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变革之道的追寻

面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根本问题需要寻求变革之路，“多解决些问题”的改良策略十分必要，依靠技术、战术推动具体问题的解决是社会进步的积极方略。但是，停留于“术”的层面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还要从“道”的层面进行探寻。

1. “术”与“道”

人类文明以“术”为标志，面对险恶的环境以及复杂的社会，人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增长自己的智慧，于是有了“术”的发达。人们热衷于对“术”的追逐，“术”也主宰了人的生活，构成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基于科学之上的技术以其无坚不摧的力量使世界的面貌焕然一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技术理性及其思维方式的扩张也带来各种灾难。这时，对于科学真理的追求反而日趋淡漠，科学精神和探求真理的热忱为技术的功用所淹没。技术理性的支配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正在追求现代性的中国也疯狂地卷入到这一洪流中，“术”支配了社会生活包括价值观念。在教育界，工具理性支配下的技术教育成为主导方向，人文教育的缺失导致冰冷的自杀、社会的冷漠甚至良知的泯灭。学界致力于“学术”即学问的增益，“术”的繁荣背后是对思想的疏离，学术也愈益封闭在了象牙塔里。求“道”需要与世俗价值保持距离，在“术”大行其道的浮躁时代，“道”被抛弃也是自然的事情。在工商界，在对财富急功近利的占有欲熏染下，人们热衷于竭泽而渔、投机取巧、争赚“快钱”、饮鸩止渴，通于“术”而“道”不足。由于专注与自喜于“战术”，追求眼前的利益使其难以顾及长远利益。对“权术”的追逐是政治生活的焦点。可见，社会为“术”所控制、实用主义成为流行哲学，这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在对贫穷的反思和对富强的渴望中，谋求快速发展与进步，尤其是从历史上被列强侵略的阴影中走出来，追求“术”的扩张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停留于“术”的层面是否存在局限而需要超越？“术”的流行阻碍了人寻找“道”的热情，天下无“道”导致人们无所坚守。一个只有“术”而无“道”的社会，其正当性是值得怀疑的。今天的中国迫切需要以根本理念的指导来确立自己的“道”。

“道”作为脚下的“路”是感性的具体，作为最高的宇宙人生法则又是理性的抽象。“形而上者谓之道”，这是宇宙大化流行之“道”，也是生命之“道”。“道”是中国古人追求的最高境界。孔子一生都在追寻并践行“道”，虽遭当权者排斥甚至“累累若丧家之犬”，也没有改变其初衷。“吾道一以贯之”，“道”是他生命的依托。在西方，对这一终极问题的追问表现为对真理的执著追求。真理被视为一种根本价值，真理的获得本身就是目的、就是幸福。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发现，希腊语中的“哲学”一词指的是“一条道路”，哲学探索也就是对“道”的追寻。每个时代都充满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道”似乎从来没有真正被践行，“无道”常常表现为“世风日下”，社会价值观和规则被践踏或者颠覆，也表现为人对“道”的无知与远离。当人远离了“道”，生活又将如何？在“无道”的年代更需要追寻“道”。

“道”是对宇宙大化流行之把握、对社会人生之洞察。“道”的探求不拘泥于细节和操作性的方案，而从最宽广的事业、最高的层面上提出历史可能的方向与人的任务，以此来认识和把握当下生活的本质。因为提出问题的方式和提出的问题不同，所以有了“道”与“术”的分野。“道”包含着哲理、战略、经纬、思想；“术”体现为技术、战术、权术、学术。“道”是虚的，以探求大根大本的战略、解决长远问题为旨归；“术”是实的，以解决具体问题为要旨。“术”为“用”，“道”为“体”。“术”以实用为目的，为生活提供方便；“道”以自身为目的，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形而上基础。人类生活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术”，“术”构筑起人类文明的基石；同时人也笼罩在“道”的意念之下，“道”成为人类世界的灵魂。“治大国若烹小鲜”，哲学家老聃的恢弘气度让后人叹为观止。如今，现代社会的高风险和复杂治理难度已非传统社会所能想象，人们所拥有的知识也远远多于古人，但是，老子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思想境界却令今人难以企及。需要把握的一个关键是“道”与“术”的分野。如果停留于“术”的层面，常常会陷于事务之中而难以拨云见日；要追寻更高远的智慧，还需要上升至“道”的层面。

2. 寻求中国变革之“道”

寻求社会转型与变革的道路是当代中国人所追求的“道”，那么“道”在哪里，路在何方？实现民族的复兴需要探讨中国变革之“道”，即寻求社会与国家的合理性基础，为生活确立最基本的思想基础、价值规范和行动规则。解决各种难题，“术”是必不可少的：通过技术的创新和传播去改造和提升经济结构，通过灵活机智的政治斗争艺术去推进公共目标的实现，借助实用的学术为解决具体问题提供政策咨询。但仅有这些并不够，因为在具体问题的背后还存在“道”的问题：社会变革的世界观和哲学基础是什么，如何回应世界文明潮流的挑战，能否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又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这些“道”决定了国家的未来和命运，关系着具体问题的解决，从“道”的层面思考和解决问题是高屋建瓴的战略选择。中国的社会变革作为一次历史变迁需要思想上的突破，不仅需要应对具体问题的治国之“术”，更需要治国之“道”，从最高层面上寻找变革的思想路线图。在社会变革的根本问题上认识不清、无能为力，是主体不自由不自觉的表现。

对于当下中国来说，最基本的“道”是什么？如何将根本的“道”变为实际生活中的思想指引？在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纠葛缠绕在一起，难免让人陷入到对具体事务的应对之中。这时，尤其需要从国家发展的方向上寻找和确立思想定位。超越“术”的层面而达至“道”的境界、推进社会发展思路的转变是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迫切需要。这不是修修补补而是系统整体的转变，其目标是形成新的思想和行动范式，在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反思中寻找新生活的方向。当下中国社会的变迁包含极其繁多的问题和矛盾，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于具体科学的研究，这里更多的是在哲学层面上对“道”的追寻。以哲学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可以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因为世界既是复杂的也是简单的。从浩渺无际的宇宙到精巧绝伦的微观世界，世界的复杂让人眼花缭乱；但是世界又是如此的简单，一切都遵循着自然的法则而井井有条。将复杂的生活简单化，人类可以解除许多烦恼，如卢梭所言，“人类的不幸大部分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如果我们能够始终保持自然给我们安排的简朴、单纯、孤独的生活方式，我们几乎能够完全免去这些不幸。”任何思想都不能穷尽一切问题，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学科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而哲学探讨则可以舍弃一些细节。

“道”是认识世界、思考问题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求“道”不是对现实的合理性证明，而是追求超越当下的新生活的法则。过去中国在探索国家解放和民族富强的道路上多从西方舶来“主义”，而今中国人更需要寻找自己的“主义”，摸索自己的“道”。“道”不仅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用方法，更向人宣示了正义与美好所在；这不仅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所必需，更是一个民族精神生命的高度与价值之体现。求“道”便是在抗拒黑暗与虚无中走向光明与真实的行动。从这样意义去理解，中国的困境就显示了冲突与转型中“道”的毁灭与迷失。天下无道，如之奈何？走出困境需要在启蒙与反思中求道，这便是时代对思想的召唤。

[1]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