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女学生：女性生活新开篇
从闺阁到学堂
1908年9月27日，北京女子师范学堂借苏州大同女学为考场，招考南方女学生，一时盛况空前：“是日考者有二百多人。江督端午帅特派专员护送江宁各学女生六十人赴苏考试。是日商埠旅馆，几至住无隙地。”[1]此种场景，很容易让人想起“槐花黄，举子忙”的繁忙景象。但如果就此得出女学已广为普及的结论，则为时过早。
在统计数字之外，分析女学生的家庭出身、上学所耗费用，是我们评定女子教育是否普及时不可缺少的工作。1905年开办的旅宁第一女学堂，学生“十分之八是官家子女”[2]。1907年，有记者调查北京豫教女学堂全体学生的姓氏和父兄家长名衔，全部68名学生，都来自士宦家庭，其中57名学生家长有官职。[3]同年北京的慧仙女学堂，学生以“华族贵胄居多”[4]。与之相关的是学校的收费标准。1904年杭州女学校开学时，规定每位学生的学膳费是24元。[5]宗孟女学“高等科每月二元，寻常科每月一元，缮[膳]金寄宿者每月三元，只午餐者每月一元五角”[6]。爱国女学校“学生每月纳学费银二圆”[7]。1906年长沙的公立女塾，每年学费三十六元。[8]而民国初年上海，“一女生之入学也，其寄宿者，学膳费年达百金，以外复加以种种无谓之糜费。富有者或犹可勉为支持，使其家为中人之产，未有不告竭蹶者”[9]。虽然有少数学校为了鼓励寒家女子入学而免收学费[10]，但对大部分学堂来说，巨大的支出不仅制约了自身的发展，也使得多数贫寒家庭望而却步。《女学堂章程》颁布前女子教育的状况，《南方报》上的估计比较可靠：“大率论之，无志读书者居其半，无暇读书者居其半，无力读书者更居其半，其能入校读书者，恐不及百中一二。”[11]章程颁行之后，并无大的改观，“各处女学学费均昂，故读书者多富贵中等人。”[12]1922年，北京高师附中的女生里，有43.8%来自政界家庭，来自工界者为6.2%，竟无一人出自农家。[13]直到1934年，教育家俞庆棠依然认为：“中国青年女子在农村，极难受到小学教育，受中学教育更谈不到。”[14]
对于大部分适龄女性来说，进入学堂接受小学教育，已是不易，而升入女子师范或女子中学继续深造，只能是少数幸运儿的际遇。但女子通过婚嫁，改变家庭经济状况之后，也可以入校继续求学。如一上海女子自述：“予家贫。十五既卒业小校，不能复得学。十七于归。十八由外子助，入上海民立女中校。十九转入务本女中校。”[15]即使有能力供养女子上学的家庭，父母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未必乐于将其送入学校。江苏兴化女子任厚康与刘韵琴同里，后者乘时入学，任氏则“格于家庭之涸[锢]蔽，欲学未能也”，“羁絷等于樊中”，后来终于脱离家中羁绊，入神州女校就读。[16]汪芸馨回顾自己的入学经历：“不平权处事堪伤，弄瓦何曾异弄璋。记得儿时太憨性，故将轻重问爷娘”，“同胞谁肯着先鞭，恢复文明独立天。记得年华刚十五，瞒娘偷读《女权篇》”。[17]其中隐约透露的，即是她少年时因男女不平等，为上学而与父母进行的抗争。
一如柳亚子1906年所言，其时多数女子在争取入学权利时，“俗学阻之，家庭阻之，种种野蛮之压力又摧挫之”[18]。确实，与男子相比，近代女性不仅有“三从四德”等腐论的羁绊，还要更早涉及家务、婚姻、生育等问题，这些都会妨碍她们入校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时间。相对于汪芸馨略带温情的回忆，其他女子为了争取在校内更久的学习经历，需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如上海中西女塾学生吴孟班，与邱震婚后有身孕，“自坠之。公恪大骇。孟班曰：‘养此子，须二十年后乃成一人才；若我，则五年后可以成一人才。君何厚于二十年外之人才而薄于五年内之人才！且君与我皆非能尽父母之责任者，不如已也。’”[19]吴孟班之语，说明了女子为妻为母之职与其在校学习活动相冲突。这种时不待我的急迫感，则是她珍惜在校学习机会的极端体现。然而类似的“嗜学堕妊”举动，在晚清并非孤例。[20]无锡女子杨晴瑛，与侄女同学于温氏二等公学，好学异常，升入校中高等。不久因父母之命，“受聘于邑中顽固之王姓，其祖母遂勒令退学，以习种种之刺绣”，于是退学。不久后竞志女学开办，杨晴瑛有意就学，祖母及兄长皆不允，反责之：“汝乃专学下流耶！”杨晴瑛悲愤交加，吞鸦片自尽。被救后，趁家人烧香时，独身逃往上海，入天足会女学堂。[21]另一女学生为求学而坚忍不拔的感人事件，出现于民国初年：
女生凌集嘉，年二十四岁，安徽人，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正科毕业。民国六年，留充本校中学国文教员。今春与吴氏结婚后，仍充该堂教员。思入国文专修科，以竟所学。于六年十二月辞去教员职务，径由津赴沪，入爱国女校专修科。业已数日，始经访得，当由亲友代其退学，切劝同回京宅。于七年一月五号晚，乘沪宁夜车，六号早抵下关。寓万全栈旅馆，拟即日乘津浦车回京。不意上午十时余，复只身出门，不知去向。谅已更改姓名，又入学校。但只身出外，无有多资，心苦境艰，殊属危险。恳请密电苏沪常锡镇江汉口奉吉黑等处，转饬警厅，密至各女校调查明确，加以保护。并电知家属前来援劝，感德匪浅。[22]
此消息原为陆军部秘书凌重伦递请江苏都督的呈文，后来才登载于报刊，应当是女学生凌集嘉此时尚无消息。从二人姓名看，凌重伦应是凌集嘉的父辈。后者为了自己的求学目标，改换姓名，不惜抛弃家庭和教职，以致惊动陆军部和各处海关警厅。《女铎报》认为“该生弃教员之尊，复充学生，专修国文，其立志甚属可嘉”，但在凌集嘉百折不挠的求学志愿背后，很可能还隐藏着一段不和谐的婚姻。
女学生生活剪影
从晚清到“五四”前夕，部分女性在求学时为了达成所愿，与家庭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抗争，除了发自内心的对知识的向往外，还因为学堂生活较之旧日闺中生涯实有难以抵抗的吸引力。
1903年，《女学报》上刊登了“楚南女子”陈撷芬的演说词，专论做女学生的快乐。她向听众（读者）描述上海女学生的鲜活气象：“单说现在上海几个女学堂的女学生，诸位如不相信，都可以去看的。一个个神清气爽，磊落大方，脸上洁净本色。”演说者本人就是留日女学生，她的现身说法显然很有吸引力：“诸位姊妹倘然进了学堂，连出来都不想出来。”[23]而在女界名人吴芝瑛眼里，自己幼时入塾受教，与今日在校女生相比，其甘苦不啻天壤：“今日联袂来学，值此新世界，受此新教育。其为学浅深有序、博约有程、游戏有方、休沐有日。凡一切天算、舆地、历史、动植物、理化及手工等学，有仪器、标本以备观摩，有图画以资考证，有简要之课本以便记诵。”[24]1907年《神州日报》转引《字林西报》的统计，上海租界设有教会女学六处，学生300余人，在作者看来，她们“皆亨[享]自由幸福，前此所未有”[25]。1915年《中华妇女界》刊载了某女校的开学歌，有词曰“读书之乐乐无穷”[26]。而早在1904年7月17日，务本女学师范科首届毕业仪式上的歌声，则更加形象地向来宾展示了女学生的崭新风貌和幸福生活。仪式上演唱的歌曲有《乐群歌》《祝歌》和《来宾歌》。《乐群歌》歌词曰：
合群之乐乐如何？听我乐群歌。吾侪若非素相识，交臂易错过。相识不相见，河山风雨相思苦。今日天缘凑合，居然相握手，团团坐。
姊乎妹乎，谁家姊妹能比塾中多？吾侪同学同游同息同声歌且舞。进取原不让，终如金玉相琢磨。姊乎妹乎，试想合群之乐乐如何？[27]
确实，比起旧时女子闺房或塾内读书，新式学堂的最大特点即是“乐群”。来自四面八方的女子，原本素不相识，但是因为有了女学校，大家齐聚一堂，朝夕相处，心息相通。较之血缘上的关系，学堂中的姐妹友谊，更显情深义重。杨子烈就曾回忆起她1914年初进武昌省立女子师范时的情景：
女师中老班的同学很顽皮，也许每个学校都是如此。当新生初进校时，老班的同学像一窝蜂似的围拢来，手拉手围成一个圆圈圈，把我围困在中心，大家跳着嚷道：“来呀，来看‘新状元’呀！‘新状元’是个小辫子，大眼睛呀！”[28]
在这种带着亲昵的欢迎仪式中，初见时的陌生感消失于无形，一个崭新的世界拉开帷幕。谢冰莹亦有类似的述说。12岁那年，当好动的她第一次踏进大同女校的大门，“看见许多活泼天真的女孩在拍皮球，跳绳子时，我简直怀疑自己走进了天堂。我发狂了，内心里充满了说不出来的快乐和希望”[29]。在校园里的求学岁月，有朗朗的书声，有欢乐的游戏，有明快的乐歌……这可能是她们一生中最值得珍惜的时光。无论何时回忆起来，都会附带上温暖的色调。女作家褚问鹃的姐姐，在苏苏女学度过平静的四年时光。比起入学前后的惨淡光阴，褚问鹃深情地写道：“假设姐姐的一生也有黄金时代的话，这短短四年，就是她的黄金时代了吧？”[30]
校园生活主要由课堂学习和课余活动两部分组成。旧日闺中熟读的是训女书等粗浅文字，但学校是分科教授各门课程。在师范女生的笔下，这些新式课程也饶有风味：
铅飞珠走理深谙，
心性聪明不让男。
记得问题完数学，
几何三角再详参。
英雄大半属蛾眉，
珍重妻仪与母仪。
记得修身都课毕，
个中滋味费深思。
比肩小队女儿身，
浅草围场碧若茵。
记得体操装束好，
哑铃徒手振精神。
诗中描述的分别是算学、修身、体操课程。另如演说时的风采：“掌声拍拍笑颜开，都说而今女也才。记得校中初启会，悬河雄辩独登台”，“归家一路月追随，争问缘何出校迟。记得西媛来演说，替伊翻译费多时”。在充满朝气的校园中，女学生的成长，自然会换来个体精神的张扬：“儿家历史写分明，三字头衔师范生。记得芳名镌小刺，博人到处总欢迎。”[31]
此外，学校一般还会组织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如吴江丽则女校十二周年时，组织了长达七天的庆祝活动，“七日之中，会之种别有五：曰学艺、曰运动、曰讲演、曰恳亲、曰成绩展览”[32]。而1904年的爱国女学，“遇礼拜必开演说会”[33]。这类活动既能锻炼学生的文艺才能，又是密切校园与社会的联系、展示办学成果的好机会；既能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又能增强女学生的社交能力，因此颇受学生欢迎。如1918年江苏各省立男女学校联合运动会，有署名“耆年”的第一女子师范学生作《望江南》词，描述女学生的英姿：
江南好，最好女儿兵。身手自今天下壮，舞腰不似掌中轻。巾帼亦干城。[34]
事实上，此前的音乐教科书中，即已向她们展示了运动的乐趣：“请看运动会，紫裙跳舞春风声；请看团体图，乌靴踏步斜阳痕。扑球第一，舞剑无双，都因体育精。阿侬体育未分明，学堂去报名。”[35]而在运动会上亲身实践，则别有一番豪情壮志。至于学艺会（或称“游艺会”）上的表演，更是女学生的拿手好戏。如上海城东女学，至1911年已经举行至第九次游艺会，其会歌曰：
好姊姊，好妹妹，来看游艺会。秋风紧急武襄间，大陆走风雷。我侪女弟，养气读书，责任知所在。愿大家提起精神，做个预备会。
好姊姊，好妹妹，来开游艺会。蜀鹃啼血鬼神衰，汉水势滔天，好整以暇，气象雍容，修养在我辈。望大家勠力前途，临事毋推诿。[36]
此次游艺会的特别之处，是它的开办适在武昌起义之后。因此，会歌里呈现出一种壮烈之气，号召女学生积极准备，响应革命，这即是平日读书养气的职责所在。与其精神相一致，不久以后，校长杨白民即邀请女子军事团发起人郑璧女士（系北洋女子师范学生[37])来学校演说，鼓舞学生立大志愿，排除阻碍，誓达目的。[38]即便是女学堂游艺会上的歌声，其旋律也与时代脉搏一起跃动。
在春秋佳日，女学校师生还会外出旅行，流连风景，增进见识。《妇女时报》第15期曾刊出三篇文章，论述女子游历之益。女学生袁俊认为：“向时风气未开，女子深居闺阁，不事学问。虽一乡一隅之事，亦罕见闻。以致女界沉沦，风俗腐败，国力萎弛，此憾事也。今则文明进化，凡我同胞，亟除陋习，当遍历环球，以增学识。”[39]“遍历环球”放在彼时自然是过于豪迈，但女学生的短途旅行，则十分常见。如1913年松江“清华、景贤两女校女学生，于本月十八日，乘坐沪杭火车，至枫泾镇旅行一周。是日适值该镇高初各小学校，特开联合运动大会，各女学整队到场参观，至五时始返”[40]。《女子世界》创刊号上便载有《旅行歌》，词曰：
云淡风清，微雨初晴，假期恰遇良辰。既溉吾发，既整吾襟，出游以写幽情。绿阴为盖，芳草为茵，此间空气新清。歌声履声，一程半程，与子偕行偕行。[41]
民初的女性杂志也经常刊有女校学生流连某地名胜的照片。女学生在途中“整伍陇畔，合唱踏青之歌”[42]，本身即是流动的风景，会引来不少羡慕赞叹的目光。
女学生在校时有“同学同游同息”之愉悦，然而数年欢聚，终有毕业之期。骊歌奏响，愁情满怀。这时同学间唯有彼此勉励，并希望经常联络：“湖山大好，长毋相忘；鱼雁可通，时相安慰。”[43]昔日同学少年在离校之后，遭遇各异，提起共读岁月，想必感慨万千。务本女学学生刘冠昭毕业之后写给友人的诗作中，往事历历在目：
忆昔逢君髫龀年，
同窗意气最相怜。
萤囊愧我荒芜久，
雪案钦君才藻鲜。
七载风尘抛岁月，
三年桑海几烽烟。
关山冷月梨花夜，
回首当时景宛然。[44]
还有一种离别令人伤心，那就是师长为学生爱戴，却无奈去职。如南京初级女子师范学堂校长周墨亭，“因请款无效，焦急成病，现该校长以心力交瘁，无人援手，呈请辞职”，学生与其感情极厚，“闻其离校之一日，同堂相向哭泣”。校长病中曾填《金缕曲》一阕，哀音满纸，更令学生伤悲。[45]
女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校园故事，是令人欣羡的新鲜体验；女学生的悲欢离合，是闺阁女子不曾有过的情感经历。更重要的是，这种体验和情感，会引向主体命运的改变。如1907年6月务本女学恳亲会上，参加表演的女生中，日后成为女界名人的有张昭汉、汤国黎、杨达权、吴若安、袁希澔等。[46]早期女学堂对于女性生活之重要，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年逾四十的女诗人程琼说：“他日幸获有成，得附名于爱国女学之途，以偿其素志，方为不负吾此生也。”[47]而金一说得更加直接——“入学好，女同胞”，“不入学，可怜虫！”[48]
物以稀为贵，早期的女学生们，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都引人关注。女学生沈景英回忆道：“社会是期待我们的未来，不是奖许我们的既往。如此对待仅受有限畸形教育的女子，实在太厚了。”[49]说的即是走出闺秀的女子，在从旧时“才女”到现代女学生的转变过程中，所受到的瞩目。社会的期待，主要是因为女学生的清新气象承担了国家民族命运新变这一重大责任。她们所得到的礼遇，即是人们对于她们毕业之后所从事的教育职能给予的尊重。前文述及的1904年务本女学首届师范科毕业式，共有毕业女生10人，其中姊妹花一对，即嘉定的黄守渊、黄守蕖，二人“芳声所播，女界倾心”，一周后，南翔学界发起欢迎会，公请两女士前来演说，并为她们量身打造欢迎歌：“好女子，好女子，国民第一良教师。师范科，二年多，自由花两朵。嘉定离翔廿四里，从今女学开风气。学问高，声名噪，模样做我曹。”[50]可见人们对此姐妹花的期盼和推崇。她们日后的发展道路，也确实符合众人的期望：黄守渊是年被刚开办的天津女学堂（即北洋女子公学）礼聘为教习[51]，黄守蕖则赴日本留学，归国后先后执教于务本女学、苏州振华女校、浙江湖州女校、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原上海女子蚕桑学堂，后迁苏州浒墅关）。[52]
早期女学生受人尊崇，然而与同龄的女孩相比，她们的心智和生活经验区别并不大，同样是初涉世的女子，特别是背井离乡的女学生们，来到繁华的都市求学，也会有迷惑和忧思。如湖北女子文恢权（从名字就能看出其志向之伟），“前年带洋二百元来沪，肄业某校。兹因学费用罄，至浦东亲戚处，告贷未遇。回至沪北英租界黄浦路，踽踽独行。由巡捕带入捕房，谕饬暂寄济良所候核”[53]。济良所本是收容、改造妓女的慈善团体，文恢权流落此处，实是走投无路。[54]她的这种遭遇，恐非求学前能料想。社会在给予她们礼赞的同时，也布下了种种陷阱。在学校围墙之外，她们也如同龄女子一样，会遭遇到罪恶的黑手，因而需要处处谨慎。如苏州有两名女学生在放学途中为人诱拐[55]，京口女学生吴惠媛被匪徒奚阿根奸拐，后来又被卖入雉妓院为娼[56]。在那个过渡时代里，女学生即使顺利毕业，走入职场，在曾经全是男性的空间里占得位置，“社会上对于一个孤单奋斗的女性，总喜欢丢几块小石头的”，女子很可能会遭受新和旧这两个时代“夹磨式的刑罚”。[57]
新闻和文学的聚焦
女学生的出现，打破了社会空间的性别布局。中国传统的闺秀，其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家庭，而女学生的足迹则不限于家内和校园。成群结队的女学生出现在大街小巷上，给路人带来很大的视觉冲击。女生们的衣着、神态、步伐都会成为品评的对象：
这些学生，老远的就一望而知，并不在衣服上分别，那个气宇，就与众不同。头一样儿，眼睛不胡看；二一样，不像寻常女子，那样羞羞涩涩的；三一样，脸上福气，带出来有学问的样子，正是古诗上说的，腹有诗书气自华。[58]
这还是正面的评价。在清末民初的报刊上，更多的是对女学生服饰的批评。看客们的目光，既有遮遮掩掩的偷窥，也有肆无忌惮的逼视。媒体的立场，也很值得分析。
早期的女学为报刊所关注，自然是因为其新闻价值。当时的女学堂十分罕有，报刊对女学堂的关注，大到筹建、开办、毕业仪式、学堂风潮，小至人事变动、女学生的入学试题、课程安排、服装规定、是否缠足等，都一一采写，更不用说运动会、游艺会、恳亲会、慈善会、展览会、欢迎会等近似于公共空间的场合。女学堂在举行这类活动时，来宾动辄千计，足见人们对女学堂和女学生的注目。1907年江亢虎借琉璃厂甸举行女学慈善会，“各校女学生演说，唱歌，游艺，售品筹募赈捐”，来宾“车马喧阗，人山人海”。慈善会之所以引起轰动，江亢虎说得很明白：“其实大众的心理，那里都是慈善为怀？多半是来凑热闹，来看女学生。”[59]在这种场合下，人们对女学生的关注，无非是其长相、神态和文艺表演。在有限的篇幅里，记者难以对此等场景做绘声绘色的描绘。
但报刊文字的特点，较之读者亲临现场亦有自己的优势，即对女学堂内“故事”的编撰。1903年《申报》上的评论，很能体现报刊媒体关注女学生的侧重点：
第观通衢大道之间，有鼻架金镜、足登皮靴者，众人耳而目之曰：“此某堂之女学生也！”有手携革囊、身衣异服者，途人聚而观之曰：“此某学堂之女监院也！”尤可异者，尝见有某学堂之男教习，面则傅粉，身则薰香。短发覆额，衣履奢华。试问其是何居心，而必修容饰貌若此？至若留学东瀛之某女学生，闻因与某姓少年教习有暗昧事，至为堂中所逐。事虽未必可凭，然藉藉人言，岂尽无因？[60]
这是我读到的较早对女学生的集中批判。作者对旁人“耳而目之”“聚而观之”的生动描述，体现了女学作为新异事物在人群中引起的戏剧性效果。此文对女学堂的“恶评”，从两个方向启引了后来者：一是对女学生着装的高度关注，一是对学堂内男女关系的极度敏感。文中女学生的“金镜”“皮靴”，在后来的批评文章中演变成更具概括性的“金镜革履”，这一词组高度类型化而且贬义十足，几近女学生的代名词。它象征着女学生的奢华时髦、肤浅浮躁、自由狂放。如《妇女时报》批评女学生的装饰：“近日女生多有松其辫、劲其装、窄其袖、金其镜、皮其包、革其履，招摇过市，顾盼自豪者。”[61]《妇女杂志》言女学生之放荡：“皮靴橐橐，巾帼而有雄风；金镜煌煌，眉目具含英气。”[62]都市中女学生戴眼镜，主要是刻苦用功的结果；女生着皮鞋，固然有时髦的因素，但亦是女界全体服饰革命下的表现，大可不必如此惊怪。女学堂内的男女故事，更是紧牵着报刊作者和读者的神经。今天我们阅读此类故事，除了考辨事实的真伪之外，亦当诘究彼时作者以及读者的心态。
作为“竖三民”之一的《民立报》，是清末民初的进步报纸。它在报尾设一“东西南北”栏目，发表读者的只言片语，多是对时事的精辟评论。其中不乏涉及女学生者，如：
吾痛女学生得文凭后，即有一般傲气。
吾痛女学生无自由结婚之程度，而自由结婚。
吾痛女学生与西妇谈话，自觉非常得意。
吾痛女学生眼睛无恙，一架金丝镜。
吾痛女学生穿西洋高底皮鞋，以为好看。[63]
女学生在读书时候，只顾忙写信；暑假时候，忙洋琴；将近开学时候，忙办食品。
女学生带[戴]的眼镜，金丝的多。
女学生穿的衣服，喜欢身腰小，袖子短。[64]
“东西南北”每日选稿众多，是一个读者自由发言的场所，展现的大体是读者真实、原始的社会评论。上文摘引的两处，作者一署“端礼”、一署“端礼女士”。其女性身份也许值得怀疑，但对女学生务必守“礼”的用意是不言而喻。作者对女学生的批评，已经泛化到生活中的各种细节。
更富有生活气息的是文艺杂志《余兴》对女学生的采写。《余兴》杂志1914年8月创刊，至1917年7月终刊，共出30期。它是将曾经发表在《时报》副刊“余兴”上面的部分作品重新编辑出版。但《余兴》上的“国内无线电”“特约马路电”都是由访员当下撰写。“特约马路电”篇幅短小，“所载皆本地发生奇奇怪怪的事”[65]，其中有不少是女学生的生活片段，如第11期：
一月十二日
上海某女学堂，每逢星期三有远足之举。某日全体女生归校时，途遇一男学生，尾之行，平视不已。众恶之，而无可如何。一女生见其发稀少，遂对众宣言曰：此人系秃头也。众女生咸大笑，群视其首。生大惭，抱头向某校飞奔而逸。
(徐家汇路专电）
一月十九日
昨日有女学生二人同行于静安寺路，遇一流氓钉稍，相嬲不已。二人无可如何。适电车由东而来，一女生曰：“吾辈速乘此车，往愚园作竟日之游。”流氓闻之，急登电车。车即开驶，载流氓往西而去。二女得乘间而逸。
(静安寺路专电）[66]
相比报章上的简短时评和片段式的采写，女学生进入文艺作品是更高一层的创作活动，其时间也略为滞后。因为考察小说中的女学生是本书的主要任务之一，此处仅简略分析竹枝词和套曲对女学生的书写。竹枝词本是地方性的民歌，歌咏对象主要是一地的民俗风情。唐代以后文人大量参与创作，但其大体风格一直固定下来，兼有写实性和通俗性的特点。在近代，竹枝词这种体式又被作者用于政治时事和社会风气的批评，则其主体色彩也相应加强。
竹枝词对女学生的描写主要可分两种：一是歌颂她们清新质朴的精神风貌，一是批评不良的女学生习气。前者如《余兴》曾刊载《女学生竹枝词》一组共11首，描述女学生各门功课，第三首歌咏缝纫课：
文明新式爱西装，
剪尺纵横不惮忙。
只恨艺成初试手，
先为人作嫁衣裳。[67]
针黹本是传统“女红”技艺之一，但诗中所制之衣乃文明西装，便展现了女学生与闺中女子的不同。需要留意的是，晚清以来竹枝词的创作，不同于此前保留在诗文集中的吟咏，很多首先是在报刊上登载。“竹枝”与现代传媒的结盟，在增加诗歌时效性的同时，又深深地打上了媒体的烙印。报刊的趣味、读者的期待视野都可能左右文人的写作。反过来，文人与生俱来的雅趣（或俗趣）也会相应放大。即便在《女学生竹枝词》中，香艳之气亦随处可见。[68]
至于文人对“女学生习气”的批评，在清末民初报刊中的竹枝词和“类竹枝体”诗歌中，也很常见。如对女生“金镜革履”的经典评价：
槖槖皮靴履有声，
金丝明镜耳边撑。
天然面目天然足，
争说文明女学生。[69]
槖槖皮鞋意气扬，
金丝眼镜学生装。
秋波一盼消魂处，
手帕频挥花露香。
（苏城有女学生装者，辄躞蹀街头，行人多为注目。）[70]
两位作者的观察地一为上海，一为苏州，但其关注点都不约而同地集中于女学生的眼镜和皮鞋。因为词句的高度接近，从发表时间看，后者应是借鉴了前者。他不仅记录了歌咏对象的穿戴打扮，更从行人的反应生动写出了着装者的巨大魅力。但如果从诗的韵脚和句式上分析，作者的灵感显然首先来自北京街头的行人对妓女的品评：
大辫轻靴意态扬，
女闾争效学生装。
本来男女何分别，
不是骑骡赛二娘。[71]
这种改头换面的写作，使得作者的趣味与原诗大体接近。无论是在上海、苏州还是北京，也不论是妓女还是女学生，她们都是文人品头论足的对象。作者在记录街头风情的同时，也显露出自己的立场和心态。后者在民国小报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此时的竹枝词中的女学生，亦成为黑幕之一。[72]
与竹枝词一样，套曲也来自民间。它有固定的曲调和句法程式，文人填作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其游戏笔墨的性质尤为明显。相对而言，套曲的品味也略显低俗。1910年10月，《民立报》上发表了老谈（谈善吾）的《新闺中十二曲》，很快即被《小说月报》转载，后来又被收入多种集子，颇受欢迎。[73]由标题可知，老谈之作乃是对《闺中十二曲》的拟写，对照《香艳丛书》所收之同年排印的《闺中十二曲》，二者曲调和排列顺序相同，都是以【如梦令】始，以【尾声】终。原套曲“妮妮儿女语，令读者醉心”[74]，老谈的翻新之作，亦有此种效果。试读其起首之【如梦令】：
休道女郎娇小，学校开通偏早。最易刺神经，男女平权论好。烦恼烦恼，秾郁爱情谁晓？
老谈认为，原《闺中十二曲》“艳冶温柔，于女儿心性，可谓体贴入微。一时传诵殆遍。今时世界日新，闺阁中情态，亦为之一变”。他自己的摹拟写作，又何尝不想达到这种效果？《新闺中十二曲》摹拟闺秀口吻，描绘女子从恋爱到生子的幸福闺中生活，浓情蜜意，香艳十足。较之原作中“闺阁女郎年幼，十五心头春斗”的在闺中春情萌动的女子，他的吟咏对象已转移至学堂女生。她们对于爱情的向往，乃始于学校内男女平权、自由恋爱思潮的熏陶。类似的写作还有琴公的《新女界十四曲》，作者拟想中女郎自然也接受过女学校的新式教育：“女权发达侬先喜，垂髫入学研新理。从此唱文明，休言旧帼巾。”[75]此外还有广为传唱的小调“一半儿词”，对女学生亦多有倾情。
通过上文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化的新式女学自清末开始萌芽，就被新闻报刊和文艺作品及时采写，女学生的身影很快日见其多。对于她们的记录或想象，涉及学堂内外女学生生活的各个面向，因而被读者大众所熟知。由各类文字呈现出来的女生，很快由神圣走向世俗，其形象亦是良莠不齐：有清新雅健的“少年中国”之气象，有轻狂浮嚣的负面女性，由此与现实历史中的女学生形成富有意味的对照。在这个过程中，值得留意的还有凝视者、想象者的姿态：救国救民的期盼、善意戏谑的调笑、指手划脚的批判、难以言传的欲望……清末民初活动于历史与文学、实录与虚构两端，贯穿于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女学生群体，凝聚着丰沛的学术蕴量，是值得从多角度进行研究的课题。
[1] 《大同女学考试》，《大公报》,1908年10月10日，第2张第3版。
[2] 杨步伟：《一个女人的自传》，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63页。
[3] 《记北京豫教女学堂教育进步》，《顺天时报》,1907年2月20日。
[4] 《慧仙女学之特色》，《南方报》,1907年2月16日，第1版。
[5] 《公立杭州女学校章程》，《浙江潮》，第10期,1903年12月。
[6] 《宗孟女学堂新章程》，《警钟日报》,1904年3月16日，第2—3版。
[7] 《爱国女学校甲辰秋季补订章程》，《警钟日报》,1904年8月1日。
[8] 《湖南女学界之现状》，《时报》,1906年6月17日，第3版。
[9] 张朱翰芬：《论上海女学生之装束》，《妇女时报》，第11期,1913年10月。
[10] 如1908年扬州幼女学堂“因筹有的款，学生一律免收学费，俾贫乏子弟亦得遂其向学之志”。《幼女学堂免收学费》，《申报》,1908年9月26日，第2张第3版。
[11] 来稿：《论女子宜设修身演说会》，《南方报》,1906年11月4日，第1版。
[12] “读者俱乐部”朱惠贞来稿，《妇女时报》，第3期,1911年9月。
[13] 周调阳：《北高附中初等男女同校后一年来经过之概况》，《教育丛刊》（北京），第3卷第2集,1922年4月。此转引自王伦信：《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2页。
[14] 俞庆棠：《我之女子教育观》，《江苏教育》，第3卷第4期,1934年4月。
[15] 剑影：《自述读修身学之心得》，《妇女杂志》，第4卷第7期,1918年7月。
[16] 任厚康：《任序》，见刘韵琴：《韵琴杂著》，上海：泰东图书局,1916年。
[17] 汪芸馨女士：《记得词六十首》之一、二，《妇女杂志》，第2卷第1期,1916年1月。
[18] 焉是（柳亚子）：《云间张女士传》，《复报》，第2期,1906年6月。
[19] 《道听途说》，《新民丛报》，第3期,1902年3月。关于吴孟班的生平事迹，可参夏晓虹《吴孟班：过早谢世的女权先驱》一文，《文史哲》,2007年第2期。
[20] 卞静秋曾记浙江秀水陆兰贞，肄业于北洋女子师范学堂，能操英日法三国语。婚后有妊，“女士恐妨求学时间，用药堕之。无恙。四月二十六日南下，胡君送之登舟，欢笑如故，犹约以秋会。未几即以病殁于楚。据医家云，腹中为猛药所伤，恐难医治”，“临危时犹大呼‘女学’二字，遂逝。时年十有九。此宣统元年六月二十五日事也”。浙东卞静秋女史：《嗜学堕妊》，《申报》,1909年8月24日，第2张第4版。
[21] PC生：《纪杨寿梅女士事》，《复报》，第6期,1906年11月。
[22] 《女生立志可嘉》，《女铎报》，第72期,1918年3月。
[23] 楚南女子（陈撷芬）：《做学生的快乐》，《女学报》，第4期,1903年11月。
[24] 《无锡竞志女学校桐城吴芝瑛女士演说》，《南方报》,1906年10月17日，第3版。
[25] 《租界中国妇女人数》，《神州日报》,1907年6月25日，第5版。
[26] 杨玉兰女士：《春日开学歌》，《中华妇女界》，第1卷第2期,1915年2月。
[27] 《记上海务本女学堂之毕业式》，《大公报》,1904年7月25日。
[28] 杨子烈：《张国焘夫人回忆录》，香港：自联出版社,1970年，第68页。
[29] 谢冰莹：《一个女兵的自传》，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第54页。
[30] 褚问鹃：《我的姊姊》，《寸草心》，广州：粤秀出版社,1947年，第47页。
[31] 汪芸馨女士：《记得词》，《妇女杂志》，第2卷第1、2期,1916年1、2月。
[32] 吴江私立丽则女子中学二年级生金蘅：《本校十二周纪念会嘉宾演讲志略》，《妇女杂志》，第3卷第10期,1917年10月。
[33] 《记张竹君女士演说》，《警钟日报》,1904年5月2日，第2版。
[34] 耆年：《望江南》四首之三，《妇女杂志》，第4卷第7期,1918年7月。
[35] 叶中泠：《女子新歌初集·劝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此处转引自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5页。
[36] 《第九次游艺会歌》，《女学生杂志》，第38期,1911年。
[37] 《北洋女师范考取苏州学生名单》，《申报》,1908年10月1日，第2张第3版。
[38] 《记妇女宣讲会》，《民立报》,1911年12月12日，第6版。
[39] 苏省女蚕校学生袁俊：《游历增学识论》，《妇女时报》，第15期,1914年11月。
[40] 《松江女学生首夏旅行》，《教育周报》，第9期,1913年6月8日。
[41] 《学校唱歌·旅行歌》，《女子世界》，第1期,1904年1月。该组“学校唱歌”都录自上海务本、爱国两所女学校的课本。
[42] 上海养性女塾高等二年级生周大智：《春日旅行记》，《女铎报》，第61期,1917年4月。
[43] 浙江女子师范本科三年汤修慧：《送别讲习科毕业诸同学序》，《妇女杂志》，第1卷第9期,1915年9月。
[44] 刘冠昭：《赠王君伊荃，时客鸡林》，转引自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51页。刘冠昭时任职于长春女子师范。
[45] 其词曰：“遥夜西风里。望天涯沉酣万户，人心都死。只有精禽魂未断，唤世人睡起。任瘏口哓音未已。茅屋飘摇风雨夕，忍天津桥畔三更止。看喉舌，血痕紫。 声声欲警当途耳。想黄钟无人能应，空嗟拊髀。一息犹存精气在，宁使唇焦舌是敝。天赋热肠如此。巫峡猿啼今断绝，算关山羌笛哀音比。有蜀帝，魂归矣！”《女校纪事：已去之女校长》，《女铎报》，第27期,1914年6月。
[46] 《务本女学校家庭恳亲会记》，《时报》,1907年6月9日，第2版。
[47] 长沙贞林女史程琼：《游历记》，《女子世界》，第12期,1905年5月。
[48] 金一：《女学生入学歌》，《女子世界》第1期,1904年1月。
[49] 沈亦云：《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42页。
[50] 《记南翔欢迎会》，《警钟日报》,1904年7月30日，第4版。
[51] 《女教习已到》，《大公报》,1904年11月3日，第4版。
[52] 周其常：《关于我家的回忆》，见上海嘉定区政协：《嘉定文史资料》（第21辑）,2003年，第78页。
[53] 《女学生暂寄济良所》，《申报》,1908年12月9日，第2张第3版。
[54] 《北京女报》用白话改编这条新闻时，即以“女学生穷途”为标题。
[55] 《匪徒诱拐女学生》，《申报》,1907年6月29日，第12版。
[56] 《女学生有何面目回家》，《申报》,1910年10月7日，第2张第3版。
[57] 褚问鹃：《我的姊姊》，《寸草心》，广州：粤秀出版社,1947年，第49—50页。
[58] 《受过教育的是与众不同》，《北京女报》,1908年10月9日。
[59] 江亢虎：《在江西义务女学讲演词》(1920年10月5日），《江亢虎博士演讲录》（第1、2集），上海：南方大学出版部,1923年，第38页。
[60] 《女学堂论》，《申报》,1903年4月24日，第1版。
[61] 魏宏珠：《对于女学生之卮言》，《妇女时报》，第4期,1911年11月。
[62] 丁逢甲：《女界箴言》，《妇女杂志》，第4卷第3期,1918年3月。
[63] “东西南北”栏，端礼来稿，《民立报》,1911年8月18日，第6版。
[64] “东西南北”栏，端礼女士来稿，《民立报》,1911年9月7日，第6版。
[65] 包天笑：《回忆毕倚虹（一）》，《钏影楼回忆录续编》，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年，第46页。
[66] “特约马路电”，《余兴》，第11期,1915年11月。
[67] 若汪：《女学生竹枝词》，《余兴》，第9期,1915年6月。
[68] 如第9首言“家政”“：躬操井臼乐清贫，床笫庄严敬若宾。第一后房诸婢妾，等闲不许近郎身。”
[69] 老徐：《沪上杂吟》26首之6,《余兴》，第8期,1915年5月。
[70] 老生：《苏州竹枝词》4首之3,《青声周刊》，第5期,1917年12月。
[71] 佚名：《十不见竹枝词》，载孙殿起辑、雷梦水编：《北京风俗杂咏》，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2页。
[72] 如青聿的《黑幕竹枝词》：“垂垂发辫冠峨峨，姊妹称呼叫阿哥。不道暗中成暧昧，校斋名誉损多多。”《新世界》,1918年6月8日，第3版。
[73] 《民立报》1910年10月11日、12日连载《新闺中十二曲》，《小说月报》第1卷第4期(1910年11月）转载，后又被收入《香艳集》（汪石庵编，上海：广益书局,1913年）、《香艳丛话》（周瘦鹃编，上海：中华图书馆,1916年）、《古今滑稽文选》（雷瑨辑，上海：扫叶山房,1926年）。
[74] 《闺中十二曲》原评，见虫天子（张廷华）编：《香艳丛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影印，第1699页。
[75] 琴公：《新女界十四曲》之“入学”，《余兴》，第4期,191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