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英雄造时势
第三个是关于新文化运动的传播方式与受众反应问题。过去有学者讨论过陈独秀等人故意制造对手、利用炒作的方式激怒林纾以扩大《新青年》影响的问题。〔42〕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面向。事实上，虽然《新青年》北上同北京大学结合，并采取炒作手段制造敌人与话题，但其销路也难说多广，甚至一度被停办。直到五四运动发生后，借助于此次风潮，《新青年》的影响才真正传播广泛，成为各地趋新人士的首选读物，风靡一时。正如钟敬文后来回忆“五四”对其“旧式士人的候补者”生活的影响时之言：
“五四”的轰雷惊醒了我的梦。在这之前，我虽然见过《新青年》这种刊物，但并没有放在心上。“五四”运动开始以后，情况突然改变了，它成为我不可缺少的心爱读物，我千方百计要弄到它。一卷到手，每每由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一点不让遗漏。后来胃口更大了，订购《小说月报》，爱看《时事新报》的《学灯》。对于新诗，尤感兴味。〔43〕
这时连商务印书馆及其销量更广、影响更大、立场更为中立的《东方杂志》也不得不折节投诚，模仿《新青年》，迎合青年读者，出版新思潮书报、宣传新文化，并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广告。五四运动的影响随着新思潮势力的壮大与日俱增，或许正是鉴于此，北大图书馆开始留心收集“五四”前后有关的出版品，并打出广告向社会各界募捐；
“五四”前后各处刊行之定期出版物，骤然增加，为出版界开一新纪元。惜本馆所收甚少，且多不完全，不足供参考，而欲补购，又多苦于无从（下手）。本校同人或校外人士有以此类出版物慨捐本馆，俾供众览者，最所欢迎。如蒙随时代为搜集，尤所感祷。敬告。〔44〕
转言之，当时所谓新旧两派之间的对立其实并没有多么严重，后来之所以被上升为新旧之争，同新派善于挑起话题、制造对手、利用大众传媒扩大自身影响很有关系，尽管这样英雄造时势的行为被时人视为态度“佻薄”，“实足以自作敌派反唇相讥之榜样也”。〔45〕像刘半农和钱玄同唱双簧宣传白话文、故意人身攻击林纾，以及此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科玄论战等发生于新派之间的两次大论争，就是绝佳的例证。反观旧派，随着张勋复辟失败，以康有为为首的孔教会一派势力趋于式微，其他旧派多是暗中活动，处于守势，他们一般不愿意或不会采用在大众媒体上发言或宣示的方式。〔46〕如为《新青年》中刘半农《复王敬轩书》一文所激怒的林纾借助媒体、小说对《新青年》、蔡元培等人展开攻击和回应的做法，〔47〕在旧派里面其实不太常见——被“王敬轩”（即钱玄同）点名的旧派文人不少，唯有“中了”“文以载道”“毒”的古文家林纾站出来进行了反击。可以说，旧派人物一般不太愿意借助大众媒体批评新思潮、白话文或进行辩论，他们对这种传播方式不够重视，反而觉得有失身份与斯文，有什么不满和批评意见，私下里日记记录或相互间写信、聊天交流就可以了，不太倾向于将其公之于众。时论也曾指出这一情况：“新派之主张多散见于新闻杂志之间，旧派之主张亦但见诸书函之内。”〔48〕这样大相径庭的传播方式，自然使得颇有些危言耸听的新文化派论说较之于旧派的主张，传播得更广，受众更多，也更具有影响力。
换言之，即便旧派去创办一些杂志发声，也多半是跟国粹、国故、诗文雅集之类有关，完全属于同人性质的刊物，发行量有限，影响力不太大。饶是如此，这种举动也为新派所异常注意。如当坊间传出刘师培即将纠合旧派创办《国粹丛编》杂志同新派抗衡之时，鲁迅即痛骂刘师培及其打算主编的《国粹丛编》为“放屁”：
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出无名氏语录），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久，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49〕
事实上，最后刘师培、黄侃等人联合部分北大教员、学生只成立了《国故月刊》社，准备出版《国故月刊》杂志——该杂志经蔡元培首肯，由北京大学提供经费资助和办公场地，计划1919年3月20日出版第一期。即将出版之时，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该文除了标举陈独秀、胡适和代表新学界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之外，还特意举出以刘师培为首的北大教员中的“旧文学一派”联合学生创办《国故月刊》，以与新派对垒，“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看到此报道后，刘师培马上致函《公言报》（且将此文同时送登校内《北京大学日刊》）辩白，并让《国故月刊》也致函《公言报》进行解释，表示自己无意与新派争衡，只打算以保存国粹为宗旨：“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生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50〕
较之刘师培及时的退却，早时被钱玄同、刘半农当作靶子的林纾却展示出另外一种文人意气。当林纾对《新青年》中对他的批评进行反击且以小说《荆生》《妖梦》影射北京大学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以“禽兽自语”、为“无五伦之禽兽”时，〔51〕其“名誉也一时扫地了”，于是“人人都有了骂林先生的权利”。〔52〕特别是鲁迅，更是屡次发表评论对林纾、刘师培、黄侃等人进行刻薄的讽刺挖苦，其中针对林纾批评其“走了暗路”，“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53〕稍后甚至干脆称林纾（字琴南）为“禽男”。〔54〕陈独秀则回击林纾为“婢学夫人”。〔55〕
可以说，被动应战的林纾不管如何立论，其言论不可避免会被放大，进而被作为旧派的代表负面化：
如最近林琴南先生所作之《荆生》小说，竟恃一武夫之蛮力与人狠斗，以逞忿快意。又称人之说为狗声，何其态度之佻薄乃尔耶？我儒教受数千年专制君主之侮弄，一般小儒规规然惟以排斥异己为能事，然未闻有假武力以相狠斗也……林先生立言之态度如此，不足以辱人，适足以自辱，不啻自辱，且为我先儒辱也。〔56〕
实际上，林纾在小说中的影射充其量只是一种不恰当的书写策略，是一种文人意气的“游戏笔墨”，不但没有起到打击新派的效果，反而被新派视为其反动与守旧的证据，希图以武力消灭新文化人。〔57〕在被新派这样的围击之下，〔58〕林纾自己不得不出面公开写信致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处”。〔59〕饶是如此，此时的林纾已经被新派视为妨碍“学问独立、思想自由”的头号大敌，彻底被污名化，沦为“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60〕
实际上，有点大言吓人的林纾并不能算守旧，只是在后来如鲁迅、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青年导师看起来已经落伍于时代罢了。林纾早年在澳门《知新报》上发表的《闽中新乐府三十二首》，〔61〕实可被视为开启清末“诗界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新诗的先声，连论敌胡适也承认这是“很通俗的白话诗”：
林先生的《新乐府》不但可以表示他的文学观念的变迁，并且可以使我们知道，五六年前的反动领袖在三十年前也曾做过社会改革的事业。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作过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62〕
不仅如此，林纾使用古文所作的翻译文章，其中用语并不乏使用新名词之例。〔63〕林纾所批评的只是民初知识界盲目趋新的风尚，他认为这样或会导致国未亡而文字先亡的局面：“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绝也。”〔64〕
本来主要是有关白话文学的讨论，随着北洋政府的外交失败和武断颟顸地对学生运动的干预，新派论述中的新旧之争开始别具意义。如陈独秀伊始之际所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65〕处于敌对方的旧派不但处于弱势和守势地位，而且根本就未能组织起有效的反击，这殊出乎胡适等人预料，当时胡适给女友韦莲司的信，以及正在中国访问的杜威的观察和记载均提供了证据。〔66〕面对新派的勃兴，旧派中有人同林纾一样按照旧式思维请求当局采取强力的方式介入或干涉新思潮的发展，“校外的反对党竟想利用安福部的武人政客来压制这种新运动”。〔67〕如视《新青年》《新潮》为“纲常名教之罪人”的旧官僚张元奇就曾请求北洋教育总长取缔这些出版物，并能免去蔡元培北大校长、陈独秀文科学长职务。〔68〕只是其要求非但未被当局落实，反而留下口实，造成新派更大的反弹。恰如胡适后来的回忆所言：“我必须指出，那时的反对派实在太差了。在1918和1919年间，这一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便是那位著名的翻译大师林纾（琴南）”，他实在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反对派，我们的声势便益发强大了”。〔69〕
其实除了林纾，康有为也曾被胡适当作靶子拿出来批评，胡适讽刺“没有皇帝可保”的康有为可以效法叶德辉编《翼教丛编》，再做一部《翼教续编》，“来骂陈独秀”，〔70〕然而康有为并未应战。这也正像胡适日后曾说过的：“今日所谓有主义的革命，大都是向壁虚造一些革命的对象，然后高喊打倒那个自造的革命对象。”〔71〕当时新派发起的文白之争、新旧之争，其真相何尝不是如此？