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吴宓和《民心周报》
其实在当时说得上《新青年》真正的对手方的是后出的《民心周报》和《学衡》两个杂志，两个杂志的撰稿主体主要是留学生，核心发起人则是对胡适和新文化运动不断进行批评的吴宓。过去我们比较关注《新青年》《新潮》这些杂志及新派中人，偶尔会稍微关注下《东方杂志》，而对除《学衡》学人群外的《新青年》对手方和竞争方关注不是特别多，甚至连与《新潮》唱对台戏的《国故》等杂志都重视不够。〔72〕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在宣传新思潮方面同样有极大影响的，还有《新青年》《新潮》的竞争者四大副刊，眼下似乎只有《时事新报·学灯》副刊才有学者比较认真的关注，〔73〕至于其他副刊与《国民公报》《解放与改造》（《改造》）《民铎》《星期评论》《建设》等杂志，尚缺乏比较有质量的研究成果。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吴宓实际主持的上海《民心周报》。
《民心周报》的创办者和作者，包括吴宓、梅光迪等留美学生，“系留美学生及国内学者素具言论救国之志愿者所创办”，由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归国的张幼涵（贻志）担任总编，吴宓负责在美国留学生中组稿，他们原计划是创办月刊，事未成而改办周报，〔74〕是为《民心周报》的来源。除了少数来稿及小说外，该杂志不用白话和所谓新式标点，全用文言，被吴宓誉为“新潮方盛之时”的“砥柱中流”。发刊伊始，学界和商界名流如唐文治、严修、张謇、范源濂、张伯苓、黄炎培、余日章、聂云台、王正廷、叶景葵等人即曾联名推介该杂志。〔75〕该杂志还曾在《时事新报》等新思潮刊物上作《〈民心周报〉出版预告》，〔76〕其第1卷第1期甫出版，即颇引时人注意，上海《南洋周刊》就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评论，针对该期刊载的诸人推荐词及有关文章，逐一批评。〔77〕张东荪也在《时事新报》上对《民心周报》进行批评，但遭到《民心周报》的反驳，这个反驳又引来张东荪的回应。〔78〕此后，《民心周报》又同《学生会日刊》发生了关于何谓国粹的论战，张东荪也曾就两方争论中何谓国粹的问题进行了点评。〔79〕后来鉴于吴宓及《学衡》杂志秉持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立场，鲁迅也在批评吴宓时连带涉及《民心周报》。〔80〕不过该杂志并非全是为批评新文化运动创立，内中也有肯定和呼应的部分。以往研究者只注意吴宓等人在编辑《学衡》杂志时期的立场和论述，而几乎不注意这个可以被视为《学衡》前身的杂志。若希望深入研究吴宓和《学衡》乃至当时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民心周报》就应该被纳入考察范围——尽管吴宓对张幼涵撰写的该杂志发刊词、征文条例很不满意，“笼统杂抄，毫无定旨”，〔81〕不过为该杂志组稿对吴宓来说意义仍然重大，如其自白：“明知《民心》报之无益，然宓特借此一自收心，而解除痛苦而已。宓但自尽心，不问其有效与否。宓之为此，并非为国，只图自身宽慰分毫耳。”〔82〕
不过，在后世从“进步”角度所撰写的新旧之争历史中，旧派也被进一步负面化、符号化，成为不在场的“在场者”，由此掩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论争方实为新新之争的现实，内中充满为打造思想权威和争夺“文化霸权”的较量，如《新青年》和《时事新报》之间的论争、胡适和梁启超之间的争辩、世界语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吴宓对《新青年》与《新潮》的批评、《新青年》同《民心周报》之间的矛盾，以及《新青年》同人和研究系之间对青年力量和思想主导权的争夺，均是如此。
事实上，如果站在当时青年的立场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学生来说，它可能无关新旧之争或民主、科学、道德、爱国等理念，仅仅是关乎个人的机会与出路而已。随五四运动而来的新思潮，让各地的青年人能够方便地吸收接受，他们并能借此“刷存在感”，同外界尤其是北京、上海互通声气，借助报纸杂志、通信互相声援、交流，借此获得去中心城市读书、工作的机会，乃至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即便留在当地，他们对由此得来的“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的运用，也更具优势。
对于胡适这帮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来讲，新文化运动除了为他们提供成为导师和思想学术权威的机会，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争夺和建构自己话语霸权的契机。洪宪帝制失败，特别是张勋复辟失败后的中国，旧的学术权威和思想领袖如章太炎、康有为、刘师培、严复、梁启超、章士钊、林纾等人虽然还在产生影响，然而已经不能满足更多趋新青年人的需要，时代需要新的偶像出来。尤其是清末以来趋新媒体的崛起、基督教会的连续努力、知识精英的启蒙宣传，已经感染与培养了大量的青年读者和受众，同时制造了大量更“文明”、更“进步”也更具争议性的话题。恰逢其时的胡适留学美国七年归来，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凭借在《新青年》等新思潮类报刊上发表的多篇文章、通信与评论，特别是其率先揭橥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大旗，又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与实验主义信徒，公开宣示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立场，广受舆论和青年关注，远比吴宓和《民心周报》得风气之先。加之其留美“博士”头衔以及美国哲学大家杜威门徒身份的“加持”，又被北大校长蔡元培故意误其为所谓汉学“世传”正统“绩溪三胡”之后，“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83〕蔡元培赞扬胡适不但治西洋哲学、文学，又能兼治汉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人也为胡适呐喊助阵、揄扬有加，自身形象上佳的胡适遂“暴得大名”，万众瞩目，成为思想导师和诸多趋新青年崇拜的偶像。如不喜欢白话文和新诗的章士钊稍后对胡适及其追随者的讽刺：“以适之为大帝，以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84〕本来自信不足的胡适也利用此机会积极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互动，进而拓展自己的人脉与声望，左右逢源，顺利地取代梁启超、章太炎、章士钊等人成为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的最大明星。在此层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对于胡适这样的后起新星尤其重要，他的崛起正是利用了这样的条件，而他的成功也为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了出路、榜样和追随偶像的机会——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身份蜕变与上升性流动的机会。
当胡适崛起后，其主张与立场不但影响了诸多的学生和同事，也影响到梁启超、章士钊乃至章太炎这样的前辈学人，甚至波及对手方吴宓、梅光迪等人特意另起炉灶办《学衡》与之对垒。非惟如此，胡适自己更是通过系列追忆和撰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或白话文文学史、近五十年中国文学史之类的文本，以及诸多自传式、总结式的书写和批评性的回应文字，强化和塑造了自己及陈独秀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与贡献，借此也重新梳理了新文学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的源流和定位，进而再造传统，将其视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85〕从而极大提升了新思潮“再造文明”的创新意义与启蒙效果，实则也由此自我偶像化——强化了胡适自身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形象，无形中也遮蔽或贬低了当时其他派别或要角如梁启超派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参与和影响情况。〔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