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变迁的现代性主题

认识和推动社会的变迁需要把握它所面对的主题，主题表现着时代的境遇、使命与方向。那么，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主题是什么？

1. 现代性演进的历史洪流

近代以来现代性的成长成为全球变革的主题，构成对各种不同社会和文明的冲击，研究中国也需要从此大势中去认识。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称的“轴心时代”，几个主要文明体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思想文化的繁盛并构筑了影响至今的文明基石。在经过了两千年的漫长进化后，一种新的文明出现了，分工的细化、财富的增长、知识的爆炸、技术的革命等都显示人类文明进入新的繁盛期，“现代性”（modernity）登上了历史舞台。现代性的出现导致文明的大爆发，这不是“一次”爆炸，而是借助一次爆炸引发了无数次的连锁反应。不同的文明在对话、沟通、碰撞中释放出活力并生成现代文明演化的生动图景。同时，现代性也陷入空前的矛盾之中，既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也形成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力；在创造新文明的同时也将文明引向新的深渊；在提升人的价值、扩展人的自由的同时也将人贬低为机器并形成新的奴役机制。因此，关于“现代性的终结”的声音不绝于耳，后现代性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抗力主将它送进博物馆。不过，现代性仍支配着历史进程，它不仅是发展中国家面对的主题，在发达国家也如哈贝马斯所说是“未完成的工程”。从理论层面看，现代思想立足于对现代性的解释、辩护与批判之上，它们从不同方面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但也存在众多问题。比如，方法论上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会将现代性解释为过去发生的事实而不是演进中的运动；立足于欧美甚至是西欧的有限经验并将此视为普遍的规律会形成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的狭隘视野，将现代性等同于一些独特历史时空下的具体特征会遮蔽现代性的精神；坚持二元对立、静止与孤立的思想方式会造成东方—西方、传统—现代、文明—野蛮、地方性—普遍性等的对立。重新认识和理解现代性需要跳出传统思维方式的认识局限和价值重荷并寻求新的思维范式，实践则为人们提供了新的问题情境和经验基础。认识到当代文明的这种总体态势与内在矛盾，人类社会就需要在充分挖掘现代性的积极价值的同时克服其消极的因素，尤其要通过激发人的创造力来化解人类文明遇到的复杂矛盾。这样，“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创造才可能不误入歧途。

大致说来，现代性及其建构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现代性的成长首先来自于市场化和工业化，它改变了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培育了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构成现代性的基本内容，在瓦解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同时确立了新的规则和秩序。第二，生产方式的变革提出了相应的政治要求即对权力合法性的追问。为权力重新确立合法性基础、重构世俗权力的正当性依据是现代性的基本诉求，也是启蒙思想的基本主张。第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来自于思想启蒙，也推动了知识的革命和文化价值观的裂变。对知识合理性的追问既是纯粹哲学的问题也是社会实践问题，这种自我反思为现代性的成长提供了思想方法和世界观基础。第四，伴随着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公民社会发育成为独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力量。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人们在社会分工体系中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也在斗争中争取到更多的自由和权利。第五，人是社会历史的承担者，现代性的成长伴随着个人的觉醒与主体性的提升，这是现代性的结果也是其动力。对个体价值的发现、认同和肯定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启蒙与批判培育了人的理性精神与主体意识。社会变革带来人的自由与解放，社会创造力的迸发成为现代性成长的不竭动力。这样，工业化与市场化、权力的合法性再造、知识的自我反思、文化价值观的裂变、公民社会的发育、个人主体性的提升等构成现代性的主题，形成社会变迁的基本问题、线索和趋势，它们既是社会变迁的内容也是学术讨论的话题。如德朗蒂在梳理社会理论的源流时提出的，“社会作为一种不同于私人世界和国家的领域，它的兴起促成了三块核心问题域，集中体现了现代性的自我理解：个体的社会化，知识的理性以及权力的合法化。”^[1]

2. 中国的现代性进程

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是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潮中进行的，也表现为立足中国社会与文化实际之上的实践探索。如今，在认识自我与世界的基础上重新定位，探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便是一个总命题。现代性打破了民族国家与不同文化的层层壁垒进而将世界连为一个整体，虽然国家仍然是独立的单元，但它已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必须参与全球市场分工。因此，一个国家与全球社会的关系不只是系统与环境的关系，更是子系统与系统的关系。从鸦片战争被西方列强强制打开国门到取消不平等条约再到主动开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便是与世界冲突与融合的过程，这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场域。没有这种外在的压力与冲击，中国很可能还会继续延续自己的古老文明。在与世界文明的互动中，现代性建构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主题，这是应对世界文明挑战、顺应人类社会演变趋势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面卷入全球化进程，各种交往从经济扩大到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构成中国变革的外在诱因和动力机制。这带有“强制性变迁”的色彩，但也是中国自主选择的结果。

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主题是改造传统性、建构现代性以实现社会和文化的转型，这既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变迁的内容也是中国迈向现代社会的方向；既是一种社会变迁事实的经验归纳也是对社会变迁的方向与价值的理性认知。转型意味着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再造。在宏观层面，“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总的描述；在微观层面，转型有着更具体的内涵，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等则是总趋势。转型的实质内容是追求与建构现代性，这是对中国变迁总特征的描述。从现实看，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现代性建构面临众多难题。首先，面对几千年君主专制的沉重历史，如何在制度创新中重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在经历了器物现代化的迅速扩张之后，制度变革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成就是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法治建设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也有了长足进步，但体制改革还需要继续深化，其中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尤为重要。解决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不能依靠域外文化的简单移植，而需要重新审视传统权力架构及其观念基础，在民主理念基础上推动制度创新从而得到民众的支持。因为这种支持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正义性和分配的公平性。其次，面对建立在小农经济和宗法社会之上的传统社会结构，如何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并建立现代社会结构？发展的强烈愿望和市场机制使蕴藏于民众中的能量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传统发展模式的缺陷日渐突出，如何转变发展方式成为难题。同时，传统宗法社会、单位社会迅速瓦解，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结构、确立怎样的社会秩序仍有待于探索。再次，面对基于经验和功利至上的文化传统，如何在知识的反思与创新中构筑现代性的文化基础？启蒙意味着借助于对知识系统的批判来剔除传统上以巫术和信仰为特征的认知模式，代之以理性反思之上的知识体系。现代性的成长从器物复制、制度创新再到文化重建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如何将现代性价值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传统文化包括主流意识形态中生发出现代性因素成为必须解决的难题。最后，面对复杂的国民性，如何在深化启蒙中培育新人？社会转型也是人的自我改造过程，培育现代人格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中国人以艰苦卓绝的抗争赢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为建设现代国家上下求索；而今社会变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上述几个核心问题上依然面临着根本性的矛盾、缺少实质性的突破，这些问题相互交织构成巨大的“问题束”摆在中国面前，这便是生活向人们提出的历史命题。

3. 中国与世界文明秩序的重建

中国需要在世界文明进程中认识自己的现代性进程；同时，中国的转型与发展也成为人类文明秩序重建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人类文明遭遇困境，这表现为国际政治的囚徒困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文化的冲突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出了“挑战—应战”理论揭示了文明兴衰的规律，法兰克福学派等对现代文明进行了系统批判，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预言了“西方的没落”，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了“文明的冲突”。可以说，西方文明的局限和困境以及对它们的反思一直伴随着现代性的成长历程。如今，发达国家掌握了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源与权力，在既有的文明秩序内，各种矛盾不仅得不到解决而且还有加剧的趋势。面对这些现实困境，确立新共同体生活的基本法则、建构人类文明新秩序成为现实需求，这就需要引入变革的要素以打开新的生活前景。此时，中国也在转型中重构文明秩序，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与世界文明秩序的重建相互关联、彼此制约。国际社会的变化与世界文明的演进对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又将如何影响世界？这成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秩序重建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人们在实践中创造了斑斓多彩的社会和文化景观，碰撞、交流、融合是文明成长的途径。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既是推动自身发展的条件，也是拓展人类文明新道路的选择。国际社会的挑战与压力是中国变革的基本环境，压力既可以是积极的因素也可能成为阻碍变革的力量，变压力为动力则是推动国家发展的积极方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收获了巨大的全球化红利并推动了自身的变革。随着经济上的高度融合，中国越来越接受现代文明包括民主、自由、人权等核心价值，进而走向了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与思想的多元化。对此要充分认识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尤其是西方霸权支配世界秩序的实质，也要充分肯定和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这是建构中国新文明的基础所在。中国要对世界负起更大责任，不仅要转变发展方式、减少碳排放、推动可持续发展，更要为世界文明秩序的重建提供制度与文化资源。从经验看，国际压力是促使一个国家实现民主转型的外在因素。现实中一些思潮借“爱国”旗号鼓吹中国与世界的对立，在方法论上存在孤立、线性、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容易导致“要么是中国的，要么是世界的”结论，对此需要予以警惕和抵制。

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文明秩序的重建将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对中国崛起的一个普遍分析是，它将打破美国的单极霸权体制，中国也成为美国等相关国家的实际假想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崛起有着复杂的心态，它们既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发展威胁到其实际利益，也不希望中国出现危机导致世界动荡。当下人类文明秩序由西方确立并主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以“民主”和“市场化”为范式确立和推广了这种秩序。伊肯伯里提出：“中国将颠覆既存的秩序还是变为其中的一部分？无论如何，美国是否能够眼看着中国崛起而继续维持其地位？”他认为，中国面对的西方为中心的体系是开放、统一、基于秩序之上的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基础，如果这种体系能够得以再生，中国不会取而代之。^[2]中国的复兴将走一条怎样的道路、给世界格局以何种冲击已成为全球性事件。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发展接受了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的挑战并予以创造性的回应，融入世界文明秩序、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选择。从加入世贸组织、选择市场经济到认同民主理念、探索民主模式，都表明了中国融入世界文明秩序的趋势，这种趋势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而更加明显。同时，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正在探索多元现代性的新道路。世界体系中的复杂矛盾说明现有秩序本身存在不合理性，这便要求中国必须为多元现代性赋予新的内涵，克服现有世界秩序中的种种不合理之处，进而为新的文明秩序的建构提供一种思想和实践的探索。对此西方人常常以独断论和冲突思维来认识中国，“中国威胁论”成了这种思维定势的结果。其实，中国的“和平崛起”不是一种政治话语，而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自然表达。

探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也是构建人类文明新秩序过程中的一个试验。在西方文明主导的格局中，中国的发展是推动世界多元化的力量。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生计问题，向世界提供了廉价的商品和巨大的市场，而且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中国也是维护国际社会稳定与安全的重要力量，其政治发展试图克服资本主义民主的局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创新提供新经验。尤其是，中国文化有着丰厚底蕴和不同于西方的传统，将可能是改变世界文化格局、推动人类文明对话的重要力量。多元现代性的中国之路将为人类文明秩序的重建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方向，这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立足于东方历史文化传统之上的新型道路，将展现现代性的新景象。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也是人类探索理想社会的一种实验。社会主义乃是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上产生的思想和运动，但是其进程充满曲折，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的缺陷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局限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难题。方绍伟认为，美国推销其民主化与市场化的制度理念，但是中国不会照抄照搬，而会选择和创造自己的民主化与市场化道路，这是一种“制度性崛起”。中国的复兴对美国的挑战主要不是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而是美国所不愿面对的“国家制度模式”的挑战。^[3]不过，如何基于自己的国情之上探索民主化与市场化的新道路还需要创造性的探索。

[1] 〔意大利〕G.德朗蒂：《社会理论的基础：起源与流变》，〔英〕布赖恩·特纳编：《Blackwell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2]G.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Vol.87 Issue1. pp.23-37.

[3] 〔美〕方绍伟：《中国热——世界的下一个超级大国》，柯雄译，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