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理科

1984年秋季，我回到阔别了6年的我所熟悉的北大讲台。与以往不同的是，我面对的不是理科的学生，而是文科的学生。我为北大社会学系1983级研究生首次开设了“社会统计学”课程。出乎意料，初次登场，同学普遍反映很好，认为我比外籍教员讲得还清楚。想来不仅因为我用的是祖国的语言，而且因为我把理科的教学特点带进了文科，同学感到新鲜、条理清楚、概念严谨。之后，我越来越多地介入了社会学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代表社会学系承担了科委的合作项目；作为社会学系的成员，参加了美国社会统计学创始人布莱洛克教授来华的系列讲座；1985年8月作为中国社会学代表团成员（团长袁方，成员卢淑华、高小远），参加了美国第80届社会学年会，会后访问了美国多所大学。社会学系给我如此多的任务，让我不得不对今后的职业取向做出抉择。当时北师大现代化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张至善教授，也是我原来在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的老领导，力劝我留在北师大，从事尖端的科研任务，主持语声信号处理。但社会学实在太诱人了，它无所不包，小大由之，大可研究国家的方针政策、社会的真知灼见，小可研究柴米油盐、婚丧嫁娶、生儿育女。因此我相信，在社会学里我一定会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研究。1986年我彻底告别理科，从兼职正式调入北大社会学系，开设社会统计学课程，这在国内是首创。社会学是一门很注重社会调查的学科，比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更注重收集数据和分析数据，因此统计学课程不仅是必修而且是主干课。因为北大有社会统计学、社会调查方法、统计包等课程，一时间北大的社会研究方法类教学很是风光，被称作“方法派”。系主任袁方教授也说过：“别人说北大是方法派，那我们就是方法派，方法派也不错呀！”当时正值《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写第一版，社会学方法分支编写组主要成员都是北大社会学系的，北大社会学系主任袁方教授是主编，我是副主编（共2名），可见北大社会学系的调查方法在业内是公认的。

我自调入社会学系后，深感自己已不是简单地讲授统计课，而是运用统计知识为社会研究服务。用句不太文雅的话说，屁股要坐在社会学上才行。例如，课上用的应是社会学的专业术语，讲的、举的例子应取自社会研究。为此教员必须兼有两种学科的知识，对于我来说，社会学必须从零学起。幸运的是，当时正值社会学专业恢复初期，除了老一辈外，其他老师也都是转行来的，我们和学生一起听外教的课程，参与学科的科研、社会调查，聆听大师们的讲座，做到教学相长。就这样，我的课程兼有文理两科的特点。文科的同学一般很怕数学，但对我讲的统计课，他们感觉容易懂，这都是因为我生活在他们中间，懂得以文科同学的思路讲授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