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人类中心论范式及其哲学意义
所谓范式，就是建立在一定哲学基础之上的某历史阶段和某学界提出的科学研究及新的知识聚合关系的方法论。人类中心论范式的兴起，从学理看主要是针对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学的任务是“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语言”（язык сам по себе и для себя）的结构主义范式而言的，其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由语言客体（объект）转向语言主体（субъект），即“说话的人”（человек говорящий），具体又体现为“语言个性”（языковая личность）、“交际中的人”（человек в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语言意识”（языковое сознание）、“语言中人的因素”（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факторы в языке）等。
俄罗斯语言学研究中人类中心论范式的学理源流，可以追溯到世界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普通语言学家、德国著名学者洪堡特（В. Гумбольдт，1767—1835）的“语言心灵论”学说。在他看来，语言既是“处在外部现象世界与人的内部世界之间的一个世界”，又是“奠定人之本性及发展人之精神力量和形成世界观的工具”。（Гумбольдт 1984：304，51）法国著名语言学家班维尼斯特（Э. Бенвенист，1902—1976）对俄罗斯人类中心论范式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也做出过重要贡献。他在1974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著作中，专门辟出“语言中的人”（Человек в языке）一章节，着重讨论了语言与人、语言与人的思维以及语言与人的交际等关系。他认为，世界上只存在说语言的人和与他人交际的人，因此，语言就是人的本身定义。（Бенвенист 1974：298）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斯捷潘诺夫（Ю.С. Степанов）在分析班维尼斯特的上述思想时指出：“语言是按照人的尺度建立的，这个尺度就记录在语言的自身组织中，语言就应该根据该尺度来进行研究。因此，语言学的主流将永远是一门人说的语言和语言中的人的科学。”（Степанов 2002：15）
如上可见，俄罗斯语言学研究中的人类中心论范式的基本学理在于：语言本身就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本质。语言作为人之本源中的基本构素，人的意识形成以及思维和交际能力的获得与人自身一样，都无法离开语言而独立存在；人既然是语言的主体，就理应成为语言研究的主体。（赵爱国2011：107）正如阿鲁玖诺娃（Н.А. Арутюнова）所说：“人把自己的自然面貌、自己的内心状态、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智力、自己对实物世界和非实物世界的态度、对自然界的态度以及对集体和他人的态度等，都记录在了语言中。”（Арутюнова 1999：385）由此可以说，人类中心论范式语言观的价值取向，是将人和人的因素提升到语言学研究的首要地位[1]，而语言又无不是人的主要标志和最重要的构素。这就在学理上将人与语言最大限度地融合在一起，既视人为“语言中的人”（человек в языке），又视语言为“人说的语言”（язык в человеке）。
当代俄罗斯语言学研究中的人类中心论范式，除上述研究对象、研究视阈与结构—系统范式有根本不同外，还呈现出三个鲜明特点：一是研究方法由“描写”（описание）转变为“阐释”（объяснение）。结构—系统范式热衷于对语言形式的描写，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作为语言基础的形式机理问题，即所谓的“形式中心主义”（формоцентризм）；而人类中心论范式则注重对语言内容的阐释，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语言的使用问题，即所谓的“语义中心主义”（семантикоцентризм）。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过去的语言学范式中（如历史比较范式和社会范式等）也在“描写”的基础上使用“阐释”的方法，但真正将“阐释”作为首要方法的是人类中心论范式。二是研究对象变“内部语言学”（внутрення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为“超语言学”（металингвистика）。也就是说，人类中心论范式语言学已经跳出语言本身的范围，把研究范围拓展到与语言的理解和使用有关的所有其他学科领域，如积极与文化学、认知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以及生物学、神经科学等进行交叉，从而具有了巴赫金（М.М. Бахтин，1895—1975）所说的“超语言学”的性质。[2]三是研究单位从主要以“词语”（слово）为主转变为以“语篇”（текст）为主。前者关注事物、实体、名称，因此崇尚的是“词语中心主义”（словоцентризм），而后者则强调言语活动和交际，因此推崇“语篇中心主义”（текстоцентризм）。这是因为：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交际，用于交际的基本单位并不是词语，而是语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所有语言现实只有在语篇中才能获得真正含义”。（Попова 2002：73）以上三大特点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倚重于语义研究、超语言学研究和语篇研究的人类中心论范式，是不可能脱离开说话的人、交际的人以及人的意识等语言外要素的。
以上无疑是人类中心论范式与以往其他范式最本质的区别所在。以我们之见，该范式在学理上蕴含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它在时空上实现了对传统语言学范式的两种“超越”：一是对静态和孤立地描写语言的超越。人类中心论语言观中的“人”与“语言”，已经不是传统语言学的概念，而是围绕“说话的人”“语言个性”这一主题展开的语言动态研究；二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它改语言客体论为语言主体论，在学理上摒弃了结构主义和生成主义，大兴功能主义和认知主义之道，使人类有可能在认识“语言是什么”（结构主义）、“语言为什么会这样”（生成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语言到底能发挥多大的社会潜能和作用”（功能主义）、“人的知识和语言能力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认知主义）等全新的命题。也就是说，人类中心论范式所倡导的语言主体论，已经完全超越了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哲学内核“逻各斯”（логос）的标界，它标志着语言学研究已由结构描写（что-лингвистика）和过程描写（как-лингвистика），进入到功能分析（почему-лингвистика）和认知阐释（вот почему-лингвистика）的崭新阶段。
因此可以说，对当代俄罗斯人类中心论范式语言学理论进行研究，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当西方主要国家的众多语言学家们依然热衷于生成语法、格语法、构式语法时，基于本国优秀语言学传统的俄罗斯学者们已经跳出了语言客体而向语言主体进军，从而在世界语言学研究格局中开辟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另一个战场——主体战场。因此，对该战场的理论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不仅能够极大地丰富现有西方语言学的理论体系，还对我国的汉语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且对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不无认识论的理论价值。
[1] 语言学研究中重视人和人的因素，并不是现代才有的，社会范式就广泛涉及社会和社会中的人的因素，但真正将人和人的因素置于语言学研究首要地位的，当属人类中心论范式。
[2] 国内英语和汉语学界将巴赫金的语言学理论定名的“元语言学”。而巴赫金对“мета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中“металингвистика”的解释，并不是“元语言”的含义，而是“超出本身界限的语言学”（лингвистика，которая сама выходит за свои пределы）的意思。王铭玉教授在《语言符号学》一书中，也同样使用了“超语言学”的术语。（见王铭玉2004：16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