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法论：社会系统分析与模型建构
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认识到理性的可能性及其局限，理性可以认识和改变世界，这是现代性的启蒙精神之基础；同时，理性的僭越也会带来灾难，这是二十世纪留给人们的一大遗产。对于社会及其变迁的认识尤其复杂和困难，可见的事实背后总隐蔽着许多看不见的事实，看似简单的事件背后总有着难以捉摸的因素起作用，因此，人经常处于瞎子摸象的境地，以“想当然”填充那些不认识或者认识不清的空白。孙中山先生觉悟到“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可是认识大势绝非易事，革命屡屡受挫让他相信“知难行易”。面对当下中国社会变迁复杂多变的态势，如何获得较为正确的认识？
1. 社会系统论的分析方法
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通过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和批判而构成现代性自我反思的精神传统的一部分，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回答也成为它的基本取向。对科学研究过分强调专业化的倾向，莫兰批评道：“过分的专业化所导致的结果是，人们对现实世界、对社会、对人和生活的思想贫乏之极，而且泛滥成灾……只有具有概括意义的思想才能启示我们建立认识现实的战略和艺术，也就是说，具有概括意义的思想可以昭示我们一种方法，在出现不能确定的事物、矛盾的事物和专门化的事物时，这种方法能与复杂的现实联系起来，而不是否认现实，停滞不前。”[1]社会理论打通了传统的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学科壁垒，表现出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思考路径。问题反映了理论成熟的程度也标志着介入生活的力度。社会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是：社会何以可能？理解社会需要从实证的立场考察现实社会的客观结构及其机制，从中归纳出“社会是什么”的判断；同时也依赖于人对社会的观念认知和理论把握。从人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角度去认识，社会便是人自我演绎和创造的生活模式和形态。问题之二是：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是从霍布斯以来社会理论家思考的问题。资源的稀缺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秩序成为社会存在的条件。问题是，何种秩序是合理的、如何确立秩序、如果秩序不合理又将如何？问题之三是：社会发展何以可能？社会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出于变迁与发展之中，需要从动态的视角去认识社会及其变迁。社会的发展如何是可能的，发展遵循何种规则，如何为发展确立合理可靠的根基？社会理论提出的这些问题是普遍的学术问题，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则是建构现代性过程中必须认识和回答的现实问题。
社会系统论揭示了社会系统的特征与运行机制，认为社会是复杂的自组织系统，在漫长的演化中形成稳定的结构并具有各种功能；同时它又处于变动之中，在不断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中调适自身。社会理论家帕森斯、卢曼、哈贝马斯等都从社会系统论的角度描绘了现代性的系统图景。社会作为复杂系统首先表现出整体性特征，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系统整体存在单个部分所不具有的功能。具体说来，人类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结构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的，由此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并衍生出各种功能。中国有着漫长的中央集权的传统以及计划经济的历史，尤其需要从系统整体上予以认识。其次，社会系统的运行有着内在的机制，认识其中的机制是社会研究的基本任务。分析结构是从静态的角度把握社会的状况，认识机制是从动态的角度把握其运行的内在逻辑。社会学家默顿提出以中层理论来避免宏大叙事的空泛，社会机制分析则是主要目标。社会机制指社会系统中各个要素相互联系、作用的关系和运作的过程与功能。默顿提出，社会学的任务是辨明这些机制，探讨它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为何在有些社会系统中不能有效运行或者根本就没能出现。[2]同样，认识中国社会也需要分析其中的各种特殊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3]再次，社会系统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动不居的，呈现出发展与变迁的态势，这是社会系统自身存在的方式。尤其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这一特征更为显著并塑造了生活的基本样态。这要求克服静止的思维方式，从发展的视角认识和把握社会的演变，尤其是要把握其中的矛盾和冲突。现代中国在不断的动荡、革命与改良中瓦解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体系，转型与变迁成为最突出的特征，认识和推动这一转型与变迁也成为主要问题。还有，社会系统还表现为连续性，从历史发展的演变中把握其不变的结构与变化的趋势是认识现实的必要视角。社会变迁不是割断历史的独立存在而是经由历史连接的复杂过程，传统塑造了当下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现实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历史中，因此，理解和变革现实需要充分认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而走上转型的道路，走不出历史阴影、甩不掉历史重负一直是变革的重大阻力，如何在承继历史合理遗产的基础上创造新文明是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艰难问题。这需要从宏阔的历史视野认识当代中国，以现实的变革来推动历史的前进。总之，社会系统的运行与变迁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社会系统论试图揭示社会变迁的复杂动力机制，是认识社会的有效工具。
2. 经验与理性结合之上的模型建构
社会科学秉承了经验论的传统，主张通过实证调查来获得知识。曹锦清提出，认识中国问题的方法首先是回归经验事实本身，在走进社会真实生活中发现真相。[4]将目光投向真实存在的社会事实，不仅可以获得第一手材料，更重要的是形成对社会事实的直觉判断，而这种直觉常常是比较可靠的。因此，不应从任何“立场”或“偏见”上看待问题，而应如现象学所主张的将各种先见、成见等主观认知予以悬置，直接面向生活世界中的事实本身。另一方面，面对社会事实需要借助于理性思维，只有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对事实的分析和认识才能更深刻。以理论解释事实不只是简单地描述对象更是运用各种符号体系创造新的世界。帕森斯认为，“真正的科学理论不是呆滞的‘冥思苦索’的结果，也不是把一些假设中所包含的逻辑含义加以敷衍的结果，而是从事实出发又不断回到事实中的观察、推理和验证的产物。”[5]作为一个自变量，理论力图建立逻辑上的闭合体系，它也影响到对事实的观察和理解。解释社会行动、理性把握对象是社会理论的功能，理论通过建构模型猜测和解释现实世界。一方面，理论模型基于感性经验之上并尽可能地接近现实系统，但模型与现实依然是两种不同的东西，现实是一个黑箱而模型是对黑箱的猜测，理论可以不断接近现实但永远达不到现实。另一方面，模型是对现实对象系统的理性建构，是通过各种符号系统建立的抽象体系。因此，模型建构是认识对象世界的一种方式。研究社会及其变迁既要从经验出发也要从理论上建构模型，在反复互动中形成相对正确的认识。
价值中立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则，社会科学建立在对价值观念的悬置之上。英国哲学家休谟提出，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实然”与“应然”、“是”与“应当”之间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从事实判断中不能直接得出价值判断，这是社会科学得以成立的基本逻辑。探讨中国社会变迁是对客观事实的理解和描述，不能想当然地提出某种应然判断来指导现实，也不能从书本和原则出发去套用西方发展模式、用僵硬的理论教义裁判生活。不过，人对社会的观察并不是从一张白板开始的，而是立足于主体的心智模式与价值体系，因而会打上人的主观烙印。研究中国社会变迁不仅是探讨其客观走向也是思索中国人的命运，其中的价值选择直接影响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方向。将社会变迁作为客观的历史进程，研究者需要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去看待它；同时，人又是历史活动的主体，研究者也是作为局内人进行思考，这样社会变迁就不是一个与人无关的客观对象。因此，需要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
3. 现有理论的不足
现代性建构与社会转型的矛盾与困境是实践层面的问题，同时也表现于指导实践的理论中，理论的滞后成为一块短板。从国际视野看，现代性建构和社会转型是一种普遍潮流，亚洲、拉美等地区的众多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迁，以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等为内容的发展运动蓬勃兴起，这催生了现代化理论、转型经济学、转型政治学等，对认识中国并推动转型有借鉴意义。各种理论试图解释中国的转型与发展，其中也存在诸多不足。一是从系统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不够，许多研究从某一具体学科和具体问题入手，由此可能顾此失彼。虽然系统论已经成为普遍的科学方法论，但是由于系统本身的复杂性与个人知识的有限性的矛盾以及学科壁垒形成的思想桎梏等，系统地认识对象并非易事。二是以建立在时间连续性之上的因果关系作为思维框架的目的论、线性思维流行。历史的演化是非线性的，现代社会更是如此；社会本身也无所谓目的，目的是人的主观意志。基于西方中心论、二元论思维等形成的理论不仅难以解释中国独特的现象，更难以提供正确的方向。三是对转型的特殊性认识不够。其他国家的转型经验虽给人启示，但是简单套用则会削足适履，准确认识中国社会的真实结构及运行规则需要超越一般性的世界经验而关注具体的中国问题。还有一种思路从自我中心出发尤其是从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建构理论，其逻辑常常是从“结论是正确的”的起点予以论证，理论成为政策的附庸而缺少了客观性，也就难以走在实践的前面引领现实。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受到当下生活的有限视野、利益和观念的影响，人常常认识不清自己。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不论在实践还是理论层面都存在大量的认识盲区和未知世界需要深入研究。
[1] 〔法〕艾德加·莫兰：《社会学思考》，阎素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3—64页。
[2] 〔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3] 例如，纸上写的跟现实中施行的、制度设计与真实规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红头文件比法律文本更为有效，各种“潜规则”是更为真实的法则，都体现了中国社会独特的运行机制。
[4] 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7页。
[5] 〔美〕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序言，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