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统“妇学”与晚清女学
晚清士人倡兴女学，首先面对的追问是：中国古时究竟有无女学？
1897年，创刊不久的《湘学报》以问答的形式，阐述西方女学和中国传统妇学之间的同质关系：
问：西国有女学堂，其初学学堂多以女师教之，中国亦宜师其意否？
曰：此中国古时之妇学也。章实斋先生《文史通义·妇学篇》曰：“《周官》有女祝女史，汉制有内起居注”，“妇学之名，见于《天官》内职，德言容功，所该者广，非如后世只以文艺为学也”。又曰：“妇学掌于九嫔，教法行乎宫壸；内而臣采，外及侯封，六典未详，自可例测。《葛覃》师氏，著于《风》诗；婉娩姆教，垂于《内则》。”此皆古时有妇学之明证也。
接着以伏女传经、班昭续史等事迹，证明古时妇学之兴。而前秦宋氏隔帏授《周官》的故事，“尤与西国女教士显相符契”。然论及晚清女性现状以及西人对中国女子“失教”的指责，作者则明显底气不足：“西人谓其国生一人获一人之用，而中国四万万人只能以二万万人计算，非虚语也。”不得不感叹：“微欤悲哉，女学之失传也！”[4]
有如唐才常在文中引用的章学诚的《妇学篇》，晚清知识分子谈论女子教育时，多试图从传统资源中找寻蛛丝马迹，以此证明女学“本吾华上古所自有，并非泰西新法”[5]。于是将中国女子教育追溯至上古，是晚清士人的常用策略。历史上出现过众多的训女书，尤其是出自女子之手的读本，与女子教育关系密切，可以说明古往今来妇学之脉未尝断绝：
中国古之女子，亦何尝无学问哉！《周礼》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汉班昭著《女诫》，唐宋若昭著《女论语》，长孙皇后著《女则》，博至三十卷，是非深明礼义，为学闳深，乌能下笔成文，垂示后世乎？近世桂林陈文恭公辑《训女遗规》，漳清蓝鹿洲先生辑《女学》，之二书者，亦颇淹贯详明。[6]
需要说明的是，先秦典籍中，仅有《周礼》出现过“妇学”一词：“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各帅其属而以时御叙于王所。”[7]至于“妇学之法”的详细内容，实施的具体形式，均不得而知。为了证明中国上古有女学，章学诚《文史通义·妇学篇》引用《葛覃》之诗和《礼记·内则》作为论据，但其记载颇为含混：“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学女事，以共衣服。”[8]从中虽可看出女子在家接受道德教育和日常劳动技巧的训练，但独未见女子接受文化教育的情形。《葛覃》之诗有句“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毛传》训曰：“师，女师也。古者女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祖庙未毁，教于公宫三月。祖庙既毁，教于宗室。”闻一多认为：“要之，女师之职，略同奴婢，特以其年事长而明于妇道，故尊之曰师，亲之曰姆耳。”[9]女师所授之德言容功，自然不同于文化知识。今天看来，这种将《周礼》《礼记》和《诗经》的零星记载来比附西方女学的做法，确实有失牵强。1901年陈三立有诗曰：“公宫化杳国风远，图物西来见典型。”[10]即表明上古三代女性的“公宫宗室”之教已难再现，晚清女学追摹的只能是西方和日本的女学典型。同样，明清时极盛的训女书，其内容大多是对女性从品德上进行训诫。《振兴女学议》中列举的蓝鼎元编撰的《女学》一书，是训女书的集大成者，其意想中的女学，是“一种广义的学习与接受教育，既指学习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也指学习文化知识”[11]，只是后者的比重远轻于前者。
古代女性接受文化教育的方式，多为家内亲人传授或女子自修，也有年幼女子进入私塾，与男学生共读的情形，如清代《训学良规》曾论及教导塾中女学生的方法：
有女弟子从学者，识字、读《弟子规》，与男子同。更读《小学》（按：即《女小学》）一部，《女四书》一部，看《吕氏闺范》一部，勤与讲说，使明大义。只须文理略通，字迹清楚，能作家书足矣。诗文均不必学，词赋尤不可学。[12]
可见女子入塾主要目的是接受道德规范，文化修养不求高深，一般只需学习浅近实用的知识。主要招收女学生的私塾称为“女塾”“女馆”或“闺塾”。美国学者高彦颐从明清妇女诗文中论证“巡游的女塾师”的普遍存在，当时的女塾应为数不少。[13]《女子世界》也曾刊有演说，引述部分人的看法，认为女子“只要在家念念《女训》《女四书》，或是请一位女先生，教教认得几个字，将来会记记账目，写写信札，也就可以了，何必要到甚么女学堂、女学校呢？”[14]可见女塾为传统女教形式之一。但女塾多为家庭或宗族间所设，规模较小，招收人数有限，与东西洋的女子学校不可同日而语。正因为如此，时人即便坚持古时女子有学，亦不得不承认无女学堂：“古者女子有学乎？曰：有。古有女学堂乎？曰：无。”[15]
前文所引《湘学报》的问答和《申报》所载《振兴女学议》，从时间上看，当是为次年开办的“中国女学堂”（又称“中国女学会书塾”，第一所国人自办的新式女子学校）做舆论准备。梁启超在特为该校撰写的《倡设女学堂启》中也声称：
三代女学之盛，宁必逊于美、日哉！遗制绵绵，流风未沫。复前代之遗规，采泰西之美制；仪先圣之明训，急保种之远谋。[16]
在这新旧杂陈的言说中，“保种”是最为急切的目的，冠冕堂皇而又面目可疑的“前代之遗规”和“三代妇学宏规”[17]，事实上已经无法还原。中国女学堂总理经元善还特意禀请两江总督刘坤一颁布《内则衍义》，“以为女学准绳”[18]。御制《内则衍义》于1656年由顺治帝承皇太后训示制成，并亲自作序，颁行天下，影响深远。全书16卷，以孝、敬、教、礼、让、慈、勤、学八端为纲，子目更是繁复，然即便详尽如此，仍只是一些抽象的道德概念，无法坐实为教学大纲。具体到课程设置和教学实践，能供参考的，只能是西方和近邻日本的经验，即如修订后的《中国女学会书塾章程》所言：“采仿泰西、东瀛师范，以开风气之先，而复上古妇学宏规。”[19]而据夏晓虹先生考察：“可以肯定，中国女学堂在‘讲求女学，师范西法’上，其确定的取法对象乃是中西女塾。”[20]中国女学堂的章程中，中文西文各半，以“史志、艺术、治法、性理”作为基础课程，另设算学、医学、法学三门专修科[21]，其涉猎之深之广，与中国的传统女塾有云泥之别。
要言之，传统妇学与新式女学在教学内容和教育形式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主要进行品德方面的修养，以及学习粗浅文化知识，学习时间和方式较为随意，多在家庭或家族内部进行，实可归入“家庭教育”这一范畴之下；而后者是社会化的学校教育，有固定的教学场所、教学设备，有专职教学人员，有规定的作息时间，生源较为宽泛，最为重要的是，教学内容多有西方的科学知识，而且一般分科分级，循序渐进。因为有此区别，教育史家舒新城断定：
《内则》《女诫》上所说的种种，都是些社会遗规，由所谓富贵之家在家庭对女子施以训导，并非如现在一样公开地遣女子入学校求学，所以严格讲来，在那时（按：指女学列入学制系统）以前，实在无所谓女子教育，——最少当是无女子的学校教育。[22]
家塾向女学堂的过渡，这一转变十分典型地体现在早期天津女子教育的发展进程中。淑范女学堂是天津较早创办的女学校[23]，该校原名“淑慎”，创办一月后更名。其功课有《女四书》《小学韵语》等，此外还有笔算，与传统私塾区别不大。半年后因房舍不敷所用，谋求扩充，校址迁移，并请得英文女教习，可授英文及高等英文[24]，因此具有了现代色彩。天津民立第一女子小学堂由“河东志士”张止峰、毛绍权、张少辅等人开办，初创时取家塾形式,1904年7月3日开学，学生10人均为开办人女儿或女弟，“教课诸公，俱系女学生父兄躬任”[25]。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第一女学新校舍亦于1907年建成，“地势宏敞，可容生百数十人”[26]。
他如浙江嵊县谢飞麟自述，“乙巳(1904)，城中冯晓春先生设馆课女生，以有事欲他往，予承之，即邀同志集议创办爱华女校”[27]。又如无锡荣德生之母“念女学之重，谆谆焉谕宗锦、宗诠，创设女校，由家塾而推至乡邑，是为竞化女学之始”[28]。而清末民初民间大量存在的招收女学生的改良私塾，可视为传统家塾与新式女学的中间形态。[29]
[1] 饮冰（梁启超）：《小说丛话》，《新小说》，第7号,1903年9月。
[2]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
[3] 参阅李东芳：《从东方到西方——20世纪中国大陆留学生小说研究》，第1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
[4] 《湘学报》，第2册，“掌故”栏,1897年5月2日。文中以“洴澼子”自称，可知作者为唐才常。
[5] 剡溪聋叟（经元善）：《第一次女学会演说》，《女报》，第2期,1902年6月6日。
[6] 《振兴女学议》，《申报》,1897年7月11日，第1版。
[7] 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52页。
[8]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71页。
[9] 闻一多：《诗经通义》，闻一多著，李定凯编校：《闻一多学术文钞·诗经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第148—149页。
[10] 陈三立：《视女婴入塾戏为二绝句》，陈三立著，李开军校点：《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页。
[11] 黄新宪：《蓝鼎元的教育观探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年第1期。
[12] 转引自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82页。
[13] 〔美〕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4—137页。
[14] 夜郎：《劝女子入学堂说》，《女子世界》，第10期,1905年2月。
[15] 《女学堂论》，《申报》,1903年4月24日，第1版。
[16] 新会梁启超撰：《倡设女学堂启》，《时务报》，第45册,1897年11月15日。
[17] 《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时务报》，第47册,1897年12月4日。
[18]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片》，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904页。
[19] 《中国女学会书塾章程》，《新闻报》,1898年3月17日。
[20] 夏晓虹：《中西合璧的教育理想——上海“中国女学堂”考述》，见《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页。中西女塾(McTyeire High School; McTyeire‘s School for Girls)，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由美国监理会妇女传道会主任海淑德(Laura Haygood)创办于上海。校规由中西书院创办人林乐知拟定，专收“高贵华人”女子入学。以培养亦中亦西的“通才”为宗旨。主要课程为英文、音乐、宗教，另设国文、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科目。
[21] 《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时务报》，第47册,1897年12月4日。
[22]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第390页。
[23]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记天津最早女学堂为民立第一女子小学堂。见该书第2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32页。但淑范女学要早于民立第一女子小学。
[24] 《女学渐兴》，《大公报》,1904年5月20日，第4版；《淑范女学章程》，《大公报》,1904年5月21日，第4版；《纪淑范女学堂》，《大公报》,1904年11月28日，第4版；《淑范女学堂简章》，《大公报》,1904年12月5日，第4版。
[25] 《女学将兴》，《警钟日报》,1904年3月20日，第3版；《女学开堂纪盛》，《大公报》,1904年7月5日，第5版。
[26] 《扩充女学招生》，《大公报》,1907年12月4日，第5版。
[27] 谢震：《自序》，萧继宗主编：《革命人物志》（第15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6年，第399页。
[28] 唐文治：《荣母石恭人家传》，见荣德生：《荣德生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55页。
[29] 如《女子世界》记事：“苏州私塾改良会，颇著成效。于五月二十三日，举行半年大考。各私塾女生，亦于是日在钮家巷胡氏会考。由胡、洪二女士及徐君小若、沈君戟仪之夫人会同考课。女学生到者共二十五人，闻其中颇多英俊。体操亦颇纯熟云。”《女生会考》，《女子世界》，第2年第2期,190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