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随着林肯长大成人，奴隶制度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转变。到1830年代，当他进入伊利诺伊州政治时，战争、革命、奴隶反叛和关于人类自由的启蒙思想的传播，一起显著地减少了西半球奴隶制的地理范围。在美国，以自由为中心的革命意识形态与独立战争造成的破坏相结合，冲击了奴隶制的未来。从1777年佛蒙特州制定禁止奴隶制的州宪法，到1804年新泽西州采取行动，每个北部州都制定了废除奴隶制度的措施。这些是新世界走向解放奴隶的第一个法律步骤。1790年代，富饶的法国蔗糖之岛圣多明各爆发了奴隶革命，摧毁了奴隶制，并建立了新国家海地。西属拉丁美洲争取独立的战争接踵而至，并由此诞生了开启解放奴隶进程的新国家。1833年，英国议会宣布整个大英帝国范围内的奴隶制都是非法的。尽管巴西、古巴和波多黎各的奴隶制还继续存在，但到19世纪中期，奴隶制已经成为美国南部的“特殊制度”——也就是说，该制度将南部与美国的其他地区，渐渐地也与世界的其他地区分离开来。

除了少数例外，奴隶制的废除是伴随着某种程度上承认奴隶主对奴隶财产的法律权利而渐进解放奴隶的。在美国，1780年代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法院判决宣称，奴隶制与承认人类有权享有自由的自然权利的新州宪法是不相容的。但是，其他北部州的废奴法律没有解放任何在世的奴隶。而是在规定的日期之后出生的奴隶的孩子，要作为契约奴为其母亲的主人工作到成年为止（比如，在宾夕法尼亚州是28岁，比通常的白人契约奴时间要长得多），只有到那时才能获得自由。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也允许奴隶主对在世奴隶及其子女的劳动保留一定年限的所有权。事实上，这些法律要求奴隶用多年无报酬的劳动，来补偿他们的主人给予他们的自由。正如一位官员所写的，他们“尊重过去，只纠正未来”。

在某些情况下，奴隶主也接受直接的现金补偿。在大英帝国，1833年议会要求的几乎是要立即解放奴隶，不过需要七年“学徒身份”的过渡期，但这给前奴隶主和前奴隶之间带来了太多的冲突，因此1838年议会颁布法令要求完全的自由。这项法律拨款2000万英镑用于补偿奴隶主。甚至奴隶制在暴力革命中被摧毁的海地，为了换取法国对其独立的承认，1824年也同意对前奴隶主支付大笔补偿金，这对这个新国家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没有人提议补偿奴隶多年的无偿劳动。北部和该半球其他地方解放奴隶的经历，有力地影响了此后围绕奴隶制的辩论，也影响了林肯本人关于如何废除这种制度的思想。即使在颁布了《解放奴隶宣言》之后，他仍重申他乐于看到南部各州回归联邦，并制定“最大多数人都同意的渐进解放奴隶方案”。³¹

奴隶制在北部的废除，并不意味着赋予了黑人政治或社会平等。种族长期以来就是殖民地时期美洲人之中多种法律和社会不平等的形式之一，此刻则在自由的土地上被用来为奴隶制的存在进行辩护。除了认为他们天生低贱，还能如何解释黑人的地位？那些获得自由的北部黑人经受了严重的歧视。起初，北部州允许男性黑人投票，如果他们符合现有的财产资格要求。但是，1803年从俄亥俄州开始，每一个加入联邦的州，除了1821年缅因州这个唯一的例外，都将选举权限制在白人范围内。此外，在1818至1837年间，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都限制了黑人的投票权，或者完全禁止他们投票。在南部人控制的联邦政府下（在1788至1848年间的16次总统选举中，除了4次之外，都是奴隶主入主白宫），自由黑人被拒绝了基本的权利。《1790年归化法》永久禁止黑人移民归化为公民；《1792年民兵法》为公民资格的核心责任创立了基本原则，却将服役限制在白人范围内。1853年，年轻时就逃脱了奴隶制，并成为废奴主义运动中最为杰出的演说家和报刊编辑之一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认为他的同族人——自由人和奴隶——的处境是“反常、不平等和非同寻常的……我们是我们出生地上的外国人”。³²

美国宪法含有保护奴隶制的内容，尤其是要求归还逃亡奴隶的逃奴条款，和增加蓄奴州在国会中的代表和通过计入没有选举权的奴隶人口而增加了选举人团票的五分之三条款。尽管如此，许多建国者希望奴隶制最终消亡。相反，随着南部腹地肥沃土地的开发，和世界对棉花这个早期工业革命中的关键原材料需求的惊人增长，美国的奴隶制迎来了新的生命。奴隶制随着美国的西部扩张而扩张。棉花成了美国当时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海外收入必不可少的来源，这使得美国有能力进口工业制成品。

自由州也分享奴隶制带来的红利。正如林肯在去新奥尔良的旅行中所经历的那样，蓄奴州为自由的西部农场主的农产品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市场。凭借控制跨大西洋棉花贸易的有利条件，纽约市的商业崛起到了统治地位。即使1808年，即林肯出生的前一年，国会废除了从非洲进口奴隶的贸易，也没有减缓奴隶制的增长。繁荣的国内奴隶贸易取代了进口奴隶。到内战前夕，美国的奴隶人口几乎达到了四百万。如果将他们视为财产，这些男人、女人和孩童的经济价值超过了美国所有银行、铁路和工厂价值的总和。在地理范围、人口和奴隶制度的经济重要性方面，南部是现代世界所知的最强大的蓄奴制度的家乡。³³

尽管如此，北部的废奴运动在全国划出了一条地理分界线。梅森-狄克逊线，即由殖民地时期的一位测量员划定的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分界线，成了自由和奴隶制的分界线。尽管争取独立斗争带来的反对奴隶制冲动在19世纪早期式微了，奴隶制仍然是一个引起分歧的政治问题，而且一直在讨论废奴方案。1790至1830年间，几十种渐进有偿地解放奴隶的方案被带进了国会。³⁴

但奴隶解放的支持者同时越来越多地提出了“将黑人殖民海外”——即将黑人从美国移出——的建议。到1830年前后，大部分有组织的反奴隶制行动，至少在白人中间，都在这个名义下出现了。在这方面，美国确实是例外的。正如《哈珀周刊》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在西半球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严肃地提议“解放奴隶后要根除奴隶”之事。事后看来，把黑人殖民海外的思想也许很荒谬，但对其倡导者来说，它看起来是相当现实的。近代许多大的群体都曾被从他们的祖国驱逐出去——比如，1492年之后的西班牙穆斯林和犹太人，以及七年战争期间的阿卡迪亚人。到1840年，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几乎全部印第安人都被迁移到了西部。在国族构建（nation-building）的时代，将黑人移出美国的计划构成了关于美国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长期争论的一部分。它允许其倡导者设想一个——以渐进、和平且不引起地区冲突的方式——既没有奴隶制也没有令人讨厌的黑人存在的社会。在19世纪中期，将美国的奴隶殖民海外的前景看起来可能比立即废除奴隶制更为可靠。³⁵

将黑人殖民海外几乎不是一个边缘运动。正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观察到的那样，“几乎每一个值得尊敬的人”都支持它。林肯最为尊重的政治家，托马斯·杰斐逊和亨利·克莱，都支持将黑人殖民海外计划。杰斐逊直至临终之日都坚持这一思想。1824年，他提议联邦政府购买并将“每年增加的人”（即儿童奴隶）逐出美国，这样的话奴隶人口就会老去并最终消失。杰斐逊承认，批评者也许会以人道主义为理由反对“婴儿与他们的母亲分离”。但是，他坚称，这将“拘谨于小事[而坏了重要的事]”。³⁶

最初的奴隶解放——北部的渐进废除奴隶制——没有包含任何将黑人殖民海外的规定。这似乎是认为前奴隶不管怎样都将融入美国社会。但是，共和国早期自由黑人人口的快速增长，刺激了信奉美国是一个白人国家的人采取行动。成立于1816年——正值奴隶制在棉花王国确立之际——的美国海外殖民协会最初致力于把已经获得自由的黑人移出美国。但是该协会许多成员的长期目标是废除奴隶制。来自上南部的种植园主和政治领袖控制了美国海外殖民协会。很少有人比亨利·克莱更坚定地把将黑人殖民海外与废除奴隶制联系起来。³⁷

尽管克莱在国会中代表蓄奴州，并且面临1830年代亲奴隶制度意识形态的传播，但他从未放弃他的信念，即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邪恶”。他一直期待“遥远的、也许是非常遥远”的一天，美国不再有一个奴隶。克莱视奴隶制为对他热烈致力于保存的联邦的最大威胁。他同样确信，“废除奴隶制是不可能的，除非与之同时将黑人殖民海外。”克莱希望废除奴隶制可以将肯塔基州转变为一个像自由劳动的北部那样现代和多元化的经济。他认为，奴隶制是他的州在制造业和普遍繁荣方面落后于邻州俄亥俄州的原因。1836年，克莱继詹姆斯·麦迪逊成为美国海外殖民协会主席，直至16年后他去世为止。他在一生中释放了他的奴隶中的10个，在遗嘱中，他给予他的女奴的后代成年后以自由，并将其运往非洲。克莱和其他北部和上南部的倡导者把将黑人殖民海外作为废除奴隶制的补充条件的出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一思想越来越受到下南部的强烈敌视。³⁸

印第安纳州政治家斯凯勒·科尔法克斯注意到，许多北部辉格党人“非常尊敬、几乎崇拜”克莱。林肯也不例外。1832年，他第一次投票选举总统就投给了克莱，后来他称克莱是“我心目中尽善尽美的政治家”。1858年林肯-道格拉斯辩论期间，林肯提到克莱不少于40次。克莱在奴隶制上的观点——谴责奴隶制度，肯定黑人的人性，同时认为只能渐进解放奴隶，且应该与把黑人殖民海外相联系——强烈地影响了林肯的观点。1850年代期间，当谈到奴隶制和种族问题时，林肯不止一次地引用或改述克莱的话。“我可以通过引述亨利·克莱来表达我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所有观点，”他有一次说道。³⁹

有些非裔美国人也分享把黑人殖民海外的观点。美国海外殖民协会的几乎每一份印刷报告，都有要么已经前往非洲、要么渴望去非洲的黑人的证言。然而，整个19世纪，大部分美国黑人既反对自愿移往海外，也反对政府资助的鼓励或胁迫他们离开美国的努力。在宣称他们自己的美国特性时，自由黑人将美国社会构想为一个出生地公民资格和法律面前平等的国度，在那里，权利不依赖于肤色、祖先或种族分类。他们反对支持把黑人殖民海外的人的论点，后者认为种族主义是不可改变的，一个国家必须是种族同质性的，以及肤色构成了通往平等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在抨击把黑人殖民海外的过程中，不分种族界限的现代平等思想诞生了。⁴⁰

黑人对殖民海外计划的反对活动，构成了1820年代末和1830年代新的、激进的废奴主义运动兴起的关键催化剂之一。与之前提倡渐进解放奴隶、对奴隶主给予补偿和把黑人殖民海外的反奴隶制组织相比，废奴主义运动是不同的：主张立即废奴，跨种族合作，拒绝补偿奴隶主损失的奴隶，而且致力于将美国建成一个黑白种族共存的国家。随着两股力量——即黑人反对殖民海外和白人福音主义与至善论——的加入，废奴主义运动兴起了。1832年，在他那本颇有影响力的小册子《关于把非洲裔人殖民海外的思考》（Thoughts on African Colonization）中，白人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解释说，他在巴尔的摩和波士顿充满活力的黑人社区的经历，促使他从支持把黑人殖民海外转变到提倡废奴和种族平等。他写道，对把黑人殖民海外最有力的反对，在于它“直接而且不可调和地违反了我们整个有色人口的愿望”。1830年代的大部分白人废奴主义者，如加里森，之前都曾赞同把黑人殖民海外，此刻则谴责美国海外殖民协会加剧了美国的种族偏见。纽约商人和宗教改革家刘易斯·塔潘支持立即废除奴隶制——他之前也支持把黑人殖民海外——呼吁亨利·克莱承认海外殖民协会失效。“奴隶制在迅速增加”，他1835年给克莱写道。“把黑人殖民海外没有、也不会……减少奴隶制。那该怎么办？我的答案是：解放奴隶。”克莱明显被激怒了，他回答说，北部人没有权利谈论南部的奴隶制。⁴¹

1795年，弗吉尼亚州的奴隶制批评者圣乔治·塔克，向马萨诸塞州的牧师和历史学家杰里米·贝尔纳普询问，麻省是如何废除奴隶制的。贝尔纳普回答道：“这里的奴隶制是被公众舆论废除的。”由于意识到了公众意见的重要性，废奴主义者开创了在民主政治中进行激进煽动的实践。他们没有提出奴隶解放的详细计划。相反，温德尔·菲利普斯——他或许是废奴运动中最伟大的演说家——解释说，他们的目标是“改变公众舆论”，带来一种道德上的转变，由此使美国白人承认黑人的人性和平等权利。废奴主义运动通过改变公共话语和重新界定政治“可能性”，影响到的美国人远远多于实际加入其行列的人。⁴²

废奴主义者抓住了他们可资利用的武器——请愿书、演讲，以及新发明的蒸汽印刷机，它使小册子、报纸和广告传单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来挑战日益禁止在全国公共领域讨论奴隶制的缄默密约。⁴³这个运动同时也向美国人的情感和理智呼吁，严厉谴责奴隶主，并揭露奴隶制的残酷现实——鞭打、与家庭成员分离，诸如此类——同时也谴责奴隶制破坏了“我们在其他方面的自由和共和制度在这个世界上所享有的正当影响力”。废奴主义者也开创了这样的观点，即建国者是明确或含蓄地反对奴隶制的，并希望这个制度消亡。他们试图启用《独立宣言》为其事业辩护，将《独立宣言》（就像林肯后来将要做的那样）解释为一份谴责奴隶制的文件。杰斐逊肯定人类平等的独立宣言前言，印在了泽比纳·伊士曼的废奴主义报纸《西部公民报》——该报1842年开始在芝加哥发行——的每一期的头版。废奴主义者也坚称自由劳动优于奴隶劳动，并坚持认为，奴隶制不合理地否认奴隶拥有他们自己的劳动果实。许多奴隶制的批评者，包括林肯，从不认为自己是废奴主义者，此时都开始清楚地阐述最初出现在废奴主义者著作中的思想和主题。⁴⁴

废奴主义者与他们的同时代人——包括不太激进的奴隶制批评者——最深刻的分歧，在于他们关于后奴隶制美国的看法。安吉莉娜·格里姆克是南卡罗来纳州一位奴隶主的女儿，也是直言不讳的废奴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她写道，对奴隶制的讨伐，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学校，在这里，人权……得以受到调查研究”。在赋予诸如个人自由、政治共同体和与美国公民资格相关的权利等理念以新含义方面，废奴主义者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坚持认为奴隶和自由黑人具有“美国特性”，这是莉蒂亚·玛丽亚·蔡尔德在其1833年的一篇名为《支持那个被称作非洲人的美国阶级的呼吁》的通俗论文中所总结的立场。蔡尔德的文章坚持认为，黑人是同胞，不是外国人；他们不应该被视为非洲人，就像白人不应该被视作英国人一样。废奴主义者关于平等主义出生地公民资格的思想，后来被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庄严地载入宪法，是对美国的生活传统和实践的彻底背离。⁴⁵

废奴主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张种族融合的社会运动，也是第一个坚持要求将对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的运动。“只要‘白人’这个词还在马萨诸塞州的法典里，”废奴主义编辑埃德蒙·昆西宣称，“马萨诸塞州就是一个蓄奴州。”废奴主义者既挑战南部的奴隶制，也挑战全国范围内将自由黑人限制为次等地位的种族排斥。在赋予所有美国人全国性的公民资格和平等权利方面，废奴主义者窥见到了联邦国家应当是自由和平等的保护者而不是其敌人的可能性，这在内战期间得以实现。⁴⁶

面对对奴隶制的谴责，联邦政府和许多普通公民起初试图压制它。1836年，国会众议院批准了臭名昭著的钳口律，禁止考虑废奴主义者的请愿书。整个1830年代期间，北部的暴徒（据统计超过100人）捣乱废奴主义者的会议，破坏他们的印刷机。尽管如此，在1833年美国反奴隶制协会成立到1830年代末，大约有20万至30万北部人加入了旨在废除奴隶制和争取美国黑人平等权利的地方团体。⁴⁷

随着废奴主义的传播，这个运动与美国海外殖民协会之间产生了分歧。支持把黑人殖民海外的人通常包括那些地方社区里最杰出的人物。他们不仅认为废奴主义者的思想无法接受，而且憎恨他们在现有权威渠道之外组织普通公民的努力。支持把黑人殖民海外的人煽动并参与了1830年代中期席卷北部的反废奴主义暴动。许多支持将黑人殖民海外的人都认为废奴主义者对于废除奴隶制“产生了最不幸的影响”，其中就有亨利·克莱，他担心废奴主义的兴起会把废除奴隶制的希望推迟“半个世纪”之久。他于1839年警告说，南部白人永远都不会接受创建一个享有平等权利的庞大自由黑人阶级。因此，如果废奴主义思想在北部广为流传，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一场血腥的内战。⁴⁸

尽管把黑人殖民海外的思想不再是白人反对奴隶制情绪的主要体现，但它继续成为与奴隶制和废奴相关的宽广思想光谱的一部分。在伊利诺伊州尤其如此，直到1830年代中期，那里的反对奴隶制情绪都是以将黑人殖民海外的形式存在的。1830年，伊利诺伊海外殖民协会成立大会吸引了真正反对奴隶制的人和那些主要关心根除本州自由黑人的人。出席会议的人就有前州长爱德华·科尔斯，正如前文提到的，他解放了自己的奴隶，将他们带到伊利诺伊州，并为废除该州的黑人法令而战。到1830年，科尔斯断定，黑人在美国可能永远都无法享有完全的自由。出席会议的还有塞勒斯·爱德华兹，他是玛丽·托德的妹妹伊丽莎白的丈夫的叔父。爱德华兹详细讨论了自由黑人“危险和有害的影响”，他坚持认为，解放南部的奴隶并允许他们继续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1833年，在斯普林菲尔德组织了一个地方海外殖民协会，有许多著名人物在那里供职，包括约翰·托德·斯图尔特，他很快就将成为林肯的第一个法律合伙人。林肯的一些其他亲密同事，包括律师和辉格党政治领袖戴维·戴维斯和奥维尔·布朗宁，以及查尔斯·德雷瑟，他是主持林肯婚礼的圣公会牧师，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把黑人殖民海外。正如一家报纸所说，“敌视废奴主义”的辉格党人控制了伊利诺伊州支持把黑人殖民海外的组织的职位。⁴⁹

在林肯政治生涯的最初20年间，伊利诺伊州的废奴主义被证明远比其他北部州弱小。1837年，《解放者》报道说，在美国607个地方反奴隶制协会中，只有2个在伊利诺伊州。尽管如此，在1830年代中期，废奴主义思想确实开始在该州北部和中部地区传播，这得益于《观察者报》，它是由缅因州出生的长老会牧师伊莱贾·洛夫乔伊最初在圣路易斯出版的报纸，他的印刷厂遭到暴徒毁坏后，他将之搬到了密西西比河对岸的伊利诺伊州奥尔顿。洛夫乔伊被从圣路易斯驱逐后，来自匹兹堡的自由黑人船工弗朗西斯·麦金托什杀害了一名治安官。随后，该市愤怒的居民用私刑处死了麦金托什。他们指责洛夫乔伊传播的思想肯定导致了麦金托什的谋杀行为，还指责他抗议暴徒对他的犯罪。⁵⁰

1837年10月，洛夫乔伊和他的弟弟、公理会牧师欧文，在奥尔顿召开了一次会议，组织成立伊利诺伊反奴隶制协会。到了约定日期，有86名代表与会。只有4人出生于林肯所生活的桑加蒙县。州检察长厄舍·林德组织一群暴徒涌入会议，并通过了一些决议，谴责解放奴隶的思想。第二天，该市镇的市长带领治安官前来驱散了林德率领的另一群暴徒，并允许集会继续进行。⁵¹

伊利诺伊反奴隶制协会的《感伤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以讨论“人权的基础”开始。它宣称，既然上帝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拥有“不朽的灵魂”，那么所有人都有权享有“平等的基本权利”。这份文献谴责奴隶制“破坏了上帝的法则”，违反了每一项人权，这些权利包括教育、家庭生活、个人贞洁、防止受到伤害和个人自主等。它要求南部各州立即废除奴隶制，并将自由黑人提高到“与白人平等的地位”。很快，反对伊利诺伊州的《黑人法令》就成了该州废奴主义的一个核心原则。1840年，一个废奴主义者团体出版的一个小册子宣称，这些法令违反了美国宪法中的司法礼让条款（comity clause），该条款要求每个州都要给予其他州的公民与本州公民同样的权利。⁵²

废奴主义者逐渐被广泛地指责为是威胁分裂联邦的种族平等的倡导者，因此，认同这一事业需要相当大的勇气。这在1837年11月7日，即反奴隶制协会成立不到两周后，变得异常明显，那天，伊莱贾·洛夫乔伊在奥尔顿为他的印刷出版社辩护时遭到一名暴徒的谋杀。欧文·洛夫乔伊发誓要献身于此刻“洒满了我的哥哥鲜血”的事业；他将长期从事作为废奴主义者、国会议员、内战期间激进共和党人与林肯之间的桥梁的生涯。除此之外，伊利诺伊州对废奴主义的敌视如此之深，以至于伊莱贾·洛夫乔伊的死亡只产生了很小的反应。在斯普林菲尔德，一次公众集会谴责废奴主义者是“社会的危险分子”。然而，在其他北部州，数十家报纸——他们中很少有人同情废奴主义运动——谴责这次谋杀是对新闻自由的公然袭击。洛夫乔伊的死亡使许多北部人相信，奴隶制对美国白人和黑人的自由都构成了威胁。⁵³

这次谋杀事件几年后，在伊利诺伊州的许多地方依然很难举行废奴主义集会。1843年，在布鲁明顿，一群用棍棒武装的暴徒阻止了15名废奴主义者召开的公共会议。同年，一大群人破坏了废奴主义者在皮奥里亚的集会。两年后，州长将其中一名暴徒领袖诺曼·波普尔任命到了州最高法院。除了伊利诺伊州北部由新英格兰人定居的少数县外，废奴主义直到1840年代仍然很微弱。这在1837年起林肯就开始居住的斯普林菲尔德也当然如此。1843年，《解放者》的一名通讯记者报道说，在该市的牧师中，只有两人，包括唯一一名黑人牧师，“有道德勇气”抨击奴隶制。他指出，“这是一个强烈亲奴隶制的……社区”，并补充说，斯普林菲尔德的事实在“该州整个中部和南部地区”几乎同样真实。⁵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