他的父亲正在斯普林菲尔德100英里之外躺在病床上处于弥留之际时，林肯拒绝去看望他，解释说“如果我们现在可以见面，很难断定这会让人更加痛苦，还是让人更加高兴”。在他为斯克利普斯提供的自传素材中，林肯写道，他的父亲“在写字方面从来都没有认真过，总是笨拙地签名”。斯克利普斯认为这种描述太过于无情，他决定不将其写入他写作的林肯传记。林肯对他的同父异母弟弟约翰·约翰斯顿——另一位自给自足的农场主——持同样的态度。1848年，当约翰斯顿向他借款时，林肯责骂他懒惰，并建议他从事现金经济：“去做挣钱最多的工作。”他拒绝借钱给他，但同意向约翰斯顿提供任何他可以挣到的收入。¹¹

林肯只接受了不到一年的正式教育，基本上是自学成才的。他广泛阅读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包括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信徒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美国人亨利·凯里与弗朗西斯·维兰德的著作。尽管这些作家在具体政策方面观点不同——三人之中，凯里是最著名的高关税支持者，而维兰德则支持自由贸易——但所有人都大加赞扬现代化市场经济中的创业精神和技术改进。（维兰德是布朗大学校长，还是一位出版了伦理学、宗教和哲学著作的博学通才，他在其400页的大部头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直接提及奴隶制，但是，他坚持认为，除非允许人们从自己的劳动中获益，否则他们不会卓有成效地工作。林肯将在1850年代反复讲到这一观点。）林肯终其一生都痴迷于技术创新，甚至在1849年由于“以全新或改进的方式在汽船上增加可调节的浮力舱室”获得了一项专利。十年后，他将专利法与写作的技艺和“发现”美洲并列为人类历史上三项最伟大的进步。1859年，当他向威斯康星州农业协会发表演讲时，林肯谈道：“我曾抽象地考虑过很多关于蒸汽犁的问题。”他大加赞赏科学的机械化农业的优势，敦促农业工作者将体力劳动和“培养思想”结合起来。这些思想是辉格党的典型特征。¹²

到1840年代，由于已与一位富庶之家的女人结了婚，并确立了良好的律师职业，林肯获得了尊敬。但是，在这条路上，他经历了贫穷与失败。1830年代，他在新塞勒姆将其微薄的资金投资给了“岌岌可危”（即破产）的商店，积累了需要花许多年去偿还的债务。在新塞勒姆，林肯做过各种零活，他在谷物和锯木厂工作过，收割过庄稼，劈砍过篱笆横木。他从朋友那里接受帮助应付债权人，从地方、州和全国政府那里以担任邮件管理员、测量员和议会议员的工作勉强维持生计。与他的偶像亨利·克莱一样，林肯认为政府是促进机会和发展的积极力量。他在一个未署明日期的备忘录中写道，政府的“正当目标”，“就是为社区的人民做那些无论他们需要做成什么，但他们无法自己……完成的事”。他以修建公路、公立学校和向穷人提供救济作为例子。对林肯而言，辉格党的政策为像他自己那样向上奋斗的人提供了创造经济机会最可靠的途径。¹³

林肯在由美国独立释放出来的两个伟大转变——即市场革命与民主革命——实现之际长大成人，而且他对两场革命都支持。许多保守派辉格党人不喜欢从旧联邦主义者那里继承而来的大众民主。他们偏爱“自然贵族”（natural aristocracy）的政府，不赞成取消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而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在1800至1828年间的几乎每个州都在进行。林肯是“新辉格派”更年轻一代的一员，他对大众政治民主的世界感到满意，并且相信该党可以直接与民主党竞争底层公民的选票。另一位有远见的年轻辉格党人，威廉·西沃德，即后来林肯政府的国务卿，在他于1839至1843年间担任纽约州长时，积极寻求该州贫穷移民选票支持的做法震惊了辉格党内的保守派人士。¹⁴

在安德鲁·杰克逊担任总统之际，人民统治的格言已经成了美国政治的陈词滥调。1836年，当林肯再次竞选州议员时，他比他的大部分同时代人更进一步推进了这一原则，他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声称他支持“赋予所有纳税和服役的白人选举权（一点也没有排除女性）”。很少有妇女——主要是拥有财产的寡妇——享有这种资格，因为她们无人在民兵中服役，而已婚妇女并不以自己的名义纳税。尽管如此，林肯的声明代表了一种对普遍盛行的根据性别来界定“人民”的显著偏离。然而，与此同时，正如他的声明所清晰表明的那样，林肯接受了种族界限的正当性，这将黑人参与美国民主排除在外。¹⁵

与杰克逊时代的许多美国人（包括他的伟大对手斯蒂芬·道格拉斯）一样，林肯在政治领域发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前所未有的机会。1832年，23岁的林肯第一次竞选伊利诺伊州的众议员——他后来写道，这是他在直接选举中遭受到的唯一一次失败——而且两年后，他第一次被选入州议会，并在州议会担任过四届议员。他最早的竞选宣言就表明他是支持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和建设公共设施的人。他详细论述了国内改进的价值，特别是让桑加蒙河上可以航行汽船（这个计划从未实施），以便新塞勒姆可以出口农场主的剩余农产品，并“从外面进口必要的物品”。他补充说，即使“最贫穷和最人烟稀少的县”，也可以通过参与市场经济而繁荣发展。他还推动公共教育——这是他几乎没有享受到的——认为它是“我们人民可以从事的最重要的事情”。¹⁶

林肯在辉格党内迅速崛起。早在1836年，他就已成为“伊利诺伊州众议院内公认的辉格党领袖”。1837年，他在伊利诺伊州首府从万达利亚迁到斯普林菲尔德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他将住所从新塞勒姆搬到了新的政府中心。而且他成为了支持由州政府通过借款资助改进运河、铁路与河运这一宏伟计划的主要倡导者。乔舒亚·斯皮德后来回忆说，林肯说他想成为“伊利诺伊州的德威特·克林顿”，即1825年完成修建了伊利运河的纽约州长。国内改进计划的开展将使该州的每个角落都受益，起初它得到了两党的支持。但是，1837年开始的经济萧条使该州不可能支付其债券利息。民主党人要求取消这个项目，而林肯，正如他自己所说，试图“为该州从普遍的破败中挽救点什么”。1840年，当州众议院以77∶11的票数放弃该计划时，林肯投了反对票。次年，当国内改进的债券到期利息大大超出了该州的全部收入时，伊利诺伊州无法偿还利息，基本上是宣布破产了。这使该州花了45年才还清债务。¹⁷

在1840年总统大选期间，当辉格党绕过他们的领袖亨利·克莱提名与印第安人作战的斗士威廉·亨利·哈里森竞选总统时，林肯发表了无数演说，并参加了与当地著名民主党人的辩论，包括后来的伊利诺伊州务卿斯蒂芬·道格拉斯。随着马丁·范布伦总统由于经济低迷而受到削弱，辉格党人重新将自己包装为大众民主的支持者，把富翁哈里森描述为人民公仆，而将范布伦这个酒馆老板之子描述为贵族。“没有人会认真地谎称这是一场关于理念的竞选”，印第安纳州的政治领袖乔治·朱利安后来回忆说。然而，林肯的演说事实上为辉格党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理由充分的论点。他为合众国银行的合宪性进行辩护，谴责经济危机对合众国银行的破坏，并分析了独立国库的可能影响，而范布伦已经打算取代它。¹⁸

在林肯的整个州议员生涯期间及其后的年代里，他主要关注的仍是经济政策问题。他分享亨利·克莱认为辉格党的经济计划将使所有美国人受益的信念，以及克莱对国家统一的强烈忠诚，林肯也知道，作为一个跨地区的制度组织，他的政党在全国层面上的前景（那里涉及需要解决合众国银行、关税和联邦对国内改进的资助等问题）需要北部与南部、非奴隶主与奴隶主的合作。1840年代期间，甚至当奴隶制问题从美国政治的边缘进入舞台中心时，林肯仍继续认为它^注25是一个在本质上引起分裂的影响因素，是对辉格党的成功及联邦的稳定和未来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